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知21世纪中美大国较量背景下的军事动员

枕戈/编译

【知远导读】本文编译自美《联合部队季刊》2020年第4期。21世纪，只有中国有能力维持一场与美国的大规模战争。本文从工业、经济、军事装备生产以及战时生产等方面研究两国动员能力，经过分析对比，认为中美开战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开战，美国需要将民用经济广泛转为军事生产的可能性更小。美国在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动员的情况下，或能很好地维持一场21世纪大战。但同时，这场战争将充满不确定性。面对这些未知，“如何动员”是一个错误的提法，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如何用最广泛的技术武装未来的战时领导人，进而应用这些技术确立多种选择，做出灵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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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国竞争的重新关注意味着大规模战争再次引人瞩目，而这类战争会消耗大量资源。从历史上看，大规模战争需要战时工业动员来生产这些资源。战争动员让人联想起二战期间坦克、飞机和舰船从美国工厂涌出的黑白画面。但将这些照片搬到现实中，是否能反映21世纪大规模战争的现实呢？我们能否制造出这些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在准备与同等规模的竞争对手进行大战时，为这种工业改革制定计划是否是当务之急？这些是正确的问题吗？

本文分析了动员美国工业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现代化战争背后的因素。但什么是动员？美国作战联合条令将动员广义地定义为“是国家资源在战时的集合过程”。这意味着要让人们穿上制服，利用工业设备生产武器装备，并让公众支持这些措施。动员还需要有财政资源来支付所有费用。在这些动员要素中，本文重点关注工业、经济和军事装备的生产，以及战时要求超过军事工业能力时的生产。这不同于战时储备，不同于和平时期军队规模决策，也不同于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现有工业的蓬勃发展。当这些仍然不满足需求，就需要动员。动员意味着将民用经济的很大部分转化为军事生产，生产打一场持续大战所需的物资。

本文首先展示一战和二战（均为涉及动员的战争）的背景差异，阐明本世纪战争不太可能出现这种动员。世界大战的交战双方在开始时拥有大致相似的经济潜力，这为双方都无法压倒对方奠定了基础。由于动员与对手相关，所以在现代竞争对手中只有中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其次，与世界大战不同，美国将进入一场拥有大量高端军事装备的21世纪冲突。美军不必仅为迎头赶上而扩张（这是以前军事动员的驱动力）。若要克服美国此前裁军带来的弊端，就需要将军事生产迅速扩展到民用经济。尽管21世纪的大战肯定需要增加军事生产，但增长幅度会小得多，且不需要大规模民用经济转型。最后，在中美战争中预计的战斗损失将进一步扩大所需工业。这些损失率，尽管有时超过当前生产速度，但并没有使其相形见绌。如今，某些物资的生产率已超过预估战时损失率。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没有经历过世界大战动员的情况下，或许能很好地维持一场21世纪大战。然而，这场战争的其他方面却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没有打过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对这种未来战争的描述只是猜测。此外，即使在21世纪小规模战争中，美国也从未打过在本土处于危险的情况下的现代化战争。面对这些未知，“如何动员”是一个错误的提法。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正确选择来战胜困难，远比重现二战时期的动员重要得多。

动员是为了迎头赶上

尽管中美两国经济规模相对较大，但两国军队规模的相似性实际上降低了战争动员的可能性。此前的美国动员是为了追赶其他大国。但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在世界大战中，在战前向美军提供军事力量的军事工业基础，无法支持仅为平局而进行多重军事扩张。这种增长意味要将大部分民用经济转为军事生产——也就是动员。

1913年，美国军队规模不大，装备也不够精良，无法成为欧洲的同等竞争对手，当时，军事人员数量是军事装备数量和军事生产能力的代名词。战前，美军规模远远小于其他大国，是德国的1/5，是法国和英国的1/4。到1918年，美军规模增长了近19倍。即使1913年美军装备大量最好的武器（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增长也将使最初提供装备的工业基础不堪重负。这一问题无法解决。事实上，当美国步兵到达前线时，他们使用的是欧洲制造的武器。

1939年，美军规模也远小于欧洲列强，只有德国的1/8，日本的1/3。如果美国单独与轴心国作战，其军事力量需要增长13倍才能达到平衡。结果，到1945年，美军规模又增长了36倍。而1939年为美军提供装备的工业基础无法装备激增36倍的军队。相反，美国需要转变其大部分民用经济来应对这种增长。动员首先是为了迎头赶上。

如今，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在冷战结束30年后，尽管军费相对于GDP已整体下降，但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规模最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从许多方面看，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与中国相当。在军事人员总数（现役加预备役）、战术潜艇、非隐身飞机方面，中、美军队规模相似（见表1）。美国拥有11艘航母，中国有2艘。而在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方面，美国具有明显优势。本文将重点关注海、空军，预测一种大国战争，并简化分析，聚焦大型平台。这种方法也适用于可能与中国进行大规模陆地战争的庞大陆军，但这种战争的逻辑不太清晰。

另一方面，美国肩负着全球责任，而中国关注的是地区问题，因此必须始终平衡来自其他威胁的风险。兰德公司的研究预计，美国将把其全球军力的60%投入到此类冲突中。有了这个障碍，美国的优势随即减少。对于潜艇，中国将拥有1.8比1的优势；战术战斗机，中国将拥有1.4比1的优势；轰炸机，中国将拥有2.3比1的优势；兵力总员额，中国将拥有1.9比1的优势。因此，与中国相比，美国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从历史上看劣势并不明显。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军力需要增长4至8倍，才能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此外，这种计算方式并未考虑物资的质量差异，也没有考虑中国有着漫长的陆地边界。

与GDP一样，趋势也很重要。如果中国在军事生产上显著超过美国，便可在几十年内实现世界大战级别的数量优势。与GDP一样，军事生产也可能变得模糊，但它提供了一个粗略的预测能力。根据装备数量变化，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每年大约生产3艘潜艇、2艘驱逐舰、30-40架战斗机。中国还一直专注于现代化建设，而不只是扩大军力；一直专注于建造自己的五代机、航母和巡洋舰，而不只是扩大能力。同时，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已经放缓。经过几十年的两位数增长，中国近年的军费增长率为7%-8%，仅略高于GDP增长。外界对中国官方的预算数据普遍持怀疑态度，有专家估计，2017年中国军费开支在1800亿-2160亿美元之间，不到GDP的2%。几年前，有人预测中国军费开支将在2030年超过美国，但现在看来似乎不太可能。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将其军事开支占GDP的比例提高一倍，但中国目前还有许多其他的迫切需求。

同时，美国当前的趋势也类似。美海军希望到本世纪中叶将舰艇数量从287艘增至355艘。洛克希德·马丁公司2019年制造了131架F-35。除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采购外，美空军计划至2044年共采购约1763架F-35。美空军也在发展B-21轰炸机，预计2020年投入使用，并且至少采购100架。假设老旧飞机陆续被新装备替换，这些采购数量将与中国目前的生产速度一致。

此外，年度军费开支也没有计入累积优势。即使中国每年的军费开支超过美国，但美国仍将受益于研发方面的领先地位。中国靠模仿追赶美国相对容易，但要领先却绝非易事。当然，中国也可以扩大已知技术产量，但这可能无法保密。凭借最初优势，美国可以静观其变。

根据目前的军事能力和生产趋势，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不太可能发动动员追赶中国。这并不是说美国已做好准备，能够在与中国的持久战争中获胜。当前的军事工业基础当然需要扩大，但仅凭初始条件无法像世界大战那样推动动员。除非力量平衡发生重大变化，否则一场战争不应要求大规模的工业赶超来推动民用经济的广泛转型。

维持一场大规模战争

即使没有迎头赶上，一场持续的大规模战争仍可能强调军事生产，以弥补战斗损失，或者作为以数量战胜对方战略的一部分。如果战斗损失率很高，就可能需要动员。不过，与中国作战的预期损失率应该适中。弥补损失可能需要现有产能激增，但也不需要大规模扩张到民用经济。

兰德公司的研究基于预测的2025年中美战争，估算了战争的可能损失。在冲突开始的前几天，会发生“重大”损失（美军兵力约损失15%），至战斗第一年结束时，伤亡变得“严重”，又增加5%-15%。该研究终止于战争爆发一年后，但这种线性、稳态的损失率可能会持续，并且在海空战斗中预计也将有线性损失率。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装备的相对质量，该研究预测中国将有更大损失，美国将在冲突期间获得相对数量的优势。

在一场长期战争中，军事生产至少需要弥补这种持续的损失率，进而使战时生产的预估值较低。由于生产率没有上限，并假设希望生产超过敌人，本文将损失率设为每年30%，这是兰德公司所用过的最高损失率的2倍。这种补偿抵消了增加训练装备，弥补了最初损失，并在生产上超越中国。

将当前生产率与目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战时所需的增长。这样估计应该是比较保守的，因为它忽略了和平时期的激增能力。以美海军为例，预计其激增能力为25%。将兰德公司的预测结果应用于2018年美军的主要平台，数据包括最近产量和新兴能力的预期产量、单位成本和有效替代率。最终，增长达到两倍于最坏情况损失率目标。相对于当前生产率的增长显示了美国军事产量需要扩大多少。这一结果尽管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

要估算民用经济的转型，需要估算生产增长相对于GDP的成本。这一估算取决于需求较高时额外设备的预期价格。假设需求量是和平时期产量的几倍，将导致价格翻倍，表2显示了产量增加的估计成本。即使在最坏情况下损失率翻倍，并基于激增需求将单价翻倍，成本的总增加量仍将不到2018年美国GDP的1%。当年，美国国防开支占GDP的3.1%。即使军费开支大幅增加，其在GDP中所占比例也只增长到4%（保守地假设额外开支不会带来GDP增长）。相比之下，一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支出增长至经济总量的20%，从1914至1918年本身增长约20%。二战期间，国防开支达到经济总量的42%，从1938至1944年增长约87%。尽管4%的估计值仅占战争增加成本的一部分，但世界大战使所需的经济转换规模变小。直到1993年，美国的国防开支还占GDP的4%，而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一比例要高很多。与中国的战争将要求军事工业激增，但不需要广泛的民用经济转型。

正确问题是：豪赌还是选择

抛开这些数字，与中国持续的重大冲突将如何收场还不确定。在武装冲突中，双方的先进技术从未真正对峙。双方将如何竞争只是一种猜测。国防采购选择发生在这种不确定中，令当前能力与未来选择不期而遇。同时，尽管与中国的大规模战争是唯一可能推动动员的因素，但这只是美军必须准备的多种情况之一。

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需要基于风险和选择进行分析。美国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能动员多少资金，而是用什么来面对不确定性。国家安全很难评估，战略选择也是如此，但选择的概念为选择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特别是面对不确定性而推迟选择的价值。这种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上次持续大战以来的时间间隔。在战争中，技术应用的变化非常迅速。一战中，战术专家对机枪和铁丝网的联合防御毫无准备，而这两者都不是新技术。法国坚信这种防御优势的持久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建立了马其诺防线。但二战中，一战使用过的坦克和飞机粉碎了这些防御，仅22年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转变。马其诺防线至今仍然象征着战争的不确定性，以及战争性质的快速变化。75年过去了，一场大规模战争仍未爆发，很难预测什么技术会扭转这一趋势。“马其诺防线问题”困扰着每项军事投资，对一种概念的投入越大，如果它被证明是错误的，其潜在后果就越严重。

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方法是在军事技术方面寻求选择。首先，美国必须确保其军事技术组合足够多样化，应包括下一场战争出现的任何技术。这种情况下，一项技术的战前储备远不如开发该技术和考虑如何使用它重要。例如，除了马其诺防线，法国也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坦克，但未充分考虑如何使用。在预算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多样化将迫使每种装备的储存减少。尽管如此，美国应尽可能多地覆盖技术基础，而不是大量购买单一技术。

当前，在开发一项新技术时，美国防部可以协商生产选项，在必要时购买增加产量的能力。这样可节约生产成本、人员和维持成本，实际可获得大量技术。此外，这将增强承包商的稳定性，使其更易做出产能投资决策，从而降低成本。承包商可以证明他们已在战时生产率下解决了问题，但随后就会放慢速度。这样，激增战争装备将意味只是简单地把资本配置到生产中。例如，早先评估的大型水面舰艇战时产量需要增加5倍。如果美海军在和平时期每年额外购买13艘舰艇以保证工业能力，那么海军还需承担每年19亿美元的作战和供应成本，再加上9100名船员的人员成本。一般来说，由于一个系统生命周期成本的60%至80%都发生在维持上，因此即使是全额生产价格，生产选项也是一笔不错的交易。美国防部可以购买该选项，节省维持成本，并保持工业始终具备战时生产率。

实际上，鉴于选择的可能性较低，选择的成本应该更低。由于飞机和造舰承包商风险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订单深度，美国防部可购买在生产线末端等待的选项。如果商业订单枯竭，国防部可购买一艘舰或一架飞机让承包商渡过难关。如果战争爆发，该选项将保证国防部在生产线的最前端。工业部门可能将这种需求保险与赋予国防部特权两者的价值进行比较。承包商应该会为这种选择买单。

诚然，实现这种方法需要重大的文化转变。当前，采购项目的失败意味该项目在部署前被取消。美国会的监督是基于成本和进度的，一些项目可能会因为成本超支而被终止。高成本和延迟很容易被视为“浪费”。当错过一次技术飞跃，而在战争中显露时，通过立法来反对缺乏技术创新就变得更加困难。大胆的技术进步将会肆意践踏预算和时间表，那该如何评估此前从未做过的事情？失败意味着技术落后。我们应该庆祝军方放弃的选择，因为放弃就意味我们挽救了一次豪赌，这个赌注可能在投入战斗前便已过时。把采购视为对技术和能力选择的投资，而不单纯是购买装备，这意味多样化可减少意外（没有部署风险)，在最大化上行机会的同时控制下行潜力，并在追求最大收益的同时接受微小损失。

结论与建议

尽管与同等对手进行一场持续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对于美国现有军事规模，以及相对于这样一场战争潜在需求的现有生产能力，仍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第一，军事生产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零部件和供应系统？在与中国的可能的冲突中，这将置军事生产于危险之中。美国防部已经在研究该问题。同样，选择方法将起作用。和平时期可从最便宜的供应商采购，但工业部门应保留强大的对战时供应限制的选择权。

第二，工业基础受到攻击后的脆弱性如何？对手无法与美国以前的动员能力相抗衡，但现代战时生产将是另外一番景象。工业必须在受到攻击时仍然保持生产状态，至少在遭到太空和网络攻击时如此。

第三，对于大国战争可能面临的每一个技术挑战，美国是否都有不止一种答案？通过掌握技术、生产和战术来开拓多种选择应该是优先事项。进而，只有在需要时和拥有最新信息时（甚至可能是从最初战斗中获得的信息），美国防部才能进行选择，并随着战争性质越发清晰，调整战场力量。选择而不是豪赌减轻了战争形式的不确定性。这是“马奇诺防线问题”的解药。

同时，这些动员问题都不会推动巨大的政策变化。与中国开战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开战，将民用经济广泛转变为军用生产的可能性更小。战争动员的其他原因更不可能存在。对于需要动员的持续大规模战争，只有中国在经济上有能力挑战美国。即使考虑到美国的全球承诺，美军在规模上足可与中国匹敌，且在能力上更具优势。美国军事工业基地的生产能力已接近弥补这种战争大多数情况下的损失，扩大工业基地，在生产上超过最坏情况下的损失，这样需要的经济转型比世界大战的动员要小得多。动员很容易转移公众注意力，把资源从更紧迫的问题上转移开，无论是国防预算还是战略考量都是如此。如同新冠疫情，即使考虑动员，也应该更多关注利用资源的原因，而不是为了战争而调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