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晚上看到这个题目：“思想的创造力”。出这种题够狠的，就好像让老母鸡谈下蛋的原理，还逼着我自卖自夸。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也没有参考书，说不好下蛋的原理，只能谈几条下蛋的体会。

        所谓思想，可以分为概念、规律和理论体系三个层次。我就按这三层谈。第一层，概念的创造。第二层，规律，不好说创造，只能叫发明或发现，但模型可以创造，我就谈模型创造。第三层，理论体系的创造。

        第一个层次：概念的创造

        我创造的概念不少，《隐蔽的秩序》后边有一个关键词解释，好像有几十条。创造概念，有时是有意识地憋着劲创造，有时是灵光一闪就创造出来了。

        先说灵光一闪的创造。比如我看顾炎武写的一段事，他说每一个役，每一个编制，“恒五六人共之”，老有五六个人共享这一个编制。一个衙役的位置，五六个人轮着干，一个人干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再换一个人干。我就想，这些人叫什么呢？这五六个人，扣除那一个正身，剩下那些叫什么？这一下好像就触电了，我在屋子里来回走，想这是什么。

        其实中国到处都是这种人。一般我们叫“编外人员”，但是“编外人员”指的是一个附加物，没有独特的利益，还没有灵魂。可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庞大的群体，比那个正身还要大，比官僚集团还要大五六倍，那么一个大集团，它叫什么？它有没有自身的利益？如果你把它叫成“编外”，显然贬低了它。

        古汉语里把这些役叫“白役”。这个“白役”又启发我往下构词：“白官”有么？没有。吏，有没有“白吏”？有，叫“白书”或者“小书”。但是没有一个综合性的称呼，把编制之外的官、吏、役统合起来的词。然后我就排列组合，编了一个词叫“白员”。

        “白”就是白丁，“员”本身就有编制内的意思。这就造了一个词。然后再追究，这个白员集团究竟有多大规模？它在历史上是怎么生成的？有各种什么样的体现形式？发挥什么作用？这就是一篇文章。

        这就灵机一动的概念创造。当然，创造之前得有一些对于国内生活的了解，对于现代生活、对于古代生活的基本了解，然后再追问，抓到底。再比如说“班房”，我看到对于“班房”的解释，“班房”不是正式监狱，本来是指三班衙役在衙门里值班的地方。临时扣押的那些人就关在这儿，等着第二天出庭，证人也扣押在这儿，班房成了一个临时关押地，后来就把“班房”变成一个监狱的代称了。

        类似这样的非正式监狱，我们经常看到。看中共党史，经常会发现“学习班”，后来还有“双规”、“遣送站”、“收容所”，都是法外的、强制性限制人身自由的地方。这些地方叫什么？我们看到了各种零散的称呼，但没有一个统称，于是被迫造一个，就是“灰牢”——灰色的监狱。然后，再考察历史上“灰牢”的各种存在形态，它的来龙去脉。这都是灵光一闪就造出来的概念。

        有的概念不是临时触动创造出来的，而是蓄谋已久想找一个东西，比如说“潜规则”。我1984年在《农民日报》当记者，追踪化肥的来龙去脉、调查化肥的分配体制，就发现另有一个渠道，比正式规定的渠道要宽阔得多。，全都是对应的。但是实际农民买不到平价肥，基本全是高价肥。另一个渠道已经完成这个分配了。

        农民把这个渠道叫“条子肥”。人家不觉得是犯罪，谁可以批条子、批多少、谁有权批多大份额，全都规定得非常细。那时候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内部章程”。有一篇报道的标题就是“内部章程“，其实就想说明，有一种东西在支配着社会生活的运行，而且它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套规则。如果愿意写下来，它就是一套规章。不写下来，大家也心领神会。

        后来这个词几经演变，最后变成了“潜规则”。我一直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历史上有，现实生活中有，就是怎么表达出来。

        这就说到了创造概念的方式问题。你看到了这个东西的存在，现有的语言体系或理论体系里又没这个概念，就被迫制造一个。制造的方式，新闻人最熟悉的方式，就是做标题的方式。做个好标题，找一个好概念，让人一看，过目不忘。

        但是，做标题通常容易出个问题，比如说“内部章程”，就是一般化不够。假定有一个党章，还在一个”。“关广梅现象”肯定是个好标题，但是作为一个概念，它流行不起来。它能成为历史的一段标志、一个记忆，但是没法成为日常生活交流的用语。它太具体了，需要很多具体的知识才能理解，抽象度不够、普遍度不够。

        要把概念提炼出来，提炼成一个普遍的，跟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接轨的，比如说跟博弈论接轨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潜规则”肯定比“内部章程”要好得多。党章之类的语言，渐渐淡出流行的语言体系了，新的体系更容易跟法律的、宪政的、博弈论的话语体系接轨，这样造出来的概念就更有解释力，更有生命力，而且流传更广。

        上边说的是创造概念的过程和方式。但是，无论概念来得很随意，还是来得呕心沥血、慢慢生长，都需要一些条件。

        第一个条件，要有问题，有困惑。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条件，就是遇到了困惑、遇到了空白。知道有个东西在那儿，然后你就在各种理论体系中搜寻，给它命名、去说清楚，但就是找不到。这时候，创造概念的条件就基本成熟了：问题提出来了，难题在那儿了，剩下就是怎么解决的事了。要是没有难题，没有这第一步，后边什么都没有。

        我们大家都知道，暴力在中国历史上有多么重要。打天下、坐江山的那些人，他们前身可能是强盗，可能是土匪，可能就是一个暴力团伙，可能是私盐贩子。我就发生困惑，这个困惑的来源是：首先，唯物史观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对于他们的充分描述；然后，现代经济学又给出一个语言体系，它很有启发性。

        比如说，每一种生产要素带来的收益都有固定的命名，劳动要素带来的是工资，土地要素带来的是地租，资本要素带来的是利息或者利润，那么，暴力要素、破坏力要素带来的是什么？没这个命名。从经济学体系去找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空白。这个东西叫什么？一定应该有一个叫法。没这个叫法，往后谈就不好谈。没这个概念，以后深入展开分析、讨论各个方面的规定，就难以清晰化。

        于是就要创造一个概念，这是非常自觉的努力，去寻找一个概念。然后就动用各种手段，比如把与收入有关的各种汉字都给列起来，比如稿酬的“酬”。比如工资的“资”。比如“租”，比如“利”。各种组合，然后选一个顺眼的。“血酬”不见得最顺眼，但是我找不到更顺眼的了，于是就是它了。就这么创造出来的，在各种排列组合之中，七八个之中选一个。这是有意识地、憋着劲地创造。后来又扩展成定律，那是下一步，我在说模式创造的时候再说。

        还有“官家主义”。几乎任何人都有这个意识，就是“封建主义”描绘秦汉以来的社会是不准确的。那怎么描绘？我们一定得给它个标签，各种各样的努力我们也看到了，比如“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这是西方人上世纪的叫法。但是“东方”不是一个主体，什么叫“东方”专制主义？究竟谁专制了？“东方”是谁？封建贵族专制叫“封建主义”，资本家专制可以叫“资本主义”，皇帝专制可以叫“皇权专制主义”。李慎之推广的一个概念就是“皇权专制主义”。但是，用“皇权专制主义”，如果多读中国历史，深究“皇权专制主义”，发现还不对。

        我已经制造出“潜规则”的概念了，我知道实际上中国遍地是潜规则，另有一些主体在立法、在定规矩、在“主义”。不光皇帝在“主义”，皇帝经常被架空。有藩镇割据，还有土政策，部门法规，地方法规，这些主体也在“主义”。要把这些东西全给拉进来，构成一个主体。我在古汉语里找到一个概念，叫“官家”。“官家”既包括皇帝，还包括衙门，还是对官员个人的尊称。我一查到它的三个释义，就大喜过望，找到了，就是它了，“官家主义”。

        “官家主义”肯定跟封建贵族“主义”的那个社会不一样，它是一个代理人集团，里边也有股东，不同于全是由股东构成的贵族集团。一旦找到这个概念，又可以围绕它继续扩展，比如“小农-官家主义”，前面加个前缀，走到现在了，有“资本-官家主义”，这个概念派生出一系列的子概念。

        这些都发生于一个前提，就是你看到了一个存在，而现有的理论体系对这个存在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没有一个命名，你又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个空白，就努力去填补。这个条件，也是最根本的条件。

        第二个条件，现有的概念体系有缺陷。

        我们生活在一个好环境，有一个好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可以接触到各种理论。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它是西方产生的，还是19世纪产生的。它对付中国的现状有一堆的不妥帖，它是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产生的描述现实的一堆概念，我们在千里之外、百年之后，一堆东西是新鲜的存在物，西方的老概念怎么也对应不好。

        我们从西方又引进了一些新的理论体系，比如经济学和政治学——我看西方的政治学特别抵触，我认为它根本不能解释中国的事实。不管是政治学的概念还是经济学的概念，搬过来看待中国还有中国的历史，概念与事实的对应是方枘圆凿，怎么也对不好。

        这时候，我们用这套西方教育，或者马克思主义教育武装的脑袋，以实事求是的眼光去看历史和现实，看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就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个不对劲。这个不对劲，就会生成刚才说的问题，就会生成这个困难。如果有了概念创造的意识，后边都是很顺畅的。无非你创造的东西是好还是不好、人家接受不接受而已，但一定会有创造。这是说创造概念的观念背景。

        第三个是主观条件。

        做概念创造的，我觉得得有点傻。我就有点傻，有点笨，有点教条主义，有点书呆子。有什么东西，非要在理论上——或者有理论兴趣——给它一个位置：在这个节点上，与另外几个因素是这么发生关系的，这就是这一个概念。如果没有理论兴趣，根本不做这个思考，不是书呆子的话，恐怕就非常圆融地过去了。或者像禅一样，心里明白，但不能口传，只能心领神会，恐怕也不会去制造这个概念。既有点傻劲儿，又有点笨，又经常感到困惑，这个状态才能成为推动你往前走的力量。然后，解决了困惑，就留下一个成功或者不成功的概念。这是主观上的条件。

        第四个条件，陌生感。

        我们读史有一个好条件，我们不像古人那样从四书五经的古汉语环境中培育长大。我们读的是范文澜那套东西，回过头来再拿起《二十四史》来看，其实有很强的陌生感。我是学中文的，没有语言上的陌生感，但是有社会和历史描述的陌生感：“不对呀”，“不是这样的”，“不是他说的那样”。这种陌生感一来，特别容易把习以为常的事看成一个新鲜事，看做一个新闻。不管是什么，反正不认识它。不认识就想在理论上找到它的名字，找不到，刚才说的这一系列都发生了。所以，传统的中断也带来了这么一个优势，也是迫使你创造新概念的一个条件。

        最后我再强调一下，概念创造很像是做标题。媒体人每天都在做标题，创造概念无非是注意一下，把标题做成更一般化、普遍性、抽象化的，向那个方向多走一步。标题做好了，一般化形成了，与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接轨了，这个概念就差不多造出来了。这是我能想到的与概念创造相关的过程、技巧、历史背景、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就是这些内容。

        第二个层次：模型的创造

        模型的创造，或者叫规律的发明和发现，从主观条件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心存问题。有一个强大的好奇心，希望给出一个一般性的解释，不是看完这个故事就拉倒了，而是理解它。

        比如说，当然是在平常有一些积累的情况下，我忽然听到岳飞的一个后代说了一件事。我问他，岳飞是什么时候平反的？死后多久？我们对平反这个事感兴趣是很正常的，我估计你们也应该感兴趣。平反有什么规律？回答说：死后21年。正好跟右派平反的时间相等，右派也是21年。

        这一下，就像给了我一拳似的心中一震。这里有什么共同性吗？21年是一个平反周期？我回家就查岳飞平反的前前后后，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个假说就出现了：就是平反是有周期性的，它的背后是什么？

        岳飞是宋孝宗平的反，高宗——不是他爹，是过继的——退位了，第二年，岳飞平反。就是说，冤案制造者退位了，第二年掌权者就开始平反。这里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利益计算：一旦平反的收益大于平反的成本和风险，平反就会发生。风险和成本是谁承担的？是由冤案制造者承担的。

        冤案制造者死了，或者下台了，而新上来的人平反时无需承担这些风险，但是他可以获得收益。那么，这个平反发生就非常正常。由此也可以解释右派的翻案。但是右派的翻案又不彻底，留了个小尾巴，因为工作组组长还在，但是发动者不在了。这个平反和收益的利害计算是可以清晰描述的，而且你都能设身处地的替他算。

        顺着这个思路，我觉得，原来平反就是在时间轴上绕开权势的一个公正的恢复机制。一个体制要长期存在，总有最基本的公正，它自己承认的公正。但是一个权势在那儿，没有权力制衡，没有三权分立，谁也惹不起他。那我们知道时间等得起，他早晚得死。他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就是恢复公正的时候。时间轴上的公正恢复机制就是平反。

        就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我把《明史》中所有的平反清算的案例过了一遍，最后果然确认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反复得到验证的有事实依据的规律，于是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平反清算周期律》。这个模型就建立了。一个绕开权势的公正恢复机制。这一类型的要点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另一类模型不用这么吃力。我看到朱元璋说的一句话，我当年任命的那些官一个个的都很好，干了几年全都堕落了。“全都堕落了”，他明明给你表达了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我就把这个规律性的东西称为“新官堕落定律”。这个定律，我们看到的情景是这样，你要去验证反而不好验证，但是它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得到理论上的支持。

        社会学认为，每个人都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我们的教育就是对我们的社会化，读圣贤书就是社会化，然后到了社会上，社会现实还要教育我们，再完成一次社会化。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圣贤书的社会化是满脑袋的仁义道德，社会生活中的潜规则体系对我们的社会化，那是一肚子男盗女娼。“新官堕落定律”，顺着这个逻辑就可以讲明白。

        只要用一两个案例表示出来，这个定律或者叫模型创造——至少是一个假说——就完成了。这又是一种制造方式：有理论支撑的推论和展开。

        “血酬定律”的创造过程比较复杂，走了比较长的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一开始创造了“血酬”这个词，表示暴力集团的收益。然后我就反复掂量这个，上班下班走在路上都在想，这个收益是怎么计算的，成本又是什么。其实每一个玩命者、每一个强盗都知道，他付出的是一定的生命风险，比如说死亡概率是多少，他获得的强大动力，他也有计算：抢来了多少。

        比如说饥民抢粮食，如果他不抢粮食，一周之内他饿死的概率比如说50%。他要抢粮食，成功率假定是50%。一旦抢成了，活一两个月没问题；抢不成，可能被人暴打一顿，也就少活两三天。这就完成了一个计算。打死了，比如说50%的死亡概率，那就是他付出的代价。他抢来的东西叫“血酬”，暴力掠夺的收益。被打死了，那是付出的风险。血酬是暴力掠夺的收益，他自己付出的是生命风险。

        他内心完成了一个成本和收益的计算。有了血酬这个概念之后，就比较容易描述他如何做暴力掠夺与暴力收益的计算。比如说到了一道线之下——我称之为“血线”——到了那道线之下，所谓身外之物，不管是粮食是衣服，其实都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你少了一个所谓的身外之物，少了一碗饭，就意味着你体重得降低一两，因为你已经缺不起这碗饭了。你少了这杯水，就意味着你血液浓度提高多少，死亡率增加了多少。那时候，身外之物就是身内之物。

        我心中有这么一个隐隐约约的计算，后来经过了挺长时间的一般化、普遍化的整理，把它整理成了一个更明确无误的表达方式：当“血酬”——也就是暴力掠夺的收益，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一定发生。就好像在摄氏100度的条件下，一个大气压，水沸腾。整理成这么一种经典的规律表达的格式。

        这个规律肯定正确，无非是你怎么定义成本。刚才我说的那个成本，生命付出，已经包括进去了，还可能包括比如良心，比如其他机会成本——打工还是抢劫等等，全都整理进去，就成了一个比较严整的格式。

        整理成为这种严整的定律格式之后，我才意识到，“血酬定律”所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无非是说：暴力掠夺这种行为，与“血酬”即暴力掠夺的收益正相关，与成本负相关。这种观点有什么新鲜的？士农工商，狩猎采集，种种行为，都是如此吧？难道会有什么例外吗？真所谓卑之无甚高论。最初我之所以感觉很难，不容易想清楚，因为我的第一步，突破口，选择了最复杂的一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也就是生命与生存资源的换算。虽然这是“血酬定律”的核心计算，却不是最简明的起步之处。

        顺着上述思路说下去，举一反三，推而广之，“某行为与收益正相关，与成本负相关”，或许就是各种生物行为的基本定律。不知行为学之类的学科是否早就说过了。无论其他学科是否说过，纯粹从推理的角度看，进化论所谓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已经隐含了这个定律：哪种生存策略的适应度高，优越，也就是收益高，成本低，那么，这种生存策略就会走红，否则衰亡。这是从环境与主体关系角度作出的表述，而“血酬定律”选择了主体的成本收益与主体行为的关系的角度。

        更简明地说，上述观点所表达的，不就是“生物皆趋利避害”吗？这就更简单了。当然，这些趋利避害的个体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整体，一种社会秩序，本身又成为一个新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得付比均衡”。后边再解释。总之，这是一个规律或者模式创造的不断推进、逐步往前走的过程。

        也有做不成功的，我现在还在憋着劲做不好的。比如说我写岳飞之死。我觉得他的死是可以计算出来的，要害是背后的暴力均衡。一旦他对于皇帝的威胁（他一方面可以抵抗金的入侵，保护皇帝；一方面他作为岳家军，一个有点私人色彩的军队的首领，本身对皇帝也有威胁），这皇帝就开始权衡了，究竟他对我的保护作用强还是他对我的威胁大，他就在权衡这个。

        一旦金和宋达成了一种暴力均衡，谁也吃不掉谁了，岳飞的作用就开始下降，所谓“狡兔死，走狗烹”，他的威胁就上升到第一位。因为宋朝特别在意部下将领的威胁，赵匡胤就是这么上台的，他对这点防范极严。说他战胜了要把二帝迎回来也是一个威胁，但实际战胜的概率不高。一旦他的威胁大于他的防卫作用的时候，灭他就是一个必然选择。无非是找一个什么理由、让谁承担这个罪名而已。

        这个东西算清楚了，我就写了一篇《岳飞之死与暴力均衡》，用暴力均衡的变化来解释岳飞生死的利害考量。但是走到这一步不能说创造了一个模型或者找到了一个规律，只是说好像这里有点东西。

        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扩展阅读，去考察历代将领的命运，就能发现一个更具规律性的东西。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一旦财政出现困难，国企严重亏损，怎么办呢？大包干。企业承包，一包就灵。企业的积极性、厂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企业就从亏损走向盈利。一旦日子过得很好，经常另一种考虑，即控制的考虑就在增强：收归国有，强化管理。不搞承包了，收回承包。

        军队跟企业差不多，军队是一个暴力企业。一旦社会安定，就要控制它的威胁，加强管理，把这个暴力企业国有化，变成“官军”。官军通常战斗力比较低下。一旦外边打进来，官军一塌糊涂的时候，就开始承包，藩镇割据。军权承包给你，相应的财权、人权都包给你，于是战斗力增强。或者自发就冒出了很多私家军。

        这些军队的私人色彩、军队主管的权势范围，与暴力的威胁、外敌的威胁，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一旦暴力威胁下降，它就走向官军、中央军；一旦提高，它就走向私家军，不管是岳家军、赵家军还是吴家军。

        再扩展一点说，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暴力威胁强烈的条件下，中国社会有一个走向封建化的过程，走向“分”，独立的暴力集团。在大体平稳了之后，有一个走向“合”的过程，走向官家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模型，它与外敌入侵的压力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解释欧洲为什么老是分、老是统不起来。这一个模型就开始隐隐约约地出现了——解释中国历史的分合模型。

        当然我还没找到一个好概念、好名字把它表达出来。我只是想到，比如“岳飞常例”、“岳飞常规”，好像都不好，还不够抽象化。这个模型还没做好。这个过程虽然还没有完成，但和“血酬定律”一样，都是逐步扩展的过程。模型是可以从小往大了做的，从不清楚走向清楚，伴随着越来越多地走向一般化和普遍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需要我们不断投入精力去扩展阅读。

        关于模型创造，已经说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路子，说了理论推论的路子，说了逐步扩展的路子，下边再说一个新角度导致新问题的路子。如果找到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比如说暴力、“血酬”这个角度，一旦进入这个角度，后面自然就会有很多关系引起你的疑问。

        比如说，我是流血还是流汗？我是玩命抢劫还是到工地踏踏实实打工，挣这么一笔平安钱？我是贪污受贿冒险一把，还是就挣我这个工资过一个小康的日子？对很多人来说，流血、流汗都是一个常规选择，历史悠久的选择。我就算这两个选择之间究竟有什么比例关系，根据一堆数据算出来，叫“血汗替换率”，是1比1.83。这个1指的是生命年，比如你在你的生命簿上勾掉一年，预期70岁改成69岁，你为此愿意得到多少补偿？花多少钱你干？或者，这个代价如果用苦工来表达的话，你愿意付出多长时间的苦工，换一年寿命的增减。多少呢？1.83年的苦工，换一个生命年的增减。我就不说这个详细的计算过程了。

        我根据几百万中国农民工的选择算出来的，根据美国的数据算出来的选择是1:1.78，非常接近，在1.8上下。刚才说的这个1:1.78或1:1.83的概率，这点误差可以忽略不计，只有不足3%的误差。所以我只能猜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人们对怕苦和怕死的态度基本是相当的。

        毛泽东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事实上人们是第一怕死第二怕苦，怕死的强度是怕苦的强度的1.83倍。具体不展开了。一旦你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角度，自然就会生成独特的问题，追究下去就会发现一些独特的定律，比如说“血汗替换率”。

        再比如说，我原来给《财经》发过一篇文章，叫“宫市模型”。我们用西方经济学的东西去看待中国的历史，看待中国的经济，也会发现，市场这类的概念放在中国是不对劲的。比如说“卖炭翁，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然后两个宫使来了，“翩翩两骑来是谁？，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半匹红纱一丈绫”值多少钱？“一车炭，千余斤”值多少钱？这个我们很容易考证出来。实际付款是打了四折，只付给他不足一半的钱，40%的价。

        我们可以就这个说起，去考证当时的市价是多少，“宫市”的价是多少。“苦宫市也”，是那首诗的副标题，韩愈对于市场收购价，还有官家的“宫市”的收购价，有一系列的描述。刚才我说的这个数是其中的一个中等水准的掠夺率，还有更狠的掠夺。我们就以这个掠夺率为标准，再考察我们熟悉的统购统销，统购就很像这个“宫市”，在官家规定的市场上，以它指定的价格完成交易。

        “宫市”，统购统销，这些东西都不是西方经典的经济学描绘的市场，是中国特色的市场。我们得给它起个名，比如说可以叫“官市”，也可以用白居易的说法，就叫”。这个“宫市”中的供求是怎么形成的？它的均衡点在哪儿？

        顺着这个追查下去，我就写了一篇“宫市模型”，这又是一种独特的市场上的供求均衡如何形成的过程，它们内在的关系，还有关系到“宫市”本身的生存和被取消的均衡，又是在一个更大的利害考量之中计算的，这又是一番计算，这又是一个模型出现。

        创造模型需要哪些条件呢？

        首先有一个主观条件。不断去创造这些模型、发现这些规律，主观条件是，有一种强烈的探究欲和好奇心：这是个规律么？经常问这种问题：是个模型么？是个普遍性的东西么？经常出现这样的疑问。创造概念，要问这是什么。创造模型要问的是：这种关系是不是一种规律性的关系，是不是一个常见的关系，它的存在条件是什么。

        其次需要客观条件。我们现在满脑袋装的都是西方理论。中国传统和儒家没有这些理论，我们就用西方理论装了一脑袋。可是，我们看到的净是中国的现象，这就注定你会创造出一堆模型来，找出一堆中国特有的规律来。我们完全有这个客观条件，或者历史条件。我们用一套外来的理论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表示不了，你只好去创造概念。说不清互相之间的关系，你只好去创造模型。这是我们的客观条件。

        再往下一步，要创造模型，有了这些主客观条件之后，还要有一个过程的条件，就是反复出现。你看了五六次还看不见，那看了十几次，你还不觉得是个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机遇，有足够的阅读量，有足够的社会生活阅历，不断地冲击你，一次一次地提示你，提示二三十次，有一次你心情好，总会想到，这是不是一个规律？是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联系？这“大胆假设”就出来了，然后你再去小心求证。

        在求证的过程之中，一旦有了大胆假设，要扩展阅读，让社会历史现象反复出现，寻找能够反对你或者能够支持你的东西，调整你的模型，调整你的假说，然后把它抽象化、简化，提炼为一个一般化的东西，这个模型就诞生了。

        最后，就是刚才说的，一旦有了一个独特的角度，你就会有一个主动去寻找模型的想法。至少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玩的过程，不必那么认真，可以像个游戏一样。别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负担，觉得“我们能承受得了吗？能创造出一个模型、能发现一个规律吗？”

        应该说，创造和发现的条件非常好，客观条件非常好，我们的历史条件也非常好。你觉得是那么回事，你就满怀兴趣地去追踪一下，试试看，别把它当作一件高不可攀的事。就像做一个标题，写一篇报道一样，做几次可能就做顺手了，就觉得这事其实不难，挺容易的。这是关于模型的创造，或者规律的发现。

        第三个层次：理论体系的创造

        我很晚才想到理论体系的创造。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创造一个理论体系。但是，有了刚才说的那些砖头瓦块，那些新的概念，那些新的角度，那些新的模型或者定律，又想把这些东西整合成一个系统性的东西，好像理论创造就呼之欲出了。

        这是一个条件，就是要有一些构件做基础。要是凭空想创造一个理论，那只是一个愿望、一个野心。有了一些构件，你就可以想，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建大楼了。这是在以前的基础上走了好几步之后，才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理论体系的创造。但是真要创造起来，还需要一个条件，除了这些准备之外，就是对现有理论的严重的不满。

        我对唯物史观严重不满。我觉得，它解释中国历史简直是颠倒的。比如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么两个决定，可是我们一总结改革开放，就是粉碎四人帮，邓出山，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这全是上层建筑的事。先动枪杆子，然后动笔杆子，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之后，开始调整农村政策。农村政策一调，生产关系动了，生产关系一改，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明明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唯物史观的解释跟我们生活的经验是不一样的。这就有严重的不满。

        读中国历史，或者读范文澜他们那套东西，像个抽屉似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文化、政治，就那么一系列的，那么装进去，读得我们早就倒了胃口。这一系列的不满，全面积累起来，一旦形成了一个新想法，比如说暴力掠夺，我就开始想，把这个引进来之后，是不是一个更好的理论角度。当然开始不会想这个。一开始想的是：是不是别人有好理论，比如找社会学理论，找心理学理论，找经济学理论。找经济学理论的时候，碰到了一个特别大的宏观的理论，我觉得似乎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替代方案，就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把各个要素都放进去，算出一个涵盖整个社会的均衡。但是稍微深入一点就发现，这个一般均衡不包括暴力，说的都是市场。而中国一定要有暴力，没有暴力，这个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也没有土匪，也没有江湖，也没有政府，全是一个纯市场。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虽然有很好的解释力，但是，它首先只局限在经济上，另外，它是一个平面的，缺乏演进过程的一个均衡。于是我就对一般均衡理论不满，但又觉得它也有启发性。

        对各种解释现状和历史的理论都不满之后，又有了一点积累，好像创造新理论体系的念头就生成了。我就开始寻找一个我创造的理论体系的基点。首先，不管是针对一般均衡理论还是针对唯物史观，我都引进了一个新的要素——暴力。对应生产力的就是破坏力，对应生产要素的就是破坏要素或者叫暴力要素。不管是什么，引进了一个新东西，扩展了以前的解释体系。

        然后，给这个东西清晰的命名，把它引入整个体系之中。一旦引入，就发现一个新问题：你用什么作为方法论的基础？用辩证唯物主义——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我觉得捉襟见肘，不好使。要是用经济学的概念，缺乏历史感，没有纵深感。我就想用进化论。后来我又看到了行为生态学，里面有一个生存对策的演化均衡，进化稳定对策（ESS），我就觉得找到这个方法论基础了。在进化论基础上的行为生态学理论，进化稳定对策理论，就以这个为方法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接着各个物种的进化论的故事，讲述人类的故事。

        然后，就需要调整一些有关人类的概念，比如说什么叫生存策略？务农是一种生存策略，务工、经商、采集、狩猎、暴力掠夺、当医生、当记者都是一种生存策略。这个生存策略集团，跟传统的阶级有什么关系？有些靠土地生活的，你可以说他是地主阶级，靠资本生活的，你可以说是资本家，靠劳动生活的，你可以说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你可以这么去套，部分解释。但是还有很多，比如土匪，阶级论中就没有他的位置。靠暴力打天下坐江山的，也没有这个概念。这就意味着阶级的概念被迫扩展。怎么扩展？首先，这个暴力我就得扩展进来，于是我就称其为“阶群”——也是我杜撰的一个词、一个概念。比如有一个生产阶群，有一个暴力阶群。暴力阶群之中又包括不同的阶级：土匪，底下有小偷，强盗，上边有军阀，最高层皇帝，统帅着合法的暴力组织。生产阶群里，有佃户，有地主，有工人，有资本家，也有那么一套。这两个阶群还互动，阶群内部这些阶级阶层都在互动。我们可以都把它看做不同的生存策略的载体，就是阶群。阶群之中还有子概念，就好像物种的概念：界、门、纲、目、科、属、种。这些生存策略的载体，这些社会集团，他们在社会上完成一种活动，就好像生态环境中的互动一样，形成一种生态平衡——在人类历史上应该叫做“世态平衡”——这种平衡我们是可以通过进化稳定对策体系的做出演变计算的。有了这样的方法论基础，有了这样的一般均衡的概念，又调整了我们熟悉的常用的阶级、阶层这些概念，一套我认为有更深厚的历史根基的理论体系的轮廓就开始形成了。

        这个形成之后，理论体系本身，为了自身的系统化和深化，就逼着你去寻找并填补一些新的空白的东西。比如说，这套理论的根基在哪儿？它那个均衡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用经济学概念可以说，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平了，就能达到一个均衡。当土匪的成本收益和当工人成本收益平衡的时候，各个社会集团的规模大概就固定下来了，各个生存策略集团的规模就固定下来了。就不会这个人跑那儿，那个人跑那儿，大致是平的。而他们之间的通行的、共用的算法是什么？和老鼠、和蟑螂它们共用的算法是什么？引用成本和收益这个概念就不对了，蟑螂肯定不作成本收益计算，土匪也不是这个算法，这是经济学的算法。于是又被迫创造新词，叫“得”和“付”。谁都有，土匪有得也有付，蟑螂有得也有付，它也要冒一些风险。包括体内都有得和付，我们的新陈代谢的”，“得付比”一旦均衡，刚才说的那个演进的对策均衡就能够形成。

        这样一来，我就可能追究到单细胞的“得付比”是怎么计算的。比如说这是糖水，这是一只草履虫，草履虫饿了，它会游向糖水。如果在这条路上像拦路虎似地弄两滴硫酸进去，它会不会游向糖水呢？这路上有风险，它的行为跟它的饥饿程度有什么关系？它的利害计算或者得付比计算是怎么形成的？我被迫创造对于细胞也适用的这么一个原始概念：“得付比”。我们就可以用“得付比”的概念，在单细胞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综合性的理论框架。

        “得付比”体现在法律领域，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体现在经济学领域，就是成本和收益之比。体现在军事领域，就是敌我伤亡之比。不管叫什么，它都是最原始的得付比在不同领域的展开。于是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的社会科学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根基，它的原始根基就是“得付比”计算，不同的社会科学门类，其实是在它的门类里，用它的概念，去计算“得付比”。这就迫使这个新体系向其他门类扩展，向最原始的生命的最初状态去探寻。一个有了根基、有了历史感、有了覆盖广度的历史理论，就在心目中逐渐成型。

        这就是理论创造的过程。简明地总结一下。

        第一，既有理论不完整，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力不足，我们有严重的不满；

        第二，有了一些构建准备，有了独特的角度，这就有可能发生理论创造；

        第三，在这个过程之中，开始呕心沥血的去建构体系，寻找空白，补上这个空白。这就是理论体系的创造条件和过程。

        我已经说完了概念的创造，模型的创造和理论体系的创造。说的都是我“下蛋”的体会。有人，这个理论体系叫什么名字？我想的最开始的名字叫“血酬史观”，后来发现，“血酬史观”只是一种特型史观，它是指暴力集团主导的那段历史的一种历史观。如果再广阔一些，我们把这个理论能够一直追溯到动物的进化，我就想把它变成一种更广泛的名字，叫“造化史观”。这是我想象的它将来的命名。

        也有人问，有没有打算把整个的体系，像康德的三大批判一样，完整的清晰的表达？我现在没时间，老给杂志社干活。我现在做到的是，这个体系，比如我写了三万字觉得大概行，能说出来，能大致说明白，我就先写出来，但是，写出来后总觉得不够好。然后我回过头来，继续做那一个个的模型。

        我现在主要做的事是，有时间就去看史书，看多了就做一个模型出来，看多了再做一个模型出来，等做的足够多了，我再把它拼起来。先完成我下一本书，叫《官家主义》。等那个书完了以后，我再一门心思去做这大模型。

        很多人问我，你这是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我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要害、根基是种族，是有血缘关系的一个族群。我这个理论的根基，选择、淘汰、优胜劣汰的基本单位是生存策略。不管你是黑人是白人，你都可以选择，比如当记者，这也是个生存策略。而且你可以模仿，可以学习，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所以它不是一种种族歧视的基础，而是学习文化演进的基础。总之，跟社会达尔文主义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它的核心概念，它的基本选择单位是生存策略集团。

        如果问我，整个治学的过程中最大的疑惑是什么？我最大的迷惑，其实就是发生在大包干之后。我原来是满脑袋毛泽东思想，特别教条，读的都特认真，就把书上或者报纸上写的一切作为事实来看待。后来我发现整个崩溃了，世界观崩溃，要重新建立，重新有那么一套东西来把握世界、把握历史。如果说核心问题的话，对我来说，跟我自身密切相关的问题是重建世界观，所有这一切都是重建世界观的过程。

        我尽量地客观化，不评判，而且我甚至于为这种客观性有点自鸣得意，特别残酷的事，你把它如实地冷静地叙述出来。不要去做道德判断，就像100度情况下水会沸腾那样，客观地描述。但是，有的时候我写文章，按捺不住还会有一点儿情绪表达。

        我对各门理论都一知半解，就是知道一个大概的轮廓。比如一般均衡的计算，几百个方程式，深入下去我觉得那是十年二十年的功夫，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我浅尝辄止，发现他们没有引入暴力因素，我就掉头了。

（原文载《天高人大——七七八八集续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照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