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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拍香港、上海、芬兰学生的一天,教育差距之大引人深思

文章来源:精英说

ID:elitestalk


前言:香港、上海、芬兰,每个地区都有所不同,它们生而不同,也注定成为不了彼此。但有一点却应是共识——那些禁锢于自己陈旧、封闭的赛道上的人,只会离真正的教育越来越远。


而理性评估每一种教育体系的优势和劣势,认真寻找与自己最匹配的教育模式,才有可能走得最长远。


本文来源:公众号“精英说”ID: elitestalk)。




香港TVB纪录片《没有起跑线?》中展现的香港教育生态:

无论是怀孕时就开始积极胎教、为孩子将来择校而奔忙的孕妇——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没有起跑线?》


还是连幼儿园都要上两间、放学后还要用课后培训班占据小孩所有时间的“虎爸虎妈”——


图片来源于纪录片《没有起跑线?》


想必都会让人印象十分深刻。


在地域不广、人口密集的香港,为了能让下一代在升学竞争中获胜,许多家长可谓拼尽全力,小朋友过得也是“苦不堪言”。


对下一代学习的全情投入,的确换来了香港儿童在各方面的卓越表现。在连续几届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简称“PISA”)中,香港孩子的成绩都名列前茅,颇为亮眼。可香港的教育学者却并未停下追赶的步伐,因为他们看到有人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


一个是上海学生,在2009年与2012年连续两届PISA测试中,均夺得所有科目的冠军;另一个是芬兰学生,这个仅有500多万人口的北欧小国,却在PISA测试中连年傲视西方“群雄”,成为欧美国家中表现最好的那个。


图片来源于三地教育对比纪录片


对于坚信本地学生已在学习上付出100%努力的香港教育家来说,这个结果是让人好奇的。


芬兰和上海的同龄孩子们,每天都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是怎样的教育模式,让他们能够从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这背后又有哪些启示?


这些问题,构成了香港Now TV制作的三地教育对比纪录片《经纬线》。而在香港人的追问和思考中,那些始终隐藏于迷雾后的教育真相,也在对比与借鉴中逐渐清晰。


01

芬兰、上海、香港的小学生如何度过他们的一天


清晨六点半,香港男孩俊浩起床上学。他睁着朦胧的睡眼,满脸不情愿,和每个深受学校与补习班“折磨”的香港孩子并没什么两样。



出门前,摄制组问俊浩,“什么才是好学生?”俊浩想了想,认真地背出了学校的校规。



差不多同一时间,上海小姑娘思毅也在家中收拾洗漱,准备上学。在晨读结束、做完广播操之后,她将于8:40迎来第一堂课——英文。



在问及“为什么要上学”时,小姑娘笃定地说:“好好学习,长大才有出息。”



上午9:30,思毅正在学校操场上准备上第二堂课——体育。


而地球另一端的芬兰,Kaius却正在冰天雪地中与小伙伴们打雪仗。



提起学校,Kaius会给出“有趣好玩”、“有很多朋友”这样的描绘。从一年级开始,他就被鼓励独自上学放学。他从未觉得上学有多么可怕,而认为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旅程。



上午十点钟,Kaius在学校上数学课,可真正授课的时间其实只有一半,另一半的课堂时间,大家自由练习或向老师提问。老师用游戏与讨论的方式激发孩子们对数学的兴趣。



Kaius在课上提前完成了本节课的数学练习,他询问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应该做什么。老师告诉他,可以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数学课结束后已是11:30,也到了孩子们的午餐时间。大家涌向食堂,挑选着自己爱吃的食物,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块儿说笑打闹。



而在中国上海,思毅一直等到12:30才终于开饭。吃过午饭后,她开始在午休时间做题,由于午休期间老师会一直在教室里监督,思毅可以随时将做好的作业交给老师批改指正。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同学们午间做作业的过程中,守在教室里的老师一直在口头提醒着大家的做题进度——“第一梯队做完了”、“第二梯队也要结束了”…… 如此一来,孩子们个个都奋笔疾书,谁都不想成为最落后的。



Kaius下午的第一节课也是最后一节课,是芬兰文。他被要求团队协作,共同设计一个报纸专栏,Kaius和同学很快就写写画画了起来,彼此之间有商有量,齐心协力完成这份工作。



下午两点半,Kaius放学了。他开开心心地回到家,不急着写作业,而是玩起了游戏。而这一玩,就是整整两个小时。



就在Kaius与朋友沉浸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中时,香港的俊浩终于放学了,他的一天其实和思毅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上课与写作业。


只是,他在放学后还来到了补习社,除了完成学校功课,还要在这里多做几份作业。


在做作业的过程中,补习社的老师经常会突然“扔”过来一份卷子,用命令式的口吻让俊浩做完,俊浩没有任何异议,“来者不拒”。



到了晚上七八点,埋头功课好几个钟头的俊浩终于做完了所有。他小心地询问老师是否可以走,在得到肯定答复后长长舒了一口气。



几乎同一时刻,上海女孩思毅也在家中做完了所有功课,这花了她一两个小时。思毅的学习态度很认真,从复习到预习一项都没落下。



此时,思毅妈妈仍在加班,还未到家,她便自己弹起了钢琴。听妈妈说,学好钢琴或许会对升入好学校有所助益,需要勤勉练习。



和俊浩、思毅的作业情况相比,Kaius的作业简直少得让人嫉妒。在玩了两个钟头游戏、又外出学了吉他之后,Kaius终于利用吃饭前的半个小时做完了所有作业,Kaius的爸爸则一直陪伴在侧,随时给儿子提供辅导。



吃完晚饭后,又到了游戏时间。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Kaius爸爸相信,游戏是锻炼孩子动手动脑能力、培养输赢意识及增进家人感情的良好途径,这也是一种学习。



不到晚上九点,Kaius就在妈妈讲故事的声音中甜甜睡去,明天,又将是快乐学习的一天。



此时此刻,上海女孩思毅的妈妈终于到家,开始给孩子检查作业,忙完这一切后,才准备冲凉睡觉,



而香港男孩俊浩则开始了一天中唯一的娱乐时光,窝在家里看电视、打游戏。



一天有十二个小时都在上课与做作业的俊浩告诉摄制组,如果可以选择,他情愿每天呆坐在家中打游戏,因为“学习真的好累”。


02

芬兰教育如此拔尖,它的秘密其实很简单


看完三位小朋友的生活对比,芬兰教育的显著特点会让人难以忘怀——课程少、作业少、形式新颖、强调合作……


而根据芬兰教育法规定,芬兰学校的每周授课时数不得超过35个小时;在香港,这个数字却已超过62个小时,快要达到芬兰的两倍。


从2000年的第一次PISA评估开始,芬兰就一直领先于欧美各国。在2003年的几项测试中更是将全球第一、第二收入囊中。考虑到如此之少的课程时间,这个表现就显得尤为惊人。


可是芬兰孩子明明是没有怎么学习的样子,怎么就能超越一众西方国家、屡创佳绩呢?


这个答案很简单,就在于快乐与公平。


从踏入学校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芬兰学校都没有什么公开考试,唯一的大考只是为了大学入学。在学校里,哪怕偶尔有小测验,也是为了了解孩子的学习进度,方便后续的课程安排,而不是为了竞争与排名。


老师们更希望培养孩子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在自由快乐的氛围中,将学习内化为一生的事。



在芬兰做交换生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慧仪说:“香港教育的成绩,是用孩子们的血汗泪堆出来的,而芬兰教育的成功,则是在欢笑中诞生。”



在芬兰,小学一、二年级的老师并不会讲授什么深奥的知识点,而是通过游戏鼓励孩子探索世界、对学习保持好奇。


到了小学高年级,开始有具体知识的传授,但依旧保持了游戏的形式。在课堂里,老师永远扮演的是倾听者与支持者的角色,让学生主动思索与提问,让学生主导自己的学习。



习惯了应试与竞争的慧仪,不由得问那所学校的校长:这样完全放权给学生,万一他们学不好怎么办,又该如何应对将来的升学压力?


校长则答道,在芬兰,并没有“名校”的概念,由于国家对公共教育的大力支持与投入,每间学校的师资力量与教学资源几乎都是均衡的,“97%的孩子都会入读差不多的公立学校”。


关于学习的好或不好,校长认为这本来就是个悖论。“每个孩子都有擅长的领域,会在那个领域发挥最大的潜力。学校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帮学生找到自己的路。”



这也是为什么芬兰学校课程少、作业少、无考试,因为“少即是多”(less is more),在懵懂的童年阶段,孩子无须去硬拼,做无谓的比较,更不需要弱肉强食,不需要提前透支智力,而可以按部就班地做自己,释放潜能。


这一点也获得了芬兰家长的支持,对于他们来说,下一代的成功不是由学业成绩或赚钱来定义,而是找到自己的热爱,“享受生活”。



良好的教育除了催生出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的学生,更孕育了一批热情洋溢的教育工作者。


在芬兰,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也是门槛极高的行业。如果一个人想要成为老师,必须要在高等学府教育学系修读完硕士,并通过层层考核,方可担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



即便有着较高的从业要求,教师依旧是许多芬兰年轻人心中的职业首选。从小到大的学校经历,也让他们对这个职业充满了敬重与向往。


而另一个吸引他们的,则是极高的自由度。



芬兰教师并没有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或课程安排的严格限制,而可以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自由选定教学主题与教学方式,而这其中,就给了教师很大的自由度与发挥空间。


一位芬兰教师说:“当你有很大的空间去设计与创造,对教学的热情,自然会高涨。”


老师全心全意地为学生而奉献,深受感染的学生也在心底把老师视作未来的榜样。这对于整个国家的教育来说,正是一个良性循环。


正在创意科技强国的道路上不断奔跑的芬兰,背后矗立着一个人人都能发挥最大价值、学生快乐学习、教师快乐工作的全民教育体系。


也难怪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国,能创造出全球第一个网页浏览器、第一个手机讯息系统,而曾经风靡一时的Angry Birds也源自这里。


03

在改革中摸索前进的上海


过去十年以来,香港教育局曾多次出访芬兰取经。一些先驱者也已经开始将减少授课、考试、作业的芬兰模式引入到自家学校,带来了一些显著改变。


芬兰艾斯堡市教育文化厅厅长Christina在访问香港的一次旅程中发现,一些香港学校的课堂模式像极了她的祖国芬兰,更强调快乐学习与平等互动,在了解到香港儿童巨大的学业压力之后,她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



倡导教育改革的香港小学校长陆梁淑贞提到,为香港孩子减压是势在必行,但亦有阻力,“学校发生改变,家长是第一个跳出来干预的,他们要看到考试、看到名次。而教育局也怕改革激进,影响学生和学校的整体质素。”


在习惯了升学竞争、埋头苦读的香港社会,给予教育工作者的空间、信任乃至对未来改革的专业判断显然是不足的。没人愿意冒险。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上海,这个曾蝉联PISA冠军的城市,一方面保持了勤勉学习、不惧竞争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在改革中摸索前进。


上海孩子无疑是刻苦的,家长对孩子学业的重视程度也丝毫不会输于香港。华人族群似乎有着这样一种天然动力——社会是“淘汰机制”,为了不被淘汰,所以发奋努力。



然而,当上海从2000年开始推行以“减负增能”为目标的课改,试着引入更多西方教育模式,充分挖掘孩子个人潜能之时,却遇到了不少忧虑与反对的声音。


上海市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是本市教学改革的先锋之一。它践行“不给低年级孩子留作业、给高年级孩子留少量作业”的原则,希望留出更多时间给孩子阅读、发展兴趣爱好。



为了让孩子们快乐学习,学校还购置了一辆大巴车作为教室;并停止周五下午的课程,让学生参加模拟超市、银行、消防员等种种趣味活动,将学习与娱乐融合在一起。



许多家长觉得学校的课程十分新颖有趣,看着也欢喜,也的确感受到课程少了、作业少了、考试也不那么频繁了。


可这也让人心里发虚。有的家长觉得不踏实,学校不留作业,自己就从市面上网罗习题,“找两张卷子做做”。



更有家长大倒苦水:“减负减负,后果自负。” 万一将来有什么不好的后果,怎么办?



对于家长而言,所谓“PISA冠军”并不能让人感到安心,始终萦绕于他们心头的,还是“考名校、找工作”,以及由此引发的焦虑。


资深媒体人白滔滔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许多在中国做教育创新的人,往往遇到无尽艰辛。其中家长的不理解与孩子的不适应,尤为突出。


就算入读效仿西方理想模式的幼儿园或小学,多数孩子高中毕业后还是要参与高考的厮杀。大环境不变,小范围的变革依旧显得苍白。


这也是纪录片中许多支持改革的教育工作者吐露的心声——“一切都不敌高考的压力。”


但这恰恰应该是此类对比纪录片最大的意义所在,“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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