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与反抗——挪威建筑师的成就

Action and Reaction: The Work of Architects in Norway

汉斯·斯科特，英格里德·赫尔辛·阿尔莫斯/Hans Skotte, Ingerid Helsing Almaas

司马蕾 译/Translated by SIMA Lei 

摘要：建筑师的工作往往与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结构相关，或在某些社会中与政治相关。在挪威，建筑职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尤其在住宅领域的重建工作中。在住宅建造经济下的城市发展日益偏向技术治国主义化，而1960和1970年代出现了强烈的反抗，无论是公众还是职业建筑师都开始聚焦于环保观念。在城市中心之外，国家政策致力于支持区域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福利国家进程中，建筑师在塑造小型社区的实体环境中起到关键作用。而今，建筑职业受到的外界影响日渐减小，很多充满创造才能的挪威建筑师将他们的工作变成影响挪威本土以及全球的资源和灵感。

关键词：挪威，战后重建，住宅政策，技术治国主义，保护，政策福利，性别平等，北欧模式

（正文节选）

建筑是一项具有社会性的工作，因此，建筑师的工作势必与其所在社会的社会和经济事件发生联系。汉斯·斯科特和英格里德·赫尔辛·阿尔莫斯认为，在20世纪下半叶的挪威，这种联系表现得尤为紧密。虽然建筑行业的政治影响力在各个时代有盛衰波动，但那些有才能的建筑师们取得的成就却能跨越时空，给身处各个时代的人们带来灵感。

建筑师的工作总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权力结构或政治息息相关。因此，建筑实际上反映了那些有能力雇用建筑师的人心中的愿望和象征。从金字塔、帕提农神庙到帕拉迪奥和普金的作品莫不体现着这种映射。当西方文化输出到世界其他地方时，建筑也成为了殖民政策的一部分；而当这些殖民地在300年之后开始为自由斗争时，建筑也是彰显其独立性的重要标志。进入20世纪后，现代主义建筑则展现出新形式的国家的愿景。即使在今天，对于诸如“归零地”一类的建筑，我们除了将其看作高度政治化的象征，又能如何理解它呢？

然而，建筑也不仅仅是出自训练有素的建筑师的产物。基于比较合理的估计，我们可以认为全球仅有约5%的建筑环境是由受过训练的建筑师设计的。其余的建筑要么是由工程师主导建造的，要么就是由当地人自行修建的。不过在挪威，建筑师在塑造现代化的建筑环境方面比在大多数国家更有主导权——至少直到最近都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挪威的经济发达，经济力量给予了我们不断扩大和翻新建筑物的能力，这一不停更替的过程也和我们历史上喜爱使用寿命较短的木材来建造建筑的传统有关。这种建筑环境与形成它的政治力量之间的互惠性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可以见到，但即便如此，建筑师和建筑物在现代挪威的发展中也可能比在其他许多国家发挥着更重要的政治作用。挪威（图1）人口稀少，在1950年代初期仅有约300万人（今天则上升到了约520万人），这些人口分布在相当于内蒙古的2/3规模的约325,000km²的土地上。因此，即使在20世纪，无论用哪种标准看，建筑在挪威都是个很小的行业，其卓越的影响力主要源于建筑师们在二次大战后的岁月中承担的专业承诺和社会责任。

1 挪威：挪威人口仅500多万，分布于大小约为德国的面积之上（图片来源：https://pixabay.com/en/norway-fjord-village-panorama-954895/）

战后重建

要理解今天的故事和昨天的历史间的关系，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些战前的社会线索。挪威在历史上没有过封建制度或贵族王朝来建造国家性的建筑或宫殿。战前的挪威拥有的是基于渔业的强大的沿海经济（图2），并实行着包含着内在不平等性的传统土地所有制度。在经历了19世纪的工业化之后，劳工运动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到1930年代，这一力量已经成为了挪威政界的主宰。许多建筑师也加入了这一运动，他们的参与大多是出于信仰，而不是出于阶级原因。他们主要关注城市发展和住房的问题（图3），这些领域在过去则由房地产的投机者所主导。他们的努力促成了战前时期的首个合作住房计划（图4）。但战争结束了这一切——挪威在1940-1945年间遭到德军的占领，到了战后，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1945年战争结束后带来的战略性飞跃改变了建筑师遵照行事的政治现实，建筑师也开始参与改变现实社会。因此，这正是我们的故事开始的地方。

2 沿海渔业传统：Fembøring渔船连同其他渔船是挪威沿海地区生活的必要组成（图片来源：lofotenfolkehogskole.no）

3 托尔绍夫：位于奥斯陆托尔绍夫的新古典主义住宅，由市政住房当局设计并于1918-1923年建成（图片来源：krogsveen.no, http://krogsveen.no/Selge-bolig/Solgte-boliger/Bolig/Leilighet/Agathe-Groendahls-gate-5-891158696）

4 艾塔斯塔德：“Etterstad Palace”是奥斯陆最早的合作住宅项目，由雅各布·克里斯蒂·谢兰设计，于1931年建成（图片来源：obosno/wikimedia commons,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OBOS-borettslaget_Etterstad_1..jpg）

敌对势力长达5年的占领彻底破坏了挪威最北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筑师们从这里开始了行动。除了重启经济发展，住房建设是人们优先关注的行业（图5、6）。在这一乐观的战后年代建设的住宅项目具有很强的社会关注度，房屋和公寓的功能性往往很强，甚至比现在的开发商建设的住宅实用性更高。体现国家公共意愿、具备专业性和社会信任度，这使得建筑师成为了建设战后环境的中心角色之一。在战争中经历了流亡的人们带回了关于现代住宅和城镇、区域规划方面的创新性思想——刘易斯·芒福德在这一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一些返回祖国的建筑师在战后重建的国家机构中继续担任战略职务，他们很快叫停了在战争年代制定的重建计划（图7），因为这些计划显得过于“德式”，也太老套了。他们想寻找一种更为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规划方法。然而，因为时间的紧迫性和当时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大多在战时制定的计划还是得到了实施——虽然他们有着明显的“德国味”。

5 盖起瑞典房子：二战后瑞典政府捐赠约635套房子给战后夷为平地的挪威城市，由戴格文·穆尔瑟斯和马斯·威尔-格德设计，在瑞典预制、于1940-1941年在挪威建成；此图为纳姆索斯城（图片来源：由作者汉斯·斯科特提供/provided by Hans Skotte）

6 瑞典房子的现状：位于克里斯蒂安松的瑞典房子现状（图片来源：由作者汉斯·斯科特提供/provided by Hans Skotte）

7 博德：二战后的博德重建规划，由斯维勒·彼得森主持的BSR事务所设计；水彩画作者雅各布·汉森，1943年（图片来源：The National Museum of Art,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Norway/Dag André Ivarsøy）

从功能至上到对反技术治国运动

住房不仅仅是由建筑设计、砖头和砂浆组成的。居住，无论作为动词还是名词，都和家庭息息相关。在战后的挪威，政府鼓励人们拥有自己的家，希望人们进行储蓄并将钱投入到建设自己的家园中去。同时，政府也对保护私有财产进行了立法，并用相关的经济激励措施来支持这一政治前提。挪威的战后住宅（图8）由独立运营的合作社来组织开发，由新建的国家住房银行资助其建设，并由居民自身来对其进行管理。这使得建筑师能与用户群体保持密切的联系，可能也解释了早期的战后住房项目为何功能性特别优越。但是在整个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建筑师的政治作用和影响力逐渐被削弱了。住房和建筑逐渐成为了可量化的商品，由官僚来进行开发管理。这一时代的建筑只注重数字。在奥斯陆的周边建起了第一个具有普适性的高层郊区居住区 （图9），这一住区的建筑由许多著名的建筑师进行设计，各种建筑风格被统一在“实用主义”的标签之下。这一崇尚技术性的转变发生在了二战后的世界大多数地区，催生了全球性的反应，并最终导致了1968年5月在巴黎发生的学生骚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殖民主义思潮。

8 兰贝斯特：位于奥斯陆兰贝斯特的住宅方案，由弗罗德·林南和奥拉夫·特韦滕于1950年设计，水彩画作者阿尔内·斯滕森（图片来源：Oslo Museum）

9 阿梅鲁德：1968年,哈康·米耶尔瓦和佩尔·挪森为阿梅鲁德的6000居民规划的住宅项目（图片来源：Office for Cultural Heritage, Oslo; http://www.oppdaggroruddalen.no/Omraader/Ammerud/Plan-og-arkitektur/Arkitektur-og-planlegging）

建筑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因此大多数的建筑师都是公众眼中的专业人士。随着这种要求变革的思潮的产生，许多被边缘化了的建筑师重新进入了公众视野。这些建筑师首先代表了反对由官僚主义或技术治国主义来主导城市规划的声音，出现在了从都柏林或者说柏林，再到简·雅各布斯的纽约等诸多城市。此后，建筑专业的人士开始提出新的城市问题解决方案，并根据新时代的需求着手开发务实的物质干预手段。这也是城市保护运动的开始：根据城市技术专家的论证，本来要组织拆迁的旧城，通常属于工人阶级社区的这些地区突然沐浴在了新的阳光之下，并被赋予了新的价值。许多建筑师亲自参与到保留和恢复整个街区旧建筑的项目中去（图10）。他们不仅广泛活动，也通过公开抗议让今天许多被我们认为是城镇中最珍贵资源的历史街区在被拆除的命运中幸免。活跃在这些辩论和反抗计划背后的常常是建筑师和建筑学专业的学生。

10 布林肯，1978年：对奥斯陆的历史街区坎彭的保护工作（图片来源：Robert Lorange/kampenhistorielag.no）

这是个孕育重大变革的时代。抗议是反对官僚主义治国的第一阶段。紧接着而来的是政治上的转变：个人化、私有化，以及最后到达新自由主义和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都开始影响建筑。在国际上，建筑师追逐着资本的流动方向，越来越沉迷于对理论和美学的内在追求。即使在挪威，社会对建筑专业的信任度也逐渐衰减，公众的共同目标感缓慢消失，“公共”住房的概念也是如此。对住房问题的探讨开始更少关注如何让人们承载他们的家，转而关注如何为人们提供投资机会。

不过即使在这些年，那些杰出的建筑师仍然在创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作品。由斯维勒·费恩在哈马尔设计的博物馆项目Storhamarlåven（图11）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这一项目探讨了历史街区与今天的现代建筑之间复杂而深刻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也出现了一些精品建筑。然而，这些作品都是凭借个人努力，而不是社会团结或公共政策作用的结果。直到几十年后的1990年代，建筑才再次开始成为具有社会贡献作用的政治力量。

11 Storhamarlåven：海德马克博物馆，哈马尔；过去与现在相交，斯维勒·费恩，1967-2005（摄影：Helene Binet）

支持地区发展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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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经济与本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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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界的反抗

...... 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建筑师们的反抗。新的建筑从业者们基于不同的目标创立了各自的小公司，这些小公司具有多元性和互补性，许多公司坚持将焦点放在本地区，但也和其他小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些努力需要成本来支持，许多小公司在维持经营和实现新想法上挣扎着，其中的一部分获得了成功，更有一些则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蒂因-特内斯图恩建筑师事务所（图17）也许是最热门的例子。继在南方国家开展了一系列基于社会目的的小型实践并得到广泛报道后，他们成了唯一被邀请参加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主展览的斯堪的纳维亚公司。蒂因-特内斯图恩的创始人在开始创业时只是学生，但在几年间，他们在国际建筑新闻界获得的报道比包括斯内赫塔在内的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建筑公司更广泛。尽管他们的作品到目前为止都较为温和，但他们所获得的关注也证明了建筑行业的转变：建筑师正在脱离他们的后现代美学专家的角色，转而关注当今时代面临的更为迫切的挑战，例如社会公平和全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7 卡西亚合作社：蒂因-特内斯图恩建筑事务所于2011年在苏门答腊岛设计的肉桂生产训练中心，在当地居民和建筑学生协助下建成（图片来源：Pasi Aalto/TYIN tegnestue）

建筑与政治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政治也与公众情绪密不可分。建筑师在二战之后扮演的直接政治角色的时代早已过去了。对于当今挪威个性化的消费者来说，建筑主要传递的是个人兴趣。目前的右派保守政府已经将住房和城市发展完全托付给了自由市场经济。挪威的建筑师现在还不能大幅地影响公众情绪，从而恢复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他们仍然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专业发挥的空间也受到承包商和一系列专业顾问的挤压。面对当前的建筑实践与资源短缺、气候变化问题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矛盾，他们有可能起到的潜在关键作用也许也会因为那些将可持续性（图18）作为市场发展机会的专家的存在而被减弱。例如，节能现在已经成为整个建筑行业的关注焦点，但这并不是一个由建筑师主导的专业领域。不过，社会的可持续性目前尚未明确地被定义，因此挪威的建筑界也并未完全失去其重要性（图19）。

18 自行车驿站：位于利勒斯特伦火车站的自行车驿站，远距离的上班族可以在搭乘火车前停放他们的自行车；由多个建筑师设计，2016（摄影：Ibrahim Elhayawan）

19 学生住宅：位于特隆赫姆的学生住宅。挪威最高的用交错层压木材（CLT）建造的结构之一；MDH 建筑事务所，2017（摄影：Ivan Brodey）

在过去的10多年间，挪威的建筑师们针对21世纪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实验、调查、设计并建造了一些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建筑（图20）。这些建筑不止于遵循法律法规的要求，也不屈从官僚政府的指引，而是通过对空间和物质的具有创造性的革新和设计来回应社会问题。无论这些作品的作者们的政治影响力如何，这些建筑都将成为未来的挪威和海外建筑师们的参考和资源。□

20 斯迈斯特回收中心：位于奥斯陆斯迈斯特的回收中心，公众可以直接向此中心运送回收物品；隆格瓦建筑事务所，2015（摄影：Einar Aslaksen）

作者单位：挪威科技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建筑N》

中英全文及更多图片刊载于《世界建筑》201706期P10-17。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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