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全球制造业四大趋势，中国将抢抓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并跑领跑全球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等影响因素仍将继续对制造业发展发挥作用，推动制造业全球产业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中国在产业基础、创新能力、人力资源、市场规模等方面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增强在全球产业中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新工业革命为中国制造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的并跑、领跑提供了历史机遇。

2005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和出口格局呈现中等收入国家、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快速崛起的特征，但2015年以来的变化趋缓。由于中等收入国家国内供给能力的增强、市场的扩大以及“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呈现“缩短”的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制造业最显著的变化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和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的比重来看，高收入国家占比逐渐下降，从2005年的74.5%降至2018年的53.8%；中等收入国家逐步上升，从25.3%提高到2019年的46.7%，提升了近20个百分点。从制造业的地域分布来看，呈现出由北美、欧盟、东亚和太平洋三足鼎立到东亚和太平洋明显占优的变化趋势。

 不同收入分组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不同地区分组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2.世界制成品出口份额变化

从各区域和国家的全球出口份额上来看，2015-2018年间，各收入分组国家制成品出口比重基本保持了稳定。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出口占比逐渐下降，欧洲和中亚占比均有明显提高。

3.世界制造业价值链分工格局变化

近年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国内创新能力提高，配套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本土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以及机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技术的不断成熟，原本容易实现全球劳动力成本套利的产业链布局在一国内部也变得有利可图，世界制造业价值链呈现“缩短”的趋势。

代表性商品的贸易强度变化 

企业的经营过程就是组织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并将产品在市场中进行销售，从而获得收入和利润。这个过程中涉及到要素价格、要素组合的效率以及与生产组织、销售过程相关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

不同的产业所需的要素投入及其组合不同、市场不同、运输成本不同，因此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会选择在不同的区位进行布局。也就是说，生产的空间格局取决于产业的内在特征与运行规律，同时也会受到技术变革、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外部冲击、国内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1.各国要素禀赋变化推动“雁阵模式”继续发展

所谓的“雁阵模式”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提出来的，是指，劳动密集型产业呈现从工业化国家向欠工业化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梯次转移的特点。

中国改革开放及加入WTO以来充分利用数量庞大且工资低廉的劳动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环节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要素成本的上涨，导致中国的制造业成本优势削弱，形成产业向更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转移的推动力。其次国内大循环的作用不断增强，推动中国国内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规模、发展水平持续提高。

2.新工业革命深入推进加剧未来产业全球竞争

• 主要国家在高科技和未来产业领域的竞争加剧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直接关系到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话语权。全球各国都在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以抢占制高点。

• 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遏制对中国“危中有机”

当前世界产业链价值链高度链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关键一环，中美之间的“脱钩”趋势对中国产业的影响利弊共存。弊端在于短期内，由于一些核心零部件、工业软件被断供，一些产业链可能发生“断链”。机遇在于，随着一些高技术产品被“卡脖子”或“卡脖子”的风险加大，逼迫下游用户在国内寻找供应来源，主动与产业链上游伙伴一道解决“卡脖子”产品的国产替代，为中国高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在应用中持续改进、完善的市场空间，加快国内技术的成熟完善。

3.新“数字鸿沟”造成低收入国家过早“去工业化”

• 数字技术的成熟与广泛应用可能形成新“数字鸿沟”

在工业化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无论是机器换人还是机器人换人，更多地是以机器替代肮脏、危险、困难和沉闷的工作以及人类所不胜任的工作。但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出现突破性进展，处于工业化起飞前夜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不再有效。这些低收入国家可能因数字技术的突破性进展而失去工业化的机会、过早的“去工业化”，将出现新的“数字鸿沟”。

• 中国制造业将会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及其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对中国带来的正面影响很大。中国制造业“机器换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抵消工资水平的过快上涨，在更长时期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优势。

而且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还能够加快制造业的服务化转型、提高制造业的柔性，使制造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其用户特别是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发展趋势，基于产品开发更多的增值服务。

4.疫情推动全球供应链布局加快调整

疫情爆发前，全球产业分工遵循的是效率优先的逻辑，形成发达国家从事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发展中国家从事加工组装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但在疫情影响之下，将推动供应链回归本土和供应来源的多元化格局。但该供应链布局调整对中国影响有限：

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达国家回归或转移到一些虽有成本优势但因生产率低、产业配套不完善而综合成本仍旧偏高的国家，会带来整体生产成本的上涨。相比于供应链回归到疫情未能有效控制的国家，继续在中国投资甚至进一步推动中国供应链的完整性反倒是更优的选择。

其次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齐全的产业体系、完善的产业配套短期内很难在其他地区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