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网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式发布！
作 者丨王俊
编 辑丨张星
图 源丨图虫
在网络空间针对个人肆意发布谩骂侮辱、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信息的网络暴力行为，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有的造成了他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扰乱网络秩序，破坏网络生态，致使网络空间戾气横行，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
9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举行发布会，发布《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回应社会关切。
一直以来，网暴案件存在自诉案件当事人“取证难、举证难、证明难”，法不责众等问题。对此，《意见》 明确网暴罪名适用规则，对各种网络暴力行为的性质认定和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提出依法严肃追究网暴者的法律责任，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网络暴力，组织“水军”、“打手”等实施网络暴力，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人人格尊严，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布违法信息等情形的，依法从重处罚。
针对网络平台的义务，《意见》强调，对所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行为，可以适用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明确网暴罪名适用规则
“网络暴力并非一个独立的违法犯罪类型，而是包括多种性质不同的违法犯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周加海表示，《意见》对各种网络暴力行为的性质认定和法律责任作出了明确，具体包括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等。
在刑法上，网络暴力行为主要适用的罪名是侮辱罪、诽谤罪。根据刑法规定，侮辱罪、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周加海解释称，传统的侮辱、诽谤犯罪多发生在熟人之间，且往往事出有因，为了保护被害人隐私、促进修复社会关系，刑法规定了告诉才处理制度，也就是由被害人决定是否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与传统的侮辱、诽谤相比，网络侮辱、诽谤有很大变化。
会上透露，近年来，侮辱、诽谤刑事案件增长明显，其中不少为网络侮辱、诽谤案件，与此同时，作出有罪判决的比例却很低。以诽谤刑事案件为例。2022年人民法院一审收案618件，比2013年（126件）增长了近四倍；其中，绝大多数是由被害人自诉提起，检察机关公诉的只有29件，仅占4.69%。当年共审结诽谤刑事案件587件，其中，不予受理的271件，占46.17%；驳回起诉的110件，占18.74%；准予撤诉的97件，占16.52%；作出判决的只有79件，仅占13.46%，其中判决有罪的仅有43人。
周加海指出，案件数量大幅增长、有罪判决极少的巨大反差，一方面与自诉人在确认网络暴力侵害人、收集证据等方面存在现实困难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侮辱、诽谤刑事案件的公诉标准缺乏细化指引、“门槛过高”有关。
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犯罪，关键在于要根据网络侮辱、诽谤的特点，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标准。
《意见》对网络暴力行为的性质认定作了指引性规定。具体而言，在信息网络上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以侮辱罪、诽谤罪定罪处罚；组织“人肉搜索”，违法收集并向不特定多数人发布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此外，对借网络暴力事件实施的恶意营销炒作行为，可以适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
矫正“法不责众”倾向
网络暴力事件往往参与者众，责任认定和区分较为困难，“法不责众”的现象客观存在。《意见》特别强调，要坚持严格执法司法，依法严肃追究网暴者的法律责任，切实矫正“法不责众”的错误倾向。
《意见》要求，重点打击恶意发起者、组织者、恶意推波助澜者以及屡教不改者。
同时规定，具有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实施网络暴力，组织“水军”、“打手”等实施网络暴力，编造“涉性”话题侵害他人人格尊严，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布违法信息，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发起、组织网络暴力等情形的，依法从重处罚。
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平台，也应履行相关义务。《意见》指出，对所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行为，可以适用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为公安机关取证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协助。
此外，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所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不依法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暴力治理领域公益诉讼案件，可以依法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协助。
进一步明确侮辱罪、诽谤罪公诉标准
与传统侮辱、诽谤相比，网络暴力存在新特点。一方面，由于网络的群体性，网络暴力的危害通常要远远大于传统的侮辱、诽谤；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被害人常常又无法自行取证维权，以致不少网络暴力事件最终陷入“法不责众”、不了了之的结局。
周加海强调，被网暴者遭受严重侵害，甚至付出生命代价，“按键伤人”甚至“按键杀人”的网暴者却没有受到应有追究。这样的状况必须改变！适应网络时代形势变化，进一步明确侮辱罪、诽谤罪的公诉标准，让网暴者受到制裁、付出代价，为被害人讨回公道、伸张正义，回应社会关切、净化网络生态，是法律的应有功能，是司法的应尽职责。
根据刑法规定，实施侮辱、诽谤犯罪，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应当依法提起公诉。《意见》规定对适用公诉程序的标准作了进一步明确，包括四项具体情形和一个兜底项。
一是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杀等严重后果，社会影响恶劣的。“这是网络暴力案件中危害最严重、最极端，对公众安全感和社会秩序冲击最为强烈的情形。不将其规定为应当公诉的情形，显然有违法律精神和社会预期。”周加海解释称。
二是随意以普通公众为侵害对象，相关信息在网络上大范围传播，引发大量低俗、恶意评论，严重破坏网络秩序，社会影响恶劣的。周加海表示，针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随意实施网络暴力的，性质尤为恶劣，同时被害人取证维权也更加困难，受害程度往往也更加严重。总结有关网络暴力案件特点，将此规定为应当公诉的一种情形。
三是侮辱、诽谤多人或者多次散布侮辱、诽谤信息，社会影响恶劣的。规定这一项，是为了有效震慑和惩治那些屡教不改，甚至专门充当“网络打手”的不法分子。
四是组织、指使人员在多个网络平台大量散布侮辱、诽谤信息，社会影响恶劣的。“网络黑灰产为了吸睛引流、牟取不法利益，置道德、法律底线于不顾，肆意搅动舆论漩涡，是网络暴力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为此，明确规定这种情形属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适用公诉程序。”周加海表示。
此外，《意见》还就网络侮辱、诽谤刑事案件自诉程序与公诉程序的协调衔接问题作了规定。对于被害人就网络侮辱、诽谤提起自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害人提供证据确有困难，要求公安机关提供协助的，公安机关将全力做好协助取证工作，切实帮助被害人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意见》还强调积极促进网络暴力综合治理。
公安部法制局副局长孙萍指出，要立足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切实加强与网信、宣传等有关主管部门的协同联动，形成监管合力。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监督执法，压紧压实网络服务提供者安全主体责任，推动网站平台强化企业自治、完善管理规范、健全畅通举报渠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及时阻断制止网络暴力事件。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文峰也提到，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等部门协同整治“自媒体”造谣传谣、假冒仿冒、违规营利等突出问题。地方法院、检察院也在共同积极探索强化针对发布网络虚假信息、虚假广告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公益诉讼案件起诉和审判工作。
并且，检察机关将继续结合司法办案，将“惩”“防”“治”结合起来，坚持惩处为要、预防为先、治理为本，通过全面、一体履职，推动加强行政监管、强化行业治理、落实平台责任，协同推进社会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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