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速世界产业“孪生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突发性全球危机，对世界经济、安全和全球发展态势产生重大影响（博鳌亚洲论坛，2020）。2020年全球GDP增长率为-3.4%，2021年反弹至5.5%，由于疫情持续发酵、各国财政支持减弱和供应链瓶颈持续存在等多种因素，预计2022年全球GDP增长率将放缓至4.1%，2023年进一步降至3.2%（World Bank,2022）。不过，此次疫情也凸显出卫生、物流、信息通信技术等行业的战略属性，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孕育了机遇，同时也再次对人类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敲响警钟，加速国际秩序的演变，并最终影响各国疫后经济复苏战略的设计与选择。

产业政策一直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抓手，也是危机后各国经济复苏战略的核心支柱（Ferrannini et al.，2021）。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的欧债危机，使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并着力扶持新兴产业发展（史丹，2010）。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更是复兴国家干预主义，强调要为疫后经济的可持续复苏制定产业政策（Wright et al.，2021），确保各个部门和行业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迅速脱钩，再与新兴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重新整合（杰里米·里夫金，2020），引导经济实现绿色化、数字化转型发展。换言之，疫后产业政策既要实现产业政策传统目标，即提升产业竞争力、改进社会福利，还要兼顾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经济去碳化（Tagliapietra and Veugelers，2020）。已经倡导十多年的绿色新政重新上路（Green Deal Reloaded），与数字化、智能化融合，被赋予新的内涵与使命。

新冠肺炎疫情在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思想理念与生活方式，进而深刻影响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根基。本文分析了疫情对产业政策理论基础与运行环境的影响，梳理了主要工业化国家近两年绿色与数字转型政策，并讨论了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孪生转型”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未来中国的应对之策。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在改变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与运行环境的同时，也对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而言，此次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凸显政府“有形之手”的重要性，改变产业供应链布局逻辑，加速世界产业绿色化和数字化发展，学术界将这一趋势称之为“孪生转型”（twin transition）。

此次疫情大流行再次提供了重新思考“政府用途”（Mazzucato，2020）的机会。长期以来，学术界就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产业发展争论不休。支持政府干预的学者强调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公共品，纠正外部性，减少由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社会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则强调无所不在的政府失灵，包括因官僚个人利益动机而导致的寻租行为（Krueger，1974；Tullock，1967）。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盛，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主张占据上风，反对政府干预。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开始反思对最大限度自由市场的支持，转而呼吁政府加强对金融和银行业的监管，并意识到在全球化发展中，特别是应对颠覆性技术变革，有效产业政策的重要性。此次疫情大流行更是让人们认识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正如Micklethwait和Wooldridge（2020）指出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政府再次变得重要，不仅仅是再次强大，而且是再次变得至关重要”。

人们对政府作用的重新认识，将改变产业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理念，进而对全球产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Cherif和Hasanov（2019）打破内部禁忌公开支持产业政策，指出“政府已将资本和劳动力引导到工业企业中，如果没有适当的激励措施，资本和劳动力可能不会进入这些企业”。此次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及其产业政策的重要性，并推动疫情前呼声已高的产业政策复兴（Stiglitz，2021）。2020年3月欧盟发布《欧洲新产业战略》，强化政府对产业的引导作用（Brondoni et al.，2021）。Lopes和Willem（2021）甚至感叹到，“欧洲出人意料地支持产业政策，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欧洲产业政策的演变如图1所示。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化创造了一个繁荣的国际市场，极大地推动世界产业分工与合作，形成错综复杂的生产网络与全球供应链。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一直在转型，甚至出现“逆全球化”苗头（胡志勇，2020）。从特朗普当选总统，到法国“黄马甲”抗议运动，再到英国脱欧，实际上都反映出民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本土主义阵营（Jean，2021），这对全球化的可持续性提出重大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供给与需求陷入突发性中断状态，暴露出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疫情前本已抬头的“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日本在2021年4月公布的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安排22亿美元用于鼓励提高本土生产制造能力，并试图将有制造能力的产业从中国迁出、回到本土发展。一些悲观派预计，疫情大流行会推动构建区域内闭合完整的价值链体系，甚至可能逆转全球化供应体系，实现供应链本土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已经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想终结全球化不太可能，此次疫情大流行只会减缓全球化，供应链区域化渐成主流。美国地缘政治家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基于远距离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很多漏洞之前，区域主义已经开始明确代替全球主义（施瓦布、马勒雷，2020）。欧盟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洲地区新设立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都说明了区域化正逐渐成为全球化的缓和版本（Wang and Sun，2021）。供应链区域化甚至本土化发展，必将改变产业布局逻辑，甚至影响全球产业发展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人们更好认识社会经济系统（Mazzucato，2020），更加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绿色转型进程加快。疫情暴发前，世界各国已积极探索绿色发展之路，比如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有些许进展，但可持续发展似乎仍未被置于产业政策的核心位置，实现1.5℃~2℃的全球温控目标依然困难重重（梯若尔，2020）。为了应对疫情冲击，主要国家或国际组织领导人纷纷呼吁推动绿色转型。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醒“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主张各国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世界卫生组织2020年5月发表“健康绿色复苏宣言”，告诫人们“如果不能处理致使地球居住环境恶化的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造成的威胁，任何试图增强世界安全的努力都注定将失败”，并建议各国“确保快速健康的能源转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在多个场合呼吁“发达国家应率先放弃新建燃煤电厂”。国际能源署（IEA）更是将此次疫情危机视为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有利于快速向脱碳经济过渡的机会（Blazquez et al,.2021）。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史上第一个逐步减少煤炭使用的国际协议，解决了碳市场相关机制、增强透明度规则和共同时间框架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仍在肆虐的疫情当属催化剂。

绿色低碳趋势已成为全球共识，而碳中和则成为当今世界绿色低碳转型的竞技场（李俊峰，2021a）。自2019年12月欧盟公布《欧洲绿色协议》宣布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于2020年3月向联合国正式提交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战略以来，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相继提出碳中和目标。据能源与气候智库（ECIU）统计，截至2021年10月，全球已有132个国家及地区提出碳中和目标。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不仅包括能源系统变革，还包括发展方式变革、技术体系变革，其本质是从资源依赖走向技术依赖的发展转型（李俊峰，2021b）。可以说，碳中和在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势必会改变全球产业发展格局，进而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加速企业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4IR）相关技术的进程，进一步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近年来，随着5G通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突破与发展，各国开始推动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先进制造业，布局未来产业。特别是在疫情发生后，工业互联网企业迅速开展基于平台的集成服务，在医疗资源精准对接、产业链协同支撑重大项目建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数据分析支撑服务疫情态势研判、疫情防控部署以及对流动人员的疫情监测、精准施策（沈建光，2020），显示出数字技术的巨大优势。很多金融、商业和社会活动通过腾讯会议、Skype、Zoom等数字交流渠道转移到数字世界。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为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提振核心竞争力的有力抓手和关键动能。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0年全球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达到32.6万亿美元，增长3%，而同期全球GDP增长-3.4%，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到GDP的43.7%，其中，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占数字经济比重达到84.4%。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全球产业绿色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绿色产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从根本上改变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根基。

首先，数字技术的战略价值进一步凸现，推动新一轮产业数字化变革。近年来，随着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不断成熟，数字技术加速与国民经济各行业深度融合，产业赋能作用进一步增强，深刻改变企业的要素组合、组织结构、生产方式、业务流程、商业模式、客户关系、产品形态等，加快各行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进程（史丹、李晓华，2021）。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进一步凸显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战略价值，为各产业和全社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特殊契机。

其次，产业政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到达一个转折点，引发人们重新思考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及其在后疫情时代所扮演的新角色。传统产业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对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存在涓滴效应（Ferrannin et al.，2021）。最近，文献中形成一种新主张，被称为“新产业政策”，强调产业政策应超越竞争力、生产率等狭义目标，纳入更广泛的社会目标，包括气候稳定、创造就业和减少不平等。随着气候等社会目标被明确纳入到产业政策目标，新的“绿色产业政策”应运而生（见图2）。

最后，产业政策复兴、逆全球化趋势加速产业供应链重构进程，为产业政策长期变革埋下深刻伏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欧债危机，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识到产业空心化的危害和制造业对支持创新、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制定本国工业发展规划，抢夺制造业高地。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政策，引导产业链回流，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本地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将从根本上改变产业政策的逻辑基础，这也是后疫情时代产业低碳化、数字化转型的新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国家或经济体相继出台复苏计划，政策虽各有侧重，但共同之处是都将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作为其产业政策的主要抓手，推动经济实现“孪生转型”。

韩国是全球第七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也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OECD，2017），其工业结构较大程度地依赖煤炭。2020年7月，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推动经济可持续性发展，韩国政府推出《韩国新政：国家转型战略》（Korean New Deal:National Strategy for a Great Transformation），聚焦“数字”和“绿色”两大领域，促进经济尽快从疫情影响中复苏，实现根本性升级。

绿色新政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旨在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吸引民间投资，实现经济结构绿色转型，积极向“绿色先导型国家”迈进。围绕基础设施绿色转型、低碳和分布式能源、绿色产业创新三个领域，韩国新政提出八项任务（见表1），其中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和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是其核心内容，比如为发展低碳和分布式能源，韩国计划增加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加大可再生清洁能源供应；对多个地区开展海上风电可行性研究；推广使用电动汽车和氢能源动力汽车等。实现这些任务，韩国有望减少温室气体1620万吨，提高环境能效30%，创造就业岗位65.9万个（Lee and Woo，2020）。

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升级，韩国政府将完善数据、网络、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生态圈，推动5G和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融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设智能医疗和保健基础设施，实现对肺炎、糖尿病等12种疾病精确诊断；为1～12年级提供科技支撑的教育基础设施，加强高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在线教育体系建设，推进教育基础设施数字化；促进中小企业远程办公、支持微商线上活动，培育“非接触”产业；实现对道路、港口等基础设施数字化管理，打造智慧城市、智能产业园区、智能物流体系，推动社会间接资本（SOC）数字化（见表2）。

新政颁布一整年后，韩国又发布升级版，将到2025年的财政投资计划从160万亿韩元增加到220万亿韩元。其中，绿色新政投资由原计划的42.7万亿韩元增加到61万亿韩元，增加了碳中和方面的内容，以实现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数字新政投资由原计划的44.8万亿韩元增加到49万亿韩元，重点推广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融合的服务，同时推动云计算、区块链等核心技术的发展，促进各产业使用5G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并在韩国欠发达地区推进数字化。

早在2008年，英国已提出绿色新政的概念，此后德国、丹麦等国相继出台气候变化相关立法，绿色发展理念得到更多认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上任伊始便把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列为工作重点，推动达成《欧洲绿色协议》，提出要把欧洲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的大陆。欧盟的绿色产业政策主要体现在《欧洲绿色协议》《欧洲新工业战略》《欧洲气候法案》等系列文件中（见表3）。

2019年12月，在英国提出绿色新政后的十多年，欧盟委员会提出《欧洲绿色协议》。这是对欧洲气候变化计划（ECCP）和气候与能源计划（CARE）等系列政策的更新，旨在将欧盟转变为一个公平、繁荣的社会，以及富有竞争力的资源节约型现代化经济体。该协议几乎涵盖所有经济领域，主要内容包括三方面：一是促进欧盟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二是引领全球绿色发展；三是推动公众对绿色转型发展的参与和承诺。其中，促进欧盟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是该协议的核心内容。2021年6月，欧洲议会批准《欧洲气候法案》，将2030年减排55%、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写入法律。2021年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绿色新政的核心政策——“Fit for 55”减排一揽子方案。这是一套修订和更新欧盟立法并实施新举措的提案，旨在确保欧盟政策符合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商定的气候目标。该提案包括扩大欧盟碳市场、停止销售燃油车、征收航空燃油税、扩大可再生能源占比、设立碳边境税等12项新法案。由于欧盟委员会内部、各成员国之间、欧洲议会内部仍有不小的分歧，同时传统行业也将加紧游说，预计这一揽子计划需要到2023年才能正式获批。

《欧洲绿色协议》要求必须促进欧洲产业结构的重大转变，包括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从内燃机汽车向电动汽车的转变。具体到工业领域，欧盟委员会2020年3月通过《欧洲新工业战略》，提出“孪生转型”，使人工智能、5G、云计算与边缘计算，以及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尽快在欧盟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将工业战略与新的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相结合，以应对绿色低碳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双重挑战，并提升其全球竞争力和战略自主性。该战略包含三个远景：一是欧洲工业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全球领先地位；二是2050年实现碳中和；三是打造欧洲数字化的未来（Brondoni et al.,2021）。为推动这三大远景目标的实现，欧洲还提出三大策略，多项行动计划，强调要充分发挥欧洲“单一”市场的影响力、规模化和一体化，打造出具有欧洲价值和原则特性的高质量标准，创造开放、公平的全球竞争环境，融入产业创新精神，减少对他国的依赖，加强合作伙伴关系治理。

近几年美国强调政府干预的呼声越来越高，出现过不同版本的绿色新政。其中，Ocasio-Cortez’s绿色新政影响最广，美国总统乔·拜登早期采取的与气候相关的行动多与该新政一致。2021年3月，拜登宣布了《美国就业计划》。这是面向未来8年的基建和经济复苏计划，投资总金额高达2.25万亿美元，旨在建立未来产业，振兴美国制造业，并创造高薪工作，同时保护一些社区免受环境污染的困扰（Stashwicketal.,2021）。该计划侧重于对基础设施、制造业、清洁能源、护理产业以及科技研发的投资，其中基建是核心，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如电动车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机场等，社区基础设施如清洁饮用水、保障性住房、电力、高速宽带等，相关政策有政府直接采购、产业扶持等（见表4）。

具体到绿色转型方面，美国将重点发展低碳建筑、推广电动汽车、发展低碳农业、保护自然资源、重振电力基础设施等，其中涉及新能源的直接投资约3270亿美元，包括电动汽车（1740亿美元）、联邦政府采购清洁能源（460亿美元）及重点支持农村制造业和清洁能源（520亿美元）、解决气候危机的相关技术突破（550亿美元）。该计划提出到2035年力争使美国实现100%的零碳电力。在数字转型方面，美国将建设高速宽带网络，促进互联网供应商公平竞争，降低资费，提高使用率；加强研发，跟踪未来技术；设立区域创新中心和社区振兴基金，创建全国性的小型企业孵化器和创新中心网络等。

德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积极推动雄心勃勃的环境政策。2002年，德国通过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将可持续性列为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还发起了关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能源和资源效率的重大跨领域倡议。德国强大的环境框架不仅使其成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先驱，而且成为推动低碳发展的典范。

为应对疫情，德国于2020年12月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一项多维度的复苏计划，并获得联邦议院的正式批准。该计划涵盖议题广泛，从绿色转型到数字化，再到加强社会价值观、凝聚力和韧性。其中，数字化转型和气候变化仍然是主要挑战。计划中至少有42%的资金用于支持气候目标，包括工业脱碳，特别关注可再生氢、可持续交通以及住宅建筑翻新；至少有52%的资金用于支持数字化转型，包括支持公共服务，尤其是公共卫生服务和企业数字化转型（EU，2021a）。德国复苏计划的主要内容详见表5。

2020年12月，日本政府推出绿色增长战略，涉及能源和运输等14个重点领域，包括加快太阳能电池关键共性基础技术开发，加速氢能发电涡轮机的商业化，推进氢运输相关设备标准化；推动共燃发电燃烧器技术的发展，到2030年引入并推广20%的混合燃烧发电；到2050年提高共燃率，并实现燃料氨发电技术的商业化等。为打造碳循环产业、资源循环产业，日本政府还将支持开发从低浓度低压力的废气中分离和回收CO2技术，供应有助于工业领域脱碳的新材料；推进回收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建设固体废物处理设施，到2050年实现资源产业的净零排放等（见表6）。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主要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积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引导经济“孪生转型”，实现经济绿色复苏。总览各国经济复苏计划，不难发现这些产业政策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点。一是重视发展低碳发电技术，加大可再生能源供应。例如韩国拟在40多个区域或岛屿建立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和储能系统；日本提出要发展氢能、核能、风能，并推动氨燃料产业；欧盟委员会在《欧洲新工业战略》中提出成立欧洲清洁氢能联盟，发挥以往发展电池产业的经验，促进构建氢能生态系统。二是推进核心技术研发，并通过示范项目，加快推进商业化运用。例如韩国将为绿色产业提供16亿美元贷款，支持研发和推广捕捉及存储碳的技术。美国计划在15个贫困社区建立脱碳氢示范项目，建立10个示范设施，展示大型钢铁、水泥和化工生产设施的碳捕获技术。三是运用政府购买、财政补贴等方式。例如德国计划为80多万辆脱碳汽车消费提供财政支持，帮助市民转向清洁电动汽车。美国将通过联邦政府采购支持清洁能源制造。欧盟也提出要通过政府采购支持环境友好型的商品、服务和工程。四是注重对新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强化绿色改造与数字转型的协同效应。电动汽车是各国绿色转型以及未来国际产业竞争的角逐场，为了推动电动车产业的发展，韩国、美国、欧盟均提出建设新能源汽车燃料补给装置或电动汽车充电桩，支持市民转向清洁电动汽车。而在数字化发展方面，各国纷纷提出提高高速宽带网络覆盖率，完善数据、网络、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生态圈等。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加速变局的演变。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刻变化都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孪生转型”能否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目前仍面临诸多挑战。

贸易和创新是过去3个世纪工业化的两大引擎，创新带来新的生产方式，而贸易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实现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并激励和传播了创新（Thierer，2016）。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这两大引擎当前都面临疲软态势。

尽管政界与业界都非常重视创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监测的全球研发支出、科学产出、风险投资等也持续高位增长（WIPO，2021），但学术界一种观点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世界正面临着创新停滞的尴尬，此次疫情大流行可能会恶化这一态势。首先，历史证据表明疫情等冲击会大幅减少创新投资。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美国的技术创新和创业造成70多年的损害（Babina et al.，2020），以年度初创企业数量或开业率衡量的美国的企业家精神这一指标至今尚未恢复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Naudé，2020a）。英国创新企业的比例在金融危机期间下降约1/3，大约四到六年后才得以恢复，而且这种复苏也不均衡——在某些部门和地区尤其疲软（Roper and Turner，2020）。其次，有理由担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未来创新的不利影响。一是因为疫情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以往的疫情大流行都会伴随不平等的加剧（Furceri et al.，2020），这次也一样。据世界银行跟踪统计，2019—2021年，全球底部40%人群的平均收入下滑2.2%，而顶部40%人群的平均收入仅下滑0.5%，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Sánchez-Páramo et al.,2021）。此次疫情还使许多公司的财务状况恶化，对中小企业维持研发和创新的意愿或能力产生重大影响（Roper and Turner，2020）；二是疫情会进一步提高市场集中度或巩固超大企业的主导地位，可能会延长“僵尸企业”的存续时间（Mc-Gowan et al.，2017），进一步抑制新企业的进入，削弱企业复兴的潜力（Naudé，2020b）。

与此同时，不均衡的贸易复苏难改长期疲软走势。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年均增速已经从1970—2008年的5.8%降至2011—2019年的3.8%，呈现明显的放缓趋势，这不仅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产出增长放缓，还因为危机前的二十年里，支持贸易快速扩张的结构性动力基本已耗尽。研究显示，长期贸易弹性已从1990—2011年的2.2下降到2011—2019年的1左右。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进口增长与收入增长的比率从1990—2008年的1.7下降到2011—2019年的0.9。近期全球贸易增长与全球产出增长之间关系的疲软可能构成“新常态”（Workd Bank，2021）。

在经历了前几年的停滞和2020年的大幅回落后，2021年全球贸易增长势头强劲并创历史新高，但整体呈先扬后抑的态势，下半年增速明显较上半年放慢，贸易增长在不同国家地区和行业间也不均衡，在2021年第三季度更加显著。A总体来看，全球贸易增长势头在2022年和2023年减弱，与全球经济活动的放缓保持一致。展望未来，如果没有重大政策支持，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全球贸易增长还会疲软。Workd Bank（2021）预测，21世纪20年代的贸易增长可能会比2000—2010年的增速再放缓0.9个百分点，这种弱势在货物贸易中会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新技术将推动更多的本地化生产。总之，随着供应链区域化甚至本土化，贸易驱动工业发展这一引擎也面临动力不足问题。

无论是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还是从化石燃料过渡到可持续的低碳经济，都需要长期的资金支持。联合国全球复苏监测项目统计结果显示，为应对此次疫情大流行，全球前50大经济体推出的财政纾困与经济复苏计划资金投入累计达14.6万亿美元，但绝大多数为纾困资金（rescue-type spending），仅有1.9万亿（占总额的13%）为复苏资金（recovery-type spending），而在复苏资金中仅有18.0%可望提升可持续性，可归为绿色复苏支出。

即使这样，为数不多的绿色复苏资金能否到位并发挥财政引导作用，也有待观察。如果不加重视，可能重演全球金融危机后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不足的故事。在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G20和少数其他经济体将财政刺激计划总额的近16%用于“绿色投资”，发展低碳能源、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和材料回收。但在2010—2018年，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的名义投资并没有改善而是相对停滞（Blazquez et al.，2021）。这值得引以为戒。

实际上，疫后各国政府债务率普遍高企，财政支出压力普遍增大。2020年各国债务率都因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有较大幅度上升，并将在未来较长时期高位运行（见表7）。不难看出，为推进产业“孪生转型”，各国政府都将面临较大的融资压力。

以韩国为例，韩国“绿色新政”需要200多万亿韩元，但近年韩国政府支出屡创新高，2020年的政府预算因数额巨大被称为“超级预算”。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韩国还史无前例地连续三次追加预算，每次追加的金额也比较大。从中期来看，韩国面临不小的财政压力，再加上政府换届影响，能否落实预定的财政资金，市场普遍存疑。再来看欧盟，“下一代欧盟”（Next Generation EU）基金总额已经大幅度削减，绿色复苏、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规模也相应锐减。欧盟复苏基金能否真正意义上实现其投放初衷，为欧盟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持，目前也是存在很多质疑。

低收入经济体国家则面临融资成本高、资金缺口大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前，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务率已经在上升，而应对危机所需的新支出使得债务规模进一步膨胀（UN，2021），公共债务利息支出占GDP比重近年也在上升，疫情后进一步提升（见图3）。

不过，对于大多数高收入经济体来说，尽管债务负担相对较高，但目前融资成本年利率接近0%。相比之下，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信用评级较低，融资成本高达6%甚至更高。比如印度的新债长期利率约为6%，而南非甚至高达10%（OECD，2020）。联合国全球复苏监测项目统计显示，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纾困与复苏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入仅占10.6%。按人均计算，发达经济体人均投入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17倍。总之，低收入国家债务高、融资成本高可能会加大财政脆弱国家在气候适应能力建设方面的融资难度。

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数字化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去工业化”。非洲发展议程曾将青年人口视为重要的人力资本，并当做推动非洲国家走向工业化、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但Sato（2021）研究发现，拥有大型制造业基础的经济体复苏将相对较快，而基础较弱的经济体将遭受经济长期下滑和不良的去工业化。另如施瓦布和马勒雷特（2020）担心的，一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青年人口较多的国家），面临着“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噩梦”的风险，因为自动化让他们更难以登上经济增长的快车。简言之，在发达经济体谋求经济数字化、智能化的背景下，非洲发展议程的设想在疫后复苏进程中可能更难实现。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一些国家推出绿色复苏计划，但另一些国家难以转型，依然依赖对环境有负面影响且高碳排放的传统行业（CCSA，2020），那么能否在既定的时间表内实现全球减排目标，则要打上问号。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叠加疫情影响，使得绿色产业和数字经济正在快速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焦点。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在消费互联网等领域形成明显优势，成为推动世界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低碳技术、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服务等领域，中国也处于领先地位。后疫情时代，中国应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在遵循产业发展趋势和技术演进规律的基础上，系统谋划、统筹推进，积极打造良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加速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开启中国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新纪元（斯特恩等，2021）。

以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等为重要内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数据纳入生产要素的范畴，正在改变着传统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后疫情时代，中国应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双碳”目标下，围绕加快数字技术赋能绿色转型的目标，加快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扩展，从规模优势向技术优势扩展，从产品优势向标准优势扩展。重点工作包括：进一步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光纤网络、IPv6、5G网络等连接基础设施升级和商用，加快大数据、云计算等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发展，有序推进工业、交通、能源、民生等领域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升级；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实体企业价值链、供应链各环节的数字化改造，加快企业“上云用数赋智”，打通各部门、各环节的数据连接，推动实体企业业务流程、商业模式和业态创新；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云技术等数字技术提高碳排放数据采集、核算、监测的实时性和准确性，为政府部门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值得注意的是，在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发挥绿色转型对数字产业的引领作用，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特别是数字中心选址布局，探索数字基础设施的绿色技术创新，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减碳行动，加强绿色化和数字化协同发展试点示范和宣传推广，鼓励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绿色转型和数字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更大步伐”，深刻揭示了科技创新必须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同向发力、协同联动、互促提高的内在要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关键要突出产业发展是科技创新的主要目的，体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对创新链的要求；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关键要突出产业化是科技创新的落脚点。“双碳”目标的提出为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开辟了新领域，带动一系列技术进步，促进产业链的低碳化、绿色化、清洁化发展，深刻推动经济和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重点攻克减排增汇的工艺和装备问题，通过技术创新优化能源结构和工艺流程结构，加快设备和工艺更新换代，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产业链。同时，也要求以减少碳排放为目的促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试制改进、产业应用等创新链环节水平提升，布局低碳前沿技术研究。此外，“双碳”目标的实现还要与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相结合，重点发展低能耗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传统产业低碳化发展，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和采用新能源等多种方式不断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水平。

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数字化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去工业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能源发展取得长足进展，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无疑是处在第一方队（史丹，2018）。然而，受疫情影响，未来全球将面临应对气候变化措施进展缓慢的风险（World Economic Forum，2022），加之中国现有体制机制、政策体系、治理方式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难以适应新形势下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需要的问题和挑战，比如关于电力市场体系建设顶层设计问题、传统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定位问题、绿色金融问题等。未来中国应立足实际国情，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谋划，有序推进能源低碳转型：一是要处理好转型各阶段不同能源品种之间的互补、协调、替代关系，传统化石能源的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二是要加强新型电力系统顶层设计，加快电力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探索容量市场交易机制；三是要推动储能、智能电网等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强能源预测预警监测评估能力建设；四是扩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投融资规模，完善支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

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必须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重点加强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经贸合作，特别是绿色能源合作，探索贸易与产能合作新模式，实现扩大对外开放与国内区域协调发展和产业布局优化调整互促共进。在扩大对外开放中不断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推动我国产业发展由主要依靠成本、价格竞争优势向依靠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加快实现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扩大数字经济开放，积极参与数字领域的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深化数字经济全球分工合作，促进数据、数字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积极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中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合作，充分利用国际要素助力国内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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