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为什么是浦东？
2020年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党中央“将赋予浦东新区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要求浦东“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开发布《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7千余字，9大方面、27项内容，为如何支持浦东新区“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指明了方向。
▲图/图虫创意
从一片农田上开发开放，今天的浦东不仅集聚了1.3万亿GDP、568万人口，分别占到上海全市的约1/3和1/4，更凭借一系列“全国第一”，以脚下1210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意见》的颁布，无疑标志着浦东立足新发展阶段，肩负起新使命，踏上了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但“升级”后的浦东与肩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重任的深圳，将如何撑起新一轮改革开放？这显然是外界关注的问题。
新使命 新期许
国家对浦东的使命之重、期许之高，可谓空前。
《意见》提出，到2035年，浦东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构建，现代化城区全面建成，现代化治理全面实现，城市发展能级和国际竞争力跃居世界前列。到2050年，浦东建设成为在全球具有强大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的城市重要承载区，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的全球典范，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璀璨明珠。
《意见》指出，支持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其中，推动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重要通道，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更好发挥龙头辐射作用，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窗口。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
同时，《意见》明确，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找准政府和市场在推动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水平中的着力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带动全国产业链升级，提升全球影响力。并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核心区，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率先构建高标准国际化经贸规则体系，打造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的功能高地。
此外，在消费引领方面，《意见》指出，浦东应着力创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提升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水平，培育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引领带动国内消费升级需求，打造面向全球市场的新品首发地、引领消费潮流的风向标，建设国际消费中心。打造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
▲图/图虫创意
为什么是浦东？
“上海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浦东开发开放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意见》开宗明义，道出了浦东和上海之于全国的特殊意义，也点明了新时代进一步支持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战略用意。
31年前，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决策，改变了这块地区、这座城市甚至这个国家的命运。邓小平同志称这是“王牌”，曾嘱咐上海“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直到建成”，鼓励上海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也曾告诫上海一定不能错过这20世纪尾巴上的“最后一次机遇”。
31年沧海桑田，浦东和上海交出了无愧历史的答卷，历史则期待这里书写新的答卷。如《意见》开篇所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这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实明证，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写照。这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也是需要不断拓展、深化的“将来时”。
9个月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沪出席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要求浦东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努力成为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期望上海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新奇迹、展现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气象。
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浦东作为“排头兵中的排头兵、先行者中的先行者”，无疑义不容辞、也迫切需要开展全方位的示范引领、突破攻坚。某种意义上，《意见》的出台实施，是又一个分量堪比当年的历史性机遇，也是一次必须抓住、不容错过的机遇，需要尽快付诸行动、落地见效，需要迎接更多挑战、攀登更高的高峰。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作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强大吸引力、强大竞争力和强大推动力。
经过30年的发展，背靠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浦东在科技创新、要素集聚、基础设施、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已形成得天独厚优势。支持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就是要浦东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重要通道，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牵引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再次选择浦东，是服务全国大局和带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大举措。何立峰表示，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龙头，浦东承载了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功能。支持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就是要浦东从根本宗旨、问题导向、忧患意识出发，完整准确全面地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探索将新发展理念创造性转化为发展实践的方式路径，构筑区域发展的强大势能，带动上海、进而带动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提升我国经济总体效率注入强劲动力、提供示范样板。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浦东建设全国第一个新区开始，现在国家级的新区已达到19个。自2013年，全国第一个自贸区落户浦东以来，全国范围内的自贸区已达到21个。可以说，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和其发展历史一脉相承。
浦东为什么能？
为达成目标，《意见》在“加强组织实施”中明确强化法治保障，比照经济特区法规，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足浦东改革创新实践需要，遵循宪法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作变通规定，在浦东实施。
划重点，“特区立法权”。
公开报道显示，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授权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这也意味着，“法治保障”已迈出关键一步。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基本特征就是立法变通权，“经济特区法规只有一个前提，即遵循宪法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基本规则，就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进行变通。这是特区立法很大的优势，体现了‘特事特办’。”
“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使得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制度供给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也为浦东新区乃至整个上海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此之前，几个经济特区，即深圳、汕头、珠海、厦门及海南，也都享有“特区立法权”。对浦东来说，进入新阶段，要继续“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迫切需要这样的制度保障。
事实上，浦东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浦东，正是得益于“立法先行”奠定的基础。
1990年4月，面对中国给予浦东的开发十项优惠政策，有海外舆论质疑：“就凭这登在报纸上，不过巴掌大篇幅的十项政策，如何让外资、外企放心和安心？”
很快，上海即给出回应——要用法律来保障浦东开发开放以及外国投资者的权益。五个月后，浦东开发开放第一批法规，以中、英、日三种语言向世界公布。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去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当人们称赞一座城市的时候，能够用‘依法办事’来形容，我认为是很高的褒奖。”他曾担任浦东新区副区长。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重磅《意见》中31次提及“制度”一词，“制度型开放”与完善立法密切相关：
坚持系统观念，加强改革举措的有机衔接和融会贯通，推动各项改革向更加完善的制度靠拢。
从要素开放向制度开放全面拓展，率先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浦东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压力测试。
“从发展阶段看，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3.0版。”王战表示，1.0版的改革，主要是自下而上，摸着石头过河，总结地方经验。2.0版的改革注重顶层设计，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到今天，单纯的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都面临很多瓶颈，比如基层缺乏改革的主动性，地方缺乏改革的激励。解决这些问题，要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结合起来，把中央的战略部署和地方的主动作为结合起来。
浦东如何下好这盘棋？
面对新的“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探索任务，浦东又将如何下好这盘棋？
相关人士认为，回答这个问题，不妨看看深圳。以立法为例，上海市决策咨询专家库专家、上海浦东新区张江平台经济研究院院长陈炜曾透露，浦东人大每年都会到深圳学习，特别是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深圳的立法是成功的，浦东向中央争取立法权的时候，也是以深圳作为样本”。
▲图/新华社发
何立峰表示，《意见》绘制了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宏伟蓝图，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下联动、精准发力，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举措逐项落地、全面见效。具体来说：
一是以自主创新发展为根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加快关键技术研发，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布局和建设一批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开展全球科技协同创新。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同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加强分工协作，突破一批核心部件、推出一批高端产品、形成一批中国标准。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探索创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投入机制。
二是以改革系统集成为着力点，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聚焦基础性和具有重大牵引作用的改革举措，探索开展综合性改革试点，加强重大制度创新充分联动和衔接配套。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率先建立行业综合许可和综合监管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全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外商投资等合法权益。健全要素市场一体化运行机制，深化用地、用能等制度改革。
三是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在全域打造特殊经济功能区。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先行先试，更好发挥“试验田”作用。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为全国探索经验。推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建设，探索创新监管安排，具备条件的可实行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通关便利化相关政策。加快同长三角共建辐射全球的航运枢纽，提升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建立全球高端人才引进“直通车”制度，率先实行更加开放更加便利的人才引进政策。
四是以金融市场为重点，构筑全球资源配置的功能高地。进一步有序加大金融开放力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海内外重要投融资平台，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积极配置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核心区，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五是以人民为中心，建成现代城市治理的示范样板。坚持人民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完善民生发展格局，延续城市特色文化，打造宜居宜业的城市治理样板，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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