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报 | 华霞虹 庄慎 | 以设计促进公共日常生活空间的更新——上海城市微更新实践综述 | 2022年03期

“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美妙。”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1 城市微更新：存量提质阶段城市建设的新工作面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已经从高速增量的大拆大建阶段转向渐进提质的存量更新阶段。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更新实质上是城市理想、城市艺术和城市价值的体现……核心不是形式的新或旧，而在于理念的新或旧，在于内在的和谐与理性”，“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城市管理模式的更新”。简言之，城市更新不仅涉及城市建成环境和设施的整治和振兴，更关乎城市精细化管理和更广泛的社区营造和自治，需要多元主体、众多领域理念与实践的共同创新和协同发展。

今天，越来越多设计师参与的城市和社区小微空间更新实践属于城市经济、社会功能和所有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这部分工作范围、数量巨大，内容繁琐复杂，因为历史不断沉积充满了矛盾，无论从经济投入还是实际操作而言，都只能采取渐进和缓的更新模式。而其功能、品质的提升又直接影响着城市整体的面貌和价值，以及千万市民随时可以感知的幸福。

本文探讨的城市微更新是指“在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和基本不改变建筑空间主体结构”，或者土地和物业性质从专用转为公用且不增加建设容量的前提下，“以满足社区生活需求为导向，通过改造、修缮和局部整治等手段，对小规模的公共空间或设施进行功能完善、品质提升” 。微更新之“微”主要体现为：项目规模小，介入手段轻，功能日常生活化。与西方国家城市微更新强调理论反思和社区自治相比，中国的城市微更新更偏向“高度制度化、结构化的政府治理体系中”一种“微观、具体、渐进的城市更新策略”，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公共治理与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相结合的特征。

在上海，有别于长期开展的一般性城市净化和美化运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设计促进公共日常生活空间的城市微更新主要集中在5大领域(图1、2)。

▲ 2  上海代表性微更新案例的启动时间、空间类型和设计参与程度地图

1.1  街道界面和节点提升：历史风貌街区保护性整治的附属工程

历史风貌区是上海整体城市空间中综合价值最高，也是问题最多、更新最困难的区域。上海最早通过专门规划、建筑和景观设计开展系统城市微更新的实践当属2007-2009年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今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徐汇区人民政府合作的武康路历史风貌道路的保护规划和保护性整治试点工程，这一项目也初步奠定了后续全市历史风貌区更新的工作机制、设计、实施和管理标准。

从1.17km长的武康路风貌街道这一物质和管理上的公共界面切入，市规划局、区政府联手探索城市精细化管理模式，首次创新了总规划师制度和为其支撑的联席会议制度。总规划师对城市风貌的历史和未来开展系统研究，完成城市设计和风貌控制导则，具体提出8类整治项目，由区财政支持立项实施。作为整体更新系统的一部分，规划师挑选关键性沿街界面和节点，组织多位建筑师在城市设计基础上开展建筑和景观微更新，以实现街道风貌的整体性和具体点位的多样性。在这一工作中，规划师兼有基层政府技术管理(定项目和设计目标)和专家顾问(定设计师，选择方案和控制实施品质)的双重职责。而好的微更新设计既要改善使用、优化社区生活和公共休闲的关系，又需尊重历史文脉、兼顾形式的延续性和创新性。

多层次的更新成功改变了武康路的整体面貌，有效提升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价值。此后，各种形式沿街界面和节点空间微更新成为塑造街道整体风貌的标准动作，涌现了永嘉路309号口袋广场、愚园路“愚巷”、新华路“新境”口袋公园等众多优秀案例。当然，背后还需要有像容积率区内平衡和转移等其他政策的支持。

基于历史风貌区系统更新积累的成就和经验，“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城市始终有温度”成为上海建设“幸福人文之城”的具体参照。2015年5月，《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正式发布，标志着城市建设全面进入有机更新阶段。

1.2  邻里中心与社区花园：城乡老旧居住社区公共区域的改造提升

老旧居住社区改造一直是上海城市建设的重头和难点。上海市住房发展最近3个五年规划(2011-2025)均提出，每个周期内要改造各类旧住房5000万m²。2017年起，旧区改造工作战略从原来的“拆、改、留、修”转变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2018年，结合城市管理精细化“三年行动计划”，全市推出“美丽家园”三年行动，涌现了如浦东新区的“缤纷社区”、长宁区的“精品小区”等居住更新品牌项目。老旧住区改造属于内外并举的城市微更新，此前大多采用标准化的修缮和改造，以满足基础保障，“美丽家园”行动则拓展至公共空间的品质提升。其中最典型的是复合功能的邻里中心和社区花园微更新，前者通常利用住宅底层和既有闲置空间资源改造为便民服务及文体活动设施，后者则源于对小区内部场地功能的梳理整合，以创造全龄友好的活动、休憩场所或参与式生态景观。除物质空间的优化和美化外，社区微更新过程也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实在的切入点，可用以培育公众参与、居民自治力量，促进公共文化和社会凝聚力。

1.3  拆违改性：“五违四必”行动的空间修复

2015年，上海发起了“五违四必”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到2017年底拆除违法建筑1.5亿m²。拆违腾出的空间或留下的伤疤也是城市微更新的基地。比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102项目在拆违获得的3290m²场地上建造了全龄友好的健身公园，服务周边老旧小区和社区学校。浦东昌五小区西侧沿街店铺被拆后留下了长约350m厚度不一的消极界面，对小区安全构成隐患。梓耘斋工作室采用传统园林中游廊的模式，将其改造成一座线性园林，可承载多样的公共活动。

1.4  剩余空间转型：城市基础设施附属区域的开放行动

轻轨、高架、防空洞等基础设施为城市畅通和安全带来保障，但也因巨大的尺度和平时基本闲置的状态在城市中留下大量阴暗、封闭、消极的空间。另一方面，在上海“一江一河”的宏大蓝图中，也存在大量桥下空间和缝隙空间需要填补。将这些“废弃空间”转变成积极的公共景观、活动和服务设施，需要系统的研究和专业的设计，更需要部门协调和管理机制创新。

1.5  五宜六共：15分钟社区生活圈的系统建构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创建“更富魅力的幸福人文之城”的首要举措是“构建15分钟社区生活圈”，即通过共商、共谋、共建、共评、共治、共享机制，打造15分钟步行可及的宜居、宜业、宜学、宜养、宜游的社区生活。2019年，全市15个街道(镇)成为试点，编制3年行动计划，并跟政府考核挂钩。2020年以后，更多区将此列入“十四五”规划，从服务、出行、居住、休闲(共享)、就业5个方面发掘社区生活的短板和需求，寻找闲置空间，确定项目清单，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既有普通建筑和场地的微更新。

2 多管齐下：上海城市微更新的设计机制

城市微更新虽然占地面积、建设规模、资金投入都比较小，一般也会采用较为成熟简便的材料和技术，但对城市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和不同主体的协作能力要求很高：1)因为绝大多数项目没有明确的点位和任务书，社区空间和城市剩余空间复杂度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了解使用需求和可资利用的空间资源；2)项目场地往往跨越不同的用地属性和产权主体，实施分属不同部门，资金来自不同渠道，需要大量统筹；3)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但使用又极其频繁，后期运维困难。只有在管理者、设计者、使用者和其他相关主体之间建立有效的网络系统和协同机制，才能更好地确定点位和目标，选择合适的设计，并推动项目较好地落地，然后将少量试点逐渐扩展为较为体系化的政府实事工程，更好地利用公共政策和财政资源，改善城市的毛细血管空间系统。

在最近10余年的实践中，上海城市微更新值得参考的经验不只是少量亮点工程，还有多管齐下的设计机制建设。

2.1  社区规划师制度

国内外经验普遍认为，作为独立第三方的“社区规划师”(community planner)可以充当政府和社区的中介，协调多方利益。在中国，社区规划师的工作大致可分4类：1)为基层政府的规划和治理提供专业咨询；2)直接参与规划、建筑和景观设计；3)提议微更新点位、作为评审专家或设计导师指导设计，协调和把控落地质量；4)培训基层政府、引导公众参与、宣传推广理念与成果。上海从2008年徐汇区开始试点为社区配备责任规划师指导工作，2018-2019年中心城区基本都建立了“社区规划师”制度，但每个区的模式和成效有所不同(表1)。

▲ 表1  上海各区社区规划师制度汇总

比较徐汇、杨浦和浦东新区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在城市微更新立项、设计和实施中的作用可说明各自利弊。基于风貌区整治的近10年经验，徐汇区的社区规划师制度相对全面成熟，各方职责明确。规划师的作用三位一体：作为政府决策的“咨询师”、项目的“把关者”和实施的“协调员”，通过联席会议制度、专门执行机构和共享信息平台，对项目定位、设计质量和落地效果做全面把控。杨浦区主要依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和设计创意学院广大师生的专业力量，在三区共建、基层培训、在地共创以及青年社区规划师培育等方面成果比较突出，但是顶层设计和资金支持方面还有待提升。浦东新区的社区规划师制度主要围绕“缤纷社区三年计划”展开，每个街镇配备1+2的技术管理制度，提出了9类公共元素的行动指南，还通过“一图三会”的公众参与模式培育社区共治共建土壤，且成果纳入基层政府考核，3年共完成367个微更新项目。但因街道治理能力和青年社区规划师水平良莠不齐，不少街镇的导师无法发挥作用，更新完成的质量较为参差。

从上海各区经验来看，如果社区规划师系在地工作、生活的专业人员，与基层政府的合作会更有共识。但大多社区规划师只是外援，不能直接组织项目，更不能参与政府决策；而基层政府的工作千头万绪，也无法深耕微更新机制，因此具体项目操作时并不总那么有效。更大的弊端是各区经验和方法无法持续积累和完善，全市缺乏可共享的平台。

2.2  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

2015年1月，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成立直属事业单位——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促进中心(以下简称“促进中心”)，为此后通过设计促进城市公共空间提供了更为专业、系统的制度保障。促进中心既是两年一度的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具体执行机构，也负责“行走上海——城市空间微更新计划”，每年通过试点探索不同类型空间的微更新方法，总结经验以形成示范引领效应。

经过6年多的实践，促进中心的贡献主要包括：1)初步搭建了全市范围城市微更新多元主体的协作平台(图3)；2)形成了较为明确有效的工作流程和机制(发现问题-试点实践-跟踪观察-总结经验-宣传推广)；3)创建了公开透明的微更新设计竞赛机制，积累了一定的设计方法、成果和人才资源库；4)通过经验总结，部分类型空间微更新的成功模式在全市推广，成为系统工程；5)通过城市空间艺术季平台、现场展览和论坛，普及了设计促进城市公共空间的理念，推广了优秀的实践和方法，促进了城市公共文化。

▲ 3  微更新作为多元主体的协作平台

2016-2020年，促进中心在全市共推进29个试点“微更新计划”，涉及中心城区和郊区共9个区和23个街道，设计团队报名总计580次，累计收到230多份设计方案，其中19个已建成(图4)。2020年徐汇区衡复风貌区乌中驿站方案征集吸引到46个团队报名，其中41家为小型事务所、个人或高校团队。该项目也成为年轻的热气建筑工作室第一个中标后落地的公建。前5年竞赛试点集中研究了3类问题：社区空间(22个)、桥下空间(6个)和街道空间(1个)。2019年起在全市15个街道开展“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规划”试点，为此后全面推行奠定基础。促进中心还曾受各街道(镇)邀请协作组织30个微更新的设计征集，为社区更新项目牵线十余个。

▲ 4  “行走上海”城市空间微更新竞赛历年提交方案团队构成

通过试点和项目示范，微更新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不少街道和区提出了系列项目和问题，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和社会组织参与其中。这有利于培育上海的微更新设计市场，也为年轻设计师介入城市小型公共项目和社区营造提供了可靠的平台。基层政府与青年创意人群在第三方平台的专业指导和把关下开展良性互动应该成为未来城市微更新的主基调，也是城市多元共治能力的重要体现。

但迄今上海城市微更新设计机制仍存在不少根本问题尚未解决：1)点状更新难以形成整体效应，需要系统规划梳理；2)缺乏有效的机制，包括创新设计取费标准支撑优秀的设计和长期跟踪的团队；3)基层和民众尚缺乏将空间更新与社区治理相结合的有效方法 。

3  小投入，大改观：城市微更新空间设计的技术要点

设计促进公共空间品质的城市微更新在宗旨和策略上更接近全球城市发展中普遍运用的另一个概念“城市针灸”(urban acupuncture)：借用中医原理，主张“在城市肌理中选择关键性‘穴位’进行治疗，从而提振城市中已经逐渐衰退的新陈代谢过程，改善城市的整体机能” ，或者进一步发掘空间资源及其发展潜能。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技术并不局限于空间组织和物质营建，也涉及对社会系统和日常生活逻辑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各类资源的灵活组织和有效利用(表2)。

▲ 表2  上海城市微更新代表性案例

3.1  使用提升为本：日常生活的时空间重组

日常生活空间更新最基本的动力是改善使用。对于最常见、最大量的居住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工作团队需要通过仔细观察和与在地居民共商共议，整体把握该地区的生活习惯、人际关系，不同群体复杂且常常矛盾冲突的时空间行为模式，以在有限的空间内实现多样而包容的使用。

上海骏地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师吴怀国从2015年起与普陀区石泉路街道合作开展社区微更新，最后对整个街道84个小区进行“摸底”，梳理出包含200多个更新项目的清单，形成上海市第一个由街道出台的城市更新导则。其中2016年建成的管弄一村小区中心广场的改造几乎成为后期同类项目的操作标准。通过大量现场调研和问卷，设计师认为890m²的大场地留不住人是因为缺乏功能分区和休憩设施，因此将之划分为150m²的儿童活动区、220m²的遮荫廊架区(云廊)和开敞活动区，廊架区和活动区均设有充足的座椅，为居民营造了全龄化、全天候的“社区客厅”。在后续使用中，经居民共议，在儿童乐园边设立健身器材区域，老人们可以边运动边照看孩子。类似的案例还有石泉路街道夕阳苑、长宁区大西别墅、徐汇区体育花苑等。杨浦区四平路街道则利用类似的复合功能设施激活了多条工人新村社区的老旧街道。

冶是工作室和格吾景观合作的徐汇区凌云街道社区417号街坊更新是对多个封闭小区使用功能的综合整治。从拆除多个门禁代之以多功能便民公共驿站入手，到拆除围墙开辟健身步道和口袋广场、打造滨水慢行空间等，经过3年实践，逐渐实现公共资源优化、社区功能完善，形成“共享街区”。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期间，长宁区试点了“精品小区”合作设计模式。在平武小区、淮西大楼、安东小区、虹南小区等系列项目中，上海房屋建筑设计院负责整体标准化设计，阿科米星、梓耘斋等工作室负责公共区域空间功能的系统梳理和局部亮点创新，房地院配合落地，也可在未来做大面积推广。

上海老旧居住社区改造已形成系统工程，其中公共场地更新目的相对明确，而城市属性的公共空间微更新则需“一事一议”地梳理更为宏观的时空间使用需求，包括周边设施资源和不同使用群体的工作、学习和生活节奏，以及因平时、节假日或特殊活动区别引发的人流差异等。以促进中心组织的“桥下空间”微更新竞赛为例，延安路高架下新虹桥中心花园段优胜方案“桥下·新所”为潮汐性的纵向通勤人流和横向休闲人流设置了不同的景观疏导。轨道交通3号线虹口足球场站桥下空间优胜方案建议通过“补光”优化垂直交通和人行系统，改善轨交、公交换乘畅通问题；优秀方案“彩鞠的世界”最大的亮点“中超门”则巧妙地应对了虹口足球场比赛日大人流交通疏导的难题。

3.2  场所营造为重：激发人与空间交互实现归属感

作为社区和城市中的小微空间，城市微更新的场所营造尤其无法自成一体，因此重点是通过局部揭示整体的语境，无论是从物理空间、历史延续性还是从空间作为复杂人事关系的载体而言。

阿科米星工作室设计的徐汇区永嘉路309号口袋广场通过地坪抬高和环形敞廊围合中心硬质广场，形成具有“私密感和领域感”、又能包容多样活动的社区空间。除了本身明确的空间形态和具有戏剧张力的结构处理，其场所感也来自与周边里弄街区、以及永嘉路风貌道路在材质上的延续性和空间上的连通性。坐在广场晒太阳或廊下休憩的人，与里弄住宅阳台上晾晒或观望的人，以及街道的行人，形成互不干扰又能彼此观望的姿态。沿街梧桐的浓密树冠既是广场的边界，也是其在地的景观。全天候、不同时段多样的使用增强了附近社区人群的交流机会，加之街道和其他社会群体组织的周末集市、艺术活动等，场所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与日俱增 。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主持的“百禧公园”是作为2021年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曹杨新村主展场在11个月内快速设计建成的。虽是新建设施，但特意采用高架线性公园的形式来展示这块800m长的城市狭缝的历史记忆：这里曾是真如货运铁路支线，后来转变为曹杨铁路农贸市场和综合市场。通过下挖1m，建成了3层景观长廊，聚合10组场景满足聚集、休闲、运动、娱乐等功能。这些场景不少以周边围墙设施和社区空间特征为基础设定，比如空中月台可俯瞰沙田小学操场，底层儿童活动区则可缓解放学时校门拥堵的压力。不过如果能增加研究和改造时间，保留市场、在屋顶复合建造公园是否更能呈现记忆的连续性，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在今天城市更新的语境中，‘场所精神’(genius loci)不再作为人地关系中的先验存在，而是人场交互的产物，一种处在持续改变和创造过程中的‘形成’(becoming)。”比如长宁区中环苏州河立交那些纵横交错的巨构高架桥下，上海翡世景观设计团队将约3.5万m²被道路和河道分割的消极空间改造成一个集运动、休闲、科普为一体的多功能空间。颜色鲜亮、造型时尚的火烈鸟、猎豹和斑马与高架桥结构融合，空中飞驰的汽车与高高低低场地上热烈的球类运动者交相辉映，创造了奇特的都市“热带丛林”场景。

3.3  全生命周期的设计

“三分建设，七分管理”是城市建设的金律，城市和社区日常公共空间尤其如此。微更新所涉及的局部和边缘空间往往存在多个管理主体或者处于管理真空地带，使用人群复杂，使用频率高，又多为户外空间。微更新必须对建成后运维有预判和预留。除了造价和工艺合理、材料耐候性好、便于清扫打理等控制以外，还要充分考虑使用的可持续性。比如永嘉路口袋广场在设计中预留了小型服务空间，街道后期引进的社区咖啡成为兼职空间管理者。此外，为了防止广场舞扰民，抬高基础置入喷泉设施作为隐形的管控手段。

3.4  系统认知，精准干预

相对于散点式填空，城市微更新意欲通过局部点位“针灸”实现区域空间和生活的持续更新，面临两个难题：整体问题的系统认知与具体项目的精准操作。一方面，要将城市或社区空间视为综合动态的有机体，物质空间和非物质要素交融一体，以此为基础设定更新目标；另一方面，要通过具体细微的物质空间操作来实现宏大而抽象的城市愿景。更为困难的是，这种总体认知要在城市日常环境混杂、流动的网络中捕捉，这种精准操作要在日常生活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加以实施，还要包容后续极其频繁又相当异质的日常使用。 

梓耘斋建筑工作室从2013年甜爱路9个功能性小节点改造方案开始，在上海不同区先后规划了7个城市/社区微更新项目，其中5个已建成。基于主持建筑师童明对城市设计和城市治理的理论积累，无论是通过精准识别“针灸点”，由点及面推动有机更新，还是将碎片空间进行功能性整合，抑或采用节点与网络交互式调整的模式，这些项目都体现了系统认知、精准干预的微更新策略。比如，衡复微空间项目建立在对徐汇区两条重要历史街道——新乐路、东湖路风貌整治工程的系统梳理基础上：除提升风貌外，需打通街道功能性节点，整合散落的丰富资源，形成互相补充、互为支撑的网络。20m²的底层街角空间是个具有多重意义的“针灸点”，不仅改善了重要节点的环境面貌，也是线上线下融合的微型展厅，与周边实体空间和历史文化资源有效链接。浦东金桥镇佳虹花园通过路径梳理确定问题和改造策略，通过建筑和景观设计缝合了空间碎片，还将“缤纷社区”“家门口”服务站、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的功能和资金加以整合，同时改善了社区环境和后续共治。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贵州西里弄社区经过两年时间，从12个社区触媒点最小化干预切入，带动公共意识，推动了楼内公共环境、设施提升和适老化改造，进而带动片区整体环境和业态的升级。在此过程中街道、居委会、建筑师和居民展开多轮互动合作。

值得一提的还有梓耘斋工作室将长期观察到的既有社区生活形态编织入空间改造的做法。比如在贵州西里弄更新中，保留多个弄堂口微型理发店的功能和基本形态，仅刷新并增加座椅；在立体绿化中为居民窗台上的金鱼缸留出C位供人驻足欣赏；将弄堂公厕和倒粪口隐蔽成一个多层花坛，遮挡视线和气味等。

在长期从事城市更新的实践过程中，梓耘斋衍生出一个研究和策展团队——“织城网络”，聚焦城市研究、公共艺术和文化再生。从“衡复微空间”到“贵州路109号”到武康大楼首层“城市交集展厅”等，“织城网络”汇同其他个人或社会组织与街道、文旅局等部门合作开展空间微更新后的社区营造和公共交流，事实上也在探索和建构城市空间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在具有“日常生活美学化”倾向的当下都市生活方式中的意义。

4  社会设计：从短期热点到长效活力

迄今为止，上海的城市微更新，绝大部分还是自上而下由各级政府独立或联合发起，由公共财政支持。但是这种投入小、周期短、可以快速翻新的工作也很容易成为一窝蜂的高阶版城市美化运动，造成新的避重就轻和资源浪费，削弱更大、更综合也更缓慢的城市更新行为，甚至遮蔽城市内部更为棘手的权力和利益分配问题。设计师也很容易沾沾自喜于貌似政治正确的小空间设计美学和热闹的社会活动。更值得讨论的是，自上而下的微更新是否应当成为主导模式，是否会阻碍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community empowerment)和居民自治力量，阻碍相关市场和机制的孵化？

微更新从短期的热点项目、实验性运动、网红空间现象发展为长效的城市新陈代谢机制，需要更系统的社会设计(social design)：通过空间实践连接社区主体并为其赋权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为不同的社会资源搭建协作平台，乃至形成新的源于社区、服务社区的社会治理机制和创新创意产业，在改善城市环境的过程中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长期良性发展。在此过程中，设计主体从单一的专业工作者转变为多元主体(治理者、设计师和各利益相关方和受益者等)的互动网络；设计客体从有形的物质环境转变为无形的组织结构、互动行为、管理机制和社会文化；设计逻辑从“造物”转变为在创新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的社会互动和关系体验 (表3)。

▲ 表3  代表性社区营造机构

4.1  通过空间微更新整合资源，培育社区自治力量

如何利用城市微更新“低门槛”“广参与”“多合作”的优势来探索“扁平化”“动态化”的社会治理机制，打造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格局，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社区公益基金会(后简称“陆家嘴基金会”)、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后简称”大鱼营造“)等社会组织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陆家嘴基金会2017年起在“缤纷社区”项目总体框架下介入街区更新和社区营造，4年共聚集50余家组织、2000余名志愿者，募集社会资金300多万，支持15个社区空间更新。以该组织第一个完成的“福山路90号跑道花园”为例，在这个将健身房门前的街道和建筑后退空间建设成70m跑道、儿童游戏区和居民休憩区的项目中，陆家嘴基金会全程跟进项目实施，是连接政府、专业人员、媒体、企业和周边小区居民的桥梁。资金由政府、众筹、基金会分摊，商户承担部分管理运维，并组织健身主题活动。通过陆家嘴基金会的中介，多元分散的主体形成合作网络，自上而下的基建规划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良性互动，实现了富有包容性且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

2018年创建的大鱼营造的5位合伙人具有建筑设计和社区营造的背景。他们从新华路街道在地陪伴式空间营造和社区文化创建项目开始发展，物理空间微更新是大鱼营造介入社区的主要载体，但团队更在意的是人的营造。以长宁区虹桥机场新村“社区参与式博物馆”为例，大鱼营造接受街道委托，目的是推进“一街一品”试点。在近两年时间里，团队开展了大量规划和建筑、景观设计，最后落地仅两个点位，其中“小白屋”经历了3个版本的持续更新。虽然改造的空间和效果有限，但无论是作为参与式调研据点和居民议事厅的“小白屋”，还是展示航空文化和社区生活故事的“博物馆”，都是加强居民自治和打造社区文化品牌的据点。这些项目聚集的网络公共空间(如社区微信群等)、逐渐培养起来的居民互信、初步形成的共建机制，包括年轻群体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将有益于后续“精品小区”、加装电梯等更新项目的推进和更长期的社区治理。

4.2  通过空间使用与维护凝聚在地居民，强化社区认同

正如前述多个案例所体现的，城市公共空间微更新的意义在于重塑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互动，空间的持续使用是根本。除了社区议事厅和社区展厅外，“社区花园”同样颇受欢迎。

上海四叶草堂青少年自然体验服务中心(下称“四叶草堂”)2014年由同济大学景观系教师刘悦来与建筑师范浩阳、魏闽共同创建，他们提出用“社区园艺”来探索“城市微空间的自然保育和社会参与”，主要切入点是老旧小区内部花园和城市隙地空间。通过居民共建共享社区花园，在此种植蔬果、花卉，共同劳作，分享果实，辟建昆虫和鸟类栖所，为不同年龄的居民，尤其是青少年提供观察、保护自然的场所和时机，在社区景观的参与性重塑中培养共同维护城市生态的观念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相关的探索还包括生境花园、可食景观、香草花园等。

类似案例还有愚园路“愚巷”空间，由依托城市更新运营服务商“创邑”品牌部创建的“社趣更馨”营造中心团队创建和运营，通过在历史风貌街道沿街小空间组织季节性植物的种植、采摘和认养等，助力儿童友好社区，提升街区生活品牌和社区认同感。

4.3  通过空间更新与运营拓展创新创意产业，助力社区发展

“城市更新如果不谈产业、经济，生活和空间品质就无从谈起”。在产能过剩、消费乏力的后快速城市化阶段，诸如养老、教育、健康、休闲等日常生活服务和城市公共文化等领域却存在大量社会需求尚未得到很好满足。因为全球疫情，社区空间更成为最重要的韧性城市防护单元，“非必要不出省”的防疫措施要靠更多“家门口的好去处”和“微旅游”资源来支撑。“通过产品、服务、交互、环境的设计，激活社会关系和人们参与社区营造的创造力，这是广阔的设计领域。”

2015年，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发起NICE 2035(Neighborhood of Innovation，Creativ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towards 2035)项目，通过与四平街道合作，在校园附近创办未来生活“原型街”，建构面向2035年的“社区三创模式”(创新、创业、创造)。该项目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老旧社区物理环境，将学院的创意实验室搬进社区，引入各类资本和产业，还在于其倡导和培育的“社区作为未来生活实验室”“大学作为开放众创中心的价值观念”“主动设计的文化”，以及多元主体共享互益的扁平化管理机制。

在将虹仙小区居民楼下1100m²平时闲置的人防地下室改造成拥有36个独立房间的“闲下来”合作社的项目中，大鱼营造探索了“主理人共治”方案，希望通过在地深耕发掘社区能人创业，结合引进外部创意人群，努力实现人人可参与的开放式创业模式，为社区空间造血，也为大鱼自身吸引资金。

“社趣更馨”团队与街道合作愚园路上多个小微公共空间的改造和运营，也组织了“静雅武夷”街道品牌的营造活动，在改善两条风貌街道的公共空间品质的同时，提升了创邑开发、管理的商务楼宇、园区的物业价值，也在长宁区和其他区获得更多城市更新和社区营造项目。

这些社会组织在社区更新和营造中获得的经验本身也逐渐转化成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通过政府或企业采购的形式在上海各区乃至全国其他城市输出。

4.4  通过社区营造促进城市公共文化

长期以来城市建设“见物不见人”，或者近年来消费空间取代公共空间的状况，因社区营造而有所改变。无论是愚园路的“故事商店”“新华社区节”和《新华录》社区杂志、“织城网络”组织的展览、工作坊和“城市行游”，还是“创智农园”的“种子图书馆”和农夫集市，抑或是四平路普通支弄的“诗歌单行道”，日常公共空间微更新激发了社区和文化交流，平凡空间及其使用者的故事与重要的历史同时被记录和展示。“地方性”不再是一种笼统抽象的概念，见人见事的“在地价值”被发掘和塑造，社区共同体开始重构。通过各种媒体，包括自媒体，这些公共文化艺术及其展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得到展示和传播。

5  走向设计行动主义：城市微更新对建筑学专业的启示

高速城市化发展模式依靠的是自成体系，甚至可以取代城市的超大(XL)项目，越来越多的巨构综合体(区)也将城市割裂成众多孤岛；城市有机更新模式依靠的是无数局部和片段(XS，S)形成一个单体细微但整体庞大、且持续新陈代谢的毛细血管网络，通过千千万万生命细胞(居民)的能量和信息(如行为、故事和记忆)来维系各类脏器(大大小小的物理空间)的正常运作。要通过小微点位和碎片空间的针灸来为“复杂、动态、混沌的现实环境”“建构空间秩序”，无法依靠传统的设计模式，因为缺乏既定的任务和明确的技术规则。对于这样的新工作，只有通过各类主体、各种层面的具体行动激发新的认知和方法，其中既包括具体物理空间的功能组织和形态塑造，也包括管理、服务、机构等社会制度网络的改革和协作，才能实现活力(vitality)、适宜(fitness)、效率(efficiency)、公平(justice)等城市综合价值。“设计行动主义”(design activism)主张将设计视为“可推动社会和环境进步的工具”，也是一项社会合作创新，这也将是存量更新时代建筑学专业通过设计促进日常生活的有效策略。

5.1  从物的创造到关系的组织

如果说传统设计师是在分析既有问题和条件后形成结构性思维(如概念)，然后制定确定的方案并遵循计划完成建筑物的话，微更新设计者更像“修补匠”(bricoleur)，他们将各类“事件的碎屑拼合成结构” 。不同的主体、物质和文化要素、规范和机制等都可以用来组织新关系，建构新的空间情境。更为开放多元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交流环境是在设计师、管理者和社区居民的博弈和坚持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

5.2  从美学顾问到内容策划

物质空间的增长总是有限的，但是空间使用、体验和媒体展示的增长却可以趋于无限。因为物质界面和资金技术投入较小，微更新的价值更在于“内容经济”和“体验经济”。设计师要打破专业界限，具有前瞻性地介入策划，在有限的物理空间中创造无限的使用和体验内容，其美学创造则可综合不同的艺术和设计领域。

5.3  从被动的技术服务到主动的生活方式建构

“让社区从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末端变为前端”无法一蹴而就，建筑师和其他环境设计师需要从被动的技术服务者转型为城市日常空间和日常生活的主动“合成者”。除了灵活的管理机制、良性的行业生态和“主动设计”的文化环境等外部支持外，设计师需要洞察宏观政治经济和微观个人生活之间的关系，把握互联网经济、社交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对当下城市主体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并据此探寻城市空间与社会各类人群多样交互的物质可能和文化意义。

经过十余年多元主体、各种层面的具体行动，上海城市微更新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仍急需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开放有效的平台，合力将点状的经验整合成可以共享的系统设计方法和管理机制。只有同时拥有了“看得见的和谐”与“看不见的和谐”，无数小微空间更新实践才能推动更大范围和更可持续的城市有机更新，富有经济活力和生活魅力的美好城市才能慢慢实现。

建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