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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范畴从纯军事领域渗透到国家安全的各个角落，情报体制从松散走向了协调，情报搜集从单一的人力搜集发展到全方位立体搜集，战场图景从混沌走向了透明，情报分析则从简单的整理编写上升到评估预测……情报工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科学技术的影响下，这些变化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以加速度向前发展，从而使情报工作呈现出越来越新的面貌。

从16世纪资本主义兴起开始，世界就处于一个不断全球化的过程，到信息技术革命发生之时，全球化的速度明显加快。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成为全球化的动力，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因此，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情报工作明显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通过对五千年军事情报历史的宏观描述，我们已经知道军事情报工作从何处来，那么，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全球化迅速形成的背景下，军事情报工作未来将向何处发展呢？

谋求信息优势成为各国情报建设的主要目标。在军事对抗中，情报实力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其强弱能够影响到行动的最终结果。但在冷兵器战争时代和机械化战争时代，决定战争胜负的始终是交战双方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情报在整个战争中只起支援作用。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情报工作的进步，情报工作在战争中的作用愈发显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情报搜集技术越来越先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军事传感革命，大大提高了单个平台进行数据处理和对武器实施遥控的能力，单个武器平台普遍具备了远距离联络能力，“传感器、精确的卫星导航、新的传输方式为战略家和军事指挥官们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战场视野”。在新装备和新技术的支持下，战场的透明度不断提高。在海湾战争中，美军只能了解10万平方公里内约15%的重大事件，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0%,而到伊拉克战争时，美军数字化部队的指挥员已经可以了解战场90%以上的重大事件。情报逐渐成为体系对抗的核心资源和主导因素，在判断敌作战体系的重心和薄弱环节、剥夺敌信息优势、破坏敌体系结构、降低敌作战效能的过程中，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情报对抗成为一种独立的作战样式，伴随军事行动始终。可以说，情报是信息化战争的前提与基础，没有情报的支撑与引领，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信息化战争，更罔谈战争的胜利了。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战争中，制信息权将是信息化战场上的第一“制高点”，有了制信息权就有了生存权、自由权、主动权。失去了信息控制权，就难逃失败的厄运。所以，夺取信息优势，使之成为体系对抗的核心资源和主导因素，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军事转型和情报转型的重要。美军《2010年的陆军构想》明确指出：控制信息是未来作战的关键，信息优势已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作为一种战略力量，要对各种强度的冲突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以压倒性优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必须首先夺取和保持信息优势。孙子所说的“三军之所恃而动”的情报先导作用，在信息化时代将完全成为现实。

情报工作的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全球化加深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局部地区的危机很容易超越国界，在全世界蔓延，从而使个别国家的问题演变成全球性问题，安全边界模糊，牵一发而动全身，“蝴蝶效应”明显。此外，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主权，使国家“空壳化”，跨国力量及次国家力量不断膨胀，各种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成员，安全主体呈现多样化。这些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导致了各种非传统问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构成了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威胁的多样性。国家安全环境出现重大变化，安全主体呈现多样化，威胁来源呈现复杂化，情报工作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情报工作必须适应这种变化，适时调整情报职能，重新确定情报工作的优先次序。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情报服务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外交决策的传统职能没有改变，但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亦成为情报机构的重要职能，情报机构的保障任务明显加重，情报观念随之发生改变。

情报体制走向协调。军事情报体制不断走向协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军事情报工作的发展、21世纪初主要大国的情报体制改革，都说明了这一点。“烟囱式”情报体制提供了情报机构的效率，但也分割了情报机构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偌大的情报界不能形成整体合力，不能整合情报资源，不能共享情报信息，也难以取得共识。这样的体制，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国家安全形势。因此，整合情报界资源，推行情报界的一体化建设，建立网络化的协调情报体制，是21世纪初各主要大国的必然选择。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为这种网络化的情报体制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而频发的情报失误则为变革传统的“烟囱式”情报体制提供了内在动力。可以预见，基于网络化的协作式的一体化的情报体制将会是情报体制的主流。在这种一体化的情报体制下，情报业界不将强调机构、职能和手段的划分，情报的搜集、分析和管理、使用都将围绕任务展开分工协作，任务管理将实现知识共享模式，信息将能在整个情报业界自由流动，真正的全源分析得以实现。

情报搜集能力获得巨大提升。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改变了传统的情报获取方式，使情报侦察技术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情报搜集能力不断提高，“战争迷雾”逐步消散，局部地区战场情景趋向透明。

由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网络信息技术，迅速成为影响21世纪情报搜集能力的主要技术。由于全球互联网流量大量流经美国，25%的流量流经英国，这使得英美信号情报机构有能力破解全球大部分地区的主要通信。美国国家安全局一个代号为“上游”（UPSTREAM）的光缆窃听项目可以直接接入光缆，获取“在美国境内通过光缆、网关交换机和数据网络传输的外国通信信息”。英国政府通信总部一份2011-2012年年度内部总结中称移动电话是“所有发明中最能吸引客户的产品”。政府通信总部正在启动一个新项目，以“开发移动电话数据”，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在任何时段和任何地点对任何手机的监控”。2012年，政府通信总部每天可以处理6亿条“电话记录”，监听超过200条英国境内的光缆，并能同步处理至少46条光缆的数据，相当于每24小时将大英图书馆馆藏图书信息传输192次。2013年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爱德华·斯诺登披露：在9·11袭击之前，国家安全局就已开展一项试验，对收到的通讯记录或元数据执行某种名为“联系链环”（contactchaining）的行动，在发送人、接收人、联系人当中建立关联，在不实际监听其电话或阅读其电子邮件的情况下，在他们之间建立起缜密的联系图谱，从而大大方便了对嫌疑人员的筛选与监控。在9·11恐怖袭击6周年以后，国家安全局通过对外情报监视法庭强迫微软、雅虎、谷歌、脸谱网、Paltalk、YouTube、Skype、美国在线等互联网巨头向它提供互联网元数据。通过互联网络发送的任何信息实际上无密可保。

情报分析面临全新变革。搜集技术的发展和搜集能力的提升，带来的是海量信息。各种信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媒的发达和资讯的易得性，使每个掌握一定技巧的人都能从事情报工作。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杰西卡·马修斯（Jessica Mathews）指出：“技术可以广泛获取、不再昂贵，打破了在收集和管理大量信息上的垄断，并剥夺了由此所受到的尊重。”情报的知识性、信息性特征更为明显。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深分析家布鲁斯·伯尔考威茨和阿兰·古德曼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声称“情报就是信息”（Intelligence is information），这种表述过于绝对，但并非全无道理。

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信息获取能力获得极大提升，但信息处理能力却没有获得同步提升，信息处理成为制约情报工作的瓶颈。尽管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信息的处理部分实现了智能化，但这种智能处理技术远没有达到与情报搜集能力相匹配的程度。大量的信息沉睡在数据库中。美国学者帕特里克·麦克加维指出：“我们几乎不受限制的信息搜集能力，只唤起很少人对这些信息的效用提出质疑……结果是可怕的：越来越多的信息被搜集，而它们的价值却越来越小。那些没有价值的素材被收藏了起来，指望它们的价值会提高，这种希望太渺茫了。”

信息的海量化，威胁的多样性，使传统的情报分析模式趋于过时。传统的分析模式主要是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它对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缺乏准备，对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乏力。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分局的卡门·麦地那（Carmen A.Medina）直言，传统的情报分析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信息时代的情报分析环境，情报分析人员应转换分析思路，改变分析模式。发展一种基于任务的、贴近决策需求的、产品形式多样的新情报分析模式，已成必然。信息时代的情报分析，应该超越传统军事分析和政治分析，加强对非传统安全威胁问题的分析，厘清信息时代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特征，构建起一张实用的“敌情征兆表”，建立起应对信息时代情报工作的新模式、新程序和新思维方法，防止发生情报失误。情报机构应发展创造型思维，确定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模式，重点应进行趋势分析，识别那些打破先例和趋势的突变性事件。

情报成为体系作战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21世纪之前的军事情报工作在军事行动中仅承担情报支援职能。侦察——分析——决策——行动构成一个完整的打击链条。由于情报的获取和研判水平不高，这种系统架构往往贻误战机。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情报的及时性、可视化程度，兵器的信息化程度均有了极大提升，侦察平台与打击系统的融合程度不断提高，出现了侦察打击一体化系统。1999年，美军提出了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依靠联合作战、监视和侦察系统，实现相关作战图景的共享，缩短从发现目标到摧毁目标的时间，进一步提升其发现即摧毁的能力。依据这一理论，美军将各种传感器、指挥控制中心和各种武器系统集成为一个一体化的大网络系统，构建“情报侦察——监视——识别——决策——打击——毁伤评估”的杀伤链，实现“情报侦察预警——指挥决策——杀伤破坏”三大作战职能的联合，加快作战指挥的速度，提高对战场目标的打击效果，从而强化军队的反应能力、生存能力、杀伤能力，牢牢掌握信息优势、决策优势和作战行动优势。2001年10月17日，驻阿富汗美军使用“捕食者”无人机攻击了塔利班武装的坦克，实现了侦察打击的一体化。伊拉克战争，美军先后动用90多颗卫星，与预警机、侦察机、无人侦察机以及地面侦察装备联网，构成全天候、全时空的立体侦察监视体系，美军的指挥中枢直接与基层作战单元相通，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可以近实时观察到战场态势，进行近实时指挥。俄军也将发展侦察打击一体化武器系统作为重中之重。可以预见，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情报将成为核心能力之一，情报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成为制胜的关键因素。

体系作战对情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表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情报流程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现代作战的需求。在作战行动中，战术层次也会产生大量的情报信息，这些信息无论对战术行动还是战略决策都至关重要。因此，传统的情报搜集、分析、综合、分发方法必须转变。应转变情报的生产方式，增强基层部队的情报能力，提高士兵的观察技能，发挥士兵的传感器作用，将观察结果融合到一体化的扁平网络，增强整个部队对战场态势的理解。

信息安全面临更大挑战。在信息时代，传统的间谍渗透依然有用武之地，而基于互联网的信息社会又为敌对情报机构的窃密、渗透提供了便利。敌对情报机构在互联网上设下圈套，从没有戒心的网友口中套取秘密。敌对势力甚至可以在网上物色招募对象，落实招募行动，下达情报指令，完成通信联络等系列谍报活动。网络协议的开放性方便了网络互联，同时也为非法入侵者提供了方便。非法入侵者可以获得主机系统网络设备的超级用户口令，轻易地进入系统，并冒充合法用户进行破坏，篡改信息，实时窃取网络上的各种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程序开发员以及科技公司合作，故意在用于加密的商业软件中植入“后门”软件，以攻克对手的加密术，利用互联网信息流。英国情报机构成功侵入三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30个企业的虚拟专用网络，远程访问他们的系统。信息安全成为各国情报与安全机构亟待解决的难题。为了挫败敌人的进攻，维护国家安全，情报机构必须发展强大的反情报能力，筑起信息安全的高墙。

国际反情报界的经验表明，防御型反情报措施只是对敌对情报机构的情报攻势做出的被动反应，不能真正遏制敌对情报机构的进攻，维护信息、人员、设施和行动安全。反情报工作必须具有主动进攻意识，必须具有战略思维，必须进行总体规划，必须改变逐案处理的方式，必须研究敌对情报机构的工作模式、工作特点和工作方法，必须研究敌对情报机构的意图和目标，在敌对情报机构发动渗透之前，就采取措施，挫败其渗透行动。2005年，美国政府把“识别、评估、消除、利用外国情报威胁”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目标，将反情报搜集及行动作为促进国家安全目标的工具。2008年美国《国家反情报战略》首次将“针对敌对情报活动采取进攻性行动”增列为反情报能力的内容，明确指出反情报的职能之一就是“利用”，即通过实施欺骗、操纵影响对方决策的情报产品、诱使对方提供情报、渗透对方秘密行动组织等途径，充分利用对方弱点，操纵对方行为，使其按照己方意图行动，并影响对方的评估，误导对方的决策和随后的行动。这种反情报观念，与俄罗斯（苏联）、以色列等国的反情报观念完全一致，是反情报工作的主流思维。

总之，信息革命和全球化对情报工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由此造成的情报转型，不仅是硬件与软件水平的革命，更是行为与文化的革命。时代发生了变化，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情报工作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情报技术发生了变化，一些基本的情报观念（即情报文化）势必发生改变，否则它就可能成为情报改革的绊脚石。我们应该根据信息时代情报工作的特点，重新规划情报工作，更新情报观念，塑造新型情报文化，确立新型情报工作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