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折点
作者：蔡昉
观察人口转变过程及其重要转折点在多大的显著性意义上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无疑是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恰当角度。
从相对长期的视角来看，得益于人口红利及人口红利开始消失后的恰当应对，中国经济已经实现对中等收入阶段的跨越。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把受人口因素影响的长期趋势与受各种不测因素影响的短期冲击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和波动性，在熨平周期的同时，使宏观经济在正确的轨道运行，从供求两侧增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迄今为止，我们从经验上能够观察到的人口转变最高阶段，就是一个国家在相继经过两个人口转折点之后，进入不可逆转的人口负增长时代。无论是中国的未富先老，还是一些高收入国家看似水到渠成的老龄化，都展现出类似的现象，揭示了同样的逻辑：
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既表现在社会总供给能力的进一步弱化趋势上，也表现在社会总需求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中。
图：蔡昉
既然这种新常态及其带来的新挑战是人口转变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必然结果，我们无法否认和回避，正确的选择便是利用尚存的机会窗口和调整空间，认识、适应和引领这个新常态，应对这些新挑战。
本章描述重要的人口转折点及其对经济增长供需两侧的影响，结合国际经验和教训，揭示这个新常态的性质和这些新挑战的特点。
两个人口转折点及之后
人口转变发生从低到高的阶段性变化，其原始驱动力是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虽然一个时点上的生育水平未必对人口的动态和结构特征产生直接影响，但是生育率的长期下降终究会积累足够大的势能，使人口的动态和结构特征发生根本的变化。
对经济增长而言，最具影响力的人口变量是人口总量、增长率和年龄结构。因此，人口总量或者其中一部分在数量上达到峰值的时刻就具有转折点甚至引爆点的意义。与此相应，峰值之后的负增长更具有改变经济增长常态的效应。
为了清晰地观察中国的人口转折点，我们按照时间顺序分别展示了两个人口峰值和两次随之而来的人口负增长，即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和负增长及人口总量峰值和负增长。
我们从几个关键的时间区段和节点，来认识导致经济增长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人口转变。这些时间区段和节点分别为：
(5)人口总量负增长时代。
图4-1:中国的两个人口转折点
(图上的人口总量系中国大陆及港澳台的总和)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正是一个经济发展与人口转变相关性最强、受益于人口红利和困扰于人口红利消失最突出的案例。从经济发展研究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给予特别关注和专门考察的案例，从解决中国长期发展问题的角度来说，也需要我们集中考察这个历程。
参照图4-1与图3-1，我们可以结合中国人口已经历过、正在经历及即将经历的两个峰值和两个负增长过程，对这个不同寻常的中国经验做出独一无二的叙事。
图3-1:人均GDP分组门槛标准和中国的跨越
1990—2011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15岁以下和60岁及以上的非劳动年龄人口，两组人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17%和0.02%。不同增长速度之间呈现剪刀差形状，恰好生动地刻画了提供人口红利的年龄结构特征。
同一时期也正好是改革开放快速推进的时期，与向市场经济转轨相关的各种改革措施解除了阻碍资源合理配置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从而把潜在的人口优势兑现为真实的人口红利，充分体现在经济增长的优异表现之中。
从统计数字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经济增长成就中，这个人口机会窗口期的表现最为突出，贡献也是巨大的。例如，1990—201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都在10%以上。
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不断提高的人口动态终究是一种过渡性和阶段性的现象。经过上述快速增长，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于2011年达到峰值，随后便开启负增长，2011—2022年以0.14%的速度逐年减少。
与此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率加速上升，非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一期间以年均1.65%的速度增长。这就意味着此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已经转变方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表现为GDP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都呈现趋势性的下降。
这个以人口总量负增长为特征的人口转变新态势一旦形成，便一发不可收拾且不可逆，并且产生全方位的影响。
如果说，在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的第一个10年，这个年龄组人口的减少还是相对缓和的，在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的第一个1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速度则明显加快。
从预测数字看，2022—2035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幅度将达到0.83%，同期非劳动年龄人口则以1.0%的速度增长。
对应的经济增长预测也显示，这期间潜在增长率将继续下降。与生物学中关于遗传的“趋中律”类似，经济增长理论预言，所有因特殊且过渡性因素导致的高速增长都属于超常规现象，终究会“回归到均值”，由人口因素决定的潜在增长率就会遵循这样一种规律性的变化轨迹。
由此可以断言，中国人口的新趋势将持续下去，经济增长速度也将长期趋于下降，直到增长率达到相当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这个“均值”为止。
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完全消失，或者说，还不是人口变化因素冲击经济增长最严重的情形。
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中国在人口总量于2022年达到峰值后，就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负增长时代。
应该说，这才是最具标志性的人口转折点。
人们在谈到人口对经济增长的挑战时，通常用人口老龄化这个概念一言以蔽之。其实，这样说过于大而化之，常常让人看不到老龄化语义背后的真正含义。
也就是说，老年人口数量在人口总量中占比的提高，尚不足以揭示人口转变阶段变化对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全貌，更表达不出这种不利影响的严重程度。
通过考察两个人口转折点，即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人口总量两个峰值及随后的负增长，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揭示人口红利消失的具体表现，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人口负增长时代的经济增长挑战。
从“生之者众”到“生之者寡”
人们常常用“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形象地刻画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把“生之者”视为劳动年龄人口，把“食之者”视为非劳动年龄人口，这样的人口结构就表现为：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占比高；另一方面，非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占比低。
一般来说，这就是能够带来人口红利的那种合意的人口结构特征。
反之，一旦人口年龄结构逆转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格局，即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从而占比下降，而非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老年人口）增长快从而占比提高，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一步认识这种关系。
……
以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和非劳动年龄人口停滞不前为特征，中国的典型人口机会窗口期是1980—2010年。这一时期，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1%，是全球增长速度最高的，高达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的3.3倍。
2011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且随后转为负增长，标志着中国的人口结构特征从“生之者众”到“生之者寡”的转变，即人口红利的式微。相应地，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下行轨道，2010—2021年的年均GDP增长率降低到6.9%。
现在我们可以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整体理解中国在其人口红利收获期实现的高速增长，以及人口红利消退期的增长减速。
理论上，在人口红利的收获期，所有经济增长变量都处于有利的状态，而在人口红利的消退期，同样的这些变量都变得不再有利。
其实，在类似于总体生产函数这样的计量研究中，如果剔除周期性需求侧扰动因素，估算结果所解释的就是由要素供给和配置（生产率）能力决定的GDP潜在增长率。
换句话说，只要有正确的解读，已有计量研究中所估算的各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变化，完全可以作为检验人口红利的经验依据，帮助我们理解人口红利如何在不同的阶段影响经济增长表现。
作为一例，下面我们引用经济学家纪志宏对1979—2019年中国GDP增长率的分解结果，有助于在统计上更直观地观察在人口转变的不同时期，四个经济增长变量（即资本形成、劳动时间、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率的贡献及其变化。
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做出一定的假设，以自己的方式展示该研究结果。先要消除主要来自需求侧的较大幅度的周期性影响，也就是把一些经济增长波幅过大的年份（如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宏观经济低谷期、2007—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的数据剔除掉。
接下来，我们把1979—1994年视为人口红利的起始期，把1995—2010年视为人口红利的主要收获期，把2011—2019年视为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期。
总体而言，从对GDP增长贡献的百分点来看，随着时间的推进或人口红利的预期变化，四个因素或变量的增长贡献都趋于下降（见表4—1）。
表4-1:经济增长各因素的贡献率及其变化(百分点)
从“食之者众”到“食之者寡”
我们把“食之者”理解为人口中的单纯消费者，即不处于就业状态的群体，因此，他们的消费需要依靠自身的储蓄来满足，或者靠家庭成员的收入转移，或者靠社会保障体系等支持。
这个群体包括尚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儿童和青少年、退休老人、因需要照料家庭成员而不工作的人员，以及其他不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鉴于在一定时间内劳动参与率是相对稳定的，大体上可以把非劳动年龄人口作为这个群体的代表。
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且占比降低，一定意味着全社会作为纯粹消费者的人口处于规模扩大和比重提高的趋势中。
所以，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另一个经济特征，就是从“食之者寡”到“食之者众”的转变。
从经济增长的供给侧来看，这个转变必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生产性降低。不过，如果从经济增长的需求侧来看同一问题，我们可以把“食之者”解释为任何参与消费的人口群体，而不管其是生产者兼消费者还是纯粹的消费者。
于是，在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同时还发生一个从“食之者众”到“食之者寡”的转变，表明社会总体消费能力趋于减弱。
消费的主体是居民，因此，人口因素对消费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口增速放缓、人口总量减少和年龄结构老化产生。诚然，消费也有社会和经济属性，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这里，先把人口因素作为消费的自然属性进行分析。从理论和经验看，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和老龄社会的来临，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都会产生抑制居民消费的效应，因而改变经济增长的常态。这方面，无论是世界经济还是中国经济，都提供了足够多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国际上宏观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就是，人口老龄化如何塑造了各发达经济体和世界经济的新常态——长期停滞。
从供给侧来看，劳动力短缺、生产率停滞导致资本回报率降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均相应下降。从需求侧来看，投资和消费需求持续低落，抑制通货膨胀率和长期真实利率，使社会总需求陷入低迷，还推动负债率的高企及过度储蓄。
基于跨国数据，我们可以粗略地观察到一个方向性趋势，即在老龄化率超过14%这个老龄社会门槛之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即居民消费率）便进入下降的轨道。
图4-2:随着老龄化加剧,居民消费倾向降低的国际趋势
从一些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的国家来看，在人口达到峰值并转入负增长这个转折点上，居民消费和经济均亦步亦趋地跌到零或负增长的谷底。
在没有外来移民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通常不可逆转，人口特征的这种变化趋势也以既定不变的方向影响经济增长的供给驱动力和需求拉动力。
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下降和老龄化加剧通常以几种效应的方式抑制居民消费，我们将讨论相应的机理和相互关系。
先看人口的规模效应，又可将其分为人口总量和增量两种效应。2020年，中国人口总量的世界占比为18.2%，居民最终消费支出额的世界占比则为11.9%。虽然总体来说体现了庞大的人口规模是大规模消费者群体和消费支出的基础，但这里的居民消费规模与人口规模表现出并不完全对应的特点。
也就是说，中国的消费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消费增长尚有不容忽视的巨大空间，但是在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并转入负增长的情况下，这种格局便不可避免地成为抑制中国居民消费扩大的顽固因素。
以往人们不敢小觑中国的消费水平，是因为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的提高也十分迅速。然而，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减速将不可避免地抑制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产生抑制居民消费的收入效应。
事实上，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峰并开始负增长以来，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增长处于同步减速的态势。
例如，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GDP增长率和居民消费增长率在2001—2011年分别为6.5‰、9.7%和8.3%，在2011—2019年则分别降低到6.0‰、7.0%和8.0%。
因此可以预期，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和收入都会以更明显的负面或递减效应抑制消费的增长。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即老龄化）在中国具有更加突出的抑制消费效应，这主要缘于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均偏低，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未富先老现象的结果。
第一，由于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与年龄成反比，大龄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能力和劳动参与率都低于较年轻的人群。
第二，由于新技术的应用速度快，人力资本需求型的岗位多被新成长劳动力占据，所以既然大龄劳动者所能获得的多为人力资本强度较低的岗位，他们的工资水平自然也受到抑制。
第三，由于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和保障标准均不够高，养老金待遇尚不足以使退休人员保持原有的消费水平。
以社会养老保险的给付水平为例。2020年，全国有1.28亿人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均领取水平为40198元；1.61亿人领取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均领取水平仅为2088元。
此外，覆盖率和保障水平尚低的基本社会保险，以及子女家庭面临过于拮据的预算约束，也使老年人对消费存有后顾之忧，这些都显著降低了他们的消费倾向。
实际上，老龄化加速来临与基本社会保险不健全的结合，不仅抑制老年人的消费支出水平，而且给就业人员加诸多重负担，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均因此降低。
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进行了一项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收集了城镇居民分年龄的消费支出数据，可以用来检验前述关于老年人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不足的判断。
从调查数据可知，平均来说，中国城镇居民年龄达到23岁时，消费支出达到最高水平（52809元），之后，消费支出便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在年龄达到85岁时，消费支出降至最低点（16951元）；在23～85岁整个区间，年龄每增长1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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