陨落丨共和国海军中将忏悔录

2018-01-31 杨世光 新三届

我叫杨世光，曾任海军政治工作部主任。2017年4月5日，因严重违纪，被采取“两规”措施，在配合组织审查的同时，闭门思罪过，痛苦忆人生：入党四十年，为什么会成为党的异己分子，成为党的罪人?

自上学始，个人奋斗五十载，在达到人生巅峰时却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个曾立志为海军事业奋斗终身的有志青年，为什么监狱将成为我的人生归宿?这几个问号，一直拷问着我的灵魂，使我的心灵在滴血，这些日子里，专案组的同志诚恳地帮助我的思想，体贴地关心我的生活，使我深受感动。

近几天还给我提供了部分学习资料，我又重温了党章党规，重温了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工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件，使我的思过忏悔在原有基础上有了加深和提高．我把这些日子来的反思写出来，向党组织作一次汇报。

多元动机驱使下的个人奋斗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爷爷早故，我的奶奶、外公、外婆及父母双亲，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家庭信教史超过80年。我1956年8月出生，是家中老大，下有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家中向善向好的氛围对我是有熏陶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要做个好人，应该是最原始的志向。

特别是我父亲为退还商店多找给他的一元线，顾不上吃午饭，就往返十几里地去退钱的事，我至今铭记。应该说我自幼由家庭熏陶打下的底色是正面和健康的．我90岁的父亲，86岁的母亲，他们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他们知敬畏、守底线的为人做事，对照出了我的不齿和可耻。

平时有人去看他们别说送钱，就是稍贵的土特产，他们都坚决不收。但出生于这种家庭的我，最终却变得如此贪得无厌?下面，我向组织汇报一下我自上学开始的一些人生片断。

一是事事要强，为家族不受欺负。

我的家是个典型的南方农村的普通家，家中劳力少，人口多，负担重。我父亲是个习惯于息事宁人、逆来顺受懦弱的老实人。农村中弱肉强食，欺负老实人的风气，使我家庭屡遭欺负，屡屡吃亏。

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要改变这一现状的种子，我在1961年5周岁，就报名上学，6岁第一批入少先队，1967年小学毕业，因“文革”中学停办而辍学；8岁上山砍柴，解决全家烧饭的燃料；11岁即参加生产队劳动，每天挣得3分工分。

1970年初，中学复课，我上了初中和高中，14岁时上初一，同年加入中国共青团。无论在学校学习，还是在生产队劳动，我事事要强，学习从没有碰到成绩超过我的。

生产队劳动也是事事争先，不落人后。甚至还从上小学时起，就苦练摔跤和自卫式打架，不仅使自己不受欺负，还要保证弟妹们不受欺负。生产队评工分，分配口粮我都大胆据理力争，使家庭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

二是出人头地，让草根获得尊重。

1974年1月，我高中毕业后劳动了一年，年底征兵，我去报名应征，被当时生产大队领导约法三章：一是有6名应征青年(其中有几位干部子弟)，你检上也不能去；二是别人去有补助、你去没有；三是你家人多劳力少，如有困难大队不管。

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我还是顺利应征入伍了，1974年12月26日，我来到海军东海舰队训练团二大队七中队，第三天，因老班长不够，就当了班长。入伍训练未结束，就被挑选留队当文书。

1976年11月，当兵第二年就入党。1977年10月，当兵第三年就提了干，当年训练团的新兵中城市兵多，干部子弟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的这种近乎偏执的个人奋斗初战告捷，内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和鼓舞。

之后，我因为工作表现出色，仅当了3个月的排职干部，就下命令当政治处干事了。1978年春节，我第一次回家探亲，就成为穿上干部服、带大檐帽的连职干部。

三是痛恨关系，蓄实力隐忍委屈。

在我个人奋斗的历程中有顺利，当然也有坎坷。

1979年，我即调东海舰队政治部宣传部这样一个兵团级机关当干事，当年只有23岁，工作中很快成为主力干事，但不管多能干，凡提升带长的职位始终与我无缘，这样的普通干部一干就是10年，进入团之以后，仍固守光靠干不会别的秉性，尽管也在进步，但在师团职岗位干了21年，遇到的几次涉及我的用人不公至今刻骨铭心，但我把抱怨压在心底，把委屈隐忍起来，在现实中，我不但不消极懈怠，而且更加用功努力，死咬住自己的奋斗目标——“出人头地”不放松，从而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双重认可。

在我当领导干部任职生涯中，无论是当政委，还是当主任，甚至当机关处长（副师），我的每次考核基本上都是第一（含民主测评和考核总评）。

四是首巡南沙，立志干终生海军。

1987年9、10月间，人民海军首次由东海舰队的6艘驱护舰和2艘辅助舰组成的“东联一号”编队到南沙海区巡逻，历时两个月。我作为舰队临时党委秘书和舰队政工组成员，参加了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行动。

这次南巡，也使我的军旅人生发生一个重要转折。

在军地待遇反差大的1980~90年代，长三角地区，尤其是浙江地区的部队，浙江籍的干部要求转业非常多，我原来也没有在海军干一辈子的想法，但这次南沙之行，坚定了我干海军的决心。因为我在南巡过程中感受到作为中国海军军人的强烈耻辱和神圣使命。

2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说是中国的，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岛礁被人占领，石油被人开采，我们不仅没一兵一卒，而且没有在任何一个岛礁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带着这样的情绪我回到机关就打报告，要求离开机关到一线舰艇部队工作。

1988年，组织批准我到驱逐舰六支队工作，我在那里一干就是10年，当驱逐舰政委多次去南沙巡逻，显示主权，保卫南沙。当护卫舰大队政委，我带部队参加了所有反台独军事斗争演训行动，一年在海上近200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职务的提升，我当终生海军的目的实现了。

在我的忏悔录的开篇，我用一定的篇幅把我的个人奋斗史，把人生的几个片段勾勒一下，目的在于说明我一开始并不是个坏人。同时试图从这种执着的，甚至偏执的个人奋斗史中，找出晚年出问题的潜在因素。我自己反思认为，我的奋斗史、成长史带有浓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尽管这个过程会在组织的规制和管控中，他的走向不可能随心所欲，你个人也只有顺应它才能成功，否则必被淘汰。但回想自己这种带有强烈个人主义色彩的个人奋斗的成功，不管是何种动机驱使，因成功而产生自负，这是必然的。我判断，极端的自我和过度的自负，可能是两股将自己推向深渊的力量。

灭亡前不可思议的疯狂

这两年，我看过很多别人的忏悔录，没有哪个人的违纪违法行为，无论从发生的时空，所处的氛围，表现得像我这样肆无忌禅和疯狂。

我的违法犯罪、收人钱物的行为，绝大多数发生在十八大之后，尤其是古田全军政工会之后，也就是说，绝大多数是在习主席把我提升到海军政治部主任这个位置上之后。其疯狂性和不可思议性有以下四个特点。

—是领袖训诫置若罔闻。

2014年10月31日，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工会上作了那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讲话，贯彻好这篇讲话的精神，做好“下篇文章”是全军面临的首要的政治任务。

2014年12月20日，我接到通知到北京报到，22日宣布命令，几天后，习主席亲自与我们这一批提升的干部集体谈话，并与我们每人合影。我本应带着感恩，带着重托和期望，做好贯彻古田政工会精神的带头人；做好军队浴火重生、重整行装再出发的带头人；做好把政治工作威信立起来的带头人。

而我尽管表面的工作也在做，也在努力，但最要命的是，习主席明令禁止的事情我也在做。比如，从我还在宁波开始，就接受刘继祯的建议，带着刘为我准备的公款，以及其他人准备的部分公款，以元旦、春节看望老首长、老干部的名义送红包。

又比如，2015年1月底，我离京返回浙江过年，刘继桢、马启平主动到机场接机，并每人送给我5万美元，我竟毫无推辞，欣然接受。此后，在北京我多次当面聆听习主席提这方面的要求，习主席的训诫要求，言犹在耳，而我根本不按照去做，并且我的大部分贪腐犯罪都是在这两年完成的，我比习主席指出的“不收敛、不收手”还严重，别人是“惯性未刹车”，而我是逆风而上，是与习主席和整个形势对着干的典型。

我为什么会这样?十八大之前，我也有贪腐行为，但总体还比较谨慎，数额也不大。但这两年，却发生如此不可思议、不可理喻的疯狂行为。为了把这些问号拉直，这些天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究其原因：首先，我认为我对忠诚的理解不全面、“脱了底”。习主席要求的绝对忠诚，当然有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忠于党的宗旨路线主张等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但更重要的，习主席又明确提出党员干部要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统一，尤其要守住底线。

习主席还多次明确讲，“廉洁问题”一票否决。廉洁问题看起来是经济问题，其实质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你连底线都守不住，谈何高标准，你连底线都守不住，根本与“忠诚”两个字不沾边。

其次，我认为有禁不止，就是对着干。你其他工作做得再好，也是伪忠诚，也丝毫无法抵消这个‘欺君之罪”。

第三，攀比心理的纵容，认为别人也在捞，送上门来的我也捞—点；赌徒心理的壮胆，侥幸心埋的自我安慰，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不听习主席话，我行我素、伪忠诚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二是高压态势几近麻木。

古田全军政工会后，不仅清除郭、徐流毒，而且查处张东水、田修思、张树田等人问题连续不断，地方高官落马的消息也不断见诸媒体，对这样不敢腐的高压态势，我几乎是近乎麻木，如果我稍有警觉、收敛知止，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两年中，我不仅收刘继桢、马启平的大额钱款，也收了不少别人的钱物。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这是一个很难拉直的问号。我曾想，这是不是魔鬼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拉着我这么干?这是命中注定的一种行为方式和历史宿命吗?不！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宿命，只相信辩证法，只相信偶然中的必然，现象背后的本质。

这两天，我边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边深刻地解剖自己的心灵。我感觉到，我这次提副大区与以前历次提升时的心情不一样。以我2008年8月提副军时的心情为参照，那时去宣布命令的海军领导问我当时什么心情，我说了8个字，“有点兴奋，极度不安”，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因提升而产生的兴奋会稍纵即逝，非常短暂的，但因怕有辱使命而产生的不安，将长期伴随并警示我的履职生涯。

因此，我在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当政委3年半，总的是比较谨慎，尽管后期也有些问题，但总的没有“脱底”。2014年底，我提升任海军政治部主任的这次重用，我的情绪：—是沉浸在个人奋斗成功的喜悦，多于思考对习主席的感恩回报；二是对北京用车吃饭查得紧，曾发出“官不逢时”的消极感叹；三是感觉到有权了，在乎你的人多了，萌发做点顺水人情，自己也顺便得点好处的奇怪念头。

分析上述三种思想情况，我认为在三个方面出了问题：一是个人主义膨胀，忘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忘了渺小的个人离开了组织就什么都不是，也就是“我是谁”的认识出了严重问题。二是“做官为什么”的认识出了严重问题，党章明文规定，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习主席多次告诫党员领导干部，“做官不能发财，发财不要做官”。三是“有权为谁用”的认识出了严重问题，以权谋私，必破底线。

三是“疯狂围猎”浑然不觉。在我的受贿物中，大约有近三分之二是刘继祯、马启平“疯狂围猎”小集团送的，这些天，我在反思我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猎物”，成为温水中的“青蛙”？

刘继祯认识比较早，我在福建基地当政治部主任时，他是后勤部长，算是在一个班子里共事过半年，后我提升走了，当时对他印象不错。2012年初，我回东海舰队当政治部主任，他是舰队后勤部副部长，两年后成为部长，又在一个班子里共事，对他的感觉仍然不错，尽管他与苏支前绑得太紧包括我，大家都有看法，但觉得他作为后勤干部素质还可以。

马启平原先不认识，只知道他是司机转干的干部。2012年3月，我回东海舰队当政治部主任时，他是司令部直工处长，在工作中熟悉，谈不上密切。2014年底，我去北京海政当主任，刘、马即开始了对我有预谋有计划的“围猎”，其目的是刘继祯想竞争当海军后勤部长，马启平想谋求更好的发展，觉得我这个位置能帮上他们的忙。

从2015年1月底，我回老家过年，他们主动到杭州机场接站送美元开始，进入了他们的“围猎工程”。把它推向高潮的是住用上海的公寓房后，刘马精心帮助收拾房子，我对他们的尽心服务心存感激，刘马以此为契机更是绑定了我，我也为“升温”的感情所蒙蔽，对他们的“围猎”失去警觉，甚至还感到他们送的不收不够意思，对于他们的请托事项，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又力所能及，能帮则帮。反思上述过程及情形，这种不加分析的选择朋友，不讲原则的交往，把自己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混迹于市井小民，江湖兄弟，自然其害无穷。

对于刘继祯的请托，我还真向海军领导作过推荐，让其接任海后部长，当时他们不同意，明确提出海后部长必须平调有培养前途的正军职军事干部接替。另外，事后才知道，刘继祯送给我的钱都是马启平准备的，马启平不仅联手刘继祯“围猎”，还组织鼓励他的同僚部下、老乡给我送钱，这一方面，他可笼络他们，同时，他还觉得给我送钱的人多会使我高兴。

我为什么受疯狂“围猎”而浑然不觉呢?我的反思有三：一是我已经放弃原则，突破底线，没有是非，分不清罪与非罪，已经在“围猎”圈中安然入睡了。二是我已经放弃身份，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他们的江湖兄弟，他们用公款提供的服务、送的钱，我还感澈他们，甚至觉得亏欠他们，有朝一日想用手中的权力报答他们。三是觉得别人也有这么做的，用这个事安慰自己。多么糊涂的观念，多么可怕的交易，这和谷俊山与郭、徐之间的关系又有什么两样呢?四是东窗事发仍存侥幸。

2016年下半年，东海舰队有多名后勤干部披“两规”，我将刘继祯送给我的40万美元退还给他。但2017年大年初一，刘继祯、马启平到我宁波老家拜年，我仍收了他们的红包。春节后，刘继桢被“两规”，二月底，马启平到北京开会去看我，他送的5万美元我照样收了。直到3月21日我在海南下部队，得到马启平被“两规”的消息，心里虽有点紧，但侥幸心理还是占了上风。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不一定会说，说了对他们也没有好处；认为他们送的人多了，说别人不一定会说我，事实恰恰他们说的首先就是我。

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心理，使自己既没有自首的勇气，也失去了可让组织从轻处理的机会。光想“天知地知”，不想“天网恢恢”，被绳之以法将是唯一的结果。

正如习主席教导的：“只要牢牢记住道德和法律的基本底线，其人生追求才是合乎社会共同价值的，才是安全健康的，才是有益于自己，也有益于社会的”。“权力染上铜臭味是最大的政治风险，特别是防止自己被不法分子围猎，成为不法分子的猎物”。领袖教诲并不陌生，人作孽不可活，飞蛾扑火的结果就是自取灭亡。我的所作所为正应了“要使其灭亡，必使其疯狂”这句教训。

一果多因的反思与警示

我作为一名入党超过40年的老党员，作为受党教育培养重用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蜕变成为将被党唾弃的异己分子，成为将走向监狱的犯罪分子。这一结果的产生，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作为政治生命行将灭亡的人，如果仍然搞不清是怎么灭亡的，岂不悲哀之极?虽然头脑恍惚不甚清醒，我仍力争反思探究发生这一悲剧性结果的诸多原因及可资他人借鉴的一些警示。

一是信仰的脆弱性与自固机制的缺失。我1976年11月，正值揭批“四人帮”时入党，当时是“十大”党章，没有预备期党委批准，支部大会通过之日即为正式党员。入党前，我因被抽调到团政治处理论小组工作，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入学后不久即提干，后来又做专门的宣传理论工作，对政治信仰的建立应该说不是盲目的，还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撑的，回顾我的信仰建立的过程，经历了入党前后的初建，真理标准讨论时的洗礼，改革开放初期的迷茫，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过程中的逐步坚定这样一个过程。

深刻检视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入党动机是功利的——入党主要是为了提干，因为不入党当不了干部，实现不了自己跳出农门，出人头地的目标。尽管表现是积极的，但动机是自私的。我的信仰也是脆弱的，其脆弱性表现为坚定性不能一以贯之，形势复杂时会产生迷茫，立党为公，还是在党为私，有时也是摇摆的。

二是极端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联系我的违法犯罪事实，极端个人主义恐怕是元凶。习主席把我放到如此重要的岗位，我不思感恩，不思重托，竟然会发出“官不逢时”的抱怨，竟然会做出“做官也应当发财”的勾当(千里去做官，为了吃和穿)，这不是极端个人主义使然又是什么呢?有了极端个人主义，就不可能解决“你是谁”“为了谁”的问题，更遑论党性与忠诚。

三是侥幸的自欺性，给自己的行为壮胆鼓劲。侥幸心理，我认为就是以自欺欺人为自己虚假壮胆，联系我的违法犯罪历程，侥幸是重要的心理支撑。我认为敬畏是自律的孪生兄弟，侥幸是放纵的狐朋狗友．多少罪恶在侥幸的驱使下发生，又在侥幸的破灭下暴露。

四是领导干部必须对送钱送物者零容忍。

我的经历说明，送礼者不能分亲疏，送礼量不能分轻重，请托事不能分难易，来者不拒是犯罪，选择性受贿也是犯罪。必须坚决不做第一次，坚决做到零容忍，否则灾祸迟早会找上门来．这两年，我拒贿不少，但这根本不会影响你成为受贿犯!

五是必须警惕被“殷勤”俘虏。

我的经历充分说明，“殷勤”是“围猎”的手段，“殷勤”是裹着蜜糖的砒霜。马启平、刘继祯在接手为我收拾上海公寓房后所表现出的这种“殷勤”，这种无微不至，这种尽心尽力，让你不感动都很难，甚至觉得他们比亲人还值得信赖．这种因私欲的满足而自觉自愿地被俘虏是多么的可怕，后果多么的不堪设想。因为事发，我只是收了他们的钱，犯了受贿罪，我还来不及为他们办事。但如果事发延后，我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办事，是必然的发展，给事业造成的损失，我的罪过都将会更大。

六是守不住底线的所谓忠诚，必然是伪忠诚。

习主席指出：“面对公与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与乐的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靠的就是觉悟，最终检验的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领袖的忠诚，对习主席的忠诚，不是看静态喊口号，首先的检验就是底线守住没有，党章对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做到了没有，检视反思我自己，毁灭的根本原因是“职务上去了，灵魂没有跟上”，这个灵魂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之魂．底线守不住，必然是虚伪忠诚，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主宰的人走向深渊是必然的归宿。

恳求党给我一粒警世的子弹

闭门思罪过，越思越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越越觉得自己罪不容赦。

一是伪忠诚、对着干，“欺君之罪”杀无赦。

我就是习主席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讲话中批评的“什么红灯都敢闯，什么纪律规定都不在乎”的人，并且我的受贿犯罪行为绝大多数发生在十八大之后，特别是在古田全军政工会之后，习主席把我提升到海军政治部主任这个重要岗位上之后。因此，其性质之严重，影响之恶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是逆潮流、顶风上，干扰、阻碍、迟滞我党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进程。习主席指出，经过4年多的努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党风政风明显改善，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而我的犯罪行为正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为一股罪恶的暗流，成为干扰、阻碍、迟滞了党的反腐败斗争向前发展的逆流。这股暗流涌动，又必热会严重影响广大海军官兵对从严治党的信心。

三是说一套、做—套，毁灭了广大海军官兵的“三观”。

我在海军部队工作42年多，干过的单位也比较多，自认为总体给广大官兵的印象还是正面的。但我的所作所为一经曝光，广大海军官兵，特别是相对熟悉的人肯定会发出这样的惊叹和质疑——当下还有谁可以相信?领导们说的话他们自己信吗?他们自己做到了吗?我们还应该听他们的话吗?外伤易治，内伤难疗!我的行为给广大官兵的伤害：其烈其深是难以估量的。

四是以命殉罪，恳求党给我一颗警世的子弹。

上述可充分说明：与习主席对着干，“欺君之罪”可杀无赦；做反面典型，逆历史潮流而动，危害破坏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罪该万死；隐真示假，做“两面人”，毁灭广大官兵“三观”，成为强军征途中的负能量，死有余辜。因此，我觉得我最应该做的事就是——以命殉罪，我没有理由和脸面苟且偷生！我从灵魂深处呼求——请党给我一颗警世的子弹，让我轻于鸿毛的死，沾满銅的黑色的血，去唤醒那些迷失或正在迷失的灵魂吧！

忏悔人：杨世光

2017年5月19日

文图转载自微信公号“永远的新三届”

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