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生病又失业 疫情下的困境农民工怎么办？

“以前的事都不敢想了，一想就活不下去了……过去的过去了，未来的不想，我用药控制我的情绪稳定，晚上能睡着觉……过一天算一天……”米粒每句话都透着焦虑。放下电话的那一刻，社工如释重负。

米粒52岁，原来和丈夫在老家张家口跑摩的。2012年1月，她第一次来北京，是为给丈夫做手术，丈夫遭遇交通事故胃底大出血，术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5月，她背着女儿再次来到北京。女儿是他们收养的孤儿，两个月高烧不退，感染了病毒性心肌炎，后又查出血小板无力症。骨髓配型找到了，但没钱做手术。孩子哭着说，“妈妈，回老家我就没命了，就在这保守治疗吧”。米粒找了个地下室住下来，和丈夫摆摊、拾荒糊口。

2018年，米粒又做了椎管狭窄手术，2019年11月做了胆囊切除手术，颈椎疼也更厉害了。然后是更年期综合征，“每天胡思乱想，大脑疼，情绪也控制不住，难受起来自己控制不了都想自杀解脱。医院说我是抑郁症”。丈夫看她病得厉害，也精神崩溃了好几次。

疫情爆发后，米粒一家的日子更难了。摊摆不了，因为小区封闭等原因，也无废品可捡，他们丧失经济收入，只能依靠政府的一点低保、孤儿补助和佛友接济度日。孩子已经17岁了，在读初三，18岁以后国家就不管了。米粒一想到未来就恐惧。

像米粒这样遭遇疫情冲击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还有很多。因病致贫、丧失主要劳动力、单亲、隔代抚养等，令这些家庭格外脆弱，往往不堪再承受一根稻草。社工机构“协作者”正在动态跟踪评估的有130多户。更多家庭散落在各个角落，亟待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不堪重负

2月26日至3月3日，“协作者”对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做了第二轮动态监测评估。结果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劳动力恢复工作。即便复工，也因工作时长等疫情影响，导致收入减少。未复工的家庭，有的已经开始通过借钱、透支信用卡等方式维持生活。还有人因此进入网贷漩涡。

46个家庭中，有30个家庭春节未返乡。16个返乡家庭中，有九个（56.25%）回到打工地。剩下的，有的因为找不到车、有的因为担心无法返回出租房，仍然滞留老家。

北京福平家政总经理高远也告诉财新记者，约有一半保姆回家过年，已返工的大概只有五分之一，因为进京需要隔离两周，她们找不到地方。这些保姆中，不少是低收入者，约有不到10%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但是，返城不等于复工。有的村庄不让出村，“在家呆着不让出去”。而接受调查的近八成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有活就干，干一天活挣一天钱，维持当天的生活。现在很多也只能等。

餐饮等服务业受疫情冲击很大。“上次我们聊天到现在有一个月了吧，这期间我陆续工作了三四天……小区里面有小店，购物方便，但涨价了。饭店不是正规行业，没有基本工资……我工作三四天就只有几天的工资。”一名在餐馆打工的农民工向访谈的社工表示。

“孩子爸爸起早出去（跑车），不到中午就回来了……现在1-2 个小时才有一单（活儿），孩子爸爸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回来了。”另一名农民工称。

工厂也有开工不足问题。“现在加班少了，收入相差大概有10%-20%，上班休息时间还是和以前一样，只是没有加班。我们不是拿月薪的，计时的。”独自在广州打工的小何说。小何跟妻子离异，孩子放在老家跟爷爷奶奶生活。

阿珍今年76岁，广东信宜人，90年代和丈夫一同来珠海生活，儿子借欠高利贷离家出走，儿媳因此改嫁，阿珍和老伴靠种菜抚养上高中的孙子。外来人员延迟复工，阿珍出去卖菜也没有什么人买，挣不了钱。去年10月，阿珍的脚和腰发炎很严重，现在药基本吃完了，没有钱去复诊。孙子开学要交800块学费，500元一个月的伙食费，这些都还没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