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0年离开英国的时候，我一个人先上了伦敦飞往慕尼黑的汉莎航空飞机，然后再从慕尼黑转机上海。

第一架飞机上坐满了欧洲白人商务人士。早晨的阳光不错，气氛类似那种“现在该来点轻音乐配点白葡萄酒”的时刻。飞机在欧洲大陆上空缓慢移动，我在一个纸信封上记下了自己的心情。我知道自己正在暂时移出一种文明，一种优越多时但终并不属于我们的文明。

我喜欢并欣赏它的很多部分，但我要回到自己的世界去砥砺真实的生活。

在慕尼黑换下一架汉莎航空，世界已经来到原有大半的模样，在欧洲打工的浙江和福建同胞，抱着0-3岁之间的小孩，和零星的几个白人一起往东方而去。你不能说这些华人是欧洲人，但他们其实在欧洲生活够久，腰间可能也产业万贯。

中国人实在是这个世界独特的景观，他们勤劳、雄心勃勃，而且越来越纵横四海，但是骨子里的气味你又能轻易嗅出来。这些年的国际航班，我碰到过手持厄瓜多尔护照的圆脸大哥，准备去刚果做生意的板寸男人，甚至还有一群准备去当时正在闹“埃博拉”病毒的塞拉利昂买中国鞋子的小姐妹。

我不知道他们后来各各的命运如何。很多时候，人们还是活得像单细胞生物一样独自游移。

落地上海的时刻，刚刚出了机场第一重玻璃门，走向磁悬浮的时刻，热气已经如爬虫一样包裹全身。那让我意识到上海乃至中国还有很多生活的缝隙，并不是像西方美好得无缝连接，也因而给我们的生活，有很多需要去填补和发挥的空间。

当然，中国确实是一片热土。从伦敦大学学院研究生毕业后，我在这片热土，又呆了七年。

二

（当年在伦敦住所前草坪踢球的照片，房子没变，人变样了）

离开七年后，我们终于一起再度回到伦敦。

已经有六年没有单独带其乐越洋飞行。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和这位新晋teenager怎么玩，总觉得他兴奋度不高，对我的旅行安排不感兴趣。

事实证明，他确实有点慢热。当我们站在archway station，呼吸久违的北伦敦空气时，他还是那个爱低头玩魔方爱打足球游戏的少年。

我和他妈妈却在旁边自顾自地热泪盈眶。这种情绪酝酿在飞过来的泰航飞机上就开始涌上来了。七年？Oy my god! 七年发生了多少事情！但怎么就好像被彼时和此时的伦敦压缩得就好像只离开了一阵子。中间的世事纷扰， 都浓缩在一个罐子里。剥开了细尝，自是有一层层滋味。

但什么不管了，我们回到伦敦了！

其乐和大多数人一样，可能很难理解我们对伦敦的感情，或者说伦敦对我们的意义。因为伦敦，这个三口小家庭第一次在遥远的异国独立地探索属于他们的生活，没有其他亲友的帮忙，忙乱而自由。在30岁之时，两个人不管明天会发生什么，gap year出国，本身也是一种乐观主义生活方式。而伦敦没有辜负我们那种乐观。它的文化具有无比的包容开放度。而且英文使我们能对其思想文化相对深入地吸收，如果生活在一个西语、德语或者法语国家，我们肯定没办法那么融入。

伦敦提供了一种完全迥异于上海乃至中国的生活氛围。塞满游客的逼仄街道和广阔怡人的公园居然完美地存在于这个国际都市。150年来，有点低矮狭窄的地铁，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印记，尽管换乘经常需要走长长的路，电梯也不太多。但这个城市显然有自己牛逼的理由，它也有牛逼的雄心。它曾经领导过这个世界，这种气质不是一般城市所有的。

而在我们所生活过的伦敦，更多是北伦敦的典型中产街区生活。有一条开满小店的high street，几处动静适度、对小孩特别友好的公园。距离市区30分钟地铁可达，也有颤颤巍巍开过的红色双层巴士。每一家小店都有人情味，很多顾客都是熟人，总忘不了打个招呼。

七年过去，这样的北伦敦没有太多变化。在East Finchley Station，回忆和清冽的空气一起钻进大脑。街上的小店，最多只变了20%。当年最常去的Tony's Continental杂货店，男主人还在。他说还记得我们。在摆满了牛油果、洋蓟、樱桃的摊档间，一个当年的5岁小孩长成了12岁的少年，他对过去只有模糊的印象。

Tony's Continental

London Martin School

当然，他读过的小学也有点破败了。我们试图进去学校未遂，其乐踢过球的操场上，草长得很高，好像没有人修剪。小学旁边的图书馆在进行几个月的整修。妈妈指着一个路口对其乐说，当年我经常在这里给你买冰激凌。你拿着冰激凌经常要走到花圃边缘上走回家，现在你还要走吗？

其乐摇摇头。

回忆的顶点在Fortis Green78号的门口来临。那是我们住过的地方。门框、窗户甚至野草，都熟悉得要命。望向我们住过的Flat 17， 里面的住客已经提早退房，房间正空着，通过落地玻璃窗能看得一清二楚。

忽然有了科幻《彗星来的那一夜》的感觉。一个自己在看着另一个自己浑然不觉地生活着。那房子里分明还有我们，我应该正在厨房洗碗，其乐在客厅玩玩具，小创在房间里收拾。我都生怕他们一转过来就会撞见我，这现在的自己。

近乡情怯，伦敦明明是他乡，但却又为何有这等魔力，让我们在阔别之后的重抵之前会检视自己的灵魂。这七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刀锋不会磨钝了吗？”

幸好，离开七年后，我们最大的成绩是让自己都成为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掌控自己命运的人。

三

伦敦自2012年奥运会以来，开发了很多新高楼，东区也初见规模。和原本大多数古色古香的老建筑显得有点违和。

以中国的速度，这点变化不算什么。以一个数百年的国际大都市而言，仍然有这么多待开发的地方让人意外。

我去七年前住所附近的Sainsbury超市检阅了一下物价，发觉虽然很多人都抱怨物价高了。但是基本生活物资并没有提价多少，仍然有一大袋一英镑的土豆，60便士的绵软的丹麦切片面包，以及无尽的火腿、香肠。这些东西，在中国数倍的价格也难以有相近的质量。

但是下馆子、交通仍然是穷学生颇感压力的。只是现在来英国读书的也未必是穷学生了。碰到一个朋友，说每个月花两三千镑（约合两万人民币）租一间独立公寓的中国本科生大有人在。而她自己，在同时收到LSE和帝国理工两个研究生学位offer的时候，正纠结要去读哪个的时候，父亲大手一挥说，喜欢就两个都读吧，也就是前后各一年而已。

“奢侈”在年轻面前，已成常态。

就如，我和其乐念叨我们仨在伦敦每天交通食宿要花上两三千元，相当于小城市人们一个月的收入的时候，他并没有太大的感觉。我不知道他们这一代人，长大了还会不会习惯去睡青旅的硬板床，会不会打工旅行。或许是我多虑，但我已经决定开始为他的旅行断奶了。

“下次你要出来旅行，一定要你自己非常感兴趣的地方，你做了一些了解和准备，我才带你去。你18岁以后自己打工去旅行吧。” 我说。

我害怕过早的旅行“曝光”（exposure）会让他失去以后自己旅行的新鲜和冲动。

“爸爸，在我自己开始旅行之前，我们一起去次朝鲜吧，我知道那里得跟团去。” 其乐说。

由于我的介绍，他知道世界还存在那么一个和大多数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他还在英国的电视上看了朝鲜的阅兵仪式。他对那里的生活感到好奇。他甚至已经开始准备要对同时行使监视功能的导游聊些什么。

整个行程里，最让我们欣慰的一点是，其乐到了书店就迈不开腿。我们经常在书店花上两三个小时，多买了一个行李箱装书，最后还苦恼于没法买更多。

在母校UCL旁边的Waterstone书店，我激活了七年前的会员卡。当年我经常在这个书店买新出的书，写成书评发表于国内的报刊。记得我写过当时逝世的曼德拉，写过中国在非洲的扩张。这些话题，现在国内也没太多人关注了。但就在二次元、娱乐至死、中国有嘻哈的年代，另外一大片的世界还是在继续运转着，他们会把历史书放在书店的第一层，就像在美国，非虚构书架永远在书店第一排一样。并不是所有高度发达的社会都会被娱乐化和网络冲刷掉回望、反思、记录和前瞻的精神。

Waterstone和其他一些书店，都活得不错，甚至还扩大了。很精心而奢侈地为读者准备了安静读书的一些窗角，实在美得耀眼。

重返伦敦，是重返丰富的精神食粮之田，我们也更有信心和耐心，在精神文化仍然极度匮乏的中国，人们不会长期忍受这么畸形下去，一定会有改变的力量在作用。

而我们，也要扮演一股小力量。

这个几乎每餐都要吃意面，喜欢电影、音乐和阅读的小孩，也将会有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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