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乔凯华：难忘的上学之路

原创 2017-08-03 乔凯华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上学是幸福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上学的，因为不是你想上学就能上得了学的。上学铭刻着强烈的时代烙印：我祖父、祖母是文盲；我父亲高小毕业，在解放前那算是小知识分子，我母亲是文盲；我妹妹小学毕业，我老婆只读到小学三年级。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附近村子中难得有几个是上过中学的，而我最终能拥有一张大学文凭，那实在是很幸运的了。

一

我是1957年上的学，当时虚岁七岁，初小四年读的是乡村复式班教学。学校叫“四村小学”，猜想是四个自然村合办的，只有一位老师，名叫黄世章，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学校就是一间祠堂屋，分四个组，东西排列，一组就是一个年级。我的这个年级一共有14位同学。黄世章老师教书很有一套：这个组（年级）他上课，其他几个组（年级）写字，做作业等，依次轮换。教室的厅柱上挂着一个闹钟，他要求做作业的几个组（年级）静寂得能听到闹钟的滴答声。黄世章老师教了我初小两年，这两年是我在“四村小学”读书中相对稳定的两年。教室一直固定在祠堂屋里，学习成绩也不差，我记得二年级时参加北桥辅导区算术比赛获年级组第一名。

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四村小学”的祠堂屋变成了生产大队部，我的学习生活打起了“游击战”，学校从这家农户的客堂搬到了那家农户的客堂，又从这个村子搬到了那个村子，前后共搬了五次。老师也换了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女教师，叫丁佩芳。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课余时间，丁老师组织我们同学种蔬菜，我们男同学常两人一组扛粪桶浇水、浇粪，种的茄子、黄瓜、夜开花之类由丁老师包销，然后不时给同学们叫账，作为学校经费的补充。

那时农村的路况很差，没有笔直的大路，从家里到学校，走的是田埂小路，还要跨过几道低矮的河堰，一下大雨，河水上涨，就没法去学校了。初小四年虽然颠沛流离，但我还是深切感受到了上学的幸福。我们努力地学习，顽强地成长，初小四年，我学会了汉语拚音，学会了珠算，四年级时我和几位同学在农村的河塘里学会了游泳。

盼望已久的新农小学终于建成了，我没有进新学校读书，因为我初小毕业了，正儿八经地通过了北桥中心小学的入学考试，成为北桥中心小学五年级两个班级中的一员。而我原先“四村小学”的14位同班同学中的大多数都不见了。

北桥中心小学由一座名叫明心寺的古寺院改建而成，花园式的砖平房结构。我父亲就是在这里读的高小。她地处沪闵路和北吴路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北面和东面由一条呈直角型的荷花池环绕，向南经北桥中街流入俞塘。学校中间是一处大操场，我在操场南边的教室读了五年级，又在操场北边的教室读了六年级。高小二年使我接受了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除了学语文、数学外，还学习了自然、历史、地理、音乐、画图等知识。我还参加了学校乒乓队。

二

1963年秋，我考取了上海县颛桥中学，这是一座在文革前教学成绩较好的完全中学，初高中在校生约七八百人，教师阵营强大。我每天步行约一小时到校，初二下半学期骑上了自行车。从家到公路有一里多土路，遇下雨天，只好让自行车倒骑我身上了。

从初一到初三，加上二年文化大革命，五年中学学习生活中让我们受教益最深的当数石其伟老师。石老师是我读初一、初二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年轻、擅长文艺，是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石老师教会我们四角号码查字法，授之以渔，终生受益。同学们十分喜欢上他的语文课，我的作文常被他当作范文来读。石老师身体力行的“每日一歌”，不但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还使我班成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班级集体。读初一时我是班级劳动委员，初二时我是班级学习委员，初三时我成了学校学生会干部，还被评上了“三好学生”。

1966年6月，正值我们临近初中毕业为升学考试积极备考时，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们的正常学习秩序。我们开始写大字报，参加红卫兵，造反，“破四旧”，大串联，学工，学农，复课闹革命……

在整整两年的学校文革记忆中，对我人生裨益最大的是：我参加了1966年的国庆大游行，在金水桥旁见到了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进一步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走的思想信念。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在我的心中埋下了向往大学生活的种子。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使我经了“风雨”、见了“世面”。

1968年8月，一份红头文件使“老三届”全部离校，农业户口回乡务农，城市户口“上山下乡”。在我回乡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夜里转展反侧，经常梦想有朝一日能继续上学。有一次我特地赶到一位老大哥家里，向他诉说自己对上学的渴望。

三

1977年冬，当我带着秋收的泥土味迈进已经停歇了11个年头的高考考场，久违的读书梦想向我展示了笑脸，我有幸成为了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名学员。我和儿子同年背起了书包，转眼间我在农村已摸爬滚打了10年。

上海师范学院的大门当时是由毛竹搭成的临时跨马路门楼，处在桂林路的南端尽头，北边紧挨桂林公园和康健公园，环境典雅幽静，但一切尚废待兴。

走进上海师范学院的大门，感觉这是一座由东、西部拚装而成的校园，建筑风格和环境氛围截然不同却又浑然一体、各得其所。西部庄严肃穆宫殿森森，东部简洁明快现代味十足；西部整齐厚重，东部错落静谧；西部围墙高筑，东部篱笆疏落；西部绿茵场拥体育馆，东部小河孤岛伴音乐厅；西部以体育见长，东部以文艺扬名；西部自修做作业寂然无声，东部伊呀学语琴声叮咚；西部是理科的殿堂，东部是文科的牧苑。

从学院西部西南角的宿舍楼到东部东南角的文史楼，足足有20分钟的路程，每天我们穿行其间，感受读书的快乐，吸附不同学科的光华。最吸引眼球的，自然是体育系的训练和艺术系的歌喉及琴声。除此之外，还有外语系的晨读、理科的夜自习及我们中文系的课外阅览。

几乎每一个晚上，阅览室里都有我的一席之地。所有的书目都开放了，外国文学在我是一张白纸，对我充满了吸引力。从司汤达的《红与黑》读起，先后浏览的有：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等悲喜剧，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莫泊桑的《俊友》、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及他们和欧.亨利的中短篇小说，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妹妹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等等。

我选修的是俄语，自然对俄罗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感兴趣。先后阅读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上尉的女儿》，果戈理的《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父与子》，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契诃夫的短篇小说等。但最吸引我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俄国社会主义文学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必读书，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是我们这代人学习的偶像，他的一些至理名言成了我们的座右铭，他的爱情选择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经典。

由于对俄国文学情有独钟，我专题阅读，积累资料，写出了《分析“多余人”形象》的论文，在师院中文系举办的外国文学专场中宣读。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罗亭、赫尔岑的别里托夫、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等文学形象至今印象深刻，且有一定现实意义。

大学生活充满吸引力：体育馆的比赛、音乐厅的演出和内部电影、阶梯教室的大课和讨论、大礼堂的学术报告及舞会、学生创作园地、选举中的竞选演说等等，至今历历在目。在师院所听到的零零总总的报告中，印象最深刻的当数《红日》的作者吴强和《百合花》的作者茹志娟，还有俄国文学翻译家戈宝权。

两年多的大学生活很快就结束了，但我和我的同学们可以无愧地说：我们用最短的时间获取了尽量多的知识，我们珍惜大学生活的每一天。除了获取做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的必备知识外，我集中浏览了中外名著中的大概，先后购置了200多本我所青睐的中外名著和工具类及文史类书籍，使我的书柜至今引以为豪。

四

“我们要求专科转本科”，在师院发出的强烈呼声成了我们这一届大专生的心病。大家不服这命运的不公，积极争取专升本的机会。我自觉投入了大学自学考试，并成功取得了上海教育学院“语言逻辑研究班”一年生学习资格。但当我得知上海教育学院已举办了一届“专升本”的信息后，豪不犹豫报考并被录取，从而成为上海教育学院第二届中文系业余本科生，与一些原上海师范学院的同班同学又续学缘。

上海教育学院坐落在淮海路的中心地段，我在紧张的中学教学之余，每周挤出三个半天的时间奔波于市区和郊区之间，苦中有乐，苦中有甜。1986年，我终于取得了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学历。期间，有感于俄语无用和不懂英语的无奈，参加了上海教育学院的英语班学习，但终于未坚持只读到我自认为能自学就放弃了。

我的学历并不高，且大学本科还是业余的，和现在的一些学霸相比实在差远了。况且取得大学文凭后不思进取，碌碌无为。但我想，当时我是尽力了。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人人应该珍惜每一个能上学的机会，积极参与，奋力拚搏，无愧于心，无愧于时代。与天下学子共勉。

2015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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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恢复高考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