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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江佐中:放牛娃的春天

2018-04-01 江佐中 新三届

         老编的话:2018年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77、78级走进校园40周年。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本号延续“卌年”“校园”“同窗”等专题,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 


作者简介

江佐中,中山大学经济系77级。原佛山市顺德区政协副主席。


        1977年,高考重新开闸,我加入到570多万的高考大军中,并最终成为27万被录取幸运儿中的一员。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抚今追昔,我深感如果没有那次高考,我也许就会一辈子待在家乡,而不会有此后丰富的人生经历。


        1977年,我22岁,在家乡郁南县宋桂公社党委办公室当资料员,这在当时已算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可当高考考场再次开启,我感受到,这是时代的召唤。我至今收藏着当年高考、中专招生报名的登记表。1977年的考生可以同时填报大学与中专的志愿,在“报考学校”一栏上,依次写着中山大学、黑龙江商学院、武汉大学和肇庆地区财贸学校、广东省商业学校、广东省供销学校、郁南师范学校。


        那时候根本无暇考虑更多,就是希望能够有书可读,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渴望脱离农民身份。因为我当时办公室工作是一个亦工亦农的身份,工资由公社发,没有国家粮食供给,户口还属于农民,不是国家干部,相当于现在的政府雇员。


        1977年10月21日,恢复高考消息见报后,我非常兴奋,跃跃欲试。但如何考,尚未披露细节。当时一个公社党委常委对我泼冷水:“你不要发梦了,怎么样也轮不到你上大学!”


        我知道,这个常委的话并非空穴来风。1964年,因神经病发作,我父亲杀死了我母亲,清醒后,他自己随即自杀了。这是一个人伦悲剧。我兄弟姐妹4人成了孤儿,亏得在外工作的叔叔婶婶辞工回家抚育我们。


        1968年下半年,宋桂公社在每个生产大队办起了中学。眼巴巴看着同学们入学念初中,我则被生产队长安排当放牛娃。对于未来,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但是,出身书香门第、70岁的外婆再三叮嘱我“一定要读书”,1950年代高中毕业的叔父江耀军买来初中教材辅导我学习。于是我一边当放牛娃,一边自学,持续了两年。


        1970年7月,大队党支部书记江华标让我回学校读书,我的小学同学此时已初中毕业升上高中一年级。学校教导主任、高一班主任陈京荣老师做主,让我直接读高中。我一边上高中课程,一边恶补没学过的初中物理化学课程,两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当了民办教师。1975年8月被调到宋桂公社办公室。


        当时规定,考试前10天,才能脱产复习。为了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在备考最为紧张的时候,公社党委办公室主任张仕炳派我出差,坐货船沿南江河到肇庆小湘水泥厂提货并押运水泥电线杆,来回需要十来天时间,我于是带着书本上船,做到上班复习两不误。1977年12月,我踏入了高考的考场。


        我是幸运儿,最终拿到了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不过,等待结果的过程同样令我忐忑。1978年2月下旬开始,同时参加高考的陆续有人收到录取通知书。从事后统计得知,这一年宋桂公社共有8人被本科录取,创下了史无前例的纪录。


        但是,我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无暇为此高兴,唯一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被录取。进入3月份,公社收到第6份录取通知时,还没有自己的。我有点坐不住了,找到县教育局刘副局长:“如果实在考不上大学,请郁南师范一定要录取我”。


        3月3日,我终于收到了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激动的心情难以名状,“当时马上去照相、办理户口转移等,3月10日就去到中大报到了”。作为犒赏,我花120元给自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提醒自己要时刻珍惜接下来的时光。


        大学的生活充满了新鲜。报到没多久,辅导员老师给同学们看了一次高考的成绩单,当时中山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265分,我的成绩是320分。但我还没高兴太久,入学的英语分班考试就差点将我击垮。那时候,除了学习数物化接触过ABC之外,对英语几乎一窍不通,“分班考试的时候除了会写26个英文字母,其他都不会”。


        作为对比,其他在城里读书的同学,都知道“我爱中国”“毛主席万岁”怎么拼写与朗读。巨大差距让我倍感焦虑。在大学的头半年时间里,我陷入了无尽的失眠状态中,“因为压力大,晚上都是‘眼光光’,白天精神差,总是打瞌睡。”因为担心自己身体会出问题,我特意将在公社农信社的一张定期存单寄回家里。


        在这段时间内,我走路、吃饭都在背单词,夜里熄灯了就跑到路灯下看书,像其他同学一样,给自己制作了英语卡片,正面是英文,背面是中文。努力得到了回报,在随后的考试中,我的成绩慢慢赶了上来,失眠症状也消失了。


        结束“神经衰弱”的大学磨合期之后,我真正迎来了大学知识海洋的沐浴。那个时候我们都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每天结束课程之后,同学们都会跑去图书馆学习,每天晚上图书馆都是灯火通明。因为位子不够,还要相互约定谁先到谁帮忙占位。


        讲座也是一定会去听的,尤其是外国经济学、世界经济形势分析这样的主题,肯定都是座无虚席,班里同学还组织了一个学习小组,大概十来二十人,小组名字叫“小草”,大体就是讨论课程,经济形势等。当时就探讨过物价调整,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等问题,基本都是宏观经济领域。


        这样的学习和讨论也在不断丰富着我的认知。在上学前的关于新闻写作不多的训练,也在这个时间发挥了作用。在大学期间,我在《南方日报》发表过几篇文章。其中就包括对于当时调整物价的评论,而第一篇发表的文章是《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特征》,因为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印象最为深刻。


        充实的大学生活一晃而过,四年之后,我服从分配,去了新华通讯社总社的经济参考编辑部,1984年10月申请调广东分社,1989年10月-1991年6月援藏到西藏分社,回广东分社工作至1994年7月,随后调任广东省政府研究室,并有机会到顺德区(市)挂职,从此也结下了与顺德的不解之缘。


        我至今感念,40年前那场高考,改变了万千个考生包括我自己的命运,让我有了机会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参与推动社会的进步。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07月06日

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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