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多地少，房价为什么这么低？

政府组屋

新加坡住房传奇的核心是“政府组屋”，这是在新加坡房屋和发展委员会（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管理下的公共住房，人们通常用简称HDB指代政府组屋。有别于大多数人的认知，80%多的新加坡居民都居住在政府组屋中。而不是像别的国家，只有少部分低收入或者需要照顾的特殊群体才能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公租房中。

在其他国家往往代表着“廉价”、“质量较差”、“地理位置偏僻”的公共住房，在新加坡则完全不一样。新加坡的HDB，和中国各大房地产开放商修建的普通商业住宅几乎没有区别。同样有便利的交通设施，繁华的商场，精心维护管理的绿化，休闲广场，每天都有专人定期打扫清理，政府各部门还会上门抽查访问...... 在某些方面，新加坡的HDB甚至比中国的一些商业住宅做得更好。

新加坡政府HDB的发展历史，甚至比新加坡建国的历史还早。建国前的新加坡曾短暂的居于马来西亚的统治之下，但是作为一个70％人口都是华人的城市，新加坡难以忍受马来西亚唯马来人至上的种族歧视统治理念。同时，马来西亚执政党也惧怕着李光耀过人的政治才能会损害马来西亚执政党的利益。

马来西亚选择抛弃新加坡。而新加坡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走上了自身的独立之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李光耀，可以说是临危受命，成为了第一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意识到，只有让新加坡人民有生存的机会，才能获取人民的信任，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而要获取民众的信任，就必须要解决民众最关心的两大问题：就业和居住，有了工作才有工资，才可以养活自己和家人；有了稳定的居所才不用颠沛流离。

华人比例超过百分之七十五的新加坡，深受中国文化“安土重迁”的影响。李光耀也明白，只要让民众住得安心，国家才有可能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因此，他提出了“居者有其屋”这一著名口号。

1961年5月25日，是新加坡HDB 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这一天，河水山贫民区发生大火（Bukit Ho Swee fire），导致2800栋低矮的住宅被烧毁，16000人无家可归。

新加坡政府抓住了这一机会，承诺在7个月内修建足够的、价格合适的房屋来安置无家可归的居民。新加坡政府迅速组建了住房和发展委员会，开始建设第一批公共住房项目。一幢幢6层小楼拔地而起，新房以每天3.5套的速率进行建设。灾民们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而人民行动党也借此向新加坡人民展示了执政能力与决心。从此以后，公屋的数量急剧增加，申请购买新加坡公屋的公民数量在短短十年间翻了10倍。

征地与建房

修房子，就一定要土地，新加坡政府在征地这件大事上也有惊人之举。曾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法律体系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国影响，但是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律系的李光耀却并不想完全沿袭英国法律有关征收土地的内容。

李光耀认为，私人土地权会严重有损新加坡的发展，政府没有时间和各个土地产权人为了征用土地打官司。为了从私人手中迅速征用土地，1966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土地征用法》。《土地征用法》规定：政府有权在必要时，为公共用途强制征用私有土地，给予土地所有者补偿。且征地时的土地价格遵循的是1973年以前的价格，而不是征用时的价格。新加坡的城市规划保密性极强，人们很难通过土地投机行为获利，政府只会按照发展建设前的地价进行赔付。

李光耀认为，私人业主并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就享受了政府建设公共设施如道路带来的土地价格增值。可以说，私人业主获得地产增值的收益过程是“躺赢”的过程。这个理念虽然显得有些专断，但却让新加坡政府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征地成本，最快地实现了土地国有化，为后续修建公共住房奠定了基础。

获得了土地之后，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成为了政府组屋的首要目标。而此时接过土地规划任务的就是后来被誉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刘太格，他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为中国城市主持城市规划工作的外国专家之一，参与过上海陆家嘴中心地区规划及城市设计。

刘太格认为，此时的政府组屋，首要任务是容纳足够多的居民，并在最近的距离内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刘太格推出了著名的“new town”（新镇），每个new town 至少要容纳二十万人。这个设计也与二十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规划兴起所导致的修建大型住区的潮流息息相关。

除了新加坡以外，美国、法国、荷兰等国也各自修建了巨型住区项目。这些住区的特色就是高楼林立、容纳人口多、现代化设施齐全，最重要的是，和传统的居住区截然不同。

到如今，新加坡已经有20多座new town，新加坡的大多数居民居住在new town 中，日常购物、通勤、娱乐、基础教育和医疗需求基本都能在new town中得到满足，刘太格强力主张的“十五分钟生活圈”在new town 得以践行。中国的许多城市，比如上海，也开始对大型住区规划提出“十五分钟生活圈”这样的目标。

同时政府组屋也孕育了新加坡独特的“食阁”文化。食阁类似于中国的食堂，每个食阁都有不同的档口贩卖不同的食物，每个档口每月都会获得政府补贴，确保食物价格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每幢组屋楼下的食阁，就成了不爱做饭的新加坡人主要的日常就餐地点。新加坡许多本地美食就藏在这些组屋楼下的食阁中。

新加坡修建政府组屋的建筑材料都是统一的、户型和房屋面积也基本相同、连窗户的样式也一样，除了因为修建年代造成的细微区别之外，可以说基本做到了模块化、标准化生产。

房价管控

对于不同房屋数量的政府组屋，新加坡政府规定了不同的最低和最高收入标准，只有在此标准内才能购房。在购房资金上，购房者可以获得银行和政府的低息贷款的支持，贷款金额最高甚至可达到购房全额的90%。对于已婚或者已育的家庭，政府会提供额外的购房优惠和优先选择权，单身者要到35岁才能购买组屋。

为了保证房价的稳定，新加坡政府实行了严格的价格管控，比如房子只能在满5年后被转售。购房资格也仅限于新加坡公民，永居持有者和外国人都无法购买组屋，只能购买昂贵的私人公寓。而私人公寓的价格，就和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相差无几了。同样三室一厅的私人公寓，平均价格就达到了100万新币，是同样三室一厅的组屋的9倍。

为了实现种族融合和减少各宗教之间冲突，打造更加包容的文化氛围，新加坡政府更是强制规定了每一个HDB单元中各类族裔的比例。马来人在每个街区所允许的最高比例为22％，华人最高比例为84％和87％，印度裔最高比例为10%和13%。公民在买卖公屋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此栋楼内的华人、马来人、印度裔的人口数量比例维持稳定。

当然，新加坡人也抱怨过这一规定过于死板。比方说，如果一个比较便宜的HDB单元内，华人比例已经达到上限的话，华人家庭就只能舍此购买更贵的组屋。但有时，一些从事低收入职业的马来人家庭，也无法负担那些对于华人家庭而言廉价的组屋。

同时公民的宗教信仰情况也必须登记在册。新加坡的基础教育体系中也要求不同族裔必须学习其他族裔的语言和文化，做到互相尊重。

上世纪80、90年代，新加坡低廉的房价保证了新加坡人以较低的工资水平就能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属于自己的房子对于新加坡人而言，确实是很重要的慰藉。新加坡也凭借较低的工资水平吸引了大量外国加工制造业的投资。新加坡的工业也随着新加坡公屋的发展而腾飞。新加坡如愿实现了从一个热带小岛到“亚洲四小龙”的华丽转身。

正如李光耀所言，新加坡公共住房的发展正是“让社会主义发挥作用”的体现。让无数发展中国家头痛的高房价问题，正是新加坡从建国开始就极力避免的。当然，由于中新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中国能否成功照抄新加坡公共住房的“作业”，却是一个未知数。

参考文献：

1.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jobs/lower-incomes-in-2020-with-employment-rate-in-singapore-at-6-year-low-due-to-covid-19

2.https://www.singsaver.com.sg/blog/costs-of-bto-flat-resale-flat-ec-and-condo-in-singapore

3.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966747/population-living-in-public-housing-singapore/

4.https://www.gov.sg/article/hdbs-ethnic-integration-policy-why-it-still-matt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