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内之自强工作，则三十年来，阻碍尤甚，推进尤难，一切大小洋务事业之创建，几无一不遭士大夫之批评与反对者。例多，不拟赘论。兹惟举其关系后来局势最大，而当时又阻碍牵掣最多之海防与铁路两事，以见甲午之败因。
*文章节选自《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2023-3）“第一章 甲午以前政局概观”
以上所举，皆内政方面洋务建设之荦荦大者。其开创多出于李鸿章，而成就亦以北洋为最。以此种种，在当时中国所造成之改变，与夫咸丰庚申以前相较，其进步诚亦不可忽视。然而此等进步与当时列强日新月异之发明相较，与日本维新之大刀阔斧、突飞猛进，以从事全面改革相较，则相形见绌，固远不足以应付外力之侵凌也。当时从事于洋务运动之健者，如李鸿章等对此亦深自知，试检阅甲午以前三十余年来之李氏奏牍、书札，对于中国处境之危，实力之不如人，与夫彻底以西法求自强之不可缓，皆屡屡痛切言之。然而终不能畅行其志者，则当时一般认识之不足，守旧势力横加阻碍牵掣，实为一要因也。守旧势力实代表根深蒂固之传统思想与作风，而以大多数科举正途出身之士大夫为中心。此辈熟谙章句旧学，经国家历年培养选拔，人数极多，全国官绅多由此出。向受国家社会之重视，亦全国才智之总汇。其中颇多以志节自负，廉介自许，对于中国传统之政教根本、治术精华了解较深，思想教养，亦师法前哲，自有其风采境界，为士林所宗奉，在全国有极大之潜势力。迨欧风东渐，洋务继兴，此辈人士遂亦大受刺激。彼等大都与外国人少有接触，对于中西实力之悬殊，颇无所知，亦几于无法想象。惟见外人之活跃强横，无孔不入，而我方则迁就屈辱，勉求息事，愤懑莫名，遂自然归咎于当轴大臣之畏怯无能，甚而诋为汉奸。中外有事，此辈则攘臂言战，迨事不利，则归之于用人不当。惟其不审外敌之强，故亦不知中国之弱与危，因之，对于李鸿章辈所竭力从事之洋务建设，亦大多不以为然，而尤嫌其靡费，且惧其他日足以破坏彼等所认为无可改易之社会秩序焉。加以洋务建设之内容，又特重士大夫所不屑为之奇巧技艺与夫孜孜为利之事业。经办之人，多出身杂流，又常经手巨款，贪污亦所不免。于是益为此辈所不齿。士大夫以科举为进身之阶。其高第则入翰林，次则授部、院、司、员，再次亦得补地方州县，逐次升迁，皆有出路。固无须借洋务以自显，遂亦得鄙夷之以自高。而京内之翰、詹、科、道，各省之学使、考官，以至于书院山长，皆由此辈掌握，内外相应，以论议时政，臧否人物，号称“清议”。声势之盛，上足以耸动君上，鞭策执政；下则领导全国士子以为声援。此一强大之舆论力量，在甲午以前，盖为守旧势力阻碍、牵掣洋务运动之一重要武器也。观此，并前引李鸿章之疏，洋务工作经始之难与阻力之大，亦可概见矣。而总署考选正途，习天文、算学之议，虽奉旨准行，而士大夫则“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而投考者遂寥寥无几。士大夫之不亲洋务如故，而放言高论亦如故。于是“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遂成一时之“世议”矣。
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既如此格格不入，于是三十年来，二者之冲突遂无已时。举其大者：对外方面，如同治九年之中法天津教案，曾国藩即以惩凶主和，大遭士大夫诟厉。以后光绪元、二年间之中英滇案，光绪五、六年间之中俄伊犁交涉，光绪九、十年间之中法战争，守旧士大夫皆力主强硬，痛斥总署王大臣与李鸿章等之让步谋和政策。而中俄伊犁交涉之终得改约，中法战争之和前小捷，尤使此辈主战论者得所依据，以归咎于李鸿章辈之畏怯无能，以致丧权辱国也。下至甲午，中日事起。李鸿章之主和政策乃益不能为士大夫所谅解。盖对欧西列强，中国自承不敌，犹可说也。东邻蕞尔之日本，则向为中朝所轻视者，今乃亦敢向中国为无理之挑衅。而李鸿章对之，竟亦欲让步谋和，此则益非士大夫所能堪矣。自朝鲜壬午之变（光绪八年），吴长庆率军定乱，留驻朝鲜之后，中国方面，朝野清议即颇有主张东征日本，进窥琉球者。而李鸿章等于比较敌我实力之后，则以为“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目前惟当“精修武备，力图自强”。而“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壬午以后，又继之以甲申之变（光绪十年），又为袁世凯以迅疾之手段平之。此二役，中国皆得稍占上风，绝日人觊觎之谋。甲申变后，遂有中日之乙酉（十一年）天津条约。而朝鲜遂得维持将近十年之安定。至于约中规定：嗣后朝鲜有事，中日出兵相互知照一点，今人认为中国最大之失策者，在当时则无论和战新旧诸派皆未能辨之也。乙酉以后，日本之自强工作益为积极。明治十九年（光绪十二年）财政改革以后，国家收入与年俱增。陆海军亦迅速扩充，装备编制，精进不息。愈近甲午，成效愈著。而帝国宪法亦于明治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颁布，议会随之召开。对中国作战之准备则尤着着进行，以求贯彻其大陆政策。明治维新
中国之士大夫于此则懵然无知。而甲午战起，和战两派观点之分野，亦即在于对日本之认识与估计迥然不同也（参看本文第二章一、二两节）。且犹不仅学士、大夫之轻视日本也，即身为湘军元老、久任兵事之两江总督刘坤一，在战事初起时，亦以为“日本国小民贫，并力一举，其势断难支久。将来待其困毙，自易就我范围”。而主张“务在痛予惩创”也。关于国内之自强工作，则三十年来，阻碍尤甚，推进尤难，一切大小洋务事业之创建，几无一不遭士大夫之批评与反对者。例多，不拟赘论。兹惟举其关系后来局势最大，而当时又阻碍牵掣最多之海防与铁路两事，以见甲午之败因。同治中兴，首致力安内。四年，太平天国覆败。七年，捻平。十二年，陕、甘、云南诸回起事皆平。次年正月，贵州苗变亦平。于是国内局势始大定。十三年，中日台湾生番事件起。九月，事定。中枢始筹议海防，以总署所拟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下各省疆臣议。至光绪元年，而中英滇案又起，于是沈葆桢、李鸿章始奉命兼督南北洋海防。然海防创办工作，随在需款。中国财政沿袭旧制，未经改革，收支本极有限。又久经大乱，国用益艰。故每办一新政，常为饷力所困，辗转挪移，支绌万状。李鸿章于同治十三年复奏筹议海防六条之疏（见前引），论及筹饷时，以为：“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而主张：为目前筹饷计，亟应收束新疆军事，对诸回部遥事羁縻，核减出塞之军，而即以节出之饷，开办海防。盖“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而中国则“只此财力”，势不能“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也。然此一筹饷大端，终未能为中枢所接受。而左宗棠西征，且绵延数载，大军纷纷出关，海防经费亦多抵拨西征军饷。直至光绪五年，始底定回疆，于中国固为一重要武功。而海防工作则因之蹉跎岁月，几于无所建树。光绪五年以后，始着力筹建海军，订购铁甲舰。中经中法战役，经验犹新。于是醇亲王当政，主持于上，海军经费始有的款。海防工作，一时尚称顺利。（参看本章前文）然光绪十四年以后，直至甲午，则又未尝添购一船。盖自光绪十二年订购四快船后，海军经费遂渐拨修三海及颐和园矣。至光绪十七年，颐和园成。户部则以“库款支绌，亏短甚巨”，奏准饬令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即以所省价银解部充饷。并令全国勇营一律裁减一成，以“筹补库储”。于是海军提督丁汝昌等屡请添购快船、添置快炮于各舰之议，遂亦因此无由实现。而日本此时则自明治二十二年（光绪十五年）以后，正分年购造新舰。下至甲午，已达九艘之多，速度与快炮设备，皆远胜中国。于是甲午战争一起，而海上遂任人横行，并终成中国海军覆败之致命伤矣。
“致远”舰，甲午战争中，管带邓世昌英勇作战、与舰同沉……一日，余密告相国曰：北洋用海军费已千余万，只购此数舰，军实不能再添，照外国海军例，不成一队也，倘一旦有事，安能与之敌？朝官皆书生出身，少见多怪。若请扩充海军，必谓劳费无功，迨至势穷力绌，必归过北洋。彼时有口难诉。不如趁此闲时，痛陈海军宜扩充，经费不可省，时事不可料，各国交谊不可恃。请饬部枢，通筹速办。言之而行，此乃国家大计，幸事也。万一不行，我亦可（自）站地步。否则人反谓我误国事矣。相国曰：此大政，须朝廷决行，我力止于此。今奏上，必交部议。仍不能行，奈何？余复力言之。相国嗟叹而已。……
观此，当时任事之难，与夫掣肘之甚，可以略见。而关键尤在于饷之难筹。统筹饷项，权在户部。自光绪十二年以来，户部尚书为翁同龢，而翁则当时清流士大夫之魁首，后来甲午时主战派之首要人物也。其对洋务，自无由同情赞助，而海防工作之重要性与迫切性，尤无从体认。已用之款，犹嫌其靡费。欲其更加增筹，自无可能。盖户部之筹饷，又实为守旧势力牵掣洋务运动之一重要武器也。
中国之创议大兴铁路，始于光绪六年淮军将领刘铭传。其着眼点主在军事，其奏疏中述修建铁路之意义与办法曰：……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以及行旅、厘捐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驱，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虽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各省兵饷主于各省督抚。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造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节饷裁兵，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方今国计绌于防边，民生困于厘卡。各国通商，争夺权利，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并无洋票通行之病。裕国便民之道，无逾于此。……今欲乘时力办，莫如议借洋债。借洋债以济国用，则断断不可。若以之开利源，则款归有着，洋商乐于称贷，国家有所取偿。息可从轻，期可从缓……查中国要道，南路宜修二条。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宜由京师东通盛京，西通甘肃。虽二费浩繁，急切未能并举。拟请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议修之电线相表里。……事关军国安危大计……若辗转迁延，视为缓图。将来俄约定后，筑室道谋，诚恐卧薪尝胆，徒托空言，则永无自强之日矣！……
此疏一上，士大夫反对之议大起。中枢下南、北洋议。李鸿章力主之。而南洋刘坤一则以妨害民生厘税为言。终以朝臣谏止者众，诏罢其议。迨至甲申（光绪十年）中法之役以后，执政始渐知铁路关系军事至重，李鸿章、左宗棠等先后再请修铁路。至光绪十三年，始由醇亲王之主持，由海署请准扩展开平至阎庄之商办运煤铁路，西至大沽、天津。然后再东向展修至山海关。次年，天津、唐山间修成，于是李鸿章因商民之请，又创议修天津通州一段，以通漕运，便军事。已请准施行矣，而士大夫之反对又大起。奏疏、函牍纷然并举，要旨不外资敌、扰民、失业三大端，或则主张移修边地，毋近京畿。中旨下军机、海署议。醇亲王、李鸿章等复奏痛驳之，仍主修建。又下各省疆吏议。于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创为调停之论，建议停修津通，改办芦汉，遂为中枢所接受。张寻亦调任湖广总督，与李鸿章分头兴办。时光绪十五年也。次年，因东北边事亟，又从海署议，移芦汉铁路款，先办关东铁路。于是唐山以东，遂又展修。下迄甲午，全国干线仅天津至山海关一段。此外则刘铭传在台湾所修基隆至淡水六十里之路而已。迨甲午战起，遂仍蹈中法前失，调兵运械几遍全国。而以交通不便，除津榆一段外，皆稽延时日。影响于军事者，盖非浅鲜也。综上所述外交内政两方面，可见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二者间抵触之甚。李鸿章为当时推行洋务工作之首要人物，故与清流士大夫之冲突亦最多，遂亦最成矢的。士大夫对于彼之一应措施，既不能了解其意义，于是猜测横生，而李氏遂亦“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下迄甲午，主战士大夫之对李氏全不信任，必欲去之而后快，盖无足怪也。（参看第三章一、二两节）李鸿章从贤良寺乘轿出发,去进行议和谈判
以上所述，皆洋务运动与守旧势力之对立冲突也。然二者之间，亦颇有因认识程度之异，而介乎其中者。如左宗棠、张之洞，其尤著者也。大致言之，彼等在内政方面，亦热心讲求洋务，主张仿行西法，以求自强；然在外交上，则力主强硬，往往批评洋务派之过于软弱。因而为舆论所称诵，而为李鸿章斥为“要誉”者也。在平时，洋务工作，颇因此辈之协助而得稍增成效，然对外有事时，则亦益增当轴之困难。清流士大夫之中，其认识固亦各有程度之别。其中亦颇有留心外事、见解较新者，如甲申以前张佩纶辈，甲午以前之文廷式、张謇等，皆是也。特其所讲求之洋务，大都着眼于国际情势之纵横捭阖，而不甚注意于人我国力之实况，与夫增进中国国力之实际办法。故其分析当道举措之一时得失，往往言之成理，颇动视听；而与实际任事之人如李鸿章辈，则又常相水火。虽亦侈谈洋务，而与实际之洋务工作，则无甚关联。然此辈在士大夫之中，则又实为倡导风气之人物。张之洞亦出身其中，而尤为前导，其作风亦始终与李鸿章辈相异。迨甲午败后，此辈之认识较前有进，遂成为晚清时期推行新政之主流矣。张之洞
洋务运动，外在阻力之大，由上文已可概见，而内部则亦问题重重，往往事倍功半，不能精益求精。盖事属初创，工作人员之技术、知识皆有未足，效率自难苛求；而风气犹未大开，自好之士，往往难至，黠慧之徒，睹洋务为利薮之所在，则趋之若鹜，终于流弊暗生，名不副实。下至甲午战起，亦颇食其果，而尤以有关军事者为最（参看第二章第四节、第三章第三节），凡此，其关键皆在于人才之难求。李鸿章早于同治十三年议海防时，即痛陈培养人才之重要曰：……抑臣更有陈者：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军务肃清以后，文武两途，仍舍章句、弓马，末由进身。而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而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臣愚以为……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现在京师既设同文馆，江省亦选幼童出洋学习，似已辟西学门径。而士大夫趋向犹未尽属者，何哉？以用人进取之途，全不在此故也。……
此下，则提出具体办法：请于沿海省份设洋学局，招收生徒，讲授西学，然后优予出路，使与正途无异。以为如此，则二十年后，人才可出。然此等主张，并未为中枢所采用。而才难之叹遂常为李氏之感慨。光绪二年与刘秉璋之函曰：从前每觉才多，今名位已极，责任尤重，恒无可用之人。独来独往，将何已时？为之三叹！……
目今解事人少，办事人尤少。鸿章实有才难之叹！——外间每疑鸿章用人似滥，不知节取器使，稍窥古人略短录长之义。津沽耳目切近，尚能随时督查训励，若鞭长莫及之地，自非有独当一面之才，不敢轻于付托。区区微忱，愿资刍献。……
人才之难如斯，下至甲午战时，虽区区之洋务建设，又安能期其尽所用也！
ISBN: 9787108073075 定价: 89.00元
本书脱胎自石泉教授受业于陈寅恪先生时撰写的硕士论文，完成于1948年。历经半个世纪的历史风雨尘埃冲刷掩埋后得以问世，初版于1997年。此次再版，面貌一新。旨在使这部经典之作臻于完善。
作者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通过对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内部政治情势演变的考察，阐明甲午战争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的演变相表里。本书概述谨严宏阔，立论警辟深刻。作者辛勤探索之所得，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为我们了解民国学人如何看待晚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识别二维码购买
「3fu置这个 a:/₤CEXmc9uWeYG¢回淘Ьáò」打开手机淘宝，进入三联书店天猫旗舰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