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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赛德梅尔：《柏林的“欧洲中心”（1963-1965）：美国化，消费主义与国际风格的应用》（2005）

赛德梅尔 译窟 2021-12-23
收录于话题
#建筑史 1 个内容
#历史 63 个内容
#文化研究 31 个内容
#世界史 10 个内容
#城市研究 8 个内容

摘要：本文以坐落于德国柏林闹市区的「欧洲中心」为研究物件，以建筑文化史的眼光探讨了「欧洲中心」作为柏林最早集购物中心和办公场所为一体的摩天大楼所处的历史地位。作者亚历山大·赛德梅尔以建设「欧洲中心」的三股力量——投资人、建筑师和顾问——为入口，不仅对相关人士做了详尽的转记性分析，而且抽丝剥茧地梳理了「欧洲中心」诞生背后的不为人知的历史，从而描绘出战后欧洲与美国进行的跨大西洋交流的时代图景。通过对「欧洲中心」选址、资本运作与建筑元素运用的分析，作者得出战后德国的社会风尚受到美国消费主义与国际风格的实质性影响。这不仅体现在「欧洲中心」这一幢建筑上，还具体改变了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图景。


柏林的“欧洲中心”（1963-1965）：美国化，消费主义与国际风格的应用
Berlin’s Europa-Center (1963-65): Americanization, consumerism, and the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作者：亚历山大·赛德梅尔（Alexander Sedlmaier，班戈大学历史、威尔士史与考古学院）
译者：陈荣钢

英文原载：‘Berlin's Europa-Center (1963–65): Americanization, Consumerism, and the Uses of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38 (2005), Supplement 2: From Manhattan to Mainhattan: Architecture and Style as Transatlantic Dialogue, 1920–1970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2005), pp. 87–99.

译文原载：《成大历史学报》2018年总第51期


但凡目睹过1965年新落成的「欧洲中心」（Europa-Center）的人，都会把它和美国联络在一起（图1）。《世界报》（Die Welt）写道：

曼哈顿的风……吹到了柏林腹地……，未来从这裡起航……威廉皇帝纪念教堂（The 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hurch）的光辉掩没在新建的「欧洲中心」那巨大的玻璃和铝合金躯壳下，就像圣·帕特里克大教堂（St. Patrick’sCathedral）与第五大道（Fifth Avenue）的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的关係一般。[1]


一位来自建筑期刊的评论家把这座两万平方米的庞然大物——包括商店、购物中心、剧院、电影院、运动设施和餐厅——比作洛克菲勒中心和皮卡迪利大街（Piccadilly）。[2]还有人用「美国速度」来形容它。[3]对它的批评少之又少。一个来自西德小镇的人对「欧洲中心」这个一半德文一半英文的名字哀叹道：「这种英文专有名词会越来越多：以后是不是要把『德国馆』Deutschlandhalle」改名『德国厅』Germany Hall」啦？」[4]

这幢二十二层大楼的建造者们——包括投资人卡尔·海因斯·佩珀（Karl Heinz Pepper）、建筑师赫尔穆特·亨特里希（Helmut Hentrich）和休伯特·佩兹尼格（Hubert Petschnigg）以及顾问魏尔纳·杜特曼（Werner Düttmann）和埃贡·埃尔曼（Egon Eiermann）——明确借鑑了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彰显了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上的信念。[5]

遵循整合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理想，他们的目标是重建雷蒙德·胡德（Raymond Hood）洛克菲勒中心的辉煌，以及围绕它展开的城市空间的荣光。[6]「欧洲中心」的办公楼和一侧的购物中心相连线，这是德国首幢这一型别的建筑。它坐落于闹市区的路口，展示橱窗长达1.8千米。

开发商喊出的口号是「城中城」（a city within the city）。整座建筑的钢架结构和玻璃幕牆显然受到米斯（Mies）和约翰逊（Johnson）的作品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或由SOM建筑设计事务所（Skidmore, Owings& Merill）的戈登·邦夏（Gordon Bunshaft）设计建造的利华大厦（Lever House）的启发。

「欧洲中心」顶部有一旋转的「梅赛德斯」（Mercedes）标志——这也使「欧洲中心」一时间成为柏林的最高建筑——很快成为西德「经济奇蹟」的象徵，而它的成功离不开与西方消费文化的结合。城市複合体中，生产与消费的风格和生活方式内在连结了「冷战」中敌对的两种制度，无论哪一种制度都设法表达自己的优越性。

因此，「欧洲中心」是研究跨大西洋两岸建筑风格和都市生活方式的理想出发点。「二战」后，美国在文化、政策和经济领域造成多样影响。接下来，我将试图釐清其中的推力和拉力——也就是美国的投入和德国的需求——它们共同构成这种跨越。

对跨文化至关重要的是开发商和建筑师们「漂洋过海」的真实行动，其影响筑就了这一複合体。这些和专案相关的人们对德国如何接受美国典范保有浓厚的兴趣，包括风格的通俗化、阐释与获得，也包括风格的文化转译与异化。[7]

建筑师魏尔纳·杜特曼位居西德建筑主管机关的第二把交椅，在「欧洲中心」专案中担任城市规划顾问。杜特曼与美国保持长久而密切的往来，而他辉煌的生涯建立在从西德和美国向柏林引资数百万美元的基础上。他参与过「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并在柏林的中心展区设计建造美国展馆。[8]尔后他和休·斯塔宾斯（Hugh Stubbins）往来，后者主持建造过著名的美国为1957年国际建筑展（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捐赠的西柏林大会厅。

那时杜特曼认识了德裔美籍化工巨头亨利·雷可德（Henry H. Reichhold），他是杜特曼曾经的一位同学兼合伙人的丈夫。这个老熟人帮助杜特曼在1958至1960年间于事业上飞黄腾达。

当杜特曼主持建造西柏林艺术学院（West Berlin’sAcademy of the Arts）新大楼时，又获得雷可德一百万美元的资助。正如埃莉诺·兰辛·杜勒斯写道：「亲爱的魏尔纳：当我得知雷可德先生对你在柏林的文化生活鼎力资助时，我深受感动……我相信你会成功的。」[9]学院的新大楼原本被设计为一幢高层建筑，但囿于政府对建筑物的限高令，不得不将它变矮。[10]

杜特曼主持建造了布赖特施德广场（Breitscheidplatz），后来亨特里希和佩兹尼格在这儿建造了「欧洲中心」。1961年的建筑模型已经非常接近最终建成的模样了，除了很重要的一点——原本计划在写字楼上修筑混凝土平台。[11]

在许多年后纽约的一个公开讲座上，杜特曼说道：「一位新女神降临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sse）：这幢摩天大楼，……是自由和运动的象徵。」[12]

亨特里希和佩兹尼格来自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在设计国际风格的摩天大楼上取得成功。无论在德国还是海外，他们的钢结构和玻璃幕牆的摩天大楼标志著阿登纳（Adenauer）和艾哈德（Erhard）的经济奇蹟共和国。他们为蒂森集团（Thyssen Group）设计的「三幢相连的平板式建筑」（「three-slab-building」）标志著从德国的过去向未来激越的起航。亨特里希是极少数将「美国方式」引入德国的建筑师，比如说市场机制或团队协作。[13]

亨特里希在1930-31年就熟悉美国的工作方式，当时他在纽约为诺曼·盖茨（Norman Bel Geddes）工作。他结识了另一位年轻的德裔建筑师阿尔弗雷德·卡斯特纳（Alfred Kastner），后者在二十年代移民美国併为雷蒙德·胡德工作。

当时，胡德正为洛克菲勒中心绘製蓝图。也正是在洛克菲勒中心建筑办公室裡，亨特里希遇到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那时，帝国大厦也快竣工了。透过德国总领事的帮助，亨特里希获得永久访问建筑工地的资格。从纽约到芝加哥，关于摩天大楼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在洛杉矶时，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另一位在跨大西洋建筑对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让亨特里希无碍地考察了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许多建筑。[14]

三十年代以后，亨特里希在「帝国建筑设计总监」（Generalbauinspecktor）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麾下工作，并参与了德国的新古典主义计划。他其中一个任务便是学习美国的组织模式并转为己用。

1952-1957年，亨特里希和佩兹尼格为巴斯夫公司（BASF）建起德国战后第一幢摩天大楼，也是当时欧洲最高的大楼之一。由于当时德国鲜有高层建筑可供参考，因此巴斯夫公司乐于为二位支付去纽约的考察费用。

在亨特里希的回忆裡，他十分惊歎于联合利华大厦（the Unilever House）和西格拉姆大厦：「正如我第一次到访此地时的感受一样，我觉得这裡是世界财富的源头。」蒂森集团的大楼在建时，亨特里希和佩兹尼格再一次漂洋过海。这一次他们拜访了摩天大楼建造业中的龙头SOM建筑设计事务所。[15]柏林艺术学院有一封来自1930年的信件，落款是路易斯·斯基德莫尔（Louis Skidmore），他拒绝了亨特里希参加芝加哥世博会（Chicago World’s Fair）的申请。[16]

跨大西洋交流的渠道于1960年正式建立，那时亨特里希告知埃贡·埃尔曼之前一年的拜访令他确信装有通风井的内部楼梯比那些装在外牆上的楼梯安全得多。[17]亨特里希和他的朋友们发明瞭这个新词：「国际风格」。

1957年，亨利－拉塞尔·希区柯克（Henry-RussellHitchcock）拜访了杜塞尔多夫的亨特里希，随后经HPP建筑设计事务所发表了一本插图集。1960年，希区柯克写信给亨特里希：「有趣的是诺伊特拉（Neutra）的一座剧院将建在你那摩天大楼旁边了。」[18]同时，亨特里希也拜访过菲利普·约翰逊并保持书信往来。[19]

国际风格（或包豪斯）以跨大西洋交流为核心。保罗·贝茨（Paul Betts）认为普遍将包豪斯风格视作左翼建筑温床的情形已根本上发生改变，致使「冷战」时期包豪斯的历史需要修改。在德国，二十年代的包豪斯作为和过去告别的替代品开启了新的营建历史，然而美国方面更倾向于视其为美国式「国际风格」的真正源头。儘管出于不同的前定条件，但两个国家都将战后文化认同建立在自由主义和国际风格之上。[20]

作为「欧洲中心」的艺术顾问，著名建筑师埃贡·埃尔曼起初并不想和包豪斯产生联络，但不管怎样公众都将他的建筑往那个框架上去设想。

1954年，当他正忙于杜塞尔多夫的一幢高层写字楼时，他写信给赞助人说：「你担心新建筑可能会像美国的那些高楼一样……」提到亨特里希的作品，他批评道：「铝合金窗和玻璃幕牆贴附在这钢结构的楼上……取消了一幢建筑的结构性元素，也就是说看不出它的支撑结构和水平分割……一旦我让它们都隐藏起来……，我就向一种不会长久的时髦的愚蠢屈服了。」[21]从这些言论看出，避免使用玻璃幕牆在当时的德国是普遍的（图3）。[22]


诚然，埃尔曼也是跨大西洋交流的关键人物。他曾分别于1936、1950和1957年拜访过美国。[23]1962年他又为在华盛顿建造德国大使馆的事去过美国几次。1936年，埃尔曼参与了由议会资助的一项学习计划。他去到洛克菲勒中心，向威廉·理查兹（William Lescaze）表达了对费城社会储蓄基金大楼（Philadelphia Saving Fund Society）的艳羡，那算得上第一批使用国际风格的大楼的其中一座。[24]1946年，埃尔曼查阅了苏黎世建筑展上展出的美国建筑名录，他没法亲自前去，因为那时德国人的出行受到了限制。

他强调了现代主义建筑中的德国元素：「（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作品在美国的解读和理解与在德国无出其右，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和珀尔齐希（Poelzig）及后来的格罗皮乌斯（Gropius）和米斯成为德国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埃尔曼记得理查兹告诉他只有百分之二的美国现代主义建筑严格遵循了欧洲标准。

他却反覆强调移民们的角色：「这恰好证明大陆间的关係存在张力……德国建筑师在……一流的（美国）大学觅得教席，他们在那儿和美国的同事联合……美国的现代主义建筑令我震惊之处就因为它们很接近欧洲风格。」然而他补充道：「只有那些沉溺于混乱的纽约摩天大楼间的人才能预见这些可能性。」[25]六十年代，埃尔曼不再把自己视作一个美国狂热分子。他写道：「纽约的新奇玩意都很垃圾……大批人已经老去，美国的现代主义完了。」[26]

回到故土的他坦言：「没有人能和美国人一起工作，他们既没有想象力又缺乏敏感度，一心只想往钱眼裡鑽……那儿的政府建筑和苏联比几乎没什麽差别。」[27]埃尔曼说这番话的目的旨在减少「欧洲中心」的层数和高度，并把整座建筑分成几个部分，因为他害怕对毗邻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产生过多压迫感。[28]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投资人。卡尔·海因斯·佩珀也去过美国，但「跨大西洋」对他的履历并不重要。相反，他有典型的西柏林人出了名的顽固劲头和对权力的热情。他的整个生涯——从家庭经营的钢琴厂到无线电装置的批发生意，再到建筑承包商和一个购物中心的老闆——在柏林起步。也许因为分裂、赫鲁晓夫（Khrushchev）的最后通牒与柏林牆的关係，许多大企业都离开了这座城市。


西方盟国强迫联邦德国採取紧急经济措施支援柏林。除了欧洲复兴计划，柏林还採取宽鬆的税收政策并给予补贴。1959年，为迴应赫鲁晓夫威胁终止四大国共掌柏林的局面，为债务留出的款项也一笔勾销。


三年后，百分之七十五的投资资本将贬值。[29]1961年8月13日，筑起的柏林牆将柏林分割开来，但这并不影响西柏林的贸易发展。短期的低谷过去后，柏林的消费需求显著猛增。西柏林的零售额从1959年的44亿德国马克增加到1963年的55亿德国马克。[30]


佩珀头脑清楚，他抓紧一切机会鼓励人们不要把资金交给税务所而是抱著几年内便会复兴的心态带钱来柏林。1965年佩珀的公司开业时已收到总共8400万德国马克投资。财政部部长多林格（Dollinger）资助了其中可观的2300万德国马克；2000万来自佩珀一家拥有许多合伙人的私人有限公司；剩下4100万来自抵押贷款，成为一时间柏林最大的私人建筑投资专案。儘管财政方面风险多多，甚至险些冒犯了法律，但佩珀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1965年底多林格部长和艾哈德总理对这一有组织的利用税务系统漏洞的行为大为光火。在一本宣传手册上佩珀认为合作关係是值得的，即使它在完工之后并没有一时间赚到钱。不过愤怒得到了缓和，公众庆祝「欧洲中心」的竣工，而柏林的救助计划也未改变。这样一来，「欧洲中心」的成功成为一个榜样，柏林的高层建筑和购物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也增加了地方性政党在借贷问题上的犹疑（图4）。[31]

最终，丑闻导致柏林联邦政府的迪特里希·斯托布（Dietrich Stobbe）市长于1981年1月辞职。根据托马斯·汉切特（Thomas Hanchett）的分析《美国税收政策和五、六十年代购物中心的繁荣》（U.S. Tax Policy and theShopping Center Boom of the 1950s and 1960s），这是一例发生在德国的生动寓言。[32]

从纸媒的新闻报道中，很容易分辨出美国在「欧洲中心」的经营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在欧洲的武装部总司令奥米拉将军（GeneralO’Meara）出席了剪彩仪式并带去卢克修·克莱（Lucius D. Clay）的问候。

商人们为原本规划的「美国药店」（「American drugstore」）的失败感到惋惜因为「我们的省级法律规定了商店的关门时间。」[33]施瓦布（The Schwab）百货商店是一家商场中的超级店铺（anchor store），它归属胜家公司（Singer Company）。

「欧洲中心」的爱尔兰酒吧成为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的聚会场所。[34]七、八十年代，商场的发展策略在美国的影响下发生了良性改变：风大的中庭被挡住了；溜冰场停用，因为它吸引了过多不购物的顾客；整幢大楼安装了空调。这些方案是一位名叫亨利·沃尔什（Henry Walshe）的纽约建筑师提出的（图5）。[35]

无处不在的美国现代主义者的范例显然为德国的过去和现在的极权主义概念提供了一种更具吸引力的替代品。「欧洲中心」的名字便是对一种传统的再发明，而在「欧洲中心」之前，这裡曾是二十年代艺术家们锺爱的聚会场所浪漫咖啡馆（RomanischesCafé）。当然，建成「欧洲中心」的先决条件少不了浪漫大厦（RomanischesHaus）在战争即将结束时的毁灭。这一点并非微不足道，因为流行的意识形态同时倒塌了，不然在当时有足够的机会在那裡重建一座建筑（图6）。[36]

这样一来，十多年间，这儿都是一片都市荒地，驻扎著马戏团的帐篷，有些卖小吃的摊位，还有老鼠。这个场地的符号学内涵显然包括空袭经验、痛苦和临时佔用（图7）。[37]壮观的「欧洲中心」在卑微的浪漫咖啡馆的地基之上承载起失去的传统。同时，在大厦第二十二层有一个酒吧，在那裡能眺望整座城市，让当时一些人联想到旧金山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38]曾经，代表德国铝生产者的贸易集团「德国铝业」（The Aluminium-Zentrale）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位于浪漫大厦的巨幅广告上；而今，以筹集资本和跨大西洋交流为目的的旅程将亨特里希及其同事带往了美国。[39]

这幢综合性大楼起初被命名为「欧罗巴大厦」（Europa-Haus）。这一名称在当时已被一幢更古老的高层建筑使用著，它是柏林最早的钢结构写字楼之一。这是个鲜活的寓言。这幢十一层建筑物扩建到法律允许的最大高度。从迪特里希·诺伊曼（Dietrich Neumann）那儿我们瞭解到，基于某些原因，政府制定了难以理解的建筑冻结期，致使本该于1931年竣工的这幢地标性建筑延期了整整两年。[40]六十年代，这幢建筑被拆除——一方面由于一个纳粹部门曾在裡面办公，另一方面它离丑陋的柏林牆太近影响盈利。相反，「欧洲中心」在设计阶段没有遭遇任何重大问题。它被当作这座现代大都会的标籤，而这正意味著战后柏林希望的东西——前所未有的高度、玻璃幕牆和购物中心，以及附上「西方」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认同的商业广告。

福尔克尔·博格安（Volker Berghahn）和其他一些人曾将战后西德工业文化视为「美国典范的胜利」（「triumph of the American Model」）。[41]美国作为消费者现代性的先驱，美国化同样只多不少地表现在消费领域。1890至1940年间，新的消费习惯在北美出现：大规模生产、营销、家庭消费者、拓展社会部门的消费文化的传播以及将加入市场并佔据一席之地的权利作为民主自觉的一部分来阐释。1920至1970年间，这些消费习惯持续影响其他社会共同体。资产阶级－马尔萨斯经济模型（Thebourgeois-Malthusian economic model）在「二战」后受到挑战，而国家社会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则败坏了反对这一模型的自给自足经济体的名声。如此一来，战后经济实验的重担就落在大规模消费身上。[42]以时间线为框架，我分析了全盛期的美国影响德国的标志——「欧洲中心」。杜特曼声称直到六十年代，德国的保险和银行大楼才停止建造「第三帝国」（ThirdReich）风格建筑。与此同时，砂岩、石灰岩和大理石淡出历史，法兰克福和鲁尔区的摩天大楼再一次得到了现代化。[43]

即使购物中心和高层建筑继续扩张，但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德国，消费的概念和美国的影响确乎开始于1967年的「欧洲中心」。[44]针对延长商店营业时间的抗议标志著公众已经成功接受了国际风格和生活方式，这几乎成为一种公认的赞同态度。

参考文献

[1]Friedhelm Kemna, “Ein Hauch von Manhattan,” Die Welt, January 21,1965. 參見Heinz Schindler, Berlin und seine Kommanditisten.Authentisches und Satirisches aus Liebe zu Berlin über Abschreibungsirrsinnzwischen Europa-Center und Steglitzer Kreisel—Horst Mahler— Kempinski undanderes Erstaunliche (Oldenburg, 1978), 26–27.

[2]“Europa-Center, Berlin,” Deutsche Bauzeitung 69(1964): 803–11.

[3]“Europa-Center, Berlin,” Deutsche Bauzeitung 100 (1966): 268–73.

[4]Ehrfried Siev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auwelt 34/35 (1965): 1364.

[5]Hermann Glaser, Deutsche Kultur. Ein historischer Überblick von 1945bis zur Gegenwart (Bonn, 1997), 235.

[6]William J.R. Curtis, 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00 (London, 1996),227; William H. Jordy, American Buildings and their Architects, vol. 4:The Impact of European Modernism in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72);C. Krinsky, Rockefeller Center (London and New York, 1978).

[7]Bernd Greiner, “‘Test the West’. Über die ‘Amerikanisierung’ derBundesrepublik Deutsch- land,” in Westbindungen. Amerika in derBundesrepublik, eds. H. Bude and B. Greiner (Ham- burg, 1999), 27.

[8]Matthias Schirren, “Das Akademie-Gebäude Werner Düttmannsund die Philharmonie Hans Scharouns,” in “Die Kunst hat nie ein Menschallein besessen.” Eine Ausstellung der Akademie der Künste und Hochschule derKünste, 9. Juni bis 15. September 1996 (Berlin, 1996), 655; WernerDüttmann, verliebt ins Bauen: Architekt für Berlin 1921–1983, ed. HailaOchs (Basel, 1990), 270.

[9]Eleanor Lansing Dulles to Werner Düttmann, 14 March 1958, Düttmannpapers, Academy of the Arts Berlin, Archive, WV 12.

[10]“Was ein Hochhaus werden sollte—wurde ein Dach! Proteste der Bezirksvätergegen einen weiteren Betonspargel,” Der Abend, 8 April 1960.

[11]Werner Düttmann, verliebt ins Bauen: 282;Düttmann papers, WV 82.

[12]Werner Düttmann, lecture at Goethe-House, New York, after1972, Düttmann papers, manus.

[13]Nikolaus Bernau, “Ein Mann für Hochhäuser aus Glas und Stahl. HelmutHentrich prägte den westdeutschen Wiederaufbau,” Berliner Zeitung,February 12, 2001.

[14]Ibid., 95–112.

[15]Ibid., 221–24.

[16]Skidmore to Hentrich, 24 July 1930, Hentrich papers, Academy of the ArtsBerlin, Archive, not yet registered.

[17]Hentrich to Eiermann, 19 August 1960, ibid.

[18]Henry-Russell Hitchcock, Hentrich-Petschnigg & Partner. Bauten undEntwürfe (Düsseldorf, 1973); Hitchcock to Hentrich, 19 April 1960, Hentrichpapers, 1–665.

[19]Philip Johnson to Hentrich, 20 June 1961; Hentrich to Johnson, April 51963, Hentrich papers, 1–412. Henry-Russell Hitchcock and Philip Johnson, TheInternational Style (New York, 1932).

[20]Paul Betts, “Die Bauhaus-Legende. Amerikanisch-Deutsches Joint-Venture desKalten Krieges,” in Amerikanisierung. Traum und Alptraum im Deutschland des20. Jahrhunderts, eds. Alf Lüdtke, Inge Marßolek and Adelheid von Saldern(Stuttgart, 1996), 270–290.

[21]Egon Eiermann to Hermann Winkhaus, 21 October 1954, in Briefe desArchitekten, ed. Institut für Bau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Karlsruhe(Stuttgart, 1994), 53.

[22]See Adrian von Buttlar’s contribution to this volume.

[23]See Adrian von Buttlar’s contribution to this volume.

[24]Sonja Hildebrand, Egon Eiermann. Die Berliner Zeit (Braunschweig,1999).

[25]Egon Eiermann, “‘USA baut’. Betrachtung zu einer Ausstellung in Zürich,” Südkurier,February 5, 1946.

[26]Egon Eiermann to Brigitte Eiermann, December 2 1962, in Briefe desArchitekten, 153.

[27]Eiermann to Victor Ross, December 17 1962, ibid., 154–55.

[28]Wulf Schirmer, ed., Egon Eiermann 1904–1970 (Stuttgart, 1984), 310.

[29]Joachim Nawrocki, “Berliner Wirtschaft: Wachstum auf begrenztem Raum,” in Berlin.Berichte zur Lage der Stadt (Berlin, 1983), 293.

[30]Kurt L. Shell, Bedrohung und Bewährung. Führung und Bevölkerung in derBerlin-Krise (Co- logne, 1965), 422.

[31]Schindler, Berlin und seine Kommanditisten, 26–35, 100–101, and295–96.

[32]Thomas W. Hanchett, “U.S. Tax Policy and the Shopping-Center Boom of the1950s and 196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1996): 1082–1110.

[33]“Europa-Center erlebte den ersten Ansturm,” Der Tagesspiegel, April3, 1965.

[34]“Zwei teure Kuren bekamen Peppers Europa-Center in 20 Jahren gut,” DerTagesspiegel, April 2, 1985.

[35]“Europa-Center,” Volksblatt Berlin, March 3, 1985.

[36]Hans Stimmann, ed., Die gezeichnete Stadt. Die Physiognomie derBerliner Innenstadt in Schwarz- und Parzellenplänen 1940–2010 (Berlin,2002).

[37]Illustration 7: Ein Mann in unserer Stadt, 48.

[38]“Europa-Center, Berlin,” Deutsche Bauzeitung 69 (1964): 803–811;“City-Hochhaus mit allen Raffinessen,” Der Tagesspiegel, May 25, 1963.

[39]Hentrich to Eiermann, August 19 1960, Hentrich papers, Academy ofthe Arts Berlin, Archive, 1–250.

[40]Dietrich Neumann, Die Wolkenkratzer kommen! Deutsche Hochhäuser derzwanziger Jahre (Braunschweig, 1995).

[41]Volker Berghahn, “West German Reconstruction and American IndustrialCulture, 1945–1960,” in The American Impact on Postwar Germany, ReinerPommerin, ed. (Oxford, 1997), 67–69; Greiner, “Test the West,” 40–41.

[42]Victoria de Grazia, “Amerikanisierung und wechselnde Leitbilder derKonsum-Moderne (consumer-modernity) in Europa,” in EuropäischeKonsumgeschichte: Zur Gesellschafts- und Kultur- geschichte des Konsums (18.bis 20. Jahrhundert), Hannes Siegrist, Hartmut Kaelble and Jürgen Kocka,eds. (Frankfurt, 1997), 109–37.

[43]Werner Düttmann, “Stadtplanung nach 45—Eine gescheiterte Vision,” no date,Düttmann papers, manus.

[44]“König Kunde war der Dumme,” Berliner Morgenpost,August 27,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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