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恩·拉金：《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2013）

“工业学大庆”的水塔，浙江金华

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作者：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

译者：陈荣钢

引用：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013. 42: 327-43.

导言

基础设施是建成的网络，促进货物、人或思想的流动，并允许它们在空间上交换。作为物理形式，它们塑造了网络的本质、运动的速度和方向、时间性和易崩溃性。它们构成了流通的建筑，提供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创造了日常生活的环境。

一直以来，人类学对基础设施都没什么研究。但在过去的十年间，这门学科的新知识导向开始使基础设施问题成为中心问题。在本文中，我将评估基础设施分析对人类学分析的贡献，以及人类学对基础设施研究的补充。

多年以来，尽管人类学简单地用基础设施的隐喻指代马克思主义中物质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指代索绪尔语言/言语（langue/parole）的区别，指代任何构成现象世界（文化、知识、社会结构）的基础，但人们仍然可以断言，人类学很难在民族志的意义上分析技术系统本身。

我们的学科倾向于研究秘鲁或尼日尔道路建设的影响，而不是把道路建设作为一个网络来分析。因此，民族志可能需要在远离实际道路建造地点的政府中心进行，并可能思考到政治家、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工程师、道路建设者以及道路使用者本身。

但是，拉图尔在很久以前指出，这种方法既是这门学科的优势，也是弱点，因为它突出了基础设施所渗透的其他领域。它为理解崩溃的角色和导致崩溃的生命形式创造了空间。人类学当然需要通过理解系统思维来构建基础设施的民族志研究，但也需要保持对偶发事件的关注，即各种形式的基础设施可以为政府、宗教或社会实践等其他领域提供洞见的方式。也许，当今人类学中研究基础设施最具活力的方法来自于技术政治学的概念。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是一种不承认自身的政府形式。它寻求通过看似远离正式政治机构的技术领域来组织人口和领土。但是，即使是构成自由放任经济的商品的自由流动，也依赖于既组织市场又组织社会的基础设施。

学者们试图利用科学技术研究来追踪这些技术的具体运作，以及这些物质对政治进程的影响方式。在这项工作中，基础设施变得十分有趣。它们不仅揭示了构成技术项目基础的政治理性形式，并产生了「政府机构」。

但是，基础设施也存在于其纯粹的技术功能之外的形式中，它们需要作为具体的符号学和美学工具来分析，以面向它的受众。它们从欲望和幻想中浮现出来并驻留其中，有时会表现出恋物癖的样子，而这些东西完全可以从它们的技术功能中独立出来。

关注形式问题，或基础设施的诗学，可以让我们了解如何通过不同的手段来构建政治。它指出了欲望和可能性。本雅明称之为社会的集体幻想。它还意味着了解基础设施的形式维度，理解它们是什么符号学对象，确定它们如何处理和构成主体，确定它们的技术运作。

古罗马水道，公元前1世纪

基础设施的本体论

基础设施是使其他物质能够移动的物质。它们特有的本体论，在于它们既是事物，又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当事物呈现给感官时，它们也会在它们移动的焦点上转移。

我们看到电脑而不是电缆，不是光和电；我们看到水龙头和水，不是管道和下水道。

然而，基础设施的二元性表明，当它们系统地运作时，它们不能仅从对象的角度进行理论化。基础设施与技术的区别在于，它们是建立其他对象运作基础的对象。当它们运作时，它们作为系统进行运作。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二元性，基础设施在概念上难以驾驭。

一种主要的理解方式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基底系统」（「system of substrates」）。它构成了现象世界的基础，比如管道、电缆、下水道和电线。

该观点假设出一种潜在系统与现象世界之间清晰的线性关系。当这种关系通常难以定义时，这种关系就产生了。

以我用来写这篇文章的电脑为例，它的基础设施是什么？

「电」可能是最显而易见的能让电脑工作的基底（substratum）。但是，虽然电力是计算机的基础设施，但计算机是电力供应的基础设施，因为整个传输过程都是由计算机控制的。反过来，电力也有其他基础设施，包括发电厂运营所需的石油生产、去中心化后的金融机制创新（允许电力在公开市场上销售），或生产和传输电力所需的劳动力网络。

因此，我们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可能集中在被构建的事物、知识的事物或人的事物上。我们可以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把它们作为单个系统的不同元素一起分析，但问题仍然是哪些元素构成了该系统，哪些元素被排除在外。

毕竟，「电」只是构成计算机的基础设施之一，还需远程信息处理系统来允许它发送和接收信息，还需软件协议规定如何使用这台机器，还需教育、文化能力来操作它，实现它的功能。所有这些基础都是计算机运作所必需的。

基础设施与可见对象的简单线性关系是递归的、离散的。考虑到可以动员起来认识基础设施的不断增长的网络，我们被提醒，讨论基础设施是一种明确的行为。这是一个深入研究那些异构网络的时刻，以定义哪个方面的网络将被讨论，哪些部分将被忽略。

鉴于可以调动不断增加的网络来理解基础设施，因此讨论基础设施是一种范畴明确的行为。

这是一个撕裂异构网络的时刻，决定了要讨论哪个网络的哪个方面，也决定了哪些部分将被忽略。基础设施在不同的层面同时运作，任何特定的思想问题集都必须选择这些层次中的某一层进行研究。

从一切实证主义的意义上说，基础设施都不「在那里」。定义基础设施的行为是一个明确范畴的时刻。它包含了一种强调认识论和政治承诺的文化分析，包括在选择和忽略方面。

系统思维与技术政治

一直以来，科学技术研究和地理学领域的学者研究了基础设施如何远距离交流，让不同人、不同物、不同空间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经济和社会系统运行的基础。

斯蒂夫·格拉汉姆（Steve Graham）和西蒙·马尔文（Simon Marvin）完成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著作，探讨了新的电信系统如何重新配置城市空间，以及基础设施如何将水、能源、人和街道捆绑成一系列基础设施网络，并因此定义现代生活。

这里的重点是托马斯·P·休斯（Thomas P. Hughes）所说的大规模技术系统的形成。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已然组织了日常生活。

休斯及其追随者认为，基础设施通常以一系列小的、独立的技术开始，技术标准相差很大。当一种技术系统凌驾于其他技术系统之上时，或者当独立的系统汇聚成网络时，它们就成为了基础设施。

电网，美国

对于休斯来说，技术的本体论由对象本身内部的元素组成，却被构成为一个系统的一部分。例如，爱迪生灯泡的发明同时涉及到爱迪生大型发电机（Edison Jumbo Generator）和爱迪生主馈线（Edison Main and Feeder）的发明。它革新了必要的金融工具和管理结构，以适应迅速扩张的公司。

由这个概念出发，灯泡并不像某些技术理论所认为的那样，从内部元素发展到技术本身——成为玻璃、灯丝和真空的组合。相反，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它是技术、管理和金融技术的混合体。重点研究「系统」，关注技术，并提供一个更综合的视角，将各种非技术元素引入到我们对机器的概念中。

对休斯来说，控股公司或会计实务（accounting practice）既是一项技术发明，也是一台发电机或一部电话，所有这些都是生产基础设施系统的必要条件。

其次，要关注系统的构建。

技术系统起源于一处，随着特定的生态、法律、政治和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发展。但是，随着它发展成为一个网络化的基础设施，它必须转移到其他具有不同条件、技术标准和法律法规的地方。

这一概念侧重于程序化和扩展实践，需要「翻译」（translation）作为系统构建固有的过程——它可以是技术的，也可以是管理和财务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休斯之后的学者们有大量研究强调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它对追踪异质网络之间联系，并解释翻译是如何发生的。

这项工作对于最近的人类学研究是非常有成效的，从最近对孟买和（南非）索韦托（Soweto）供水的两项出色研究可以看出。

尼基尔·阿南德（Nikhil Anand）的民族志研究通过供水的技术运作，将工程师、政治操盘手、贫民窟居民、政治家、活动家和官僚汇聚成一个系统。

在孟买，人口密度使得供水变得稀缺和不连贯。市政工程师从技术上解释了这种限制(把贫民窟建在山顶上，把水输送到很远的地方需要水压)，但对贫民窟居民来说，这是一个政治动员的问题。

没有水的贫民窟吸引了长者（dādā），他们是有权有势的资助者，利用他们的关系向民选官员施压，要求他们提供基础设施网络。作为回报，长者通过提供选举投票来奖励这些代表。

在阿南德的分析中，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两个基础设施系统相互在起作用供水系统。

一是管网系统，它和工程师系统、官僚系统组成了供水的技术端（构成了休斯所言的大规模系统）。

二是社交网络，以「庇护者-保护制度」（patron-clientship）和「交际劳动」（phatic labor）为形式——对输水来说它们和泵、管网同等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基础设施是世界上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阿南德把这两种不同的「基础设施」的概念综合起来，最终要分析的不是供水，而是揭示被他称作「水力公民」（「hydraulic citizenship」）的东西，这是「一种属于城市的形式」。

安缇娜·冯·施尼茨勒（Antina von Schnitzler）和阿南德一样，认为水供应揭示了南非这个后种族隔离国家公民身份的更大逻辑。

但她的方法有所不同。她将重点分析一项具体的技术——水表。

水表是一种技术设备，用于监测用水量，并解决城镇浪费问题。冯•施尼茨勒将水表的技术历史追溯至它在英国的发明，然后考察了它在南非的引入不仅是为了规范用水，也是为了培养一种新型公民。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自我监督他/她自己行为的公民，而且会计算。

冯·施尼茨勒提出了更具生命政治色彩的观点。她认为水表不仅规范了水资源供应，还揭示了政府的战略，并最终产生出一种伦理。为了革除城市居民浪费水的文化，市政府官员制造了一个「计算主体」——刷牙时关掉水龙头，冲厕所时重复利用洗澡水。

冯·施尼茨勒认为，这种仪器不仅能提供水，还能提供道德行为。

斯蒂芬·J·科利尔（Stephen J. Collier）对基础设施的分析完全围绕生命政治的问题展开。对科利尔来说，基础设施是政治理性、行政技巧和物质系统的混合体，他的兴趣不在于基础设施本身，而在于政府实践。

借此，他分析了苏联的电力供应如何揭示计划经济中的总体规划系统，而不是告诉我们俄罗斯电力对用户的影响。

与西方不同的是，苏联的电力供应不受用户需求的控制，而是由技术专家预先决定分配给特定地区，作为电力规划总体系统的一部分。后苏联时期需要废除这种政府的观念，重新以个人消费者及其需求为组织原则，摒弃单位分配的集体组织原则。

科利尔将分析转向了上游，从基础设施的社会影响转向了概念化实践。这些概念化实践先于系统本身的构建，并被设计到系统中。

这些理论在苏联解体后传入俄罗斯。基础设施成为这种转移的物质证据。

前苏联雅尔塔疗养院，黑海

难以承受的基础设施现代化

基础设施的概念源自启蒙运动的理念，即世界的流动和开放。在这里，商品、思想和人的自由流通创造了进步的可能性。

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基础设施塑造的现代社会和未来之间构成了紧密的关联。

它们是「控制时间的机制」，格拉汉姆和马尔文写道：它们是「煽动社会进步的浪潮」，而拥有电力、铁路和自来水则是对文明本身的一种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基础设施从进化的思维方式中分离出来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因为这是它们表现吸引力的一个非常私密的部分。

在马克思看来，基础设施技术不仅是物质的东西，而且是历史的进程本身，因为工业是一个机器系统，随着历史的发展，它把「继承的邪恶」（inherited evils）和「被动的幸存者」（passive survivals）抛在一边。基础设施组成了市场经济组织和进步的概念，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

利用历史的力量是一种如此美丽、如此引人侧目。正如弗洛伊德所认识到的那样，它满足了人类掌握的基本欲望。

每一个工具的使用者都在完善自己运动的或感觉的器官，或者消除器官功能的限制。运动的力量可以为他提供巨大的力量，就像他的肌肉一样，可以在任何方向使用这些力量；多亏了船舶和飞机，水和空气都不能阻止他的行动；用望远镜他就能看到远处……在电话的帮助下，他可以听到远处的声音——即使在童话故事里，这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可以说，人类已经变成了义肢的神。当他装备上所有辅助器官时，真正变得了不起了。

于是，很难将对基础设施的分析与这一沉积的历史区隔开来。我们相信，基础设施促进流通并带来变革，通过变革推动进步，通过进步我们会获得自由。也许这一过程解释了作为对象的基础设施能激发如此深刻的情感承诺。

捷克历史学家鲁道夫·米拉泽克（Rudolf Mr ázek）把这种基础设施的体验描述为「想象的热情」（「enthusiasm of imagination」），指诸如基础设施能够激发起的此类承诺。道路的技术功能把车辆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推动运动，实现社会经济作为一个畅通流通的空间的启蒙目标。

但它也可能是十足的令人难以置信之物，在其技术功能的自主性中产生欲望和敬畏。许多基础设施项目都是复制品，这样城市或国家就可以通过重复其他地方的基础设施项目来参与现代的共同视觉和概念范式。

迪米特里斯·达拉寇格罗（Dimitris Dalakoglou）把这一过程称作基础设施恋物癖。他研究的是阿尔巴尼亚，那里有无数宽阔的道路，但社会主义政权极力阻止个人拥有汽车。

莫顿·阿克塞尔·佩德森（Morten Axel Pedersen）对俄罗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和意识形态进步的先决条件。

基础设施投资……在任何狭义的经济意义上讲都是不理性的。相反，建造「微型大都市」（「miniature metropolises」）被认为是投资一个新的存在，一种新的人性，一个新的宇宙。

失败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残渣担负起某种情感结构，这种结构构成了后殖民国家对技术的富有想象力的投资。

公路和铁路是技术对象，但也在幻想和欲望的层面上起作用。它们编码了个人和社会的梦想，是这些幻想得以传播并在情感上成为现实的媒介。

本雅明还认为，对于那些在铁道边长大的人来说，他们永远无法分析事物本身，而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欲望和幻想，这些幻想就像过滤器一样过滤着被观看的对象。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事实上，对于本雅明来说，商品、建筑和街道是客观历史力量的化身，但它们同时进入我们的潜意识并支配着想象力。它们不仅在技术政治层面上塑造了我们的主体，而且还通过情感的调动和欲望、自豪感、挫败感的调动，让情感附着上深刻的政治性。

这种运作模式是基础设施政治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代表了现代化的可能性、拥有未来的可能性，或对这种可能性的排除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经验——它发生在个人和社会层面。

约书亚·巴克（Joshua Barker）分析参与建造帕拉帕卫星（Palapa）的印尼工程师时，有力地传达了这一信息。帕拉帕卫星是发展中国家发射的首批卫星之一。巴克写道，在万隆理工学院接受培训的新兴工程师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原因只有一个。学生之间没有竞争，他们那时只想研发卫星。

「帕拉帕B-2」卫星，1984年

类似地，杰拉德·隆巴迪（Gerald Lombardi）对巴西首批电信工程师采访时发现，他们「用虔诚的语气谈论无私的奉献……同志们在战斗……以确保巴西的电信事业走在最前沿。」

我自己在尼日利亚对媒介史的研究也揭示出，对老一辈民族主义者来说，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异位的（heterotopic）时刻。专业人员看到自己奋斗在产业一线，推动社会走向未来，创造出一种深刻的满足感，使建立通讯传播基础设施的记忆变得异常情感化。

虽然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可以代表国家向公民施加的权力，但这些项目的政治影响不能简单地从表面上察觉出来。它们会产生复杂的情感，引发一系列有时是违反直觉但异常明显的情感。

纳薇妲·卡恩（Naveeda Khan）描述了巴基斯坦第一条多车道付费高速公路的建设项目。该高速公路通向首都伊斯兰堡。卡恩描述了这个项目如何在巴基斯坦人民心中产生分裂感。

她认为，「高速公路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协调。」因为高速公路如此简洁快速，以至于「高速公路的现代化程度远超巴基斯坦这个国家。」她描述了一个复杂的场景，即高速公路同时代表了承诺和失败。

菲利普·德·波克（Philip de Boeck）描述了另一种同样复杂的情况。在刚果（金）的首都金沙萨，城市定居点被摧毁。国家残忍地摧毁贫民窟居民的家园来「发动战争」，德·波克认为这是国家对最脆弱公民施暴的典型例子。

「除害灭病，造福万代」，福建省红十字会

然而，德·波克也说，许多被驱逐的人支持搬到新定居点，而且心情很自豪——尽管他们自己恰恰代表那种发展计划行将克服的混乱。

「是的，我们是受害者，」一位渔民说：「但新地方仍然很漂亮。」

值得停下来考虑的是，当一切与人们熟悉的现代化及其受害者的叙事背道而驰时，上述说法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它生动再现了欲望、幻想和骄傲感的复杂混合物，并有力地提醒着我们人与基础设施之间深厚的情感纽带（敬畏、迷恋），而这，正是政治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础设施的叠倍和住址的美学

在非洲人类学和非洲研究中，学者详细分析了叠倍（Doubling）的过程，解释了系统和实践如何按照其宣称的目标运作。

阿希尔·姆边贝（Achille Mbembe）认为，许多非洲国家在军事统治下建立了私人间接政府，且这种政府模式远远超出了它的范畴。这种政府模式通过国家预算、合同、职位、证书等形式的技术手段不断扩散，并且这些技术手段与现实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国家还推出了其它种类的对象——道路、工厂、桥梁——这些对象也自称具有技术功能，但实际上在不同层面同时运作着。姆边贝指出，授予基础设施项目的功能，往往更多地与获得政府合同和奖励庇护人的社会网络有关，而与它们的技术功能无关。

这就是为什么道路消失了，工厂建立了却从未运转过，桥梁则无处可建。

雅各布森将诗定义为任何言语行为（情感、指称、言语等）中存在的六种不同功能之一。当一种言语行为根据能指本身的物质性质而不是参照意义来组织的时候，当「符号的触感」成为某一特定言语行为的「主导决定功能」时，诗就诞生了。

因此，诗学是对言语事件中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意义的层次结构的重新排列。话语同时在许多层面上起作用，但言语行为在诗的功能上所释放的意义不同于指称功能或情感功能。

在基础设施方面，诗意模式意味着形式从技术功能上松懈下来。

基础设施是国家向其公民提供这些陈述并要求他们将这些陈述转换为社会事实的手段。它创造了一种「仿佛」的政治。正如姆边贝认为，在非洲许多地方，官方职位描述与实际权力不相符，职位的授予与专业资格无关，预算的编制与执行关系不大。在这些时刻，国家既存在又不存在。

苔丝·李（Tess Lea）和保罗·彭勒若斯（Paul Pholeros）在论文《当水管不是水管》（When is a Pipe not a Pike）中，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这些房子的水管与下水道没有连接，房间也只有部分完工，并产生了「审美秩序」（「aesthetic order」）：

从这个意义上说，管道并不是管道，而是作为一种表征形式的生产。它被允许用来编写报告、满足预算、安抚赞助者。

管道不能连接到污水处理系统，但它连接到管理、审计和行政。它的材料形式从中空的管子变成了预算上的数字和页面上的文字，所有这些形式——中空的管子、数字、字母——都是管子。所有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管道的物质体现，允许它们在不同的循环系统中移动。管道就是文档。

艺术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托多罗夫（Vladimir Todorov）研究了苏联通过基础设施成为公民的方式。他认为：「共产主义创造了终极有效的美学结构，以及有缺陷的经济结构。」苏联工厂生产商品的技术有效性有限，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工厂不是用来生产商品的，而是生产象征意义……它们导致商品短缺，但象征意义生产过剩。」

托多罗夫捕捉到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基础设施同时在多个层级上运作。它们执行技术功能（交通、水或电），通过远距离调解和交换，将人与物绑定到复杂的异构系统中，并以与技术功能相对独立的内部化形式运行。

以雅格布森式的观点来看，将这种操作视为诗学的一种形式，就是重新安排功能的层次结构，使基础设施（而不是技术）的美学维度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断言基础设施在崩溃之前是不可见的，并以此为出发点来做研究基本上不靠谱。基础设施是是它们自身的标志——它们被部署在特定的循环系统中以建立一系列的效果。

几乎所有基础设施的研究都重复了苏珊·利·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的论断，即基础设施「从定义上看是不可见的」，且被认为理所当然，而且它们「只在崩溃时会显现」。

但这种说法只是部分事实，而且把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的方式完全站不住脚。「不可见」当然是基础设施的一个方面，但它只是一方面而已。

人类学文献揭示了大量的方式基础设施往往是无形的。大卫·斯尼思（David Sneath）认为，在蒙古，电力是国家现代化的中心象征，被称为「列宁之光」。

这一观点与阿南德的观点并无太大不同。孟买的一位贫民窟活动人士可以为阿南德的背书，讲述供水的历史和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知识。事实上，贫民窟两种管道（以及它们的大小）也因提供管道的政客而闻名。（如国大党直径两英寸的管子，湿婆军[Shiv Sena，印度民族主义政党，译者注]直径九英寸的管子）

为了让这种赞助制度发挥作用，或者为了让列宁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可见性」对持续的政治效果必不可少。塔尼亚·温特（Tanja Wither）指出，坦桑尼亚桑给巴尓岛（Zanzibari）的农民拥有一套关于每一种电器耗电量的复杂知识。正如冯·施尼茨勒引用市政工程师的话说，南非索韦托的居民是技术专家，因为他们有拆解、重新组装和切断水表的能力。

广泛承认的技术知识的深度和复杂性表明，这些技术不可能消失在背景中;的确，正如

阿什利·卡尔斯（Ashley Carse）指出，本质上，「可见性」各司其位，一个人的背景就是另一个人关注的日常对象。

问题的关键在于动员的可见性和动员的原因。也许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巴克对苏哈托发射帕拉帕卫星仪式的描述。

苏哈托手里拿着一把克丽丝匕首，爪哇岛领主曾将这种匕首作为统治的象征。这把匕首镶有17颗宝石，发射卫星的按钮被嵌入其中。巴克认为卫星让苏哈托变成统一群岛的现代君主。很难想象会有比这更富象征意义、更生动的基础设施了。

基础设施材料和环境经验的生产

美学不是一种表象，而是一种具体的体验。基础设施产生对日常生活环境审美方式的控制：我们对温度、速度、花开花落的感觉，以及我们与这些条件相关联的想法。基础设施创造了一种对现代性的感知，通过这一过程，身体和心灵理解了什么是现代的、可变的、进步的。

米拉泽克书写的是荷兰殖民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在他看来，基础设施不只是技术对象，而且是一门需要学习的语言，一种融进基础设施中表达欲望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他赞同安德鲁·巴里（Andrew Barry）的观点，即技术社会把公民的技术技能和知识作为现代世界运转的条件。

但米拉泽克从美学角度深入分析了这一过程，重点关注基础设施的材料——道路的硬度、黑夜的强度、平滑的装修——是如何产生感觉和政治体验的。米拉泽克认为：

照这种逻辑，道路的清洁是时代的清洁，甚至意味着民主。

殖民时期，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在肮脏、泥泞、松软的道路上铺设硬路——火车用铁路，汽车用柏油碎石路。它们有着惊人的、全新的物质属性、事故模式，以及纠正社会和心理关系的方式。他们是一种其他人必须学习的语言。

在米拉泽克的分析中，基础设施的材料是关键。这条路是作为「荷兰人」的一种表现，尽管受到灰尘连续不断的威胁，却是干净的。当马匹和水牛的粪便被烈日晒干时，泥巴也会通过当地行人的脏脚飘到路上。这些行人的脚可能会软化路面的硬度。这个问题对荷兰人来说是一个更复杂问题的一部分。

基础设施在表面运作，指的是身体外部——皮肤、鼻子、眼睛、耳朵——而不是心灵内部。柔软、坚硬、城市的噪音、它的亮度、热或冷的感觉都是由基础设施控制的感官体验——正如米拉泽克所指出的，它们有着更广泛的概念纠缠。

芒福德将历史划分为几个技术时代，每个时代都有代表这个时代的特权技术。

在工业时代，钢铁决定性地取代了木材，也取代了和它有关的残存的农村历史。钢铁成为了第一种人造建筑材料。

一个人在铁床上睡觉，用铁盆洗脸……一个人坐在钢铁的机车后面，用铁轨从铁桥上驶过，来到了一个钢铁覆盖的火车站。

钢铁具有特殊的材料特性。石头可以抵抗压力，将物体堆成一堆，封闭空间；钢铁可以被拉伸和拉伸，承载着巨大的重量，创造出高耸的开放空间。它细长的立柱允许创造出巨大的新区域来陈列商品，并让大量的人群在中央流通，从而形成新的资本空间:火车站、百货公司、展览馆。

钢铁的工业过程、材料所能带来的美学空间与消费社会核心展示的新形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任何一个在火车站或百货公司自动扶梯上行走的人，都走在一个完全被工业化所占据和形成的空间里。

沃尔夫冈·施菲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认为，从明火到白炽灯的转变，实质是用坚硬的、无实体的、稳定的光源取代了闪烁不定、变化不定的动态光源。他认为，这种变化在日常感知世界中产生了微妙而彻底的变化。

克里斯·奥托（Chris Otter）在他有关1869年伦敦铺设第一条柏油马路的表述中，呼应了上述观点。对同时代的人来说，柏油马路创造了一种近乎怪异的无声效果。似乎，城市隔绝了车轮碾压鹅卵石的声音。

混凝土是另一种具有特殊感官的建筑材料，它塑造着周遭的生活环境。佩妮·哈维（Penny Harvey）认为，在秘鲁道路建设中，混凝土与安第斯山相冲突。混凝土之所以独特，是因为作为一种物质，它是可变的，但干燥后会发生不可逆的硬化。脱水技术（木乃伊化）一直是死者「储活」的核心。哈维认为，混凝土的硬度问题涉及石头、土壤、岩石和山脉的基本宇宙学确定性。

基础设施的材料——钢铁、泥、混凝土、光缆、塑料——都代表了一个时代，钢铁是19世纪的典型材料，同时也带来了对存在的感官的理解。这是他们的审美维度。

1869年12月，全世界第一个红绿灯出现在伦敦议会大厦外

朗西埃认为美学是艺术的一种属性，赋予艺术重新配置公共领域的关键潜力，并允许新的声音插入政治空间。但在将近一个世纪前，吉迪翁将这一属性从艺术中分离出来，将其赋予了支撑它的基础设施。对他来说，钢铁和混凝土的兴起带来的建筑材料革命意味着铁「突破」了建筑。

基础设施材料和生产的力量超越了建筑，揭示出它的自然基础和事物状态，塑造了现代主体。19世纪的建筑扮演着潜意识的角色。

正如居民所言，「供暖项目」代表了一种柏拉图式的本质。一位老人说：「我们在冬天感受到了夏天。」在一个自由的时代，这也成为评估公共住房拆迁和重建的好处、风险和后果的基础。加热是一种感官的、情感的体验，通过这种体验，政治主观性得以体现，政治认同的诉求得以表达。

结论

由于基础设施的基本对象是如此多样化，可以用如此多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析，因此方法的选择是一个理论问题。

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倾向于赋予技术特权，即使它们将城市空间定义为通过基础设施网络捆绑在一起的人和机器的混合系统。然而，最近关于基础设施的人类学研究有了迥异的构想和分析方式，这是这门学科最有活力的地方，而这些方式累积起来指向了基础研究单元的不稳定性。

德勒兹认为，机器的类型可以与社会的类型相匹配。如果说19世纪建立在圈地的工业技术之上，那么20世纪和21世纪则建立在计算机的控制结构之上。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控制论转变，直到最近米歇尔·费奇（Michael Fisch）在东京地铁系统的研究中才把它引入人类学。

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已经被外包，价值是虚拟产生的，基础设施位于计算机协议中，「捕捉」（capture）的形式被设计到社交媒体平台上，比如「脸书」和「谷歌」。在这种经济中，注意力的调节是价值生产的核心。

另一项研究关注媒体行动主义的基础结构，政治思想通过传播的架构和实践被编码成媒介形式，嵌入到运动中，变得公开化。人们可以指出，其他关于规划和空间的文献不胜枚举，但媒体代表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案例，因为它们对新兴价值形式的产生至关重要。

乔纳森·贝尓勒（Jonathan Beller）认为，电影的兴起代表了价值生产的转变，即从工业经济向刺激欲望和消费的转变。「观众的劳动打开了新通道。」这在我们这个社交媒体时代已经成倍增长。在这个时代，控制和价值与构成当代数字基础设施的机器整体密不可分。对此，人类学领域尚未设计出一种新的民族志和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