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的原文被删除了，在我的意料之中。2017年了，农民工的孩子仍然没学可上；村里的土地2万一亩被强征；京郊住着土著、狗以及人不如狗的务工人员……你这不是赤果果的抹黑么？

对于范雨素的走红，《人民日报》赞扬她在困境中保持了对文学的热爱。和菜头讽刺，一个文学青年首先需要是一名弱势群体，以满足中产阶级肿胀的泪腺。腾讯新闻哥质问：追捧范雨素的人到底是被她的文字吸引，还是被可怜的人设吸引。

都不是。

我欣赏范雨素，一不为文字，二不为同情。我甚至不认为谁有资格可怜她，这位底层妇女骨血中展现出的带有钝感的生命力和不甘心令我及至佩服。在某种意义上，她实现了自己的诗和远方。用俗气的话说，她找到了上一条通道，尽管这通道并不是很长。

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中，打动我的不是模仿自席慕容的“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种顾影自怜的哀叹，不是结尾时“拥抱每一个弱者，传递爱和尊严”这种嘹亮的号角，而是范雨素母女从襄阳农村出走到北京后的生活变化。或许作者本人并不承认，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励志故事。

范氏母女的经历告诉我们，底层妇女拥有的资源太少，可奋斗的地方不多。在寒门难出贵子的今日，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离开愚昧野蛮，注定凋敝的家乡，走向大城市，投奔北上广。在这里，你的勤奋，你的才华，你的容貌，你在穷乡僻壤有价无市的一切都能卖得出价钱。或许你要忍受雇主递来的一次性筷子，但这种感受不会比被文盲丈夫殴打更糟。或许你只租得起皮村的八平米，但在这个苦力聚集的贫民区，仍然设有免费的图书馆和电脑房。或许你的女儿仍然没有机会上学，但社会为她提供了各种技能进修机会。

在这个足够流动性的时代，越是底层之人越需要大城市的保护。在范雨素44年的人生中，改变她命运的在于以下几点：

以书为媒，拓展眼界

范雨素从小喜欢看小说，有些格调不高，比如知青文学，比如《金光大道》；有些则是藏诸名山的杰作，比如《孤星血泪》，比如《神秘岛》。不过对于范雨素来说，文字的审美远没有文中的信息来得重要。通过看小说，她开始了解世界历史与地理，构架起了一个不复扁平的世界。

我特别注意到在少女时代的书单中，她提到了狄更斯的《孤星血泪》，这部又译为《远大前程》的小说也是我的最爱。我几乎可以确认是书中那背井离乡，投身伦敦的小小少年皮普给了范雨素无穷的暗示和想象，不然她一个襄阳农村的贫妇最多也就是去到武汉，怎么会拖着女儿们来到北京呢？这不禁令人想起电影《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中的结尾的一幕。知青陈坤拦住走向大山之外的村姑周迅不解的问：是谁改变了你？她回答：巴尔扎克。

在闭塞的环境中，读书人往往会走上两条迥异的路。有些人会因为书本变的更加迂腐，荒唐，眼高手低，不切实际，读书给他们带来的一场灾难。比如范素雨差两分考上大学的哥哥，他以文化人自居，不适应劳作，过着孔乙己一样的日子，一心要写出传世名篇。在看了一篇民科报道后，他又相信如果可以买到零件自己就能造出飞机。

少女范雨素必然也有过“文青”的阶段，不然她不会自作主张把名字从菊人改成了琼瑶味的雨素。幸运的是，生活没有给予范雨素做梦的机会。她仍然喜爱阅读，只是不再把自己的人生寄托于其上。因此，在接受采访时，她说：不相信文字能改变生活，习惯了靠苦力谋生。

在查建英发表于《纽约客》的一篇禁文中，她提到当自己的知青哥哥整整两年沉浸在伟人的离去中不能自拔之时，是他的妻子将家里的红旗拆了做成被面儿并果断带着孩子回到北京。必须承认，比起男性，女性，尤其是当了母亲的女性，总是清醒得多，坚韧得多。

书籍带给范雨素不只是文字的雕琢，更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令她知道远方的存在。虽然这远方朦朦胧胧，看不真切，但数年后，当她遭遇绝望的婚姻时，是潜伏在脑海中的不甘心和不安分引领她带着两名幼女一路走到了北京。对于像范雨素这样的底层妇女来说，着实是最好的结果。

不是娜拉，更要出走

曾任《人物》杂志特稿记者的鲸书是一位从乡下考到川大的90后妹子，她们班上考出来一共有三个人。她考大学的同一年，初中同学中17个已婚，13个有了孩子。在同龄人为高考忧心忡忡时，这些早婚的少女已经学会了怎么给孩子包尿布。

云南金平县，一半的孕妇是未成年人，14岁的产妇随处可见。这里的分娩死亡率高居不下。女孩子说： 我们都觉得小学一毕业就要结婚。

在四川，在云南，在湖北，有着无数如此一般游离于现代文明以外的村庄和小镇，这里的女人从16岁到60岁都支持把小三当街扒光；这里的家长会把被强暴的女儿顺势嫁给强奸犯；这里离家出走的少女等同私奔，要被毒打一顿赶出家门，留下来的人只有枯萎，等死。

范雨素采访中说：“我觉得在婚姻中，我主宰了。我觉得我生活不下去了，我就走开。很多女人她不主宰，她凑合。我不能凑合。”这种独立精神和抗争的勇气别说其它的农村妇女，就是很多知书达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都不具备。

90年代开始，农村妇女自杀率大幅下降，因为务工潮让大家有处可逃。

2015年，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了一位在上海收废品的安徽妇女曹秀珍。在一栋简陋的建筑中，租客们共用水管和炉灶。这里的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将废品收集，分类，送到收购站以赚取几分钱的差价。47岁的曹秀珍始终挂着微笑，她说：“上海太好了，真的很好，在这赚钱很容易。”她的月收入是3000块，解决了自己和女儿生活外还能负担儿子的大学生活费。

身在北京范雨素仍然是底层人士，她每天六七点起床做工，她做保姆的月薪有6000元，房租是300块，应付自己和孩子的生活有余。不仅如此，下班后她会看小说，在手机上听古诗吟诵，去皮村的文化中心在老师的教导下写作，甚至可以跟人谈谈罗素，做些与吃饭无关的事。范素雨说自己有社交恐惧症，看到这我几乎笑了，这可是典型的城市病。一直称自己为弱者的她也承认，皮村的温暖的小家，义工的服务令她心安，有安全感，这片光支羽的自由，在家乡永不可得。

在范素雨的自白中，最让我觉得激励人心的是是她大女儿的故事。因为民工子女求学难，这个97年的姑娘只上过几年小学，之后妈妈去做育儿嫂，她就在家中照看小妹妹。正是这位几乎没受过正经教育的妹子，通过比对电视上的字幕学会了识字。经过自学，她考到了好几个手艺活儿的资格证书。现在20岁的妹子在一家上市公司做打字速记，年薪9万。相比小姑娘的超低起点，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又或者说，只有在北京，她才能获得这个逆袭的机会。要知道，在没什么产业的三线城市，一个高速公路收费员的职位尚要抢破头。

在文章中，范雨素回忆起自己作育儿嫂时看护3个月大的孩子，半夜起床时想起自己的女儿无人照管忍不住淌下泪来。是的，从人性关怀的角度看她和她的孩子们的确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痛苦。但是如果大家抱在一起死守在襄阳又会是什么后果呢？

在那些亘古不变的僻壤，女儿八成会像自己的妈妈一样嫁给酗酒，家暴的男人；或者像做乡村中学教师的小姨一样，被投奔上海的恋人抛弃；或者像洋槐花般朴实的舅妈一样，嫁给一个因为穷和自私，坚决不让离婚的妹妹回家的舅舅。

最终腐烂在荷花香，芦苇长的家乡。

相反的是，在北京，在一个资源充沛，信息丰富，流动性强的环境，范雨素没上过学但有着强烈求知欲和焦虑感的大女儿得以充分利用一切免费资源进行自我教育。她只需精通一门技能，自有人愿意接手买单。

范雨素说，希望孩子们的求生方式可以体面点。如今，大女儿已经达到了她的期盼。在这一点而言，范雨素的出走成功让后代避免了厄运的轮回，即便还没翻过中产的矮墙，起码也是实现了自己跟自己比的逆袭。

我不敢用鸡汤的句子结尾，因为不能用虚假的温情遮饰血淋林的残酷。但在范素雨身上，我真不愿意施加以同情和可怜。一个12岁时独自流浪到海南坐在树下吃木瓜的女性，绝不会如自己所形容的那般弱小。事实上，我认为她根本就是生活的强者，她的挣扎并不犀利，但充满钝感的力量。

这也是改革开放后，很多农村女性的共同选择，离开农村，奔向城市，奔向人多，自由的地方，尽管她们并不如范雨素一样为人们所注视。

与其评判范雨素的文学价值或是投以隔山观火式的同情，我倒是更愿意反思下自己，在同样的环境中，我是否能够比她做得更好？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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