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李立昂：高考前我高烧40度，仿佛孙猴子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
老编的话：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新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新三届以平均6％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
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特辟“卌年”和“校园”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李立昂，复旦大学外文系77级。在校时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摄影学会会长，及上海市大学生摄影协会理事。1983年赴美留学，获芝加哥艺术学院MFA（Terminal Master）学位。1988年至今任北美中华艺术家协会秘书长。长期居住在芝加哥，热爱自然风光及旅行创作，多次举办摄影展览，并为报刊与艺术杂志撰写艺术评论。有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和画廊。平时爱好中英文写作及诗词赋创作。
原题：
命运的脚步
——纪念身历77、78两届高考40周年
1978年9月某日。初秋的阳光静静地移过厂房上一扇扇高高的气窗，投射在我工作台前的挡板上，呈现为一个金色的菱形。我习惯地抬起头看看墙上的电钟，没错，下班还有半小时多一点。
一天又要过去了。
这些日子老在等那张说来就来的高考成绩通知，心下忐忑，又怀有几分充满疑惑的指望。报纸上天天说这次高考必须彻底清除“左”的影响，对考生坚持贯彻量才录用的原则，以考分为准。不过，文革才过去几天？天知道去年高考名落孙山的命运会不会再次落到我的头上。想着想着，眼前又浮现起几个月前和我母亲的那次对话。
那是一个厂修日（周六）下午。我和几个朋友在新开张的“扬州饭店”细细品尝了几个特色菜，满脑子是“木须肉”“扬州干丝”“蝴蝶海参”的回味，从南京东路外滩兴兴头头一路逛回家。
妈妈见我一付酒足饭饱的样子，劈头一句：“这次你不考大学了，一辈子打算这样吃吃喝喝混下去？”我回过神来，不无委屈地说，去年那次还不是白考，我们这种人家注定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的。再说1978年高考星期一就截止报名了。
1975年的青年工人
她凝视着我的眼睛，不屑地说，你凭什么说上次没考上一定不是成绩的问题？我说我自己当然知道。接着，她说了一句改变我一生的话：“没有机会，那不是你的错；给你机会你不要，就是你自己的问题。”我一凛，顿觉醍醐灌顶。是的，文革的茫茫长夜中伴我熬过来的有一个座右铭：“只求耕耘，不求收获”。这些年等的不就是一个机会？
第二天下班后我急冲冲赶去厂校老师的办公室，推开门就说：“沈老师，我来报名考大学。”沈老师瞪大了眼睛，一脸愕然：“你还要去考啊？”我马上想起，半年前我考试后拿到体检表时，一大堆争先恐后握手祝贺的厂干部里面也有他，难怪今天有这么一付表情。我只能讪讪说：“哎，‘垂死挣扎’嘛。”
沈老师拿起笔，神色郑重：“还好我还没下班。好，我帮你报上去。不过这次不同了，难度大得多。你觉得五门总分你能考几分？”我说就剩两个月的复习时间，不敢指望太高，四百分左右吧。他带有几分怜悯地摇摇头，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又说小李啊，这次我看你最多能考上个师范学院的两年制进修班。
厂里人听说我又要报考大学，一片异样的宁静背后是叽叽喳喳的议论和不以为然。1977年那次我报名时也是这样。一个平素以“无政府主义作风”和“受社会不良思潮影响”出名的“问题”青年，还想让党培养你做大学生？
想想也对，这些年几次我申请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厂部宁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把名额“谦让”掉也不给我。落榜的事实无非再度说明小李头上还是没有长角。
1977年登上华山
然而，1977年那场考完笔试，厂里报考者中偏偏只有我一人拿到了体检表，随即还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所有大小干部总要拦着我，跟我握手，叫我“大学生”，有事没事找借口到我们车间走一走，跟我寒暄几句。
那位副书记在“一打三反”中把我弄进“对敌斗争学习班”，现今看到我也是满脸关怀和慈祥，还一定不忘记对周围的人说，小李子嘛，我早就看出他有水平，有出息。
看着这杨书记，我眼前马上出现杰克 · 伦敦写的《马丁 · 依登》里那个小学校长。马丁成为名作家后，有一次在路上邂逅曾经严厉责罚过他的小学校长。校长怯生生地拉着他的手，说从小我就知道你是个有出息的聪明孩子。马丁心里说，这会儿我就是对你说整个月亮是奶酪做的，你也决计不会反驳。
不知为何，我始终不相信会时来运转，心说，等着看吧，要是我最终落榜，你们见到我还会笑，还想握手？不料结果比我所能想象的更糟。所有人一致认为，我落榜决不是成绩问题，而是“组织上”把我列为政治贱民，还有就是如影随形、跟着我家一辈子的海外关系方面的“不白之冤”。
落榜后，分管青年工作的副书记找我谈话，要我“立足本岗位，心怀全世界“，大道理说完后却突然来了一句“你父亲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在美国？”我想完了，这辈子这个枷锁是永远卸不掉了。那是一种坠崖陷入无底洞的绝望。
1977年华山长空栈道
1978年的夏天是一个酷热异常的炼狱。我昼夜复习，历史和地理花了我两个星期，把高中课本草草看了一遍，其余一个半月完全用来背诵无聊的政治口号与套话。我的先天弱点是记不住我厌恶的东西，现在不得不汗如雨下地下死背教条，我不由得想起来俊臣的“请君入瓮”。
最后一晚想到也该复习一下语文了。翻阅了还不到十分钟语文课本，困意就袭上心头，心想语文知识不比别科，“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再花力气也是枉然”，还是歇歇吧。主科英语连一个字母都没看。
厂里再没人关注我的高考准备。车间主任是个例外。此人素来与我不睦，背后从没少给我穿小鞋。这回看我用积假日复习就乘机发作，对来车间劳动的书记抱怨人手不够，恶狠狠说月底赶着交货，书记你来“打老虎”。书记倒还算体谅，说也就这次了，让小李考考，考过也就死心了。
上海出现了异常的高温，连续半个多月气温达到摄氏36度。离考试不到一个月了，我突然发起了40度的高烧，浑身上下的感觉就是孙猴子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整整一周，试了多少西药也不见丝毫效用。
幸好挚友的亲家是沪上一流中医。顾医生从话里听出我对中医治急症的不信任，笑笑说，我开个方子，服三帖，包你两天痊愈。后来果然如此。我终于顺利地进了考场，这事使我对他终身感激。我相信，中医确实不是没有道理，问题是能学到精髓的人实在太少。
1977年青年工人
墙上阳光的金红色越发浓了。时针缓缓挪动，人们忙碌起来，开始准备下班，我却仍沉浸在思绪中不能自拔。这一回又面临命运转折的关头，而决定一切的将是那三个小小的阿拉伯数字。
我认真想过，分数过了线仍不录取的话，该如何据理力争；我更担忧的是，毕竟还要过“政审”这道鬼门关，而我的软肋是头上顶着个可以随机放大或缩小的“？”。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好在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黑暗逆境里，别的没有，抵御失望的能力还是相当可以的。
就在这当口，眼角里忽然出现了沈老师幽幽的身影，我的心剧烈跳动起来。这会儿厂校老师来，不找我找谁？果然，他在远处朝我招招手，让我跟他进了一个堆货的死角。我的心跳得更快了，是喜是忧？竭力想看出一丝的端倪来。可是沈老师脸色沉稳凝重如常。
坐下后，沈老师缓缓地说：“小李，上头让我单独把你的分数报告给你。这次有严格的政策，考分一定要跟考生本人见面。”说着递过一个信封，“你考得不错，数学参考分不算，五门总成绩是420.5分。祝贺你。”
沈老师后面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我看着他嘴唇蠕动，心里渐渐升起一种升华的感觉。复旦是我第一志愿，能不能进我还不敢说，但我知道，虽考得不够理想，有报道说上海36万考生中，文科总分400以上的仅一百多人。换而言之，这分数足够给我一张通行证，我总算可以摆脱这个虚耗了我那么多年青春的地方了。这是我挣来的。
从死角出来后，已经猜到的同事纷纷问我考了几分，然后就是“大学生”的呼喊，远近是噪杂的混响。消息飞快地传出去，各车间下班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过来跟我握手，拍肩膀，致贺。
恍惚之间我什么也听不清，只是怔怔地笑，木然地握手，心中只有一个声音：我终于解脱了，终于！！！
复旦第一年巨变，都认不出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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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