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9年，林文庆出生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1879年入读莱佛士书院，1887 年，林文庆成为新加坡第一位英国“女王奖学金”华人得主，留学英国，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外科硕士学位，接着前往剑桥大学担任病理学讲师。1893年，林文庆返回新加坡行医。1895 年，林文庆成为海峡殖民地立法局的华人议员，从此全力投入华人社会的改良及变革。时值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先后来到新加坡活动，林文庆在从他们那里得到巨大影响的同时，也把自己的志趣方向放在了中国社会的改良及变革上。

1908年，林文庆在鼓浪屿迎娶好友殷雪村医生之妹殷碧霞，并在鼓浪屿置地。当时，随着大批闽侨的归来，这个小小的岛屿正在迎来一个“黄金时代”。不过，那时的林文庆可能还不会想到，再过十余年，他就将在鼓浪屿上度过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一段时期，那就是出任厦门大学校长，把初创的厦门大学建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大学之一。

孙中山支持他出任厦门大学校长

1921年，一所完全由民间力量创办的大学，出现在了厦门。这一年4月6日，厦门大学开校典礼在集美学村举行。创办人陈嘉庚在演讲中表示，厦门大学校舍“下月即可兴工，俟明年建筑工竣，即将大学移厦”，但在此之前，可暂时使用集美的校舍，使教学走上轨道。5月9日，厦门大学第一批校舍在郑成功演武场旧址奠基，然而首任厦门大学校长却在6天前辞职了，这使得厦门大学刚刚创办就成了一所没有校长的大学。

到哪里另行寻找合适的校长人选？陈嘉庚想到了好友林文庆。

这时的林文庆，早已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社会最为闪耀的“华人之星”。他是医生、议员、科学家，同时也是实业家、改革者、教育家和儒学运动领袖。他在马来西亚最早倡导和经营橡胶园，又有着“橡胶种植之父”之称。1906年，林文庆帮助陈嘉庚进入橡胶种植业，志趣相投的两人从此结为好友。从 1908年，也就是林文庆在鼓浪屿置地的那一年起，他开始不断地回到中国。民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卫生部长和外交部顾问。1915—1919年，林文庆暂时回到新加坡，此后又开始继续追寻他在中国的兴趣。

在新加坡，林文庆是最早的华人近代教育开创者。1895年，林文庆在新加坡第一次做公开演讲，讲题即是“华人的教育”。1897年，林文庆在新加坡创办“中国好学会”，后来孙中山在南洋各地设立阅书报社，即取法于此。1898年，林文庆在新加坡开办第一个华语训练班。1899 年，林文庆和友人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

民国初年，林文庆和陈嘉庚有一次同船从中国返回新加坡。在茫茫海上，两人“议论时政，相顾唏嘘。因慨民智未开，则共和基础，终无由巩固。遂归里设集美学校” 。数年之后，两人又几乎同时想到了创办一所大学，当陈嘉庚筹办厦门大学时，曾同林文庆商议，林文庆也认为，这样一所学校如能办成，“对国家的贡献必大”。

但是，当林文庆接到陈嘉庚邀他归国执掌厦门大学的电报时，他也收到了另外一封电报，那就是孙中山邀请他前往广州政府襄助外交。或许是一时难以作出选择，也或许宽厚性格使然，他不愿直接拒绝孙中山，而是回电孙中山，请其代为决定。孙中山回电赞成他出任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随即放下了在新加坡的一切事务，启程赴厦。

愿为厦门大学奋斗到死

1926年，南洋橡胶价格开始暴跌，陈嘉庚的公司出现亏损，到1928年，已损失过半资产。随后，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陈嘉庚的经营雪上加霜。

厦门的办学经费几乎全部来源于陈嘉庚的公司。在厦门大学创立之初，陈嘉庚存有资产400万元，6年后，更是增至1200万元，而厦门大学和集美等校每年支出为八九十万元，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认为即便一直是他一人支持这些校费也没有多大问题，但世界经济大危机不但让陈嘉庚的经营陷入谷底，也让厦门大学迎来了开办以来最大的危机。

1935年，已经66岁的林文庆来到新加坡为厦门大学募捐经费，在新加坡吾庐俱乐部，他为这次募捐发下誓言：“愿为厦门大学奋斗到死。”募捐开始后，每天早上5点多，林文庆就起床做准备，9点多出发，沿街叩户，向侨胞募捐，一直到下午6 点。回家后，林文庆依然要忙碌到凌晨一两点才睡觉。

有人劝林文庆：“你年纪这样高了，天天这样辛苦，明天早上应当休息半天，下午再工作吧。”他就指着募捐团里的其他成员说：“我老的可以不要，看看他们少年的要不要休息。”每天晚上要停止工作的时候，他都不忘问一下随行的厦门大学年轻教职工：“今天一共捐了多少？”听到数字，他就很高兴：“假如天天能够捐得这样的数目，就是天天这样跑，我们也是非常愿意做的。”

陈嘉庚多年独力支持厦门大学，原因即在于捐资办学的理念难以得到多数人的响应。林文庆在新加坡的名望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在这次募捐中，曾郭棠等人也再一次体验到了陈嘉庚为厦门大学所付出的苦心，当募捐团一行来到马来亚的峇株巴辖后，遇到了陈嘉庚公司的一名旧伙计，这名旧伙计说：“东家真是可敬可怜呢！因为最近生意稍为不能得利，常常接到他的来信说：‘我陈嘉庚的生命是寄托在厦集两校，如果我们生意不能得利，两校经费发生竭蹶，而至停办，到了那个时候，便是我陈嘉庚宣布死刑的日子了。’”

募捐之余，林文庆去看陈嘉庚，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的沙发上，一言不发、若有所思的样子。见到林文庆来了，陈嘉庚这样叮嘱：“从前厦门大学用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钱，人家尚且还有闲话。现在向人家募得的钱，那就可要更加的小心啦。”

募捐归来，林文庆向全校师生报告募捐情形，一共募得三十余万元，一年之内即可收到总数的二分之一，“此次南渡的结果，不仅在经济方面获得大量而有力的帮助，而且把‘厦门大学’的校誉传遍于南洋的社会中”。

生命最后一刻依然心系厦门大学

虽然遭遇经费危机，但是厦门大学在林文庆的主持下并没有裹足不前，反而愈显兴盛。林文庆一边继续延请名师，一边在校舍、教授住宅楼和图书馆之外，兴建其他许多教学、生活设施，如动植物博物馆、自来水厂、电灯厂、医院、浴室等。

1927年12月，曾访问中国多所大学的英国伦敦会海外秘书霍金斯来到厦门大学，对这所美丽的学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之后，霍金斯致信林文庆，表达他对厦门大学的敬仰之情：“自鄙人来华后，曾参观大学数处……就开办及经常等费之撙节及成绩之优良而言，从未见有胜于贵校者。”

曾多次报道厦门大学办学情况的上海《申报》，在1936年2月12日这样报道：“厦门大学为闽南最高学府，自来学风纯正，教管严格，亦全国私立大学中之佼佼者。”

1937年，在厦门大学迎来16周年校庆之际，厦门大学教师何励生这样自信地写道：“我们厦大历史虽是不长，但老早就能够和国内各著名大学并驾齐驱。至于经费的分配，每年能以二十四万余元，办了三个学院和其他各种附属机关（按，二十四万经费，国立大学还不够办一个学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及河北工业学院，一年经费也均有二十余万元），可谓经济极了，刻苦极了！有十四万七千四百四十二册中外的图书杂志，有一万八千余种，价值十二万九千余元的标本，有价值二十四万九千余元的仪器、机器、药品（根据最近本校所编之廿六年度教育补助费申请书统计）。自民国十四年到现在，共有十二届，五百八十四名毕业生，他们个个都能出其所学，为国家社会热心服务。”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当时中国大学的规模普遍不大，如林文庆所言：“我们深信学校成绩之良窳，并不与学生数之多寡成正比例。”私立时期的厦门大学，毕业生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日后成为中科院院士者即有5人。

1936年10月，林文庆再次来到新加坡为厦门大学募捐。在他担任厦门大学校长的后期，校费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在经费最为短缺的时候，他不但把自己的全年薪金全部捐给厦门大学，还把在鼓浪屿家中为人诊病所得，以及夫人的私房钱，也都捐赠给了厦门大学。

到了1937年，无论是陈嘉庚，还是林文庆，都已经感觉无力支撑。无奈之下，陈嘉庚提出将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在《南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民廿六年春，余念厦、集二校虽可维持现状，然无进展希望，而诸项添置亦付阙如，未免误及青年。若政府肯接受厦门大学，余得专力维持集美，岂不两俱有益？此乃出于万不得已之下策。乃修书闽省主席及南京教育部长，告以自愿无条件将厦门大学改为国立。”

1937年6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电复陈嘉庚，批准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大学。7 月1日，经南京国民政府核定，厦门大学正式由私立改国立。7月26日，新任校长萨本栋到校。年近七旬的林文庆，至此卸下了16年的校长重任。7月29日，林文庆携家人离厦，返回新加坡。

又过一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按照“捐资兴学表彰条例”，下达了《关于表彰厦门大学创始人陈嘉庚、陈敬贤、林文庆的训令》：“国立厦门大学前由陈嘉庚、陈敬贤、林文庆捐资创建，林文庆并亲任校长十余年，同心协力，惨淡经营，固能成就多材，规模大备。乃至抗战军兴，暴敌恣意摧残我们教育文化机关，该校竟为炸毁。政府于迅筹恢复之余，轸念陈嘉庚等艰辛创业，愿力宏毅，嘉惠士林，足资矜式，特予明令褒扬，以彰殊绩，而励来兹。”

回到新加坡的林文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牵挂着万里之外的厦门大学。1957 年1月1日，林文庆逝世，弥留之际，他留下遗嘱，把鼓浪屿上的笔架山别墅赠予他服务了16年的厦门大学，另外，把他在新加坡兀兰的一块51英亩地产的五分之三份额赠予厦门大学。

（内容节选自《引领时代：鼓浪屿上的人文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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