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李朝：哪怕是最小的、最不为人所知的大学，也要读书！

2018-03-07 李朝新三届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李朝，长春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78级，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第7教研室主任。

原题

我的高考故事

1977年宣布高考恢复时，我还是高中在校生，原以为1978年高中毕业后要下乡务农的。我曾在农村生活了4年，对农村、对农活有一定体验与了解，还学会干一些包括种旱田和水田在内的农活，这样适应起来也会比较快。

后来得知要恢复高考了，心想，要搏一搏，改变人生的轨迹。这样一来，原计划就泡汤了，需要重新规划。于是父亲与我一起商量考什么专业比较好，我父亲当时是大学俄语(英语)教师，1950年代初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父亲高中时在教会学校学的却是英语。

我是北京市人，出生在京城，父亲于1950年代末支援东北，来到了长春第一军医大学，即后来的吉林医科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和现在合校后的吉林大学医学部。由于父母两地分居，当时我和哥哥年龄又小，为了我们学习和生活，不得已母亲离开京城，带着哥哥和我来到了长春。

像父亲那样原来学俄语先教俄语后改教英语的人很多，也很普遍，1960年代，他们教授俄语，1970年代初期，通常改教英语，这跟当时国内的政治大环境有密切关系。我的中学英语老师就是学俄语而后改教英语的，人很好，也非常认真，她的口音中夹杂着俄语的发音方式，我估计她有点英语基础，但更多的是“现学现卖”。

1977年8月，父亲比较理性、客观地为我分析，就我当时的学习状况与能力进行仔细地号脉。这里有一个时间问题需要说明一下，就是说全国范围内正式得到播报高考消息的时间是在10月份，而8月份在北京正在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其主题和焦点就是高考，因此当时在知识分子圈中小道消息不断，我父亲当时就是与几个要好的老师在听完新闻、看完《参考消息》以及汇总其它渠道来源的消息后经常在一起分析形势，结合国内，预判出即将进行的高校招生改革，所以我们在时间上占有一定优势，提前布局安排。

但是，因为离1978年高考不到一年的时间，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职业如何规划，时间紧任务重，如何有效地安排好时间、选择好未来的专业至关重要。

首先，对我选学文科还是理科进行分析与划分，自觉小时候贪玩，学习经常糊弄，理科底子太差，无法在短期内赶上班上其他同学，考上难度太大，不如避实就虚，扬长避短，还是文科比较好一些，于是决定放弃理科，改考文科。

接下来考虑的是文科中的哪个专业更适合自己，这个问题便摆在了自己面前，是文学还是历史，是政治还是法律，是地理还是哲学，是外语还是经济管理，是音乐还是体育？最后选择学习英语，为什么呢？因为有父亲的帮助，这个是得天独厚的条件，不是所有的考生都具备，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利用而放弃呢？英语和俄语父亲都能教我，没有问题，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个资源，加上自己的努力还是可以一搏的，胜算高一些，如果选学上述其它各专业，则没有这个便利条件。选择除外语以外的任何一个专业，就意味着只能靠自己孤军作战。

但是在当时，进文科班几乎就意味着被淘汰，因为同学们认为理科生考上的机会要比文科大得多。文科班里的学生有六七十，整天课堂里闹哄哄的，同学之间有开始谈恋爱的，搞得人心波动，只好上完课赶紧回家或找一个静地复习一下，最后的结果是文科班里只有四个人考取了大学。

当确定完目标之后就立刻开始行动，我一生都不会忘记这个特殊的日子。记得从1977年9月3日起，离1977年高考消息正式公布整整提前了一个多月，我开始从英语的26个字母学起。然而在高考前的这个时间段在学校还要正常上课，课表中还有英语课，而且学的还挺多、挺深的，至少当时是这样认为的。怎么能够赶上这个进度和难度？自己设定了三套学习英语的方案同时进行。

第一套方案是每天早上5点30分听吉林广播电台设的学英语课程，当时已经播放了几课，我就中途跟着学习，毫无疑问，感觉较吃力；第二套方案是正常上课学习英语，因为当时是隔天有一节英语课，上课时就得端正态度重新认真学习，说心里话，在此之前我对学习外语是有抵触情绪的，真的不愿意学，所以没有学好，其结果仍然是较吃力；第三套方案是放学回家后，由父亲每天抽出两个小时专门辅导，补习前面落下的内容。

记得后来父亲辅导英语由我一个人增加到三个人，大家都在一个楼里住着，父亲的好同事请他也给他们的孩子辅导英语，就这样由原来的“一对一”教学变成了“一对三”教学，这样持续了大约半年左右时间，我们的英语都有了长足进步。我的英语基本赶上来了。不过我承认我的智商不是特别高，学习起来其实挺费劲的。

为了学好英语，还经常打开收音机，收听外台，而当时收听这样的广播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只好偷偷摸摸进行，我们三个人最终的高考结果是一个考上浙江大学非英语专业，一个考上吉林师范大学(即现在的东北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我最后被长春师范学院录取，读英语专业。

高考那两天，长春大雨瓢泼，印象特别深，我坐在二中的教室考场里，紧张而有序地答题，可不时就会望着窗外发愣，有时眼睛目不转盯望向大雨，似乎在想着如何答题，也许大脑在疾速思考、搜索答案。

在选择专业和学校时我与父亲产生了不同观点，我当时报的志愿没有师范类的。因为父亲是教师的缘故，当时我打心里不喜欢当老师，以为自己一定要做与父亲不同的职业或行业，有一种逆反心态，就想当外交官和翻译，认为这两个职业很风光，也能到处走，尤其是能够经常出国，令人羡慕，所以报考的学校都是外语类专科学校，同时还兼报了小语种，譬如北京外国语学院，大连外国语学院等。

遗憾的是，当时的成绩不理想，一方面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另一方面是自己考试没有发挥好。

看到不理想的成绩后，以为名落孙山，只有来年再战了，当时居委会主任找到我，说高考结束了，未来怎么打算？当兵如何？于是就有了我一生想当兵而三次当兵未果中的第二次。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当时，很多人家里有条件，比如是军队大院里的或是军人家属，都愿意参军，认为这是个过渡，几年后转业，再回到原住地或回城参加分配工作。当兵是连续计算工龄的。总之，很多高中毕业生对此是趋之若鹜。

我的第一次，是1977年10月参加“选飞”，即选拔空军飞行员，简称“选飞”。由于自己年轻时比较瘦弱，饮食质量不是很好，有低血糖、低血压等，在经过区医院和市医院体检后到当时的长春二航院，即现在的长春空军航空大学，进行军事体能体检，在进行转轮测试中因不适而被淘汰，回到家与家人说到结果时感觉挺沮丧的。

我的第二次，就是高考后被录取之前的这次，居委会主任跟我说当兵的事时似乎很神秘，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去当森林警察，就是蒋大为曾经所在的部队，不过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在森林警察部队文工团了。该文工团就在我就读的六十八中学旁边，也许当时受他当年(1978年)的一首《骏马奔驰保边疆》歌曲影响，我准备报名参军，名字已经上报了，在即将参加体检时接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次参军是擦肩而过。

我的第三次是1982年大学毕业时，当时想回北京工作，因为我小时候曾经在京城生活了六年，眷恋这个城市，怎么办？只好硬着头皮跟家人说出了自己的打算，回北京，一条捷径就是当兵，到部队当翻译。但由于当时我毕业较晚，在办完相关手续后很快就已经进入当年最后一个月份，父亲劝我说早参加工作一年和晚参加工作一年对以后的工作提职和加薪可能都会有影响，你到市教育局报到吧。

对父亲的话我不敢说“不”，可是说心里话，真是不甘心，熬到最后，在12月14日到教育局下属的第五中学报到，因为15日前参加工作可以拿到一个月的工资，现在回想起来挺好笑的，但却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因此又失去了一次当兵的机会。

其实，当时在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时，心情是相当复杂的，并不是像有的考生那样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我既高兴又失落，高兴的是，终于考上大学了，哪怕这所学校是最小的、最差的、最不为人所知的，失落的是，长春师范学院(现长春师范大学)当时真的算得上是全国最小的、最差的、也最不为人所知的、以我们这一届学生为基础的新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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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求学，不管学校大小与知名度高低，先学了再说；二是放弃，重新再考。思想斗争了好长一段时间，因属于新建院校，在被录取后又通知推迟报到，故思考时间较充裕，权衡利弊后，最终决定上学。

决定继续上大学的动因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恐怕不为人所知，那就是在我们学校这一届二百多人的毕业生中当年考上大学的不足百分之十，而后来才知道的是全国只有百分之五的录取比例，而为了上大学，很多考生参加考前补习的艰苦情景和别人那渴望进大学学习的愿望不时地浮现在眼前。

我也一直在想，自己始终处于一种类似于“幸运者中的不幸者和不幸者中的幸运者”的循环之中。我小时候从北京出来到长春和从长春到农村乡下就恰似有幸者中的不幸者，几年后从农村回到城市和高考中很多中学同学没有考上大学时，我又似乎是不幸者中的幸运者，因此，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长春师范学院的校址在吉林市和长春北线零公里处，一栋栋平房就成为我们学习与生活的主要场所。记得初期有一个大院，外围有砖垒围墙，有一敞开大门，中间有一砂石土路，后来修成柏油马路，里面有七八排平房，分路东和路西两侧两个部分，一共也就是多间平房，不过一侧平房比较长，有几十米的长度，可分成若干个房间，我们的教室和宿舍就是在这样的平房中被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前几排是宿舍，后几排是教室，清楚地记得我们上课的那一排平房，道西是三间英语本科教室，道东是三间英语专科和日语专科教室。

最后单独还有一排，是食堂。当初吃食堂时因为是师范生，所以都是免费的，除了一些带工资上学的需要缴纳一些伙食费除外，开饭时食堂桌上摆放着一盆饭和一盆菜，十个人一桌，每次吃饭都自由组合，人齐开吃，男生都尽量与女生搭配，否则一桌都是男生的话不够吃，吃饭的时候都是站着的，因年轻也因生活质量较差，肚里没有油水，因而每个人的饭量都挺大的，经常出现不够吃的情况。没有办法，有的人就把邻桌的剩饭和剩菜端过来，也有同学自己开始“开小灶”，买些零食补充。

后来开始发饭票，记得一个月是十七元五角的标准，我也经常省吃，每个月还能留出几元饭票钱来。家里在1980年以前每个月是给两元零花钱，上大三后每个月是五元，国家给的伙食费也相应地增加了。有时为了能够省出几元钱，我宁可吃几分钱的咸菜，而每月省出的区区几元钱又用在了自己的日常开销和买书、磁带和小录音机上。

随着学校的招生规模扩大和学校的发展，校园面积逐渐在扩大，突破了原来的大墙院，开始建立新的教学楼、运动场、美化校园等，我们曾参与了校运动场的建设和校园植树等，最为明显的是一进入现在的校园就能够看到两侧的参天大树和密林，那些都是我们当初的劳动成果，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应了那句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不过，看见今天的母校学子在树荫下学习与漫步，我心里还是很高兴和欣慰的，当然也很感慨。时光荏苒，一晃毕业已经三十五年了，母校的发展令人瞩目。我最宝贵的四年青春时光在此度过，在此留下了我们的印迹，留下了我们的青春，留下了我们的梦想，无论那些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我都始终眷恋着她———我的母校。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08月3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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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恢复高考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