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宵夜谈”（xiaoyexiantan168）

知识分子是国家与社会的精英，是科学和真理的化身；他们是保障一个国家及民族持续进步的根本，也是社会道德良心的体现者和核心价值的引领者。

知识分子何以成为知识分子？宵夜君认为，首先是专业性，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深厚的素养，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二是关切性，他们有深深的家国情怀，内心总是充溢着民族、国家和人类的痛苦，这些痛苦使他们辗转不安，自觉地背负起历史的十字架；三是批判性，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一切现存的学说，即使有所皈依也不放弃批判的权利，贡献救世之方；四是独立性，有遗世独立的风骨与气节，不依附于任何权势与利益集团。

独立性应当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特征。关于独立性，西方有论者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free-floating）。从这里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

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最本质的体现在于思维的独立，思维的独立才能导致人格的独立。独立思维是经由质疑精神而来的独立思考，对任何结论观点，在不经质疑、不经论证、不经事实检验之前，不轻易下结论，也不轻易接受它。独立思维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精神尊严。一个思维独立的知识分子，永远都会感觉得到自己是精神贵族，而被人强迫而无法独立思考，就是对精神尊严的践踏。因情感、利益、面子等复杂因素而抛弃独立思维，则是精神尊严的自我阉割。

钱学森，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和“火箭之王”。关于他的价值与影响力，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有评价：无论在哪里，钱学森都值五个师。毛泽东评价更高：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对我们说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就是这样一位彪炳科学史册的巨匠级大师也有失去独立思维的时候。

1958年，钱学森曾在《大众科学》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和“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两篇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

当时植物生理学家罗宗略等撰文反对：“万斤粮只能用农艺学来分析，以植物生理学总结，不是从实际因素出发，不可轻信”。但钱学森则大胆声称：粮食产量可以无限地增加，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３０％，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２０多倍！”（掐指算一下，每亩多少斤？）。

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中记载，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问毛泽东：“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据说，毛泽东认为上了钱学森的当，还做了深刻的检讨。

同样的记载还有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高层，也是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于是便对下面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担心起“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的问题。

听不到最真实的声音对于决策者来说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危险的。“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说真话更应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一种对良心、对社会的责任，即使为此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

而实际情况是，由于基层干部在大跃进的狂热中，上报“人有多大胆，天有多大产”的“卫星”产量，把农民赖以生存的口粮和来年的种子全部上缴，活活饿死了一大片人，再加上自然灾害，全国总共饿死了3000万人。

预测产量不等于现实产量，就好像人的预期寿命可达200岁，但不代表现在就能活到这个岁数。钱学森发表的两篇区区几百字的短文，或者是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抒写的应景文字，或者是为农业高产激情澎湃而写的展望性文章，虽不能认定他是大跃进的“推手”，“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但至少说明，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特定的背景下，作为一位声望极高、备受敬重的海归科学家，思维显然是不严谨的，不独立的，是不负责任的，最起码对浮夸风起到了推波助滥的作用。尽管直到1993年，钱学森还坚持当年的推算。

钱学森对于中国科学事业、国防事业，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巨大，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在“亩产万斤粮”的问题上失却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独立，不能不说是他辉煌人生的一个重大缺憾。

因此，每当有关文章或论坛报告引用钱学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著名的世纪之问时，宵夜君更觉得是一种反讽。这句话应当由他自己问自己，或许他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胡风，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的文艺理论批评范围涉及面很广，对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都有探讨，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进行了反批评。

这些争论本属于学术思想及文艺实践上的分歧，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胡风感到压力越来越大。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呈送了一份30万字的长篇报告，即《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编者按语指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全国立即掀起声讨“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

1955年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将胡风逮捕，夫人梅志也同时被捕。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

请看当时一些风云人物、艺术大咖是如何批判揭露胡风的。由于篇幅所限，只罗列一些标题及作者：

《请依法处理胡风》——作者：郭沫若（第一斗士，无论批斗谁，基本都参加）

《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作者：茅以升（钱塘江大桥主持设计建造者）

《看穿了胡风的心》——作者：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茶馆》等）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作者：冰心（文学大师）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作者：巴金（文学泰斗）

《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作者：曹禺（现代杰出话剧剧作大师）

《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作者：焦菊隐（巴黎大学文学博士，戏剧家，翻译家）

《胡风——阴谋家》——作者：田间（被闻一多称赞过的诗人）

《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作者：侯外庐（国学大师）

《缴下胡风的剑》——作者：高玉宝（《半夜鸡叫》作者）

《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作者：程砚秋（京剧四大名旦之一）

《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作者：陈垣（被称为与王国维齐名的学者）

《敌人在哪里？》——作者：丁玲（现代著名作家）

《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作者：丰子恺（画家，书法家，翻译家）

《我的愤怒已达极点》——作者：赵丹（一代影帝，演过林则徐）

《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作者：林巧稚（中国妇产医学奠基者）

《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作者：剪伯赞（历史学家）

《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作者：冯友兰（哲学家）

《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作者：钱伟长（科学家）

《胡风——蛀墙脚的白蚁》——作者：马思聪（音乐家）

《坚决镇压胡风》——作者：常香玉（艺术家）

《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作者：于伶（剧作家）

《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作者：王光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之兄）

再看一些批判文章的片段：

《看透了胡风的心——老舍》：原来胡风并不只是心胸狭窄，而是别具心肠。原来他是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他的文章里引证了多少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名言呀，可是他要用钢筋皮鞭毒打党内作家和进步作家，杀人不见血！这是什么心肠呢？我猜不透！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冰心》：我看了这些话使我的心眼突然雪亮了，他是在和我们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啊！现在不容许胡风再装死了，我们要把他从我们的队伍里清理出去，清除出去。

《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巴金》：胡风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带着藏刀的面具干那些不见伤的阴谋勾当。我们要完全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剥去他们的伪装，使这个集团的每一个分子都从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放下橡皮包着钢丝的鞭子和其他秘密武器，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向党和人民投降。

其实，早在1949年7月2日第一次文代会上，茅盾就以大会报告人的身份，大篇幅、严肃认真、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此乃官方揭批胡风的滥觞。

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它让你见识到什么叫墙倒众人推？什么叫群起而攻之？这是一个大师云集的声讨，是一个大腕联手嗜血的盛宴。他们大部分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伟大的作家或艺术家、科学家、实业家，但从他们文章的标题及截取的部分内容来看，其用语和当下网络暴民谩骂罗尔、延庆虎伤者毫无二致，如出一辙。中国的愤青源远流长啊！要知道，这时候文革还没有开始呢，但狂轰滥炸、血雨腥风足以毁灭一切真相和良知。

由于缺失了独立的思维，人云亦云，未经审辩，先说是非，以抽象的“主义”标准决定好坏，真理早已远去。说他们落井下石、助纣为虐一点都不为过。其中有的批判胡风的人结局比胡风惨10倍以上。好在改革开放后，先后经历3次平反，才真正恢复胡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

这使宵夜君想起了著名知识分子王世杰，在欧洲获硕士、博士头衔的宪法专家，北大法学教授，当他身为留学生、学者时还是一脑袋的西方自由主义理想，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鼓吹工人有集会和团体契约权的文章。曾几何时，当王氏荣任南京政府法制局长后，充满东方专制精神的《战时反革命治罪法》便出自他的手笔，将工人民主权利剥夺殆尽的《劳资争议处理法》又是他的杰作。久而久之，王氏的灵魂完全为官僚机器所同化，丧失了自我，由民主志士成为了专制帮凶。

当代史上无论批判谁都要积极参加的郭沫若，更把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维与人格优良传统演绎到了极致。

1958年，根据毛泽东的号令，当时全民动员围剿麻雀。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便带头创作了《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现代浪漫主义诗人的杰作！和农村大婶咒骂邻居家的鸡鸭糟蹋自家庄稼有什么区别？连一个顺口溜都算不上，文气荡然无存。稍有点文化素养的人看到大师写出如此不堪之作都会汗颜，不知作者会不会感到斯文扫地！可见为了媚上，个人独到的见解和起码的艺术素养不知去哪了？

诗人郭沫若在文学、史学、考古学等领域也堪称权威，著作等身。可在他的后半生中，再无巨著问世，倒是在“文革”期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他的新作《李白与杜甫》。

中国诗歌史上历来李杜并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但向来有人喜欢李，有人喜欢杜，都很正常。可到了郭沫若的这部书里，却作出了天壤之别的评价。全书的基调为扬李贬杜，但像郭这样离谱的褒贬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半部考证李白的出生地、家世和生平活动无甚出奇，精彩在后面杜甫的部分，看看标题就知道了：杜甫的阶级意识、杜甫的门阀观念、杜甫的功名欲望、杜甫的地主生活、杜甫的宗教信仰、杜甫嗜酒终身……并把《三吏》、《三别》等名篇翻译为白话，每首诗都想尽办法挑出毛病，套上阶级性的帽子，千方百计挖苦嘲笑杜甫。

在此之前，郭沫若对李白、杜甫不是这样的评价。1953年4月，郭沫若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1963年春，郭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应当说这两副题联比较精当准确概括了李杜诗歌的风格和气象，也比较公允，对两者都充满了敬仰之情。

那么，郭为何要来一个急转弯呢？是他天性浪漫，喜欢浪漫主义诗人，还是晚年转换了风格、节奏？都不是，是因为毛泽东最喜欢“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一向不甚喜爱。1958 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原来郭是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价文学家历史地位的准绳，并以此迎合个人崇拜的时尚，而将实事求是、科学评判、还历史本来面目远远地甩到脑后了。

文革中，郭沫若为了自保，对江青竭尽阿谀谄媚，写出了发自肺腑之诗：

《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粉碎“四人帮”之后，郭沫若写下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铁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

两者对比，判若云泥。现实的抉择就是这般冷峻、残酷：你如果依附于权贵，则顺之者昌，这不仅意味着生命的苟全，而且还有名有利，荣华富贵，前程似锦；你如果人格独立，这又可能伴随着贫困、孤独、抑郁和血污，甚至付出自己及全家生命的代价。

近代中国的文化界总是割舍不了阿谀权贵、趋炎附势的劣根性。一个紧紧依附于统治阶层，风来两边倒，或左右逢源，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肩上，堕落为利益集团奴才的人，就已经失去了独立思维，失去了一个做知识分子的资格。

郭沫若早年骂蒋介石、骂军阀、骂封建专制统治酣畅淋漓，大快人心。但郭沫若在建国后特别是在文革的政治漩涡中苦苦挣扎，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常识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背景，但在他身上表现的人格分裂太过离奇，太过醒目。郭沫若在临终遗言中说：“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现在读来还是令人感慨不已！

以上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我们谈谈这个世纪吧。说起这个世纪的文化人，不得不谈谈于丹。

一提起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女教授，且不谈解读《论语》的硬伤，也不说“张大千，字无忌”的“典故”，我们更多感受是她的 “浑身正能量，满血是鸡汤”。她以擅长烹饪高能鸡汤誉满海内外。面对雾霾，她都能找到正能量：可以“关上门窗，尽量不让雾霾进到家里；打开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让雾霾进到肺里；如果这都没用了，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不让雾霾进到心里”。于阿姨希望大家一边戴着口罩艰难呼吸，一边在雾霾中寻找幸福，就算找不到幸福，也别埋怨政府的不作为。

随手挑出于教授的几段经典语录：

在我看来，庄子也罢，孔子也罢，所有作用于生命个体的古圣先贤学说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最大的提升人的幸福感。只要你的内心觉得你是清醒的，充盈的，你有幸福感，那我就觉得这就是先贤的一种意义了。

在传播学上有一个原则，就是你要永远保持它那种特别简单甚至是傻傻的笨笨的样子，这才易传播。你把它整的特别深邃的话就传不出去了。再传播的前提就是使它简单傻瓜。

第一段的意思是说，幸福感主要在于内心的感受，与外界的物质条件无关或关系不大。第二段的意思是说“简单易传播，傻瓜好忽悠”。好像“一旦融入一个群体，你就会传染上他们的动作、习惯以及思维方式，做出一些荒唐可笑但毫不自知的事情”。从她的心灵鸡汤看出，她打着“感恩”、“知足”旗号，本质却是让人麻木，并抹杀是非，它与其他鸡汤文中常见的“凡事在自己身上找问题”、“活着要感恩”等说法一脉相承。也难怪她会发出“哪怕没饭吃，信仰也能让你强大”的奇葩之论了。

有人以于丹的鸡汤式逻辑进行推断，表示“就算你强奸了我的身体，也强奸不了我的精神，污损我纯洁的心灵”，并得出“福慧双修，境界超卓，天上地下，唯你独贱”的结论，这比喻和结论真是恰到好处。

于丹的各种心得里隐含一定的政治化需要。王晓渔先生说得更很有道理：“于丹是升级版的雷锋，两位都是精神原子弹，起到精神维稳的作用……按照于丹的逻辑，对雾霾的抱怨、对这个时代的不满，都是因为你的内心不够平和，你的修养不够深入，你的灵魂不够开阔。”

这种唯心思维、唯上思维在前文论述的极端年代里屡屡发生，丧失独立思维的人无视现实、无视科学，更无视良知。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我们是不是又看到了“亩产万斤粮”的影子？是不是又感到了“战无不胜的某某某思想万岁”的回归？历史其实真的并不遥远！

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谈到于丹对普及经典所作的贡献时说：“于丹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一座桥”。并为中华文化经典输出海外作出了杰出贡献。那么，我们来看看于丹是如何向外国人炫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

于丹用大段时间给外国人讲述一个禅的故事。她说，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位混混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众人相持不下，于是来到小和尚的师傅——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和尚处，请他作主。

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是对的。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高兴而去。老和尚却因此受到镇上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一路上都愤愤不平，最后还是忍不住质问老和尚为何说“三八二十三”。老和尚说，你说那小混混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他用头来和你的帽子打赌，我能说“三八二十四”吗？

小和尚明白过来，我们大概也都能够理解那位宅心仁厚、救人一命的老和尚。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禅机”故事，加上于丹讲得声情并茂，成为整场演讲中的亮点。

可亮点几乎马上变成污点，因为于丹说当时他对外国人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告诉外国人关于中国文化的高深之处：外国人弄不懂中国文化，说我们不讲原则，是人情社会……但这故事就说明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高深和美妙之处，我们的中国文化有时就可以是“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华啊！

这哪里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这分明中华文化的糟粕，是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梦魇！

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是意会性和模糊性。人们并不是通过对某一概念严格的逻辑定义和界说，来清晰地把握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通过抽象思维的方法，而是通过具体语言环境直观领会的方法，来潜移默化地把握这一概念的实际含义。所以对于理、气、道、性、命、运、心等可以做出任意解释，只要自圆其说即可。

传统文化缺少理论体系的创造力，不论是文章、专著、谈话、论辩大都没有学科概念，天文地理、政治军事、仁义道德等等都往一个口袋里装。你想要什么，里面就有什么；一句话，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也可以。禅宗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种非逻辑思维应该得到科学研究的重视，但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实践性、工具性的逻辑思维才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这也是中国科技落后、思辨缺乏的根本原因。宵夜君不知道于丹老师到底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还是另有玄机？

如果具备独立思维的文化学者，一定会区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一定会给海内外读者以科学的传播与引导。于丹是传播专业出身，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等职务，被誉为中国电视业的“军师”。她最清楚受众的心理，管理者需要什么，群众需要什么，自己能得到什么。假如再用恶意来推测其动机，若为了一己私利而奔忙，那还谈什么士人的清高、人格的尊严!

现在的社交媒体、朋友圈明每天都充斥着海量的严重过剩的人畜无害的鸡汤文，包括一些大V纷纷转发。俨然我们的精神活动有多丰富和高雅，貌似缓解了我们多少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纷争、人际关系的紧张，但和任何事物一样，物极必反，太多了会使公共文化生态恶化，缺少了理性和变革的诉求。况且，它的美好和煽情背后从来都少不了政治化需要。那种随大流的盲从和陈腐的价值观，与现代公民意识完全相悖，也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维完全相悖！

守护好自己的大脑。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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