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刚好想要参加2020阿尔勒摄影节的一个比赛——Curatorial Awards，但由于疫情阿尔勒摄影节停办。虽然我的作品最终并没有入选，但主办方邀请我参与阿尔勒摄影节的“Night of the year”，也正因为这次契机，让我对这个项目有了深入下去的想法。

当我向家人询问有关诈骗的问题时，我的母亲跟我说，有一天警察告诉她，她的名字出现在了一个刚被抓捕的诈骗团伙所持有的名单中，并被当作了目标对象；另外在我的好友关系中，有一位和“ORE ORE诈骗”很类似的特殊电话诈骗相关的人，所以不论是被害者的心理还是加害者的心理我都非常了解，因为这样产生了 “就算只是一点点，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呢” 这样的想法，才做了这样一个作品。

目前这个作品的名字是 “OS”，这其实是日语「オレオレ詐欺」（ORE ORE SAGI）的首字母缩写。实际上有一个真实的欺诈团体，用“OS”作为行话来避开我们所知道的“ORE ORE诈骗”，所以这个词暂定为这个作品的名字。

在日本有几种类型的电话诈骗，也被称作为“特殊诈骗”。刚才说的“ORE ORE诈骗”是其中一种，也是我这个作品的主题。这种欺诈主要通过收集高龄女性的信息，尤其是独居的高龄女性。通过给他们打电话的形式——“喂？是我啊”… 来假装是她们的儿子或者家人，从而骗取她们的钱财。这种骗局的特点是受害者永远无法知道谁是真正的来电者，也就是说，有很多打电话的人都无法被逮捕。因此，警察不知道这些人是谁，有些受害者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被骗了，还有很多人由于不好意思告诉警察或家人自己被骗了，最终选择不了了之...这也让这类诈骗被称为“隐形犯罪”。我对这种看不见的、隐形的状态很感兴趣。关键是当我们听到“ORE ORE诈骗”这个词时，马上就会对它有一个概念——“哦，我知道，我知道”，但事实是我们对它一无所知，这也是我做这个项目的原因。

过去，参与欺诈或犯罪的人通常原本都有和欺诈相关的朋友或熟人，他们与学校里作风不良的前辈交好，受前辈的邀请进入欺诈团体；或者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有很多存在前科的人，通过这些关系介绍工作变成欺诈团体的情况比较多。但最近，如果在社交网络上搜索类似于“高薪工作”这样的关键词，经由这些检索，以前和犯罪毫无关联的人突然就和犯罪关联了起来。

虽然现在的诈骗模式有些不同，但这种冒充儿子或孙子的骗局在西方也存在。他们会在打电话之前弄清楚对方是谁，叫什么名字等信息。日本现在的“ORE ORE诈骗”已经改变了模式，会做好调查之后再进行诈骗，但在最初，诈骗团伙不会做任何调查，直接给对方打电话说：“是我哦！” 的时候，对方就会深信不疑的“哦哦哦”，认为是自己的儿子。这是一种通过利用日本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不会重新确认身份的欺诈模式。

现在有一些专门贩卖信息的商人，他们会收集目标人群的信息。比如目标人群的名字、职业等等，详细调查之后做成数据进行贩卖。如果说贩卖商人是如何获得名单的话，其实一般的公司会出售。他们把通过合法渠道得到的名单，加上各种诈骗团伙的信息和反馈，组成一个更具体的犯罪名单。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被抓，因为他们把名单用于犯罪目的并出售，但其实很难抓住他们的尾巴。诈骗团体利用买来的名单打电话。我认为日本以前诈骗的一个特点，就是人们不说，即使被骗的人发现自己被骗了，他们也不会把这件事告诉亲戚，更不会向警察报案。明明是被害者却不说，原因是他们认为发生这样的事是自己的错，自己被骗了是自己的失误，如果你告诉家人你被欺骗了，他们可能会说：“你都做了什么？” 而去否认你，并觉得你失去了理智，被害者因此变得说不出口。这就是为什么受害者不向警方报案的原因，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迫参与到一个罪犯永远不会被抓住的体系中。

那些没有名单的人，或者无法得到名单的诈骗犯，会使用更简单的方法。比如借用电话簿逐一检查。日本的名字，尤其是高龄女性的名字，如日语片假名的“ツル”、“ヨネ”…是非常常见的姓氏，所以很容易能找到高龄者。这些电话簿通常可以免费拿到，一般人的电话会登记在上面，NTT（日本的网络通讯运营商，类似国内的移动、联通）也会派发。考虑到隐私及其他问题，现在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电话簿里的人越来越少。电话簿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薄，并逐渐消失。

在做这组作品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寻找和诈骗事件相关的人，所以我采访了一个我认识的曾被卷入电话诈骗的人，并问他是否认识任何被害者。我试着去寻找被害者，但没有找到，当然，也可能是被害者不想出面。当时有一个人说：“我的祖母曾是受害者” ，当我问她是否想谈谈这个问题时，她说她的祖母不愿意提及这件事，一旦想到曾被诈骗，她的祖母会再次陷入抑郁，所以不能接受采访。于是后来我做了一个在线的问卷调查，并把它公布在社交网络上，最后才从被害者和加害者那里得到一些声音。

除此以外，我还会参考一些例如新闻记者的采访、纪实作品等等信息，把以欺诈题材为主的书、电影、电视剧、纪实作品逐一确认，在我的脑海里建立了对“ORE ORE诈骗”更清晰的认识。由于我有相当多的部分或故事要讲，所以我在写文本的同时也在努力把它们整合或统一起来。

我想在作品中对加害者的骨干做一个形象的可视化，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人？有很多词，比如贫穷、洗钱等等，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或者与此有关的是什么，虽然与欺诈没有直接关系，但或许是他们不得不变成这样的原因。另外在书中，我用了大量的对话和简短的句子，试图讲述身处不同立场的人是如何看待“ORE ORE诈骗”的，以及他们对加害者和被害者的看法。虽然这些对话是我自己写的，但这并不完全是我的想象，而是从看到的很多资料里面，通过他们所说的内容并从中创造出一些人的形象，并从他们各种各样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会根据作品的发展添加一些内容。比如说，当我想拍一张诈骗现场的照片但又拍不到的时候，就不得不从互联网上获取它，或是创造它，再或者用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来表达它。就在这个时候，我查了一下什么样的地方是地下工作者的藏身处，决定去拍那些可以被用作藏身之处的地方。我发现卡拉OK的包厢、露营车、Airbnb的出租屋等等这些可以租借使用的地方，或者说类似这样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藏身之处。因此，我的作品可以说是一个情景再现，但它也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

有很多人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ORE ORE诈骗”，这些见解没有什么交集，这些人也没有什么兴趣去了解对方。有一种单向通行的感觉，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但我试图把它们做成一本书，所以我通过不同的拍摄手法、彩色或者黑白照片、老照片等等。封面的话我现在还很犹豫，没有决定怎么做，所以现在最新的样书还没有封面；在内容上我希望把经过很多调研过的文本，或是我自己画的图放进去。我试图提供信息，帮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主题；从书的厚度来说，因为在现在仍有使用电话簿进行欺诈的人，所以我从这个点出发开始考虑书本的设计，比如书的尺寸、形状等等，希望将书做成电话簿的那种感觉；其次关于内页的选纸，我选择了像电话簿一样的纸，以此来呼应这个项目；在页面编排时，我会将两者排在一起，故意让它们看起来完全没有关系，在设计上看起来有点差异等等，让这些要素成为围绕这个骗局的人们的叙述证据，简单的说就是赋予所有的要素以角色。比如有故意做的很粗糙的照片，也有高分辨率的照片，还有处理成半调的照片。

我在书里加入了一些叙述性的文本和图像，当我在说明“ORE ORE诈骗”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是什么、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样的反馈。虽然我是故意这么做的，特意加入一些会惹人生气的、让人觉得完全不是这样的的要素在书里，但确实有人像这样想过，或者这样说过。根据立场的不同会有很多人认为这些文本或者图像描述的场景并没有发生过。比如在我的个人网站上有一些文本 “即使你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你也赚不了多少钱，你会像个强盗一样，因为你用的是老人们不打算在社会上消费的钱”，这虽然是某个年轻人真实说过的话，但高龄者看到会觉得“哎？是这样的吗？”

这些文本是在读了相关的报告和加害者的独白，从阅读中得到了一些启发后，以这个为基准写的。有人觉得这是真的，当然也有人不会有这种想法。我想把他们区分开，如果真的能区分开就好了，就像是分开写的文章一样。想之后在书里加入更多能体现“对立感”的文本，就好比“当意见不同时，对我来说这是看待它的正确方式，但对你来说这不是” 更多类似这样的文本。你不可能同意各种立场的人说的所有的话，但你可以同意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改变立场，你又可以理解其中的部分内容。

老照片、网络图像等一直是我作品中重要的组成元素。我认为即使不是自己拍的，当你想展示一些东西或讲述一些故事时，首先会寻找一个图像不是吗？如果现在我能拍的话可以拍，但是如果无论如何都拍不了又必须要表达的时候，通过使用老照片或是网络图像，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的这种方法是没问题的，我觉得以“作品要表达什么”为主。这次的作品里有使用一些我小时候的照片，我用这些老照片表达了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形象。比如，当被害者接到电话，说她的儿子有麻烦了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她儿子小时候向母亲求助之类的形象，所以我把它放进去了。

我越深入调查，越觉得“ORE ORE诈骗”不能简单的得出结论。越研究就越清楚这个问题有多复杂，涉及多少不同的事情，就越感觉让这个故事容易被理解是很难的一件事。比如说，有一些参与“ORE ORE诈骗”的人，由于他们的家庭环境不好，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也经常被忽视，从而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犯罪者。但如果说因为这样的原因沉迷欺诈，还把它当成沉迷欺诈的原因的话，还是这个人本身的问题吧。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和自身经验毫无关联的人也会进入欺诈团体，他们进入非常好的大学做诈骗团体的掌管者，利用手段让那些坏学生走上诈骗的道路。所以“ORE ORE诈骗”没有办法用很简单的方式去讲述，有一种越研究越不知道“ORE ORE诈骗”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究竟如何才能把“ORE ORE诈骗”整理总结起来让我苦恼了很久。

不过，我现在感觉更清楚了一些。当我们在对待“ORE ORE诈骗”、那些加害者、犯罪的人、受骗的人、高龄者等等，我们如何根据脑海中的形象去做出判断？从这个思路出发，摄影书以一种不在深入阅读的时候，给人一种“啊～这样的啊”的感觉，让观者以为马上就理解了。但如果仔细阅读之后会发现很多完全不一样的故事。实际上并不理解，而且越来越不理解的感觉。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展览的机会变少了，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使我的作品出现在展厅里，这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想用VR展览这样的方式展现作品，这就像一个虚拟空间、一个画廊的感觉。但其实对我来说这种虚拟空间有点遥远，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不是那么熟悉，周围也没有多少人有VR眼镜。所以我想在这两种形式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呈现方式——通过网站，但又不是通常看到的展现形式，尝试通过让图像移动或消失来创造一种流动。

如果从大的角度来说，这个作品是一个讨论关于犯罪的作品；如果从小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会有无视红绿灯这类的事情，这在日本是一种犯罪行为（步行者无视红绿灯是犯罪、不法行为。法律规定如果步行者无视红绿灯会处罚2万日元以下的罚金），但大家会有一种可以被原谅、也不认为这件事应该被惩罚的感觉。例如你知道你的朋友越过了红灯，你认为这是不对的，但你还是不自觉的跟着他越过了红灯，你明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在某个瞬间会觉得“应该也没关系吧”...我想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这就是目前在特殊诈骗里，那些通过检索高额工作之后和诈骗产生了联系，变成了专门负责取钱和收钱的人的想法。他们可能心里会觉得多少有点奇怪，毕竟能挣到钱，会觉得应该没关系吧？之后开始转向给高龄者打电话，那些诈骗者也会对他们说：“高龄者有那么多钱，只是拿100万日元而已，没关系啊。” 这种以不是犯罪者、不分黑白的思考方式，怎么说呢，我觉得这种意识似乎是所有人共通的。所以，觉得自己绝对不会去做“ORE ORE诈骗”的人，只要你有同样的想法，当然就有可能在某一天成为犯罪者。我希望大家可以去考虑这个问题。

你认为你和它没关系，是吗？诈骗、自杀等等问题，那些涉及到的当事人、被治愈的人和骗子的故事，如果你去听他们聊这些事，你会觉得原来是那样的心情啊。我希望能让大家看到，事实上这些事情和自己都有很多关联，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区别，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罪犯、被害者或加害者，但我们选择视而不见，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诈骗也是，明明高龄者被骗了，为什么还要做一些很过分的事呢，受害者有权利激动和不安，不是吗？

我认为与事件没有关系的第三者不能只是利用正在发生的事情缓解压力，还要冷静地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以及他们的存在是如何影响这种情况的。如果我们不从一个非常超脱的角度去看待，那么我们就无法改变这个世界。

千贺健史： 1982年出生在日本滋贺县。他的摄影生涯始于他在大阪大学就读期间。他曾是一名时尚摄影师的助理，现在是一名自由摄影师。曾获第16届摄影1_WALL大奖和第8届大理国际摄影展最佳新锐摄影师奖，并广泛在国际展出。他的摄影书《happn》（2017）、《鸟、夜、然后》（2017）、《自杀潮》（2018）等，多次入围阿尔勒Luma Rencontres样书奖，德国卡塞尔样书奖等。

王露：目前就读于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研究科先端艺术表现方向。曾获第20回日本「1_WALL」写真 Finalist(2019)；第42回日本写真新世纪佳作赏(2019)；第2回佳能SHINES写真家选拔受赏(2019)；Reminders Photography Stronghold 「COVID-19 Pandemic」最优秀赏(2020)；LensCulture Critics’ Choice 2020 Awards (2020)；2021年入围Kiyosato Museum of Photographic Arts。创作之余，她也为假杂志采访日本年轻一代的艺术家。

相关展览

展期：2021年04月23日-05月23日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曹安公路4058号（华泰顶层艺术社区4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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