11月9日，是迪兰·托马斯的忌日。这位年仅39岁的诗人曾在1953年的11月9日因一连喝下18杯伏特加而暴毙。英年早逝的他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歌作品，其中就包括那首“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同时代的保罗•奥斯特与这位“疯狂的迪兰”惺惺相惜，似乎产生了同样的情感表达。他说：

“风险藏匿于自满自足里，一旦降临于作家头上就无异于迷失”。

“旺盛的精力、灵感满溢的脑瓜，还有不出走就发痒的双脚”让奥斯特无法安心囿于在自满自足的港湾里，而是从小和“恭顺、屈服”展开一场背道而驰的叛逃。

由此，他是个作家，但又从不止步于作家。

侍应生、电影助理、记者、船员……在1987年出版《纽约三部曲》之前，保罗•奥斯特就已经在不同的社会经历中穿插、变换，不甘于陷落所谓温和的泥沼，连他自己都不禁反诘于己：

“为什么我的朋友们能慎重处世，而我却如此孟浪，根本不计后果？”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渡尽战火余波、经济生活渐有起色。

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大萧条与冷兵器的阴影仍旧挥之不落。

1947年，保罗•奥斯特出生于一个还算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时代背景的不同侧面烙印在父母的记忆中，形成了双方性格上的天差地别。被大萧条记忆攫住灵魂的父亲吝啬、精于计算而母亲则是尽享“消费主义的仪式”，大胆铺张。这种性格上的对撞在后来直接导致了奥斯特一家的分崩离析。如果说年幼不懂事的奥斯特还犹存天真地“将忠心一掰为二，献给父母二人”，但等到十一二岁时已经转变为对父母以钱为命的行事风格有所不满。

《疯狂》杂志当时给了陷入中产阶级安逸的少年奥斯特当头一棒，美国社会中滋生的种族主义、国际格局中蔓延的两极化走势等问题被靡丽的物质生活所强行遮蔽，透过他人的洞见奥斯特也逐渐意识到社会表象背后无处隐藏的空虚：

“有益身心、乏味而纯正的美国生活不过是赝品，不过是虚情假意的广告噱头。一单你开始研究这些事实，泛浮于表面的矛盾、猖獗满眼的伪善便会昭然若揭，忽然之间，以全新视角看待事物就会变的可能。”

不同于之前“在谁的麾下称臣都没问题”，奥斯特表露出对父母招摇摆阔的不屑与轻视。于是，16岁的奥斯特去纽约州北部的夏令营兼职，体验和同龄人工作的乐趣，随后也在藏污纳垢的后厨帮工，感知着本不能干重活的疝气患者曼斯菲尔德在少年运送重器时的出手相助。

整个家庭终于还是在奥斯特毕业前和平解体，父母彼此平静离婚，奥斯特也没有不依不饶，反倒是“兴奋不已”，真相的袒露无疑犹如拨云见日、窗明几净，离婚成了对所有家庭成员的解放。与此同时，“不再有什么归宿能让我回头，除了离家出走，我无处可去”。

这次是真的离家出走了，就在毕业典礼召开的前夕，失去家庭归宿的奥斯特用自己打工挣的生活费游历欧洲。

在人流不息的都市巴黎，漂流无所依，举目无相识：

“深知经常是孤独得过分，足以听见自己脑袋里的声响”。

“九月，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随后的四年里，钱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畴内。”

奥斯特从未把打工当作真正的经济依托和地位获得渠道，在青春懵懂的阶段，工作是为了“明白我是谁，我又是如何适应社会的”，等到大学阶段，“全是关于书籍，关于越战，关于努力搞清楚怎样实现我想做的目标”。

“挨饿的诗人”是保罗•奥斯特对于自己哥大生活的概括，打工、交换允许他追求的是精神生活的丰盈，挨饿又不得不使其偶尔赚取生活费，当然这并非其工作的本意。

他尝试了在出版社撰写教学幻灯片的白领工作，在第一天就顶撞了搞不清民主概念的上司，而在工作了仅仅20分钟后即被辞退。这次的工作经历让奥斯特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办公室，场地管理员这样的蓝领工作反而能让他自得其乐。十九岁的夏天，在凯茨基尔山准将酒店工作时遇到的凯西和泰迪成为奥斯特美好的岁月追忆。对于生活尚且优渥的奥斯特而言，例行的打工活动已然成为他脱离原有坐标的一次逃逸，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穷乡僻壤间发现全新的延伸方向。

除了各种底层行业的体验，约稿、翻译、家教等也曾是奥斯特寻来谋求糊口的临时工作。其中最出乎意料的是奥斯特曾迫于经济压力创作色情小说。奥斯特一开始“巴不得挣这笔钱”，可是写了二三十页就已经没有灵感，感觉自己储备的同义词意境全部用光了。

在大学交换项目中奥斯特再次回到了曾孤独旅行过的巴黎，却因为反抗学校僵硬的语言限制而选择退学。他用剩余的积蓄支撑了在巴黎的生活后，幸得系主任普拉特的帮助才得以重回校园。

值得一提的是，大学时期的奥斯特以奎恩为笔名，就是《纽约三部曲》之《玻璃城》中的跟踪者奎恩，那个盗用了“保罗•奥斯特”名讳的奎恩。

三十而立。

1987年，向来笔耕不辍的奥斯特直到而立之年才出版了第一本书《纽约三部曲》，这本书显然有些姗姗来迟。

毕业之后的奥斯特并没有在一开始就选择小说创作，而是在继父的帮助下登上了埃索•弗洛伦萨号邮轮干起了拖地铺床的差事，从帮船员再到帮船上官员，杂活儿照做不误。但只要片刻工闲，奥斯特就回到房间读书写作。

“我为那些被黑色公牛践踏的人写作。”出自于伊丽莎白时代诗人福尔克•格雷维尔，这是一句奥斯特最钟爱的英文警句。在那条有着“地狱般的庞大结构”、“嘶嘶作响的导管”和“喷火的高塔组成迷宫般的网络”的游船上，犹如野兽的肚子吞没着产业链中蝇营狗苟的渺小劳动力。工业时代的生产图景刺激着奥斯特，令他难以忘记炼油厂码头附近散发恶臭、浸满油污的水库，“这种丑陋是如此普遍，与赚钱的买卖和赚钱者由此获得的权力是如此紧密联系——甚至到了摧毁地容地貌、颠倒自然界的地步——我甚至逐渐萌生出勉强的敬意。降到最底层去看吧，我对自己说，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不管你会怎样想，这种丑陋才是真相。”在充斥着声色犬马、食色性也的船员生活中，奥斯特无力于也不屑于融入融入其中。

既然体验新鲜生活方式的目的达到了，奥斯特选择下船。

这次他要再去一次巴黎！

中介佣金、房屋押金、没电费、房租……刚在巴黎落地，奥斯特的积蓄就已经被“瓜分”得所剩无几，又重新过上了四处求职的生活。先是在《纽约时报》巴黎分社兼职，后又被玛丽•麦卡锡引荐翻译北越新宪法。为老派电影制作人编写过故事梗概，也和友好的阿瑟•科恩共同为“藏书票”公司编目。与灵魂人物约翰•列侬偶然搭讪，也曾为波兰裔作家科辛斯基鞍前马后。

但这些工作都做不长，不是和雇佣者不欢而散，就是不安于稳定的现状。

奥斯特曾将工作看作是“一锅怎么炖也不到味儿的菜”，刚开始时时一回事儿到最后却成了另一回事儿。即便是像阿瑟•科恩和奥斯特相处融洽的上司都不能留住一个长期流浪者的心。

不过所幸的是，在承受投资失败的重担时，奥斯特读了很多的侦探小说，尤其是美国冷硬派小说，找到了缓解压力和慢性焦虑症的缓释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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