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共和国”：一场来自百万二战孤儿的自治实验

本文同步刊发于小鸟文学第三十五卷，为免费内容。

194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一场重要会议，汇集了当时欧美诸国的教育界、慈善界精英，号召其进行一场社会实验，将二战中数以百万计的孤儿组织起来，让这些孩子形成自己的自治“共和国”，肩负“市长”“警察”等社会职责……在这一个个小小“政体”背后，教育家们试图在孩子们身上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看这些小小的身躯和头脑里能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这次实验虽然在 20 世纪 50 年代遗憾落幕，但它给后世的教育改革、慈善事业管理、儿童心理学和人道组织行动方式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由于当事人的故去、档案的尘封、时代的更迭，这段历史长期未能受到世人的关注，《小孩共和国》一书围绕 194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特罗根“儿童村”领导人会议，重回这些“小孩共和国”的组织者、建设者曾经置身的历史现场，追踪他们的教育实验经历，揭示不同时期“小孩共和国”的亲历者不为人知的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充分体现了身处历史激流中的人与人、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包容与妥协。

经万有引力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九章《昙花一现的国际儿童夏令营》分享给读者。

1948 年 7 月在特罗根举行的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大会结束后，在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集结下聚在一起的儿童团体负责人们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组织“儿童村”活动，以建立不同国家儿童之间的合作关系。随后，举办一场“全世界儿童的会议”的想法产生了。人们计划于 1949 年在一个儿童团体举行夏令营，后来法国的“老磨坊小孩共和国”迅速申请接下了这个任务。实际上，正如由教科文组织的泰蕾兹·布罗斯在特罗根会议的总结中所回顾的那样，通过国际理解和合作，让那些遭受过民族、种族恐慌或仇恨的受难儿童们重新建立身心平衡，这也是重建和平未来的方式。既然这些儿童团体都自发为此而努力，此时似乎是时候让不同团体的儿童互相交流了。就像儿童团体的负责人们聚在特罗根一样，孩子们也该有这样相聚的机会。因此，国际儿童夏令营的组织提上了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议程。

1949 年 8 月的“老磨坊”：“小孩共和国”接受国际考验

1948 年 7 月下旬，特罗根会议的与会者回到各自的国家。他们可以在头脑冷静、放松的状态下阅读新成立的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第一任主席、“小校村”负责人罗伯特·普雷奥撰写的报告。7 月 30 日，负责“老磨坊小孩共和国”的亨利·朱利安用打字机给普雷奥手打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他在信中对报告的各个要点进行了评论。他特别关注其中一个话题，就是会议结束时提出的要建立各个团体之间的联系。亨利·朱利安的儿童团体曾接待过日内瓦国际辅导员培训课程的学员，而且他也很肯定组织国际假期营地的想法，认为这将是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精神的第一次体现。

亨利·朱利安如何看待这次夏令营呢？他认为，从现实条件来说，“老磨坊”将是举办这项活动的理想场所。他强调了伊泽尔“老磨坊小孩共和国”的地理位置：位于山区，海拔 1000 米左右，有利于战争孤儿们的健康。朱利安还提到，此前他们已经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营地，距离“儿童村” 1 公里左右，有又高又宽的帐篷营房和马拉布特帐篷，在那里他们会定期接待格勒诺布尔（Grenoble）公立学校的学生。他还提出，等到了春天还得做一些改建，让营地更舒适一些。朱利安预想这次国际盛会将是一个“会议营”，由各类活动、讨论和远足构成。这个想法是为了促进不同团体之间的交流，让这些来自欧洲不同儿童团体的孩子们在“老磨坊小孩共和国”内融入国际生活、实地体验国际教育。朱利安意识到了孩子们语言不通的困难，因此希望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尽快将项目介绍给其他儿童团体，好让孩子们做好准备，特别是开始学习法语。他认为法语应该成为国际儿童团体的官方语言，一些团体也应该把法语作为课程教给孩子们。

1949 年 1 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国际夏令营再次被提上议程。会议上，与会者重申了最初的原则，并提出了支持国际夏令营的论点，还期待以此活动来展示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这个夏令营要将来自不同团体的儿童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共同生活，体验有着相同遭遇的彼此的生活。因此，根据委员会专家的说法，这可能可以打破困扰这些战争受难儿童的自卑感，恢复他们的自信。这将是孩子们第一次体验国际生活、开启“世界公民”教育的机会。

大家的热情已经一触即发，但是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怎么挑选参营的孩子是讨论的主题。最初的计划是一共招募 40—50 名儿童参加活动，男孩和女孩都有，从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认证的儿童团体中按国籍各选出 5—10 名小孩。根据委员会的说法，这些儿童要“能足以代表他们所在的团体：一方面，他们应该能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提出所在团体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应该能尽可能多地学习和理解，从而在他们从夏令营回到自己的儿童团体之后，能够发挥他们作为代表的作用”。孩子们的选择既决定着夏令营能否成功，又得确保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宣传。这也是为什么普雷奥于 1948 年 9 月与国际教育重建临时委员会谈话时强调，必须将“全欧洲这类组织中最优秀的孩子们”送到“老磨坊小孩共和国”。同时，指导委员会还绘制了第一张地图（并不完整），图上画出了参与夏令营的区域，并按照各个国家儿童团体的数目和重要性按比例分配儿童名额。可能是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当时的儿童团体运动集中在西欧，但他们也很希望东欧国家更多地参与进来。按计划，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各有 10 个名额，匈牙利和波兰各有 5 个名额。

代表们数次提及，1949 年夏天的国际夏令营是一个“儿童营”，必须由儿童建立、为儿童建立。关于国际儿童营的起源，基本都认同儿童营是由“老磨坊小孩共和国”发散而来的。“老磨坊”的孩子们在 1952—1953 年所画关于“小孩共和国”生活的漫画第二卷中，有两幅插图描绘了 1948 年的儿童项目。左侧页面上的文字给画面定下了基调：

右边的小插图将这一刻呈现为“围绕这个项目的伟大讨论”，代表团体的成年人和儿童讨论着能够提供帮助的对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教育部……大会呼吁道：“我们要在各处留下足印！”而该漫画的第三卷则出版于 1949 年 1 月，讲的就是即将举办的国际夏令营。前两张插图讲了朱利安夫妇访问日内瓦，向儿童之家辅导员课程的学员发表演讲，在此期间，“老磨坊小孩共和国”的孩子们正在准备国际夏令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图书馆藏：关于“老磨坊”国际儿童夏令营的报道

1949 年 8—9 月，《释能》杂志第 3 卷。

在 1949 年 2 月的小册子里，《教科文组织信使》表露了“老磨坊”孩子们的心声：

事实上，孩子们已经以“报告”的形式写下了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营地的构想，该报告被寄到了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办公室，这份文件的语言保留了孩子的语气，提出了孩子们将要实施的构想，以及他们期望从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得到的帮助。对孩子们来说，这个项目是属于他们的。“到目前为止，各种国际会议都只有成年人参与。对于在儿童教育问题上发表意见而言，成年人享有特权。”而这一次，来自不同国家的儿童和青少年终于可以互相接触，讨论未来：组织国际营地，扩大边界，为和平与友谊打下基础。为此，“老磨坊小孩共和国”的孩子们将与来自其他儿童团体的孩子们共处一个月的时间，大家一起体验“小孩共和国”的生活。“老磨坊”的工会是实际上类似于政府的机构，由举手选举出的 6 名成员组成，负责第一周的营地管理，后续，如果其他孩子有能力证明自己优秀的组织能力，可以接手管理集体生活。

在“老磨坊”的孩子们那里，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作用被简化为纯粹的物质补给：他们要负责修复孩子们居住的地方，特别是美国军队的营房，一个是木制的，两个是金属的；他们还要给孩子们配备基础设施或用品，包括供水管道、洗手间、折叠床、毯子、马拉布特帐篷等。孩子们还需要日常补给汽油、外出游玩装备和照明设备。此外，孩子们还要求建造一个运动场，以及连接儿童营地和“小孩共和国”的电话线。最后，他们也期望获得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拨款，以便预先支付参与者的费用。这套儿童与成年人的关系，是从赋予儿童权力的角度建立的。因此，营地的实际位置和“老磨坊小孩共和国”有一定距离。陪同孩子们的成年人也被要求不可以住在营地，而要住在最近的城市拉瓦尔当的一个“质朴的山区旅馆，那里不算贵，饭菜好吃而且量很多”。未经孩子们的许可，任何成年人不得进入营地，孩子们会在全体大会上规定成年人可以访问的日期。唯一还算被孩子们接受的是就是朱利安了：“我们承认我们的父母（指朱利安夫妇）有一些权威。”

比萨高等师范学院档案中心，埃内斯托·科迪尼奥拉基金会收藏：

“老磨坊”的孩子们为 1949 年国际儿童夏令营制作的图文并茂的邀请函。

春天到了，当地开始紧锣密鼓地组织起夏令营。法国国家教育监察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法国委员会秘书长路易·弗朗索瓦（Louis Francois）访问了“老磨坊”营地。那本漫画书的第三卷告诉我们，他显然对“国际儿童”的到来有不同的想法。他本来希望夏令营可以“在一座修缮完备的城堡中”举办，但最终他还是接受了“老磨坊”的孩子们的愿望，因为它“展示了正在重建的法国的真实面貌，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彰显着勇敢无畏”。事实上，在营地里，布置等工作都是由孩子们自己完成的，国际民众服务组织法国分部的一些志愿者也提供了帮助。罗滕自“老磨坊小孩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密切关注着那里。5 月 2 日，“老磨坊小孩共和国”的一个小女孩写信给人在萨嫩家中的伊丽莎白·罗滕。信里写道，为了筹备国际夏令营，孩子们有很多工作要做，男孩们正在完善供水系统，女孩恳求罗滕来帮助他们：“一如既往，我们只能靠自己。巴黎委员会的大人们只会动嘴皮子。他们要求有一队老师与我们的父母（朱利安夫妇）一起负责营地事务。我们想到了您：您能代表瑞士，我们相信您是个好人。”营地的改造工程确实很重要，从春季一直持续到了夏季。

至于孩子们所说的“巴黎委员会的大人”，他们在 6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召开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研究并确定了有一定调度空间的夏令营日程，包括工作、娱乐、用餐的时间。尽管保罗·里夏尔重申一定要给孩子们留下足够的自由，凯斯·布克仍然想确定哪些人将真正为这次夏令营负责——他认为这非常重要，因为这次国际夏令营活动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开展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道义上背负着责任。根据自己在荷兰营地的经验，布克强调“没有成年人在场，孩子们对当下某些主题（如共产主义、兵役等）的讨论是危险的，此外还有男孩和女孩住在一起的潜在风险，还可能发生一些事故，而且营地至少也需要医护人员驻场”。对杰维茨基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不能损害“‘老磨坊小孩共和国’一直以来的良好声誉”。最后确定亨利·朱利安留在那里，确保孩子们身边一直留有一名称职的老师，每天观察并记录孩子们的活动和行为，此外还邀请一名医生驻守在营地附近，所有的活动都要提交给当地的委员会审查。

为了选出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很多准备工作也需要处理。1949 年 5 月底，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秘书处的第一批指令传达到各儿童团体：国际儿童夏令营定于 8 月 1 日至 30 日举行，预计需选拔 50 名左右的 12—17 岁的儿童参加，入选者都必须是战争受难儿童，最好是孤儿或单亲儿童，“身心健全”。虽然夏令营采用男女同校是一个既定事实，但是委员会成员倾向于只照顾占总人数三分之一左右的女孩，毫无疑问，这是考虑到多数儿童团体只接收男孩。另外，还对“小孩共和国”的语言作出了要求：参营儿童必须会说法语，并且能够“在真正的‘小孩共和国’的框架内自由讨论”。这种筛选原则基于各国家委员会通讯员以及必要情况下各国政府的建议。前往法国的路费由受邀国家自行承担，其余费用由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法国委员会承担。受邀国家最后达到了 15 个。德国仍然是个问题，一开始大家没有计划邀请德国孩子，但是伊丽莎白·罗滕提议邀请两个来自纽伦堡弗里登斯多夫（Friedensdorf de Nuremberg）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有一些“对自由和自治的认知”。

1949 年 7 月，一切似乎都走上了正轨，大家充满热情。“老磨坊”的孩子们准备了一首献给国际夏令营的歌曲，他们歌唱着邀请：

“共和国的孩子”和“国际儿童”，或许是幻灭的时候

最初，参营儿童的到来令人欣喜若狂。7 月 30 日，第一批孩子于晚上 10 点半到达，并被带到“老磨坊”。第一批孩子是来自马焦雷湖（Lake Maggiore）巴韦诺（Baveno）儿童团体的 3 名意大利儿童和 2 名奥地利儿童。同一天，另一群来自荷兰、芬兰、瑞典（事实上只有女孩）、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孩子们抵达巴黎。第二天，他们在里昂火车站乘坐火车前往格勒诺布尔。罗兰（Roland）是一个来自隆格伊—安内尔“小校村”的男孩，他向“小校村”的朋友们和普雷奥医生这样讲述这次夏令营：

两天后，英国的孩子们到达营地；来自特罗根“裴斯泰洛齐儿童村”的两名波兰儿童由于签证问题，8 月 2 日才到达营地。夏令营终于可以开始了。“小孩共和国”在这一天举行了第一次全体大会。亨丽埃特·朱利安随后阐释了夏令营的目标和设想的行动。她邀请参与夏令营的孩子们接受“小孩共和国”的各项原则，积极参与到“共和国”的生活中，融入“老磨坊”，“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团体，其中每个人都将拥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正如“瑞士顿”前成员、营地副手莫里斯·迪布瓦在后来的报告中所解释的那样。营地的管理权最初交给了“老磨坊工会”，但后续来访的孩子们也渐渐参与到了管理中。当这些参营的“国际学生”离开“老磨坊”，也就是夏令营结束时，这次实践看起来确实取得了成功。例如，官方文件中称赞了孩子们在 8 月所建立的友谊和美好回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传资料上都展示着孩子们之间的国际理解和团结。1949 年 10 月，《释能》杂志用照片展示了夏令营的重要时刻：从“老磨坊”孩子们的筹备工作，到其间的爬山远足、跳舞，再到最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巴黎准备的招待会。无论是“老磨坊”的孩子们还是来客们，大家脸上都容光焕发，即使是那些严肃的时刻也都以积极的方式呈现出来，比如一些行使领导责任的场景。关于此次夏令营的宣传论调很积极，大家还计划在次年举办下一次夏令营。

然而，在幕后，对这次夏令营的反馈其实并不那么愉快。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经验充满希望，但实际上，记录表明，失望很快取代了热情，与夏令营和谐的国际形象相去甚远。从 8 月 2 日起，代替疗养中的贝纳德·杰维茨基的重建部门代理负责人埃弗特·巴杰（Evert Barger）在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一份说明中指出了几个问题，说明“老磨坊”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加剧了相互之间幻想的破灭。首先，他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年龄差距。“老磨坊”的孩子们在漫画中也提到了这个情况。在描述国际夏令营的漫画上，第一张画上写着“大日子：来自所有国家的孩子们都来了”，然后另一幅画上补充了一句：“他们真大啊！”还有一张图上说：“这些朋友比我们年纪大得多。”莫里斯·迪布瓦在 1949 年 9 月 26 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做的报告中做出了明确的陈述：表面上说是“儿童”，实际上来参加活动的是一群青少年，他们平均年龄超过 16 岁，有些甚至是 18-20 岁！

巴杰还在他的笔记末尾补充说，除了比利时儿童外，来自其他国家的孩子很少有会说法语的，甚至有些孩子并不是来自儿童团体，因此他们似乎并没有做好进入这种生活方式的准备！事实上，许多孩子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各国的委员会，以及各种青年组织选出的，因此这些人实际上来自各种学校或机构，只有部分孩子是来自儿童团体的。据莫里斯·迪布瓦称，他们所来的地方“与‘老磨坊小孩共和国’几乎没什么相似之处”。因此，孩子们之间有着很大的社会差异。重建司的格林斯·琼斯于 8 月 6 日对营地进行了为期 24 小时的访问，她的报告里提到，她在那里发现存在两个对立的群体。参加夏令营的一些孩子实际上来自资产阶级家庭，他们习惯做领导者的角色，有着强烈的责任感，而“老磨坊”的小孤儿们则总是显得缺乏安全感。

而且很快，“国际儿童”和“‘共和国’的孩子”之间就出现了隔阂，以至于在夏令营进行的过程中，这两拨孩子们只在用餐时间和晚上唱歌跳舞等活动时间才会见面。夏令营的组织方式本身似乎也加剧了这种分裂。事实上，“老磨坊”的孩子们制定的第一个规定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参与营地工作，例如土方工程和集体任务。但这个安排没有获得支持，反而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你要明白，国际夏令营是为了学习各国风土人情，是为了促进各国孩子互相交流的。因此，“老磨坊工会”否决了大家一起劳动的计划。国际儿童和“老磨坊”的孩子们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丝火药味，”罗兰这样告诉他在隆格伊一安内尔的伙伴们。

于是，大家制订了新计划，一些集体性的日常工作仍然仍在继续，包括运送牛奶、面包和菜肴，准备饭菜，清扫营地，砍柴等，但加入了更多的“空闲时间”（heures creuses），组织如游泳、户外游戏、舞蹈、远足或其他文化活动，在一天结束时举行一场大型集会，安排团体代表进行日常介绍。但同样，似乎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在“空闲时间”参与工作。根据莫里斯·迪布瓦的说法，“空闲时间”助长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国际儿童”的某种“消极情绪”，他们不习惯在“共和国”承担责任。这使得朱利安夫妇不得不在与贝纳德·杰维茨基达成一致后接手了营地的管理，贝纳德·杰维茨基也来到了营地现场。“混合工会”将继续存在，“自治”也将继续。但是从那时开始，监督营地的成年人将每周举行两次会议，以确定未来几天的计划。为了建立联系，避免大家游手好闲，成年人领导者们决定组织更多的短途旅行。大家似乎都同意，这是整个夏令营中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这仍然没法阻止孩子们的再次分裂：在一共进行的 8 次短途旅行中，有 4 次完全没有带上“老磨坊”的孩子们——他们还忙着村子里的工作。

因此，尽管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的成年人想让孩子们团结起来，但营地里的孩子们还是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分裂。我们了解到，一位英国小营员充当了两个群体之间的调和者，他在 1949 年 9 月 1 日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们没能打成一片，恐怕这两方也都没有要打成一片的想法，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了。”不只是年龄差距的问题，这两个群体似乎本身就难以相互理解。在这位小营员看来，“老磨坊”的孩子们“对我们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城市生活、报纸、广播、学校、俱乐部这些东西为何物，对他们来说，我们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共和国’的孩子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小孩共和国”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主实践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一些问题。莫里斯·迪布瓦提出这样的论断：“来访的小客人们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在这里的生活中，‘承诺’在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中意味着什么。要想让他们知道，就得让他们了解这种生活方式，要么自己实践，要么就要与‘小孩共和国’更多接触。”

对他们来说，我们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共和国”的孩子完全无法理解我们

在进行评估时，国际小营员们甚至质疑了“小孩共和国”的原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此前完全没有过像“老磨坊”这种儿童自治的经验。正如这位英国小营员所说的，“小孩共和国”的模式与他自己认可的理念也不相容：

而罗兰向自己在隆格伊—安内尔的朋友们讲述国际夏令营的经历时，虽然将“老磨坊儿童村”叫做“共和国”，但也提到了这里与他们的“小校村”不同，“既没有‘法庭’，也没有‘公民’，没有‘银行’，没有工资。但是，他们有一个‘工会’，由从孩子们当中选出的 7 名成员组成，‘工会’管理着其他孩子的生活”。罗兰甚至觉得“老磨坊小孩共和国”像“独裁统治”——这个词是他权衡过的，他强调了两次这个词。在他看来，不仅孩子们看起来很悲惨，而且：

他提出的问题超越了“老磨坊”夏令营的框架，涉及“小孩共和国”的模式本身及其实践“国际理解”的可能性问题。而“巴黎委员会的成年人”在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国际夏令营进行初步评估时，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1949 年 10 月 12 日上午，在沙勒罗瓦的“马西内尔儿童村”召开的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大会期间，普雷奥开启了议程的第三个话题：“老磨坊”国际儿童夏令营。轮到亨利·朱利安发言时，他有理有据地维护了他的“小孩共和国”和国际儿童夏令营，赞扬“老磨坊”的孩子们“自食其力地准备了一切”，要指责的是其他国家的孩子没能适应“共和国”的生活规则。相反，贝纳德·杰维茨基将责任归咎于“老磨坊”的组织形式本身，他的报告里说道：“‘老磨坊’的孩子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社群，外人很难进入。”人们对“老磨坊小孩共和国”的模式提出了深入的质疑，这也揭示了政治层面的问题。批评者认为，这种儿童寄宿学校是孤立的，难以让年轻人为未来以公民身份进入社会生活做好准备。这类观点已是老生常谈。除此之外，“这种儿童团体多大程度上能够面向世界开放”的问题也受到了质疑，其他的质疑还有“这种儿童团体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越来越强调的国际理解作出多少贡献”等。在这场会议里，参会者们之间好像也语言不通似的。为了给自己辩护，亨利·朱利安在 1949 年 11 月 4 日写给杰维茨基的一封信中做了回击，他的言辞有一些激烈。对他来说，大名鼎鼎的“国际理解”在“老磨坊”是非常具体的存在，而不是人们经常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里听到的那样，只是个空洞的概念。他在信里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儿童团体联合会所表达的“国际理解”的“咒语”和“老磨坊”所实践的艰苦劳动、集体主义式的政治性构想之间，分歧更加扩大了。然而，尽管有这些不满，新一期的国际儿童夏令营已经在筹划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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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为电影《蝇王》（1963）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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