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绿谈新著：智库--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
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中国社会智库排名第一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就“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话题与群友们进行互动交流。
几乎每个大国崛起的背后，都有智库在发挥无形的思想力量。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同样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智库，需要一大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国际性和公信力、影响力的强大智库提供智力支持，这是中国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需求，也是中国应对日益复杂的世事国情的现实需要，更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及时有力发出国家声音的重要保证。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出台后，中国智库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一般破土而出，然而，中国智库发展远未成熟，我国智库在专业性、传播力、国际化等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存在诸多差距，要犹“智库大国”变成“智库强国”，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拥有多年的智库运营经验，获得了国内外权威智库榜单的一致认可。苗绿博士更是中国智库研究和实践领域的权威专家，她拥有9年的智库创办经验，撰写或联合撰写了多篇智库研究文章和专著。她对于中国智库发展积累许多思考，值得中国智库界学习。
主持人：在西方社会中习惯把媒体称为“第四权力”，苗博士您的新书叫 《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怎么理解“第四权力”和“第四力 量”？
苗绿：《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于2017年1月在中信出版社出版。
智库和媒体都是重要的国家智慧资源，都在影响国家走向、引导社会舆论。他们有某些共通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
“第四权力”是西方社会的一种关于新闻传播媒体在社会中地位的比喻。它所表达的内涵是：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这三种权力起制衡作用。
智库，具有产生新思想、影响政治决策、引导舆论、教育公众、储存和输送人才、开展二轨外交等功能，影响很大，被称为所在国立法、行政、司法权力机构之外的“第四力量”。
同时我觉得智库的核心功能就是产生新思想，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新颖的观点可以改变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影响政策优先排列的顺序，影响规章制度的制定。但是智库的思想产品还需要传播出去，最终是需要产生社会影响力与政策影响力，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智库具有一定程度的媒体传播功能。
我们在编写《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这本书的时候，是想从这个角度更多地提升智库的功能，因此提出了第四力量这个概念。
主持人：放在亚洲范围内，您觉得中日印三国的“第四力量”发展优劣如何？
苗绿：比较亚洲范围内的中日印智库，我们可以发现日本的政策咨询业在二战以后大批量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起飞阶段。日本智库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比如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如何解决朝鲜核问题》、《有关日本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建议》；世界和平研究所的《日本的对华战略要看准中国的发展前景》、《国际组织、地区共同体、国家和NGO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等研究报告大大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对日本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智库主要特点有：
非官方智库特别是财团、大企业智库实力很强，规模往往超过政府智库。例如，野村综合研究所有5000多名员工，在欧美主要国家和中国都设有办事处，类似这样超千人规模的民间智库还有若干家。
政府与各类智库之间有较为畅通的渠道。由于非官方智库的地位和影响力，日本政府与企业、民间智库之间有畅通的互动渠道。一般在做出重大决策前，日本政府会通过咨询会议等形式组织各类智库进行论证，或将课题委托给不同智库，以便获得更全面的论证结果。很多官方人士退休后会进入智库，成为连接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纽带。
CCG有一位理事就曾经在日本智库工作，他讲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日本社会各界对智库有着较高的重视程度。许多的公司和企业都支持成立各类研究所。
印度智库
印度智库规模较小
虽然拥有智库的总数居全球第四位，但印度很多智库都是在最近十年中成立的，大多仍然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印度智库规模都比较小，即使规模较大的在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很大影响力的印度政策研究中心（CPR），也只有16位常务研究员以及30位副研究员。
印度智库与政党联系较弱
印度政党很多，1998年大选中，进入议会的政党多达25个，参与竞选的政党更达上百个。但许多印度智库与政党联系比较弱，比如CPR强调不倾向与任何政党联系，主张智库非政党化。
印度智库本土化特色明显
大多数印度智库关注的是发展问题，研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智库不足总量的五分之一，且主要围绕本土展开。
中国智库
目前，中国各类智库机构将近2500多家，其中官办智库的数量占据95%，而民营智库仅占5%。当然随着近来社会智库的不断发展，相信未来社会智库的数量将会逐渐增加。
中国的社会智库虽然与市场经济几乎同时起步，却没有走出与市场经济相似的成长轨迹，无论是智库数量还是影响力，虽然这些年政府对社会智库很重视，但是还是以官方智库为代表的“体制内” 智库依然处于绝对核心地位，像CCG这样的社会智库则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
CCG始终认为，同时我们也通过不断地出版智库方面的著作向整个行业和思想界发出声音：“发展民间智库可以形成鲇鱼效应，激活中国的思想市场和智库市场；而且，民间智库可以提供更多建议，打破思想市场的垄断，有利于政府的科学民主决策。”
2014年我们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国智库》这本书，书的写作经过了很长时间，我们走访了北美和欧洲的30余家主流智库。而近年来CCG作为一个中国社会智库的案例，在CCG实操的基础上结合行业新的想法，形成了《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这本书，其实当初新书的标题是《大国背后的第四力量--如何建设和运营一个成功的智库》，后面由于种种原因将副标题去掉了，不过我们还是希望通过这本书来探讨如何来运营和建设中国的社会智库，并通过总结经验、提高实操、结合智库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做出我们的思考。
在本书里，我们将智库的创新运营总结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的五力模型。其中，思想创新力是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决定智库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支撑力是五力模型的核心，只有扎扎实实做研究，才能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为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形成支撑，并最终拓展到对政策的影响力。社会传播力需要建立多层次的信息传播机制，是智库研究成果实现影响力最大化的必经之路。全球化背景下，智库还需具备国际视野，打造自己的国际输出力，赢得国际话语权，如此才有可能影响国际的舆论与政策，更好地助推中国的崛起。政策影响力是五力模型的最终归宿，其他四种力量通过各种途径，最终均为了实现政策影响力这一智库的最终目标服务。
上面提到的“五力模型”是本书的核心观点之一，CCG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中国智库可以通过“五力模型”来崛起，扮演中国崛起背后的第四力量。
主持人：您在新书开篇就提到了智库的独立性，在中国社会智库如何保持 独立性研究？
苗绿：独立与专业是智库的思想产品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与科学性的根本保证。
我们知道全球知名智库布鲁斯金学会就有“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的价值信条，独立性是其最为珍视的。
独立性对中国智库来讲同样重要，中国社会智库要保持独立性，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探求多元的筹资渠道
资金是智库正常运转的基本保障。为了保证智库的研究不受资金来源所左右，需要构建多元而丰富的筹资渠道。通过明确智库定位并对捐赠者群体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筹款战略，探求多元化的筹资渠道。只有实现了多元的筹资渠道，才能在根本上保证智库研究的独立性。
来自英国著名的查塔姆社的研究员在交流时提到，查塔姆社的所有的研究的资金来源至少要有两个以上的捐赠人或捐赠单位，他们认为单一的捐赠人或捐赠单位会对研究有偏向性的引导作用，因此就不会产生出独立的思想。
我们在做智库的初始时期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对CCG之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资金来源是多元化的:既有研究课题方面的政府采购费用，也有捐赠，同时还有活动赞助，而且以上几个方向的资金来源也有不同的渠道。保证资金来源的多元化是中国社会智库保持独立性最为核心的要素。
附条件的资助机制是研究独立的关键
可以预见，随着政策公益理念被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所接受，未来中国捐助智库的企业家会不断增加。
这个也是CCG作为智库行业的一员也在不断呼吁，更多的中国企业家和中国精英能够关注政策、关注智库的发展。对于智库来说，需要建立严格的捐赠规则，从制度上保证将捐赠者与研究工作分离，使研究在不受到捐赠者干涉的前提下独立进行。比如布鲁金斯学会明确规定：资助者不能对学会的研究项目与研究结论进行干预。布鲁金斯学会还对政府的资助实行限制，规定政府的资助额不得超过总收入的20%。
为研究人员创造自由与包容的研究环境
为研究人员创造一种自由与包容的研究环境，实质是对思想独立性的一种鼓励和保护，这就为研究人员免受政治压力等外部因素干扰设置了防火墙，从根本上保证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当然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清楚。保持独立性与社会智库整体行业能不能有效注册，能不能得到政府支持、社会的承认，包括与现有的有事业单位的对接，与政策决策者的良性的沟通，还有整个社会对社会智库的看法等，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目前来看，保持独立性我认为重要的因素是保持筹资的多元化、附条件的资助机制以及为研究人员创造自由与包容的研究环境，这也是CCG当前能够做到的。我通过八、九年智库实践认识到，以上三方面因素对于我们做出独立的和相对客观的政策报告非常重要。
保持社会智库的独立性还有很长的路去走，也很艰难。另外，中国许多社会智库连基本的概念也没有达到。很多社会智库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能称为社会智库，它们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为某一个群体、某一个行业所服务的，而不是为公共政策所服务。如果连智库基本的要求都满足不了，何来独立性。
主持人：中国社会智库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制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决 策部门可能更愿意倾听来自体制内智库的声音，社会智库如何与官方 背景的智库竞争对决策层的影响力？现在官方在政府采购智力服务或 产品方面能不能支持社会智库的发展？
苗绿：一个智库就是要通过研究来影响政策，最终达到政策的影响力。社会智库如何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这是我们每天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的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认为“中国的智库呈现出一个竞争的多圈层结构。政党和国家机构设立的智库因对政治制度嵌入性强，能够近距离接触到决策者，或者说这些智库本身就是体制的一部分，更可能获得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在这个圈层之外依次是社科院系统、高校智库、民间智库……与权力中心的‘政治距离’基本上决定了一个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距离远的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民间智库就不能产生影响力……他们虽然远离权力中心，但他们的社会距离很短，甚至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智库、民间智库可以获取更为准确的社会信息，提供更加科学的政策分析。”
我十分同意郑永年的说法，很多社会智库由于政策渠道方面的原因，很多不能直接跟政策决策者相交流，但是他们懂得很多社会信息，其获取的信息是很多体制内智库和政党智库很难拿到的，这对最终的科学决策和政策分析有着直接的关系。
综合来看，中国的社会智库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影响决策制订：
参与党和政府重要纲领文件的讨论和起草
政府将特定的政策问题形成课题项目，以定向委托或竞标的方式要求智库提供政策建议或备选方案，这些课题与当前的重大决策密切相关，社会智库可以通过参与公开竞标课题，介入政策过程。
通过各种内参向决策者输送研究观点
中国智库尤其是官方智库经常以内参的形式向决策者输送研究观点，比如：中央党校的《思想理论内参》、国家行政学院的《咨询与研究》等。CCG针对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重要议题，都会向中央有关部委提交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的《建言献策参考》，并多次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比如我们最近的一个建言献策得到了习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亲自批示。
通过举办各种学术会议和论坛影响决策
举办学术会议与论坛是智库为国内外政界、学界、企业界等之间搭建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智库可以主动设立议题与议程，并可以通过邀请决策层与会，实现与政策制定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经过专业研究人员精心编辑的会议记录，可以转换成了建言献策、图书、公众舆论观点等。
CCG每年举办100多场活动，其中包括60多场国际化的活动,创办了多个智库活动品牌，比如“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中国人才50人论坛”“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连续十年组织的“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等，国内外嘉宾数万人次参加过CCG举办的活动，不少政策建议在其中产生，不少共识也在公共活动中得以凝聚，CCG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政策。
通过讲课、培训方式来影响决策
在中国，部分重要的专家学者有机会给决策者讲课，对一些重要现实问题进行讲解，阐述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途径也能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比如CCG主任王辉耀博士就曾应中组部的邀请，为中组部机关近300多位干部做国际人才竞争战略的讲座。CCG专家还多次应邀到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央党校等地授课，直接面对政策决策者，对他们进行培训和讲课。
通过发行出版物，影响精英群体，进而影响政策
出版物的影响力可以跨越时空，通过发行出版物，影响精英读者，凝聚共识，智库也可以从此间接实现对政策的影响力。CCG每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5本左右蓝皮书，其中《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等已成为品牌蓝皮书。CCG出版的中英文图书已有几十种，其中，《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一书曾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推荐。
通过与媒体建立联系、搭建自媒体平台，影响舆论
社会智库由于比较灵活，可以积极利用新闻传媒的力量进行议题设置，从而实现对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影响。CCG与《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经济学人》《纽约时报》《联合早报》等国内外近百家媒体建立联系。CCG还搭建了包括中英文网站、博客、微博、微信、推特、Facebook等在内的自媒体平台。CCG可能是国内唯一的社会智库在国际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智库，我们一开始就重视国际媒体的传播效应，在国际舆论领域发出中国智库的声音。
大家可以看到，CCG的宗旨是“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这也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通过影响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国际学术界，从而影响相关政策
国际组织、国际性研究机构对国际社会舆论和公众民意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中国智库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与国际性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联合发布报告等形式，主动设定议题议程，影响国际社会，并进而影响国内的政策制定。
中国不光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在积极扮演制定者的角色。社会智库跟国际上的交往相对更灵活，在全球治理方面发挥更多作用。例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之前与国际移民组织（IOM）联合发布了很多报告（包括每年的《世界移民报告》），还有课题研究、举办研讨会等，在合作过程中与IOM分享了中国在城镇化和人口流动方面有着成功的经验，从而通过与他们的合作推动了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这也是CCG作为社会智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通过影响国际组织，进而来影响国际、国内的政策。
尽管社会智库可以通过上述渠道影响决策，不过，与体制内智库相比，社会智库在政策影响渠道上还存在很多障碍。
2017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专门就社会智库的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对社会智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我建议：
完善政策咨询外包机制，将社会智库政策研究产品纳入国家政策研究课题采购计划。社会智库的研究成果能否在第一时间到达决策者案头，关系到社会智库的良性发展以及整个智库市场的繁荣。建议为各类智库搭建公平竞争的平台，加大政府购买服务支持力度，将社会智库政策研究产品纳入国家政策研究课题采购计划。
扩大社会智库的建言献策渠道。对于具有优异成绩和在权威指标体系表现突出的社会智库可以直接纳入相关部门直接咨询和政策建议来源渠道单位。此外，积极邀请社会智库代表人士成为各界别两会代表人选。
建立旋转门机制。建立社会智库与政府之间常态化的旋转门机制，鼓励政府、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的人员和智库的交流，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可到智库挂职交流，智库的人员也可以到政府机关挂职或任职。
重点扶持一批国家高端社会智库。通过选择一些具备扎实研究基础、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社会智库，纳入国家高端智库试点，作为重点扶持对象，以此带动中国智库市场的百花齐放。
主持人：如果用五力模型区看中国智库，您觉得中国智库的短板在哪个力上？
苗绿：我们将智库的创新运营总结为“思想创新力、研究支撑力、社会传播力、国际输出力和政策影响力”的五力模型，我觉得中国智库目前在社会传播力与国际输出力等方面都有一定差距。
新媒体传播力亟待提升
很多中国智库缺乏宣传推广的意识。这与很多智库具有官方背景，不存在研究经费问题，不需要通过研究成果的传播获得社会资助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很多智库由学术科研机构转型而来，智库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在自己的圈子内部进行交流，缺乏向社会公众传播普及的意识。当然中国社会智库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而且越来越多的认识到新媒体的重要性。
詹姆斯·麦甘曾将大多中国智库的运营比作“黑洞”，因为这些智库没有网站或者网站更新速度太慢，有双语网站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智库非常重视新媒体，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约一半的访问量来自非美国地区，遍及欧洲、北美、亚洲、非洲、大洋洲，有着全球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布鲁金斯学会还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受众需求的改变，对新媒体传播策略进行动态调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形之下，中国智库在新媒体传播方面还需“快马加鞭”。
国际化之路任重道远
从建立智库开始，我们CCG就定位于建立国际化智库。我们的智库名字叫“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在9年以前我们就把我们的名字跟Globalization联系在一起。首先我们研究的话题是中国与全球化进程，包括全球化本身，落实到具体操作中我们也希望不仅仅是内容是全球化的，我们的形式、传播以及整体模式都是全球化的。
我也觉得有一点自豪的是，这么多年来CCG一直在把全球化的概念和意识在中国做一定的推动工作。以至于今天世界在说反全球化，而中国社会更多的是在传播全球化这个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跟我们的推动有一定的关系。
全球化的今天，国外顶级智库不但将研究课题从国内延展到国际，牢牢把握全球话语权，更有许多智库直接将触角伸到国外，像布鲁金斯和卡内基他们在中国都有分支机构和本地化智库。包括“软实力”、“巧实力”不光说他们自己，也在说全球的格局，在全球发声。
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在这方面，中国智库责无旁贷。我们看到，国内一些智库已开始国际化实践如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包括我们自身都在积极进行着国际化的探索和努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智库国际化的速度、深度与广度还远远跟不上新形势下中国国际关系的需要。绝大多数国内智库的研究还囿于一国或一个地区之内，缺乏全球化的思维、国际化的眼光和前瞻性、系统性的研究能力，提出一些能够为全球认可、有全球影响力的政策产品。中国智库还没有制造出像“软实力”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思想产品，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作为智库从业者，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意识，智库可以很好地充当“宣传和交流大使”，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中国创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强中国的文化吸引力与政治影响力。国内智库需要加快国际化脚步，从研究领域、研究视角、人才队伍到传播方式及影响力等方面都实现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
主持人：麦甘的全球智库排名已经成为影响智库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您觉得智库排名是否有意义？中国目前也有很多智库排名机构， 您觉得中国智库排名如何提升权威性和影响力？
苗绿：智库排名还是有它的意义的，当然这是双刃剑，一方面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有竞争的机制，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够提升。
虽然这个排行榜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它是目前能够得到全球公认的最权威的智库排行榜。同时国际的认可也是十分重要的，CCG在这个排名是全球110名左右，这首先让我们知道了CCG在全球的位置，过去我们只知道我们在国内的位置。
国内的排名和国际的排名是不一致的，通过这个不一致我们会发现其中的原因，发现中国人和外国人在智库排名方法上的不同，从而反观自己的工作，我们在国际传播力、国际认可度、国际公共产品的制造上是不是有问题。
智库排名一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来反观自身有什么问题，同时也可以看到别人优秀的地方。排名可以让我们发现互相的差距在哪里？互相的特色在哪里？麦甘的这个排名也有不同的分榜单，CCG在媒体应用和研究质量方面表现优异，而在有些分榜单上中国没有一家智库上榜。通过分榜单我们可以发现在某些方面是不是还有提升的空间，
但是，我们应当避免一拥而上、重复泛滥的智库评价排名，特别是要避免智库、咨询公司等相关机构进行智库排名，防止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影响公信力的现象产生。
对智库的评价，应该由智库领域的专业研究机构从第三方角度进行，科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审流程，保证评价的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以真实反映我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并系统总结评价结果，针对性地提出智库发展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我也呼吁尽早建立中国智库的行业标准，提供全面、系统的智库评价依据，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促进我国智库体系的健康发展。
网友提问：中国智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苗绿：我觉得中国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第一、做任何事情，一个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要跟你从事的事业相匹配。他有没有从事公共政策的热情。公共政策跟学术研究不一样，因为一个决策会决定很多人的命运。我觉得中国的公共政策从业者要树立比较高的情操，有奉献公共政策的情怀。
智库研究员可以从事的事业有很多，例如金融行业、房地产行业，会有很可观的收入，然而智库行业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实现知识分子改变社会、影响社会的目的，这个是所有条件的基础。CCG在延揽人才的时候，有没有公共政策情怀，有没有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毕生的理想，这个是我们最看重的。
第二，要有基本的国际化视野和能力，愿意去学习，愿意不断地去解决问题。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一方面要有较好的英语能力，另外很多同事都是来自社会学、国际关系和经济学领域，同时具备数据分析能力、对问题的客观分析能力。另外，一个优秀的智库人才有机会能去政府锻炼，了解政府决策的过程，可能对未来做研究是有帮助的。
大家可以发现，今天很多优秀的智库领军者，很多都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政府官员转型然后又做过学术研究，最好是还拥有企业运营的经验。这主要是因为智库是一个官产学的平台，所以说如果你懂得政府决策过程，参与过政府决策过程，有了解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同时有不断学习地能力，还拥有国际化视野（包括国际语言、国际文化和国际上的政策制定）、智库运营的经验、筹款能力。另外，还有部分智库人才是从媒体转型的，这在国际大智库也是如此。
CCG还会直接通过自己的实习生来直接培养人才，我们先后有来自10各个国家的优秀实习生，大部分是来自哈佛、斯坦福等世界名校的研究生，大家在互相交流碰撞中产生非常多的思想成果，对我们的研究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也利于我们智库的国际化。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到CCG实习。
感谢你们关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感谢你们关注这个行业，感谢你们关注中国的思想市场。这个行业的未来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更多人的关注，这样才能够把中国的思想市场建立起来，能够在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帮助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族群。
主持人：今天听了苗绿博士的发言，感觉中国智库行业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为了中国更好更强的发展，中国智库行业发展需要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加倍努力，才能赢得更大的发展。
《全球智库报告2016》发布 CCG 在多项榜单中位列中国智库第一 | 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