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丨操风琴：在巴勒斯坦难民家过宰牲节
“埃拉亚先生，这是几听可口可乐，聊表我对你和你家人的一点心意。”我提着礼物，兴高采烈地交给巴勒斯坦作家协会会员埃拉亚。在穆斯林最盛大的节日——— 宰牲节，我要去他位于约旦的家做客了。
“不！很抱歉，这是美国生产的，我和家人一直都抵制美国货。你的礼物我不能要！”埃拉亚口气非常坚决。他虽然才五十多岁，却已显得苍老疲惫。
“不过我不是针对你的，请相信！”看着我一脸的惊讶，埃拉亚激愤而絮叨地谈起美国支持以色列，使得他一家三代流浪几十年的往事：他出生才一个月，以色列军队就占领了他的故乡赖姆莱村，这个襁褓里的孩子，成了一名年纪最小的难 民，不停地漂泊，与父母和两个姐姐从此再也没有踏上过故乡的土地……
不知不觉间，我们已到了埃拉亚家门口。这是位于安曼市区偏僻处的一幢平房， 这一带居住着很多巴勒斯坦难民，他们大多是海湾战争期间在科威特失去工作，再次流浪到约旦，慢慢形成了一个新居民区。
推开门，埃拉亚的太太哈胡姆从厨房走出来， 三个女儿和小儿子也走出来，老家也在巴勒斯坦的哈胡姆用阿拉伯人传统的迎客方式 —亲吻脸颊—迎接我。宰牲节的来临，客人的到来，也驱不走她脸上似乎已经凝固了的淡淡愁苦。
埃拉亚先生给我倒了杯可乐，见我脸上再次浮现的惊讶，他拿起可乐瓶向我解释道：“你看，这是叙利亚生产的可乐，叫杰宁可乐！两年前以色列军队摧毁了约旦河西岸的杰宁难民营，我们数千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了纪念，叙利亚就把这种可乐取名杰宁！”旁边埃拉亚15岁的小儿子哈莫达不停地点着头。
“今年宰牲节我们买不起羊”
刚刚接触这家人，我已经感受到了巴勒斯坦难民这浓浓的乡愁，还有对占领者无 法释怀的仇恨。
“今年宰牲节我们买不起羊，”埃拉亚带着几分困窘告诉我。他说，现在一只中等大小的羊要50个约旦第纳尔（1约旦第纳尔约合1.4美元），相当于他月工资的六分之一，而他靠给媒体写稿挣来的工资要应付家庭开支，还有三个孩子的学费，实在是捉襟见肘。好在25岁的大女儿菲达六天前刚在一家公司找到了一份会计工作，能帮家里一把。
趁着妻子还在厨房里忙，埃拉亚和孩子们带我参观了他们简陋的家。这是套极普通的三室两厅的单元房，埃拉亚夫妇一间，两个儿子一间，三个已长成大姑娘的女儿住一间，家具已经破旧，天花板由于年久失修，已经块块剥落，全家七口人合用一间 极小的卫生间，墙上的瓷砖已摇摇欲坠，但由于主人的勤劳，卫生间依然整洁。
主人带着我跨进24岁的大儿子福达和小儿子哈莫达合住的卧室，不到十平米的房间里，一面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挂在床头，旁边还有一枝自动步枪。从门窗到墙壁再到衣柜，全都贴满了或彩色或黑白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宣传画。
我恍如走进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的军事训练营。只有桌上的那台配置陈旧的电脑在提醒我，这是一个难民家庭中孩子的卧室。
埃拉亚告诉我，枪是假的，至于那些画像，埃拉亚则如数家珍：门上贴的这个汉子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前领导人穆斯塔法，2001年在拉姆安拉的办公室里被以色列三枚火箭弹杀害。
“右边床头的那个穿军装的人呢？”我问道。“那是以前法塔赫中仅次于阿拉法特的第二号人物阿布·杰哈德，1988年在突尼斯被以军杀害，”小儿子哈莫达很快接过话题。
而左边的那7个“烈士”，是以色列军队1976 年侵占了他们的土地后，他们游行示威，反而被以军杀害，另一幅则是巴勒斯坦儿童与以军坦克对峙……
主人和孩子们对这里几十幅画上的人物或事件了如指掌。小屋里没有暖气，阴冷阴冷的，但是我却明显感觉到了激荡在这个家庭中的激烈之气。
更赞成格瓦拉式的斗争
宰牲节，这个巴勒斯坦家庭却没有团聚。在我做客的这个晚上，大儿子福达一直不在家。父亲解释说，前一天驻伊美英联军刚刚释放了关押在伊拉克的10名约旦囚犯，这些人都是福达的同学，福达顾不上跟家人过节，早早就去看望他们了。
24岁的福达是巴格达大学毕业的，学的是环境工程专业。但在美英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福达被联军当成抵抗分子抓走了，在伊南部城市乌姆盖斯尔蹲了四个月的监狱，前不久才获释。回到安曼后，福达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床头那面巨大的巴勒斯坦国旗上，被福达画上了两道粗粗的箭头，“那是我们的回乡之路。”父亲说。
宰牲节之夜，这位未曾谋面的巴勒斯坦年轻人，到底在外面干什么呢？这是我内心挥之不去的深深疑惑。
“如果福达要去做‘人肉炸弹’，与以色列人同归于尽，你会鼓励吗？”我坦率地问埃拉亚。他认真思索了一会儿，一字一句地说：“我尊重这些‘烈士’，但是我不赞成用这种方式与以色列人斗争。”他指了指墙上切·格瓦拉的画像：“我更赞成 格瓦拉式的斗争，他是我和儿子心目中的英雄。”
“你和孩子们一定要回家”
其实，这个家庭也有自己的梦想。“将来，等孩子们都找到了工作，让他们再在平房上加盖两层楼房，再买个二手车。那时，我家小院子里的橄榄树、苹果树、葡萄 树都大了，夏天全家人在一起纳凉，该多好啊！”埃拉亚憧憬着说。而他们最大的梦想，还是——回家。
埃拉亚跟随父母离开故乡赖姆莱后，流落到了伯利恒的难民营，全家十几口人就住在一个没有卫生间、没有上下水的帐篷里，在那儿埃拉亚长到了19岁，在联合国难民署创办的简易大学里读书，直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他与全家再次流浪到约旦。
后来他与妻子去了阿布扎比，在那里他上午教书，下午和晚上给报社写稿，在阿布扎比工作了11年后，他们全家于1987年再次回到安曼，用半生的血汗钱建起了这幢房子。
“我母亲六年前去世时对我说：‘我要是回不去了，你和孩子们一定要回家！如果你回不去，你孩子的孩子一定要回家！回家！’”埃拉亚说到这里，泪水都要流下来了。
体贴的女主人赶快端上了满满一大盘“乌兹”，这是用肉汤煮的米饭，拌有蘑菇、胡萝卜、青豆，米饭上面是几块烤得金黄的鸡肉，外加一份青菜沙拉，这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家庭的宰牲节晚宴了。
吃完了晚饭和饭后甜点，大女儿菲达腼腆地笑着向我告辞，要带小弟弟出门，给弟妹们各买一件过节的新衣。
“有个地方衣服很便宜，可是很远，所以我得早早出门，”她说。
菲达从约旦大学会计系毕业三年了，是个懂事的姑娘，也许是知道家里的日子不富裕，一直没有交男朋友，帮着父亲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这在盛行早婚的阿拉伯国家里并不多见。
留在家中的就剩埃拉亚夫妇以及二女儿迪玛和小女儿拉腊了。迪玛正在约旦大学 读化工专业，拉腊在约旦大学读社会学专业。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是埃拉亚夫妇的骄傲，是他们贫困生活的亮点。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不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莫大的耻辱，我们哪怕勒断了裤腰带，也要让五个孩子上大学！”埃拉亚夫妇自豪地告诉我。
从埃拉亚家告辞出来，已是晚上11点了，黑暗中我看到了他家小院里的橄榄树。尽管已是冬天，但它依然青绿。我想起我在安曼也曾参加过巴勒斯坦富商的婚礼，可谓冠盖云集，阔绰之至，但那毕竟是巴勒斯坦人中的极少数，更多的还是像埃拉亚一家这样生活在底层、却依然不肯放弃希望的普通难民，就像这橄榄树， 卑微渺小却生命力顽强，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生长着。
可是，以色列那边人民的悲苦又有多少人理解？犹太人曾是失去家园上千年的民族，曾经是没有土地的国家。他们回到中东这片“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后，却常遭受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袭击，是谁，制造了这纠缠了百年千年的矛盾和悲剧？连上帝和真主都无法解决。
人生为何都这样苦？
操风琴读本
原载微信公众号有风来无声
本号获作者许可转载
域外系列
记录直白的历史
讲述真实的故事
长摁二维码 关注新三届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