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历史会重演吗？戴相龙、楼继伟、朱民、朱光耀给出这些答案！

25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重创新兴的东亚和东南亚，相关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危机还蔓延至整个亚洲、俄罗斯乃至拉美地区，造成货币贬值、通货紧缩、破产浪潮等一系列问题，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创伤。

正如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所言，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之变与世纪疫情相互叠加，对全球经济造成了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冲击。

当前，各国普遍面临复苏乏力、通胀高企、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的风险。如果风险不断累积强化，有演变成世界性经济危机和经济长期衰退的可能。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

导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应对危机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各国应该如何加强协调与合作，防范类似危机的发生？

近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以史为鉴：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多位曾经在中国央行、财政部担任要职的经济金融专家参与会议，并给出了各自的答案。

戴相龙：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

正在不断扩大

中国央行原行长戴相龙，曾经参与制定和执行国家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措施。他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东南亚国家内部讲，主要是采取固定汇率制，短期外债比例过高，经济发展速度超出发展潜力。

从外部原因分析，主要是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是美元既是美国本币、又是国际主要货币带来的金融风险。戴相龙指出，1994年美国出现通货膨胀，为应对通货膨胀，美国从2月开始，12个月加息8次，累计加息300个基点。美元加息抑制了通货膨胀，带来美元升值，导致大量的美元从东南回流美国，打破了东南亚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偿债成本大幅度增加。

戴相龙表示，亚洲金融危机已过去25年，现在全球进入新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步崛起。为维护霸权，美国推进“北约”东扩，直接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对中国崛起全面进行极端打压。特别是8月初美国议长佩洛西窜访我国台湾地区，中美在台湾海峡正在出现军事对抗趋势，全球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加大。

“站在新的历史时点上，回顾亚洲金融危机，主要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风险正在不断扩大。”戴相龙给出了三方面理由。

一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日益突出。与25年前相比较，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逐步下降。美国政府负债占GDP比例，已从65.9％提升到128.8％以上。美国经济实力很难支撑原来美元的地位。美国重大货币政策出台，都会带来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因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都不断增加美元储备，承担了美元外汇储备投资风险和贬值风险。

二是美国政府金融失信风险在蔓延。美国政府无理冻结阿富汗国家外汇。俄乌发生冲突后，美国政府冻结俄罗斯国家外汇，没收俄商资产，把俄罗斯大批银行从“环球银行金融电讯系统”（SWIFT）清除。

美国政府现任财政部长也公开承认美国冻结俄国外汇和没收商人资产没有法律根据。美国政府采取的上述极端手段，大大伤害了国际金融界对美国政府机构的信任，破坏了全球国际金融运行规则，增添了新的全球金融风险。

三是美国实施“亚印战略”，推出“印太经济框架”，扩大了亚洲地区金融风险。

楼继伟：结构性弱点如果不及时解决

早晚会爆发危机

谈及亚洲金融危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谈了八方面想法。

第一，自身结构性弱点是根本性的。特别是杠杆率过高、过度依赖外部债务、资产价格虚高、维持过高的本币汇率，造成国际收支失衡。这些结构性弱点如果不及时解决，早晚会爆发危机。外部针对性的攻击不过是使得危机爆发提前，更为惨烈。

第二，要坚持对外开放，并全面实现本币经常项下可兑换。对资本项下完全放开要做谨慎评估，一般来说成熟市场经济大国和处于金融中心地位的经济体，才会利大于弊。允许“热钱”快速跨境流动，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好处。

第三，要加强金融监管，并形成监管合力，健全自身金融市场。要认识到资本出于逐利动机，总会寻找监管漏洞，如果漏洞过大，金融机构不顾风险过度加杠杆，会加大系统性风险，最终对己对人都会形成祸害。

第四，尽管过分松弛的财政金融纪律是产生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危机发生后，还要采取适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度过最艰难的时刻，并全力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然后适度从紧财政货币政策，使经济恢复常态，尽量争取损失最小化。

第五，改革必然导致既得利益调整，危机有利于加强改革共识。东亚各国在危机发生后，都大力度推进改革，在企业部门、金融部门和政府职能调整等各方面都有体现，是全方位的改革。十年后，国际金融危机对东亚各国的冲击相对较小也说明了这一点。

第六，经济全球化带来效率的提升，也加大了风险传染性。亚洲金融危机从东南亚各国开始，随后传播到东北亚地区，再压低对石油天然气的需求，进而使俄罗斯也陷入危机，国债违约，又影响到美国。这说明保持全球金融稳定是全球公共事务。

第七，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在东亚各国强烈要求下，1999年G7国家财长提议成立金融稳定论坛（FSF），但这一论坛十年内几乎没有任何进展。直到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在2009年G20伦敦峰会上，论坛改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全球金融稳定评估、统一监管标准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这也是危机触发共识的绝好例子。

第八，现在更需要全球合作。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代表性国家在合作共赢上达成共识。2018年起风云突变，贸易摩擦、技术脱钩、甚至产业补贴政治化，今年又发生地缘军事冲突。回望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大量的分析和研究都表明，如果当事各方及早采取措施，危机都是可以避免的。但历史没有如果，今天回望历史，不过是提醒各方接受教训，尽管再艰难，还是要重走合作共赢之路。

朱民：所有的危机一旦发生

就是全球危机

“我在亚洲金融危机看到，所有的危机一旦发生，就是全球危机。”中国央行原副行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朱民表示，当危机从泰国发生时，其实亚洲并没有意识到，最早还称之为南亚危机，没有想到会迅速从东亚走到北亚，走到韩国、马来西亚、印尼、北亚、日本，更没有想到的是，香港保卫战打赢的第三天，俄罗斯债务危机，接着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迅速变成了全球危机，美国的货币政策立刻变化。

对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朱民称，这是一个房贷危机引起的全球危机，所以任何危机只要发生就是全球危机。

从目前全球的状况来看，朱民直言，通货膨胀在高位，大宗商品价格在高位，所以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现在也是很大的，美国已经两个季度技术性衰退，美国股市在百年高位，全球政府债务也在百年高位。

他进一步称，高债务、高股市、高泡沫，在这个情况下金融的脆弱性是很高的，而政策危机的风险也在加大，主要是美联储的政策一开始落后于实际，所以出现采取剧烈加息。但因为环境太困难，现在美联储就是在继续剧烈加息和稳住，甚至可能放缓之间“暧昧”，但这种“暧昧”会引起全球、包括美国自己的政策性危机风险上升。

在此情况下，朱民觉得不排除会出现外部恶意攻击的可能性，而美联储利率变化就容易引起外部资金的波动。“今天这些风险其实都在积累，都在高位，所以我们要有高度的意识。”

朱光耀：应进一步提高

区域财金合作的水平和效率

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朱光耀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5周年之际，我们回顾战胜危机的历程，是以史为鉴做好可能发生的新金融危机的防范。《清迈倡议》的签署，是10+3国家（东盟与中日韩）加强区域财金合作的里程碑式成果。面对未来可能的挑战，我们更应进一步提高区域财金合作的水平和效率，特别是要提高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可用性。为此，他给出了多项具体建议。

第一，尽快明确贷款使用的成本标准。建议以综合测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功能类似贷款利率水平为参照，以不高于此标准确定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贷款成本。考虑到东盟一些国家的迫切需要，对此问题应在11月中旬举行的10+3领导人会议前做好相关的政策储备。

第二，务实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实体化进程。一方面，参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做法，将清迈倡议多边化确认的2400亿美元资金分为待缴资本和实缴资本，本着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缴资本可定为10%，也就是240亿美元，鉴于清迈倡议已增加了使用本币的条款，因此实缴资本中可包括本币在内，例如10%的实缴资本中，8%为美元，2%为本币。此外90%为待缴资本，为2160亿美元。

另一方面，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实体化进程也可分步进行。第一步，参照建立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的办法，首先以有限公司的形式建立，这在程序上需要10+3各国政府批准即可。第二步将其提升为国际组织，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转化为其秘书处，全面提升东亚区域财金合作的水平和体量，这需要10+3各国的立法机构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