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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型城市”,哪些城市在收缩?

文琳资讯 2024-04-13

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首次提到了“收缩型城市”的说法。发改委指出,收缩型中小城市要瘦身强体,转变惯性的增量规划思维,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区集中。

跟四十年高速发展过程中民众对城市“越来越大”、“越来越强”的普遍感知不同,在产业转型、老龄化、区域政策等多方因素作用下,中国很多地方城市出现了空心化现象,越来越受到学界和舆论界的关注。

“收缩城市”(shrinking cities)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Häußermann H.and W.Siebel于1988年提出,用来指代受去工业化、郊区化、老龄化以及政治体制转轨等因素影响而出现的城市人口流失乃至局部地区空心化的现象。2004年,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hrinking City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沿用这一术语,并将城市收缩定义为“人口规模在1万以上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面临人口流失超过两年,并经历结构性经济危机的现象”。

在中国,学者就衡量收缩的人口基数、收缩的时间年限和人口规模等问题并未达成一致,因为测算方式不同,也得出了不一样的收缩城市数据。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教授利用两次人口普查(2000年和2010年)数据,对2865个县市(区)中涉及到行政区划变动的样本进行调整后分析发现,中国26.71%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37.16%的县市(区)发生收缩。其中,以中国东北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收缩最为严重,且集中出现了“市区—市辖区”双收缩的现象。

清华大学教授龙瀛则在2016年的一次公开讲座中表示,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国土人口密度在下降,或者是说有10000多个乡镇和街道办事处的人口在2000年至2010年间流失。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吴康利用2007-2016年十年数据,经过调整后,从660个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级市的样本城市中,识别出2016年人口数据少于2007年且连续三个自然年人口增长为负的城市。

在660个建制市中,总计80个城市(见下图及表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口收缩,占比12.1%,其中地级市24个,县级市56个,大部分城市的人口收缩幅度不大,仅有9个城市的收缩幅度超过5%。总计476个城市仍然处于人口持续增长,占比72.1%,其中地级市248个,县级市277个。总计45个城市相对稳定,占比6.5%,其中地级市18个,县级市37个。

注:收缩城市名单由吴康教授提供

吴康指出,有些收缩城市属于结构性危机收缩,比较典型的如东北的阜新、伊春以及广东东莞、义乌;另外还有大城市周边的收缩,比如三河、高碑店;欠发达县级市收缩,比如天长、龙泉;边境偏远型城市收缩,比如根河、额尔古纳等。

吴康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收缩城市”不是个负面概念,这是伴随着城市化和产业转型阶段出现的,传统上执迷于“增长”和“扩张”的规划理念和管理政策需要向注重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以及精明收缩的范式转变。

张学良认为,面对城市收缩,要在跨区域方面加强合作,关注区域的、整体的利益,实现总体效率的提升。

中国到底有哪些城市出现了“收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吴康副教授发布研究成果称,2007~2016年间,中国有84座城市出现了“收缩”。这些城市都经历了连续3年或者3年以上的常住人口减少。

在追求快速增长的中国,我们对增长已经司空见惯。然而,我们忽视了一点,当城市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时,它也是会收缩的。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公布的人口数据,从2010年到2016年,在剔除掉因行政区划变化而增加或减少的50个城市后,剩下的633个城市中有246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出现下降(即2016年与2010年城市人口密度比小于1),占38.86%。

根据城市人口密度比的情况,我们可以把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分为六类:显著降低、有所降低、基本未变、有所增加、显著增加和大幅增加。95座城市的人口密度显著降低,212座城市基本未变,有所增加、显著增加和大幅增加的城市占将近40%。

绘制到地图上,是这样的:

从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地区降低较为明显。除了夹在中间的吉林省四平、辽源、通化、松原和白城等地人口密度有所增加,其余皆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西北的乌鲁木齐、中卫、兰州、鄂尔多斯、宝鸡和西安等地人口密度均有所下降。

华北和河南则比较复杂一些。鄂尔多斯、石家庄、南阳人口密度显著降低,乌兰察布、太原和秦皇岛则大幅增加。

西南的川黔连绵区出现了明显的人口流出,和此类似的是浙西南——闽西人口流出连绵区,这些地区地形以山区为主,人口密度不高,经济相对不够发达,容易流向附近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和长三角。

另外,在东部沿海地区,除了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地处山区的粤西和海南多地,也是人口流出的主要地区,人口密度下降明显。


谁在拖“大城市”的后腿?

2016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城区人口数为依据,把城市分为了五类。

按城区人口来划分,注意这里是城区人口,不是城市人口,不包括郊区和下属县市的人口。

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小型城市;

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

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

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从总体上来看,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4个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增加明显。其中,南京人口密度虽有所下降,但仍和成都属于基本未变的行列。天津的人口密度显著增加,广州的人口密度更是大幅增加,拉高了特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也显示出了一线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

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人口密度下降了,主要是因为北京下降的较为明显。从2010年的1383人/平方千米降到了2016年的1145人/平方千米,严格的人口政策和快速扩张的北京城,人口密度下降也不算意外。深圳的人口密度有所增加,重庆和上海都基本未变。

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的人口密度从2010年的3157.66人/平方千米降到了2795人/平方千米,是所有类型的城市中下降最多的一类城市。

在人口密度显著降低的13个大城市中,有6个省会城市,它们分别是乌鲁木齐、长春、贵阳、沈阳、石家庄和海口。在人口密度有所降低的11个大城市中,也有5个省会城市,它们分别是兰州、南昌、西安、合肥和哈尔滨。

有趣的是,一些人口密度下降的省会城市所在的省份也是人口流失的状态。以海口为例,海口的人口密度在2010年到2016年间下降了将近一半,人口密度显著降低。但海南的其他城市也没好到哪里去,除了琼海外,其他城市的人口密度均下降得明显,海南正在面临“留不住人”的困境。

不少人口密度降低的省会城市在今年纷纷加入抢人大战,开出各种利好条件吸引人才前往,但能不能长久的留住,还不好说。


城市收缩的四种模式

这些收缩型城市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资源枯竭性城市。因资源而生,同样因资源枯竭而衰退,甘肃玉门、山西吕梁、黑龙江双鸭山是典型代表。其中,玉门的知名度最高。

甘肃玉门曾经是中国的石油重镇,也是“铁人”王进喜的家乡,近年来,随着石油资源逐渐枯竭,玉门经济持续衰退,人口大量流失。数据显示,2010~2015年间, 玉门市市区人口密度的变化率为-19.11%;人均GDP的变化率为-26.96%;建成区面积的变化率高达-61.59%;城市收缩现象非常明显。

第二类是产业变迁导致的收缩,比如东北的一些重工业城市,无法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不得不面临产业衰退和人口外流的双重危机。

第三类是偏远城市的收缩。这些城市,既不靠近港口,又不靠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群,本身又缺乏资源支撑,在城镇化的时代的浪潮中,人口最容易流出。比如甘肃定西、内蒙古呼伦贝尔、黑龙江齐齐哈尔、广西河池等城市。

第四类是大城市周边的收缩。由于大城市虹吸效应的存在,周边城市人口不断向核心城市涌入,比如北京周边的三河、高碑店,成都周边的都江堰等。

不过,这类收缩并非一成不变。只要位于大城市群内部,城市收缩就不用太过担心。


扩张的土地和膨胀的城市规划

“收缩城市”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是人口、空间、环境、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多因素综合的结果。比如资产闲置、内城人口缩减和边缘区蔓延、经济衰退、人口失业、社会不安及生活质量下降等。

但最直观也是最主要的特征,还是城市人口的崩塌。城市人口从表面上分析就很简单,一方面是人口大幅流出,一方面是城市土地过于扩张。

中国的城市化率在1982年是20%,2000年时是35%,2016年已经达到57.35%。总体上来看,不论是城市人口还是城市面积,都在扩大。

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中,城市扩张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显著地慢于城市扩张的增长速度,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二者发展比例的严重失调。

2000年,中国城区人口为38823.7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为22113.7平方千米,2016年,城区人口达到40299.17万,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54331.47平方千米里。城市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分别增加3.8%和145.69%,土地城市化明显快于人口城市化。

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已经极度的不协调了。有研究根据城区人口数据和和建成区面积数据,定量分析了近10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用地扩张之间的协调关系,结果显示,中国657个城市用地扩张和人口增长之间协调性较弱。

在研究的657个城市中,以土地显著扩张发展为主的人地关系占近1/3的城市数量、45.95%的人口和过半的建成区面积。人地基本协调和人地有所收缩所占城市数量较少,呈现零星散布的特点。

然而,人地的不协调丝毫不仅没能让中国的城市停下疯狂的扩张计划,许多城市还试图用预测更多的人口来拿到更多的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因为在中国的城市土地财政下,在城市规划中所预测的人口增长规模,基本决定了这个城市以后能拿到多少土地资源并合法地进行城市开发。

本文综合自界面新闻、网易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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