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乐趣：苏联“冷战”时期的青年、消费与国家支持的流行文化（1945-1970）Socialist Fun: Youth, Consumption, and State-Sponsore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Cold War Soviet Union, 1945–1970作者：格莱布·齐普尔斯基（Gleb Tsipursky，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引用：Tsipursky, G. (2016). INTRODUCTION. In Socialist Fun: Youth, Consumption, and State-Sponsore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Soviet Union, 1945–1970 (pp. 1-16).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埃利达尔·梁赞诺夫（El'dar Riazanov）导演的电影《狂欢之夜》（Carnival Night）于1955年问世，描绘了新年夜在俱乐部举行的庆祝活动，这是众多举办群众文化活动的机构之一。俱乐部举办统称为“业余艺术创作”的活动，包括业余音乐、舞蹈和戏剧。俱乐部也举行青年聚会和节庆活动。在《狂欢之夜》中，奥古尔佐夫同志（Comrade Ogurtsov）负责俱乐部的新年夜活动。他对节日晚会的编排感到不满，要求节目“要典型”，“最重要的是要严肃！”因此，奥古尔佐夫强迫一名芭蕾舞演员穿上不那么暴露的服装，并删除了小丑表演中的所有幽默感。他禁止俱乐部的业余合奏，因为萨克斯风意味着有争议的爵士乐色彩，免得受外国文化影响。相反，奥古尔佐夫想邀请退休人员表演传统而正统的合奏。他建议在庆祝活动开始时发表关于俱乐部成就的讲话，然后开一场宣传讲座。然而，年轻的俱乐部工作人员和志愿表演的业余表演者拒绝接受奥古尔佐夫的建议，这个计划太无聊、太政治化，他们要按自己的方式来。他们把政治宣传员灌醉，打扮成退休的人，在呆板的古典音乐开始表演后，开始演奏爵士乐风格的萨克斯和铜管乐。当这些假退休的人在舞台上玩耍和翻跟头时，观众见证了奥古尔佐夫的惊讶和怒火。电影结束时，俱乐部的年轻员工和业余表演者成功确保所有人都能度过一个欢快的夜晚，当然奥古尔佐夫除外。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有争议。苏联高官贬斥剧本，说它侧重于娱乐和乐趣，而不是政治，还鼓励了下层人员不适当的主动性。这些攻击来自那些路线强硬、立场保守的人，其中包括一些激进的、狭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有争议。苏联高官贬斥剧本，说它侧重于娱乐和乐趣，而不是政治，还鼓励了下层人员不适当的主动性。这些攻击来自那些路线强硬、立场保守的人，其中包括一些激进的、狭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立场强硬的领导干部都要求手握控制力、支持排外的苏联国家主义、支持传统农村社会和文化价值观。这也解释了这部电影的对立情绪。如果没有稍显自由、情绪温和的官僚们在背后做倡导，在马列主义之外主张多元和包容，主张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那么这部电影的创作者无法完成它的创作。尽管受到强硬派的反对，但《狂欢之夜》依然很卖座，并且成为苏联史上最受欢迎的电影之一。影片描述了俱乐部中政治宣传与大众娱乐之间、正统音乐与外国爵士乐之间、大众倡议与官僚指令之间的张力，同时反映了国家文化娱乐产品中更广泛的张力。本书研究了“冷战”的前四分之一世纪的这些官方文化活动，这个时期通常称为“第一次冷战”。它讲述了苏联当局如何试图构建一种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以替代在全世界具有巨大诱惑力的主流 “西方”模式。我使用“乐趣”（fun）这个词指涉文化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们找到了意义、快乐和喜悦，他们会自愿、主动地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许多年轻人对克里姆林宫的文化政策作出了热情的回应，并在政府管理的文化空间中享受乐趣。然而，民众的愿望并没有与高层的指导方针完全重合，这导致了隐性的张力和公开的冲突。我愿意把本书的研究领域称为“国家支持的大众文化”（state-sponsored popular culture）。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助于把对知识分子或知识精英作为文化创造者的传统关注转移到普通公民身上。国家支持的大众文化消除了“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之间的传统区别，前者是针对精英品味的复杂艺术形式，后者是旨在吸引大众的娱乐性文化活动。国家支持的大众文化包含广泛的流派，适合不同的口味，由非专业的志愿艺术家在官方管理的文化环境中制作。1953年，参与业余演出的苏联公民多达480万人，这一数字在1962年上升至900万人。这表明有组织的文娱活动有着广泛的吸引力。苏联共产党通过政府机构和党控制的社会组织（工会和共青团）管理这一领域。这些组织被称为“党政综合体”。共青团是苏联的群众性青年组织，其成员年龄从14岁到28岁不等。在本研究中，“青年”指的是有资格加入共青团的人。“青年”群体在年龄、职业、社会阶层、性别和地理位置上有很大的分化。不过，由于党国的文化娱乐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统一的方式对待这一群体，这有力地塑造了青年的机会、经历和社会观念，因此在本研究中，将青年视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类别是可行的。
数以百万计的业余文艺工作者挑战了苏联文化活动中官方/非官方的二元论。一般来说，“官方”这个标签指国家雇佣的艺术家在政府文化场所进行的经过彻底审查的文化生产，“非官方”则包括没有通过文化审查和在非国家环境下进行的文化活动。业余表演者在党和国家的文化机构中从事文化活动，并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使这些活动成为官方活动。然而，由于他们的非专业身份、被认为缺乏文化知识、为较少观众表演，业余表演者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此外，由于大多数业余表演者并不打算围绕艺术活动建立事业，他们对突破界限的恐惧要小得多。业余艺术具有大众性，它有数以百万计的参与者，使其成为自上而下彻底控制的挑战。这些因素导致对国家支持的大众文化的审查比对专业文化产品的审查要弱得多。一个典型的中等规模的俱乐部有两个大厅，用于举办音乐会、舞蹈、戏剧表演、电影放映、讲座、政治会议和其他活动。几个较小的房间供业余团体进行艺术活动。一个娱乐区有各种游戏、书籍、报纸和体育器材。此外，还有一个食堂。俱乐部管理部门的任务是为业余艺术和文化活动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同时确保这些活动遵循上面规定的文化政策。党国领导人认为俱乐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场所，在这里，青年的主体性（自我意识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被改造成准备帮助国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模范苏维埃主体。国家支持的文化娱乐活动广泛普及，因此俱乐部构成了青年娱乐、社交、休闲和恋爱的核心公共空间。并且，个人主体性并不总是与高层的意图相匹配。这些差异源自个人和高层对“社会主义”乐趣的不同看法。有一个关键的矛盾存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西方流行文化，比如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和柯川（John Coltrane）的爵士乐、“猫王”（ Elvis Presley）的摇滚乐，他们喜欢狐步舞和布吉舞，但他们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反苏”的。相比之下，强硬派官员不这么认为。他们要年轻人参加高度政治化的文化活动，至少是高度正统和传统的文化活动（比如芭蕾舞），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些活动能灌输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在某些年份，这种激进的观点在确定中央政策时占了上风。然而，即使如此，某些俱乐部经理仍然继续主办有争议但流行的西方文化形式，并使用欺骗性的做法来蒙混过关。他们也需要这样做，因为上面有要求，每年有表演场次和观众人数的指标需要完成。俱乐部管理者在执行高层文化任务的同时，还要组织在市民中广受欢迎的艺术活动，在这种不尴不尬的交叉点上发挥作用。他们的经验表明，有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并不简单地反映克里姆林宫在任何特定时间的指导方针。国家支持的流行文化是由领导层的指令、文化机构面临的各种激励措施以及普通公民的愿望和活动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而且经常处在张力之中。“社会主义的乐趣”是苏联的核心目标之一，因为苏联要发展社会主义版本的现代性。“社会主义现代性”指一种被广泛认为进步且先进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离不开人类的努力构建。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学者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打破了静态的、基于传统的社会概念。现代性向人类承诺可以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从一开始，苏联就努力构建一个替代西方主流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范式，因此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将社会主义称为“现代性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 of modernity）。事实上，苏联共产党认为西方现代性的特点是阶级分歧、社会冲突、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因此它寻求一条通往未来的不同道路——据说社会主义现代性更重视平等主义、共同体意识、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然而，对这些价值的强调，对这种现代性的具体形式的设想，以及实现它的方法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早年，苏联进行过一系列激进的转型，它旨在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斯大林领导层宣称国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因此将重点转向保护这些成就之上。1953年斯大林去世，在随后的十五年里，赫鲁晓夫的新领导层恢复了从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动力。这个时期被称作“解冻期”（the Thaw）。“解冻”这个词是暧昧不明的，可能预示着一个更加多元、宽容和面向基层的时代的到来。“后斯大林”时代，当局将孤立主义和自上而下的晚期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愿景转变为新颖的“解冻时代模式”，旨在实现基层参与和在国内外的广泛普及。新的领导层摒弃了以往简单从上而下制定文化规范的倾向，而对青年的实际愿望和偏好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官方不再要求青年严格服从，而是鼓励青年表达一些自主的倡议，此外还减少了俱乐部活动的政治化，更加强调娱乐和乐趣，包括对少量西式文化形式给予官方认可。“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把铁幕拉到一边，展示了一种替代西方现代性方案的社会主义文娱方案。事实上，苏联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赞誉，特别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由于苏联社会和谐、经济快速增长、技术成就卓著、军事力量强大、反殖民国际主义蒸蒸日上，它在东亚和南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东欧吸引了许多人，有数十亿人把自己定位在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上，而不是西方的现代性上。相当多的西方人也是如此。
然而，为了确保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合法性，“后斯大林时期”的克里姆林宫需要展示诱人的社会主义乐趣。事实证明，这一目标在流行文化中尤其重要，也很难实现，因为西方现代性在这一领域有着巨大的全球影响力。
苏联领导层希望打造一种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其吸引力与西方的相同或更大，它将传达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正如当前党的路线所规定的那样。在这样做的时候，政策制定者也旨在确保他们的文化霸权，即确保群众对统治精英所提出的文化标准的支持，这对维持政治权力和社会稳定是必要的。
我的分析建立在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和大卫·霍夫曼（David Hoffmann）的研究基础上，他们证明了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对资本主义的排斥。我把他们关于苏联意识形态的见解延伸到战后，尤其是1945年“冷战”开始后。“冷战”对苏联及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基础方面的成就构成了决定性威胁。另一方面，它恢复了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从而重新激发起在可预见的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我的研究挑战那些将苏联视为“独一无二”的学者观点，例如马丁·马利亚（Martin Malia）和捷尔吉·佩特利（György Péteri）等人强调社会主义版本的现代性时没有将它置于全球环境中。苏联版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只是许多社会主义现代性中的一种，尽管它最典型、最有影响力。此外我还认为，苏联是众多“多重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中的一个，它试图打造一个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现代社会的国家。将苏联置于一个多重现代性的领域中，使我们能够超越传统现代化理论中的欧洲中心，这种理论假设所有的制度都不可避免地最终汇合于西方的现代性。作为个案，苏联的多元现代性视角给其他领域带来贡献。 “冷战”期间，苏联旨在构建最突出的替代性现代性，并让自己成为有志于这样做的国家的榜样。我也强调了苏联版本的现代性所固有的张力——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不同想法在苏联内部引发了冲突。在审视1945年至1970年国家支持的流行文化时，我也回顾了冲突的起源。我发现这些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早期苏联甚至“十月革命”前关于“自发性”（spontaneity）与“自觉性”（consciousness）的争论，即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是应该优先考虑基层的支持还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指导，以及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注重意识形态宣传，注重文化启蒙，还是注重愉悦的娱乐。我还关注这些张力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苏联留下的后果。在1964年针对赫鲁晓夫的政变之后，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盟友逐渐放弃向下争取主动权。这种激进的转变对青年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因为它违背了“解冻期”的承诺，国家没有给青年更多自主权。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选择严重破坏了青年对苏联事业的承诺。
探讨社会主义青年文化的生活经验，可以深入了解苏维埃制度为构建“现代社会主义青年”——新苏维埃（青年）所做的努力。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青年视为核心角色，他们不仅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建设者，也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反过来，青年也是主要的社会人口。因此，克里姆林宫为管理年轻人投入了大量资源。最近历史档案研究揭示了许多1945年后苏联青年的情况。学者们还广泛研究了少数反文化青年的情况。这些研究揭示了文化政策的不足之处。大多数研究认为普通青年的文化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官方文化政策的阴影下。不过，我的研究发现，许多苏联年轻人认为在完全致力于建设共产主义和欣赏西方文化的某些元素之间没有矛盾。换句话说，忠诚的苏联青年既可以喜欢共产主义，也可以喜欢爵士乐，既喜欢赫鲁晓夫，也喜欢柯川。此外，苏维埃的组织不仅允许，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鼓励青年的能动性，这很令人惊讶。能动性是指主要由个人利益和愿望驱动的行为，而不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的行为。也就是说，基层不一定会把张力抵抗或颠覆，并不一定与国家和社会对立。很多青年乐意投身大规模意识形态的文化活动，比如唱颂扬斯大林的歌曲。他们的行为显示了我所说的“顺应性能动性”（conformist agency）。他们有意识的、自愿的决定主要来自于一个人的内部动机和欲望，以严格遵循高层的指导方针来行事。他们喜欢唱民歌，喜欢“十月革命”前的戏剧表演，也喜欢在俱乐部里参与西方主题的文化活动。最狂热的粉丝采取了欺骗性措施，以避免在高层激进主义和反西方运动中受到审查。
在“解冻期”的早期，当局允许青年通过重大运动来塑造国家支持的流行文化，以促进自下而上的主动性，极大地扩大了官方环境中青年的自主能动性和自决空间。
这种动力改变了那些成长于战后和斯大林去世之间一代人的行为、世界观和文化品位，这个群体被朱利安·福斯特（Juliane Fürst）称为“最后的斯大林一代”。我把50年代中晚期成人的一代苏联人称为“后斯大林一代”。各代人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对同一社会群体的共同归属感是一代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一代人类似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一个群体（如国家）的成员有共同的身份和共同体的感觉——尽管个体之间的关系是遥远的、“想象的”，而不是直接的、个人的。我发现，“后斯大林一代”拥有更强烈的同龄人归属感，因此其代际凝聚力比上一代人更强，这有助于他们这代人推动重大的文化改革，并站在老一代权威人物面前与之抗衡。“后斯大林一代”在改变高层文化政策及其基层实施方面确实有些成功的例子。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与其他同龄人联合起来，为他们的个人和共同愿望进行宣传，这些微小的行动不仅塑造了他们的日常环境，也有力地影响了更广泛的苏联文化领域。因此，青年能动性决定了广泛的历史进程，这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在西方背景下发现的年轻人的社会影响力有异曲同工之处。国家支持的大众文化有助于界定社会主义的文化消费模式。关于社会主义消费的历史学研究正在蓬勃发展，它主要集中在物质消费品上，但关于苏联统治者寻求适当的社会主义消费模式的研究并不多。本书提出，在克里姆林宫定义和制定社会主义消费形式，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版本的消费社会的实践中，俱乐部中面向大众的集体文化活动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在国家支持的大众文化中，意识形态的需要和类似市场的金融消费主义力量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不同的党政机构有不同的使命，每个机构中的官僚有各自的政治立场。这些机构的行动经常交叉进行，破坏了社会主义文化消费模式的凝聚力。这种分歧强调了苏联自上而下官僚体系中的低效和矛盾。这些问题有助于普通公民和基层行政人员在官方机构内活动，挑战中央的文化政策，确保这两个群体拥有真正的能动性。此外，青年动用自身的能动性重新塑造了俱乐部文化产品的性质和意义，以适应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这扩展了我们对个人如何改造主流产品以适应自己需要的理解。
阿列克谢·柯西金（1904-1980），苏联部长议会主席（总理），任期长达16年，勃列日涅夫的得力助手
我的研究对20世纪其他欧洲专制国家有参考价值，包括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意大利法西斯和纳粹德国。我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如何利用大众文化生产作为治理工具，以及它们在不同国家具体实践的相似之处和区别。苏联在这方面构成了鲍曼所说的“园艺国家”（gardening state），指的是现代专制政府努力改造（像园丁修剪花木一样）他们的人民，从而发展出一个符合领导层需要和理想的有序社会。我的研究强调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审美情趣、休闲领域的塑造方法，关注国家结构。研究高层文化指导方针的基层影响，就会涉及到众所周知的流行文化接受问题。在我的叙述中，年轻的文化人和表演者站在光谱的其中一端，他们接受官方规定的、正统的文化产品。然而，许多年轻人发现自己更接近于中间地带，在参与主流俱乐部活动的同时，偶尔也会试探一下边界。在文化谱系的另外一端，有西方流行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他们推动国家管理的文化机构支持他们喜欢的音乐类型。“爵士爱好者”是这些狂热爱好者里的一大支。这些爵士乐爱好者形成了一个爱好者群体，与其他爱好者聚在一起听爵士乐，尤其是最新和最时尚的风格。爵士乐爱好者学习有关爵士乐的一切，并向任何感兴趣的人传播他们的知识，收集和交易爵士乐唱片，有机会就表演这种音乐。在承认他们在斯大林晚期的反文化地位的同时，我认为，一旦“后斯大林时期”的领导层采取了更加多元的文化立场，许多年轻的爵士乐爱好者就会热切地参与到国家支持的大众文化中。谈到“社会主义的乐趣”时，有文献认为情绪（emotions）不是简单的生物属性，而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构造，反映了潜在的社会价值。谈到“社会主义的乐趣”，就会涉及到一些文献，这些文献不把情感当作简单的生物天赋，而是把它当作反映潜在社会价值的特定社会的主要文化建构。例如，心理学家伊莱恩·哈特菲尔德（Elaine Hatfield）、约翰·卡乔波（John T. Cacioppo）和理查德·拉普森（Richard L. Rapson）已经证明，人们的情绪体验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周围人所表达的情感以及社会中的情感规范所导致的。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历史学家最近提请注意情感演变的历史意义。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用“情感制度”（emotional regime）一词来描述在任何特定时期由政治、社会和文化当局规定的规范性情感，以及强制执行这些情感的机制。芭芭拉·罗森韦恩（Barbara Rosenwein）创造的术语“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y）指一个群体，其成员遵循共同的情感表达规范，拥有相同的情感观。任何社会都有一个总体的情感共同体和从属的情感共同体，它们与主要情感共同体的情感价值打交道，对其进行阐述，偶尔也会反对。研究有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有助于阐明“冷战”前期苏联情感制度和情感共同体的演变。苏联的文化政策不断衍化，以确保年轻人在国家支持的流行文化中表达和体验官方规定的情感。然而，从1945年到1970年，情感制度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有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即从斯大林晚期的限制性的、激进的情感制度到“解冻期”更多元化的制度。这一转变代表了赫鲁晓夫时期的克里姆林宫有意识地使官方规定的情感更接近青年情感群体的现实，因为政策制定者试图调动年轻人的热情和兴奋，并鼓励他们他们重新推动共产主义事业。
然而，高层的指导方针从未与青年俱乐部成员的实际品味和情感完全重叠，导致青年情感群体与党国的情感制度之间出现了差距。在文化保守主义时期——无论是战后的斯大林时代，还是赫鲁晓夫时代的短暂时期，或者是20世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裂痕越来越大，许多青年通过对党国颁布的严格规定嗤之以鼻来获得快乐和乐趣。研究青年群体如何参与国家支持的文化活动，研究他们的个人意义如何融入这些活动，都有助于讨论与党国有关的一切，比如官方文化生产与私人领域的关系。这里的私人关系包括个人情感、个人生活、友谊、社交、家庭。
有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体现了一个边缘空间，它包含了早期学术界所称的公共和私人的元素。这些元素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使普通公民陷入了党国结构和意识形态之中。同时，民众的态度、偏好和行为有力地塑造了当地干部和决策者所面临的条件，以及他们对这些条件的看法。
斯大林之后的克里姆林宫试图建立一种现代的、并且是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提供一种诱人但意识形态合适的西方大众文化变体。这对文化斗争在“冷战”的最终结果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