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这个话题绝不是空穴来风。

最近好几波谈论中国南北差异的话题，都很娱乐化。要么北方人见到南方大蟑螂然后惊呆了，要么南方人看到北方人上菜市场然后惊呆了。

这些见诸习俗、风物、个性的表象，之所以一次次上了热搜榜，无不证明和强化了南北方的界（对）限（立）。

这条分界线就是秦岭—淮河。它虽然是依据自然地理条件划分的，但却相对精确地表达了南北差异。它是中国旱作、水田分界线，也是亚热带与暖温带分界线。1月平均气温0℃等温线几乎与它重合。

▲南北方分界线是一条神奇的线，比如它同时也是年降水量800毫米线。

但是，这些“惊呆了”，都很廉价。被娱乐化的南北差异除了让人很肤浅地笑一下，你还指望从中获得什么真知灼见吗？相反，一些严肃的话题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却被忽略了。

比如，同样基于这条分界线而存在的南北经济差异问题。

中国历史基本是从中原所在的北方开始书写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用两个字就可以写完南方——蛮夷。有意思的是，到后来，谈起经济和社会发展，南方已有十足的底气反过来鄙视北方。

一直到现在，北方多数地方还活在“我们祖上阔得很”的余荫里，而更加务实的南方则吹响了新一轮的发展号角，意欲进一步扩大对北方的经济领先优势。

这就让我们更有理由正视历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北方经济就被南方追上并反超呢？原因又在哪里？

01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1950年代，史学家张家驹写过一本书，专门谈这个问题。后来不时还有人研究这个课题，但几乎没有什么系统性的成果出现。

这不奇怪，因为没有新意嘛。一提经济重心南移，就是北方经济如何破坏凋敝，南方经济如何强势崛起，此消彼长，南方就超越北方了，论证完毕。

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线性。

先来驳斥两种谬论：

第一，很多人引用明人于慎行的话说：“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旷阔。汉晋以下，江南富实，江北凋敝。盖由三国五胡之乱，兵害战争多在江北。”中心思想是，战乱导致了北方经济的衰落。事实果真如此吗？

第二，还有人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经济不弱于北方，隋唐以降南方经济更不逊色于北方，故历史上并不存在经济重心南移一事。这种观点很标新立异，但这是真的吗？

▲关中地区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全国经济的扛把子。

至少在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北方“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而南方仍然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生产力落后得很，跟北方不在一个层次上。

东晋政权建立和唐代安史之乱，相隔400多年，但都是南北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两个重要节点。这足以说明，战乱频仍的北方，经济实力并未衰退到完全不堪的境地，相比南方，仍然优势明显。

这也不奇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经济是有弹性的，只要伸张有度，不可能一下断裂。

唐代的全国经济重心在河北一带，属“极富之地”。北宋年间，河北一带经历与契丹的多次战争，经济却未一蹶不振，仍保持领先优势。河北产的绢等纺织品无论质量还是价格，都是全国最高的。

靖康末年，金人向北宋索取绢1000万匹，皆取自内库，其中一些来自两浙地区的绢，遭到了金人赤裸裸的嫌弃。他们嫌浙绢轻疏而退回，所收几乎全是河北精绢。可见，河北经济发展质量之高，江南地区远不能望其项背，连少数民族政权都很懂。

陕西同样如此，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入宋以后，在宝元年间（1038—1040）大规模的宋夏战争爆发之前，据苏轼说，是“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农家者，多于府库也”。这是典型的藏富于民有没有？

▲《清明上河图》（局部）是北宋北方繁华的例证。

其实，南北方的纳税数据最能说明北宋时期，北方经济仍优于南方。

当时，南方田地多出北方一倍多，人口多出北方两倍多，而负担的税额仅为北方的80%左右。即便是南方最富裕的四个省份，税额也都大大低于河北、陕西。北方的财政负担比南方沉重得多。

经济越发达，税负就越重。这几乎是古代中国征税的通则。就跟明清两代重重剥削江南一样，北宋重重剥削北方，这就能看出其时北方经济发展程度高于南方。

02

是的，战争可以一时摧毁一个地区的繁荣，却无法一世消灭这个地区的发达。

只要假以稍微稳定的局面，这些原本繁荣发达的地方就表现出它们的潜在优势，在战后迅速修复经济，实现强力反弹。

从东汉到北宋，北方经常在战乱与和平的循环中守护它的经济优势，而相对安稳的南方则默默扮演了追赶的角色。

打个不算恰当的比方，那时的北方有点像现在的欧洲，经济烂熟，发展缓慢，但瘦死的骆驼总比马大；南方则有点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基础薄弱，百废待兴，发展势头迅猛，但毕竟块头还小，想要超英超美还需时日。

北方经济衰落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战争的破坏，而在于环境的破坏。

尽管出现过手工业的精品，但无可否认，农业是北方经济长期碾压南方的杀手锏。战国时代成书的《禹贡》将全国土地分为三等九级，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土质最为膏腴，南方的荆、扬二州最为贫瘠。

土质的沃与瘠，决定了当时农业生产水平的先进与落后。

秦汉时期，农业的精耕区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这一带是帝国的粮仓。

就粮食亩产而言，以粟米为例，北方到唐代已臻顶点，此后宋至清均未达到唐代的水平。原因主要是，北方对农业的过度倚重，导致过度开发，严重破坏了植被与环境，最后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

北方发展得早，在存量可耕田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北方人不放过任何一块可耕种的地方。数百年来的滥垦滥伐, 严重破坏了黄土高原植被。自唐以降, 陕北黄土高原上水、旱、风、雹横行肆虐。此时, 正是关中、中原贫民源源不断涌入陕北黄土高原辛劳垦荒之日。

人祸招致天灾，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与经济良性发展。这是一个人与自然互相伤害的故事。

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水资源曾相当丰富，湖泊众多，星罗棋布，后因气候变迁及农业开发，水体大量减少，湖泊不断消亡。宋代以后，这一地区的湖泊急剧减少，农田灌溉都成问题，北方的农业优势便日渐难以为继。

这很大程度上也是黄河水患造成的恶果。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不仅使中游地区的耕地面积日渐减少，而且使下游形成举世罕见的地上悬河，易溢、易决、易徙。自西汉到民国，黄河决口超过1100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来一次，其中唐代以后决口更频繁。再好的农业基础，也经不起这么高频率的摧残。

▲从西汉至民国，黄河决口逾千次。

相较之下，南方发展得晚，长期未开发，则反而获得了后发优势。至少在自然环境这一块，受到的破坏没有老农业区黄河流域那么深重，其受到的自然报复程度也就没有北方那么严重。

随着北人南迁，兴修水利，改良农具，增施肥料，精耕细作，成为南方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农业在南方驶入了发展快车道。

南北方的农业发展道路差异，决定了二者的后劲截然不同。如果要给天灾找人为因素，那么，这无疑与历代统治者在南北方推行的不同政策密切相关。

北方长期作为政治重心，在传统的耕战政策指导下，发展农业的目的是养兵立军，且赋税往往征之过甚，这就导致了必须竭尽全力向土地索取粮食，以毁坏天然植被、放弃多种经营为代价的单一粮食生产方式由此确立。南方经济则一般是因地制宜发展起来的，人为干扰较少，统治者的征调也多折为钱绢，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由此产生。

03

南方最终依靠商品经济实现了弯道超车，整体碾压北方。打个比方，北方一直是计划经济的执行者与受益者，南方则宣告了市场经济的胜利。

传统中国，士农工商，阶层井然。这套秩序，北方人贯彻得很到位。北方人骨子里是重农轻商的，当人口增多，土地减少时，他们会通过走西北、闯关东等开荒种植的方式拓展生存空间，而不会在经济形态的多样性上下功夫。

南方人灵活、务实得多，他们从来没有囿于稼穑一行，以盈利为目的的种植业在南方备受青睐。南方人不以仁义与否来评判你是君子还是小人，而是以会不会赚钱、能不能赚钱来判断一个人牛不牛逼。工、商两业，尤其是商业利润高，越来越受到南方人的推重。至迟到唐初，商业在南方已有凌驾于诸业之上的趋势。

顾炎武说，苏州地区“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朽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贩盐之获，利五而无劳，豪滑之民为之”。可见，在南方，最笨的人才去务农，聪明人都奔着高利润的商业经营去了。

▲《姑苏繁华图》（局部）反映清代苏州的经济发达情况。

宋代的商业繁荣，南方比北方突出。南方拥有许多北方没有的经济作物，它们的商品率大大高于粮食作物，茶叶是显著的例子。宋代每年投放市场的茶叶总值达100万贯，仅此一项，就让北方相形见绌。北宋的工商税收中，盐、茶、银、铜占了很大的比重。不好意思，这四项产品大部分或全部都出自南方。

长江在宋代开始发挥出交通大动脉的效益，干流及支流沿岸城市不仅数目超过黄河，繁荣程度也凌驾其上。此时，东南沿海对外贸易港口的繁盛，也是古代丝绸之路从陆路转向海路的写照。

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士人参与政治话语权的加重。南方士人在唐宋之际历次改革运动中的作用一次比一次大，反过来印证了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的趋势。

唐中叶的永贞革新，领袖王叔之、王伾分别是南方的越州和抚州人。改革很快失败，表明江南地主的政治力量还不够强大。到了唐末五代，南方政治势力急剧膨胀。入宋以后，范仲淹、欧阳修、蔡襄、杜衍、余靖这些名臣，都是南方人。

最典型的是王安石变法，参与的大都是南方人，其核心人物主要是江西、福建士人。这表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达不仅限于三吴及少数沿江平原，而是深入到了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提出的改革措施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则继续轻视工商业。两者针锋相对，恰是南北方人对工商业态度的一个缩影。

▲王安石（左）与司马光的PK，本质上是南北方人观念的对决。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南宋定都杭州，南方在历史上首次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于一体。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自此完成。

以后南北两方虽有明清长达数百年的稳定发展期，但自南宋起900年来，北方经济再也无法走出南方的阴影，直到今天。

总之，北方经济的衰落，属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南方经济的崛起，以及反超北方，则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