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反对实证主义--评陆铭《如何把实证研究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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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虚构的规律

一个人们应该知道的常识是，实证不能验证理论正确与否，我们无法从经验中推出理论，这是由人的主观性所决定的，人的行为受其动机所支配，而实证主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把人当作小白鼠来考察，如人是小白鼠，人的行为所产生的现象是有客观规律的，那么实证主义是可行的，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通过实证发现的规律也适用于其他时刻、其他地点，但社会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产物，与个体的价值判断有关，没有自然科学所研究的那种规律性，这就决定了实证主义是行不通的。

在实证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性规律，和自然界一样，受“适者生存”法则的支配，人必然也必须服从这些法则，但实际上，人类并没有必然也必须服从的客观规律，人的行动是人的观念的结果，换句话说，“无形的”观念才是构成人类社会的“基石”，而个体的观念（如何产生）是没有规律可循的。这就是说，社会现实并不独立于人的观念而存在，如人们的观念变了，即使观察到的现象没有变，社会的事实也已经发生变化，只是实证主义者还没有发现或意识到而已。可以说，未来取决于未来人的观念（知识），当人们观察到“某种现象”时，并不意味着未来也必然会如此，从而可以验证实证者的假说，也即，实证主义者试图验证的“规律”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是被“人为”虚构出来的。

与用数据验证理论相反，任何的数据所代表的事实必然需要通过理论框架本身来组织与解释，所有的事实都是“理论的事实”（theory laden），数据自己是不会说话的。对数据的解释是“理论选择”的结果，同样的数据，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完全取决于解释者的目的和他的理论。理论先于数据，数据不会自己选择自己，对数据的选择也是研究者头脑中事先存在的理论所决定的。

实证主义者总是能够找到数据来验证自己的“理论”的，假如他想那样做的话，如查尔斯.H.道所说“以历史证明经济理论之正确，那不费吹灰之力”，如他想得到那样的结果，就去找那样的数据，想得到这样的结果，就去找这样的数据。历史经验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真正重要的法则（注意不是“规律”）往往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不是可观察到的，是需要“洞识”去发现的，而可观察到的可能是不重要的，比如经济学上有名的“破窗效应”，如用实证方法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打破窗户会拉动经济增长。在2008年“四万亿”政策出来时，当时经济确实“繁荣”，如做实证研究，看数据，很容易得出政府刺激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这就如同生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经济学家，通过实证，很容易得出计划经济有助于经济发展一样，因为那时苏联的经济确实看上去不错。

社会现象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对象

实证主义依赖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但我们知道，如果仅单纯地直接观察人的行动而不理解该行动背后的意义，那么，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真实的人类社会，换句话说，直接观察并不总能告诉人们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比如两个人之间的“搏斗”，既有可能是在打架，也有可能是在进行拳击比赛，又比如“死鬼”一词的使用，既有可能是在骂人，也有可能是打情骂俏。如哈耶克曾指出的，“社会现象并不是我们能够直接整体感知的对象”，但实证主义者却“不自量力”地把社会现象视为可以“直接”感知的对象，可以说，这无非也是一种理性的狂妄罢了。

“实证”无法考虑那些将要发生的现象，或已经发生但不可观察的现象，比如政府干预的代价很高，而实证主义者只能看到干预带来的“好处”（可观察的），而无法看到干预的坏处（不可观察的），有时，这些坏处也往往是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露。实际上，边际革命之后，再坚持实证主义，那就是无知了。因为边际革命告诉人们成本、效用等等都是主观概念，对主观的东西，怎么可能进行实证呢？比如，机会成本怎么测量？所以，经济学重要的法则都不是直接可以通过实证获得的，是深入的思考，是概念与逻辑的产物。

个体的主观性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特征，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而实证主义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根本性特征，把人仅视为刺激-反应的动物，如此一来，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人的创造性潜能。比如在“约束下的最大化”方法中，个体就是刺激-反应的动物，而这一方法是张五常等实证主义的倡导者们最常用的方法。此外，弗里德曼、张五常也把“自然淘汰”、“适者生存”视为“实证”的标准。然而，这无非是忽视了人的主观性的结果，实际上，人类社会的“自然”并非“生物”意义上的“自然”，而是人们观念的产物，从而，决定人类演化的并非“自然选择”，而是“文化选择”，比如“缠足”的消失，那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人们在“观念”上已经开始认识到这种习俗不文明，不人道，进而才带来了“行动”上的改变。

由于实证主义预设了“存在就是合理”的逻辑前提，所以“存在”是可以用来“验证”假说是否合理的，但关键问题在于，存在的，并不一定合理，如“缠足”、“贸易保护主义”等显然是一种不合理的“存在”。此外，与“存在不一定合理”对应的是“合理的不一定存在”，比如“自由贸易”，虽然是合理的，但由于目前并不存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利用“存在”来对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可见，对于实证主义者而言，也只有对已有“过去”的“验证”罢了，对于“未来”，则完全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预见性与前瞻性。

“变量实在论”的错误

实际上，人们是通过理解他人行动的意义，才理解社会的，对此，哈耶克曾说：“在社会科学中，我们所熟悉的要素是个人的态度，我们通过组合这些要素，尝试着重建复杂现象”，也即，我们之所以能够观察到某些结果，是我们“组合这些要素”的结果，如哈耶克所言，社会科学的方法是从“要素”到“整体”的“综合”方法。但遗憾的是，实证主义者并非从理解要素出发，而是从“整体”出发验证“要素”（他的假设），这样一来，就把“社会”视为一个可以把握其整体构造的物理客体，进而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张冠李戴”地用于社会现象中，这无疑等同于“东施效颦”，着实令人啼笑皆非。

由于实证主义依赖于“变量”的测度，这就不可避免地会犯“变量实在论”的错误，比如土地、资本和劳动等均被实证主义者简单地视为可测度其形状的“杯子”，然而，这些变量准确地说，都是“结构”概念，其经济价值的高低依存于具体的结构，比如同样的劳动者，身处竞争性行业，抑或垄断性部门，其创造的经济价值是大不相同的，而实证主义者往往看不见或无视这种区别，会使用统计劳动者人数的方法去测度劳动力，对资本的分析也同样如此，以为简单地利用统计资金数量的方法就能准确地反映资本在不同部门的价值，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形式化”困境

社会科学必须具有“现实性”，这也是社会科学“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对于“现实性”存在两种看法，一是理论本身的“现实性”，如奥地利学派的“逻辑-现实”主义，在假设和逻辑中体现“现实”；二是实证主义强调的，对“假说”的检验，如前所述，这种意义上的“现实性”是很难成立的，因此，也是不具备“科学性”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理论”本身是完全无法被“证实”的，如哈耶克所言，理论是可以大致地预测现实的。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地区分“实证主义”与“实证”，我们批评和反对的是当下主流经济学疯狂肆虐的实证主义方法而不是实证本身。当理论的前瞻性在现实生活中自然呈现，被人们普遍认可时，我们可以说，这种理论的预见性被现实“证实”了。

实证主义的流行，使经济学陷入了“形式化”的“路径依赖”而无法自拔，即对形式的盲目推崇而忽视了思想本身，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经济学的理论危机。哈耶克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也曾警示性地指出，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科学中是绝对误导性的，并认为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批评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说那是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同样危险的一本书。

最后，想说的是，一个人经济学水平的高低，也是难以“实证的”，特别是在体制内，往往用发表论文的刊物的“级别”，以及高级别论文的数量等来衡量，但这其实与是否掌握经济学毫无关系。这种客观的评价标准的产生，本身就是“反经济学”的结果，即官办体制下，主观评价的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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