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创新体系的成果质量与投入的规模仍然不成比例，为了在未来十年中取得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地位，政策制定者应当调整刺激创新的手段。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在其近日发布的题为《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的报告表达了上述观点，阐释中国创新的现状和其对政策助推创新的建议。

　　报告称，创新将在中国未来十年的增长中扮演极为重要的作用。报告估计，在2015-2025年预计5.5%–6.5%的GDP增速中，代表广义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贡献将为2-3个百分点，占GDP总增长的35%-50%；2010–2014年间，8%的实际GDP增速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2.4个百分点，占总增长的30%。

　　其他增长要素中，固定资本（投资）的贡献将从2010–2014年间的3.5个百分点预计下降至2015-2025年间的2.3个百分点。能源供应和就业（劳动力）的贡献也都将出现显著下降。

　　优势与差距

　　为评估中国企业创新的成功与否，MGI对全球2万多家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并将创新分为四类创新原型：科学研究型创新、工程技术型创新、客户中心型创新、效率驱动型创新。

　　总体来看，中国企业在客户中心和效率驱动型创新领域优势最大，而在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型创新行业的差距较大，报告称。

　　在客户中心型创新行业，中国企业在其中六个行业的收入占比全球行业总收入超越了全球同行，包括家用电器（中国企业占全球行业总收入39%），互联网软件（15%）以及消费电子（10%）。这些行业的增长大部分依靠本国市场销售推动。只有家用电器和消费电子的出口超过了销售额的10%。

　　这些行业创新的快速规模化和商业化得益于中国规模庞大，且发展迅猛的消费市场，报告指出。自2000年以来，有8500多万户中国家庭晋升新主流消费阶层（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在10.6万-22.9万元人民币之间）；到2020年，预计该阶层家庭数量将再增加1.06亿户。

　　效率驱动型创新正帮助巩固中国的全球制造业中心地位，帮助中国向产业价值链上游发展，报告称。中国继续主导如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占全球行业收入51%），纺织（20%）和通用化学品（15%）等传统的投入密集型行业；建筑机械（19%）、电气设备（16%）等知识密集型行业企业的竞争力也与日俱增。近十年来，中国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比例已从2004年的8%上升至2014年的25%。

　　MGI分析认为，这一领域的成功主要归功于广泛、全面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覆盖完整的供货商网络、庞大且熟练的劳动人力、现代化的物流基础设施。中国有超过14万家机械供应商、7.5万家通信和设备制造商、10.4万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商，供应商网络规模超过日本的五倍。

　　工程技术型创新的成效则喜忧参半，报告指出。中国不同行业工程创新的发展速度不尽相同，表现最出色的是B2G（企业到政府）领域。这些获得政府订单的企业通过“获取、消化、改善”国外技术来学习创新，这一模式在包括高铁列车（目前中国占全球市场41%）、风电（20%）和电信设备（18%）等行业最为成功。

　　在相对落后的产业，如汽车和医疗器械中，中国企业攀登学习曲线的机遇则相对较少，报告称。中国汽车行业仅占全球总收入的7%，国有车企与海外车企组成的合资公司并未显著改善中国本地的创新能力。

　　而在科学研究型创新领域，报告称，中国仍处在投资建设弥合差距所需的能力的阶段。在品牌医药行业，中国占全球收入的比例不到1%，生物技术行业为3%，半导体为5.5%。在这些依靠科研创新的行业中，中国企业依然倾向于低附加值产品及战略，如生产仿制药。

　　报告分析指出，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对科研的强力扶持目前还未显现出显著效益，科研创新体系的成果质量与投入的规模仍然不成比例（见下图） 。

　　2012年，中国申请的三边专利（即同时向美国、日本和欧洲专利局提出申请的专利，通常代表专利质量较高）仅有998项，为美国和日本申请的三边专利总量的不到十分之一。投入方面，虽然中国的研发投资规模领先全球，但只有5%的研发经费用于资助基础研究；美国这一比例为19%。


　　政策支持建议

　　报告称，为了在未来十年中取得全球创新领导者的地位，政策制定者应当调整刺激创新的手段：支持创业，让市场发挥作用，成为高要求的创新客户，使用衡量创新实效的指标，并培育强大的地区创新集群。

　　对于中国政府出资400亿元成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举措，报告称，早期融资对创业者固然重要，但政府作为投资者，应注意避免过于偏向赢家或输家，避免排挤私营部门融资。新加坡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选择与独立的创业投资机构合作，避免了政府的直接投资，较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政府还应简化办事流程来鼓励创新，报告指出，例如中国的药物审批流程比美国长七到八年，这也是中国企业几乎只生产仿制药的原因之一。

　　报告称，为了切实给企业提供便利，澳大利亚政府曾开展为期90天的“简化”项目，让多个政府机构与业界代表进行磋商，共提出500多个减少官僚障碍的构想；由10名现任政府官员和10名新退休的企业高管组成的“简化”项目组还提出了额外的建议。

　　报告续指，政府采购的高标准、严要求可有效促进创新。中国高铁列车和风电行业的经验表明，政府若扮演客户的角色，可以在技术发展早期发挥有效作用，刺激企业学习和快速规模化。不过，如果政府采购成为国内行业领头羊的包办市场，也有可能阻碍进一步创新

　　政策制定者可以成为高标准严要求的客户——不断提高技术标准，同时支持竞争，从而避免这种问题，英国卫生部和国民卫生服务（NHS）就曾通过采购竞标来为医院设备寻找新的设计方案。

　　政府支持创新还可以借助建立好的质量和安全标准，加强消费者对新产品和服务的信赖与信心，报告称。美国的UL（Underwriters Laboratories）公司就是经过政府审批，开展安全认证、验证和测试业务。这家成立于1894年的公司通过向公众证明电线、电灯、家用电器等电力设备的安全性，推动了电力技术的广泛普及。

　　此外，中国政府在目前由国企主导的行业持续推行改革，有助于强化竞争和创新。由于垄断国内市场和领导任期制，许多国企缺乏以长期眼光开展创新的动力。一个可行方法是引入国际竞争，让国企像华为等民企一样，学习在竞争中成长。

　　报告最后指出，产业集群对于创新作用极大，中国目前的创新集群更多围绕四个大城市，但是这些城市在住房成本、交通、污染等方面对于顶尖创新人才的吸引力远不如世界同类城市，这是导致科研人才外流的原因之一。此外，在通常催生创意构想的多样性方面，中国城市同样较低。硅谷有36%的人口出生在美国之外，中国四大城市的这一比例则小于1%。

（来源：财新网，作者：记者 王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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