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骚艺术对古典诗文的创作一直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汉唐时期更为显著。韩愈大变八代之文的新创造，很重要的一点即是改变了屈骚长期影响下所形成的抒情范式。他的古文不乏感激怨怼之辞，却没有简单因袭屈骚之怨刺，而是呈现出“抑遏蔽掩”的新旋律。屈骚之变在杜甫的诗歌中也颇为明显。杜甫立足其独特的儒家伦常体验，改变了屈骚艺术中的愤激怨刺之情，形成沉郁顿挫的抒情特征。韩文杜诗所以能开创艺术新局、垂范后世，与其改变屈骚传统、探索新抒情范式、塑造新审美的努力息息相关。这一点如果和深得骚体精髓的柳宗元做一对比，可以有更深的体会。
*文章节选自《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刘宁 著 三联书店2023-10）
北宋苏洵对韩愈古文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评价：“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近视。”（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后世论者普遍认为，其中的“抑遏蔽掩”道出了韩文雄壮中的深沉、磅礴中的掩抑，颇能探得韩文之妙。很多深入韩文三昧的人，也从各种角度回应苏洵的见解。明代茅坤认为韩文浑涵，胜过“卓荦峭直处，但太露气岸”的柳文；清代文论家储欣称赞韩文“俯仰呼应处，深意顿挫”；余诚则认为韩愈“笔意曲折浑涵，绝不轻露”。近代大力提倡古文的林纾，自称涵泳韩文达四十年，其古文创作也被昌黎笔意潜移默化，初识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时，吴就称赞他的古文“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林纾《赠马通伯先生序》）。吴沿用苏洵“抑遏蔽掩”之语来评价林，这是对林纾学韩而能入于精妙的高度肯定。苏洵所谓“抑遏蔽掩”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为什么后世论者以此为韩文妙境而倾心不已？力大思雄的韩文，有着长江大河一样奔涌的气势，这条大河又在什么意义上让人感到深沉与含藏？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事实上，诚如历代论者所言，如果没有这种深沉而徒逞气势，韩文就不成其为韩文，就不会成为有着强烈感染力、深受推重的文章典范。“抑遏蔽掩”作为韩文所树立的新美学范型，与充满锋芒的屈骚艺术迥乎不同。韩文形成如此风貌，并非因作者缺少激越不平之气，事实上，韩愈为文多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但许多更为内在的艺术追求，令韩愈古文呈现出“不怨之怨”与深意顿挫的独特面貌。
韩愈大量古文作品都充塞着不平之气，但韩愈本人在《上宰相书》中只把自己的某一类作品称为“感激怨怼奇怪之辞”。这篇《上宰相书》作于贞元十一年，韩愈此前的作品传世不多，无法判断他自己定义的“感激怨怼奇怪之辞”是什么样的文章。后人一般将《进学解》《送穷文》《毛颖传》《石鼎联句序》等视为这样的文章。事实上，这些文章可以说是“奇怪之辞”，但倘若衡之以“感激怨怼”这一标准，那么韩愈的大量作品都是很符合的，它们也充分体现了韩愈的不平之鸣。韩愈的不平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其中最核心的，是为自身与天下志存古道之士的有才无位而愤郁。《进学解》《送穷文》两篇“奇怪之文”自然是最典型的代表。韩愈集中《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三篇辞赋作品，也鲜明地抒发了身世之叹。此外，韩愈许多书、序、墓志铭、祭文、厅壁记等实用文体的创作，也常为自己和他人一发志士不遇之悲，特别是大量与友人来往或干谒权贵的书信，尽达内心之款曲，是韩愈不平之鸣最细致而真实的体现。自春秋战国以来，随着士阶层的兴起，士自身的发展与政治权势之间的矛盾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不遇之悲也成为士人人生反思与艺术创作的重要内容。屈原的《离骚》强烈抒写失路之悲，影响深远。诗人对自己忠心被谤、怀才失位的遭遇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对理想的执着、对自身高洁品格的自信、对怀王的忠恳、对故土的眷恋、对自身遭际的愤郁，交织成宏大的旋律，显示出巨大的抒情力量。其中所体现的坚贞与执着，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回应人生失意的坚强声音。韩愈对贤人失路、寒士屈抑所表达的不平，以及由此激发的感愤，同样回荡着这一强音。只是就具体的抒情方式来看，韩愈的不平之鸣，与《离骚》的牢骚之辞多有不同。《离骚》的感情热烈而奔放，主人公的形象光华而高洁。无论是屈原对自身高洁品行的坚定自信、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还是对谗毁小人的愤怒与憎恨，都表现得激扬澎湃。虽然屈原自拟弃妇以抒发被君王疏远的痛苦，语致哀婉缠绵，但这一比喻有特定文化背景，并不包含人格上自我屈抑的意味，因此，《离骚》全篇对诗人主体人格形象的表现仍然是光华而高洁。诗人迥脱凡俗，对理想有无比的执着，面对恶浊的时世和艰难的处境，宁可献出生命也绝不改变操守。诗人自比于香草与美人，而将谗毁的小人喻之为恶草，并将这一比喻反复渲染与铺衍，在君子与小人、正直与邪恶激烈的冲突之中，将怨愤之情、失路之悲抒写得波澜壮阔。
巫山神女峰（图源：《诗与它的山河》萧驰 著 三联书店刊行）韩愈的不平之鸣，虽然也有动人心魄的力量，但艺术表现上不像《离骚》那样奔放，而是多了低回吞抑之气，内心的愤激往往以曲折的方式来展开。《离骚》不遗余力地表现自身的美好，韩愈却时时以自嘲的笔调写到自身，如其最典型的“感激怨怼奇怪之辞”《进学解》与《送穷文》，前者有大段文字嘲笑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行虽修而不显于众”，并称自己能“月费俸钱，日糜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已属大幸，绝无非分之想。这些话，尽管在读者看来，处处暗藏讥世之意，但毕竟是以自嘲、自讽之笔出之，绝不同于屈原自述人格高洁的自信笔致。《送穷文》描绘五个穷鬼，并且以穷鬼的无赖之状写自己对穷鬼驱而难去的窘迫，富于奇趣的笔墨生动地传达了自嘲的姿态。当然，读者在其中可以读出作者的倔强、傲岸，就这种傲岸本身来讲，与屈原之《离骚》并无不同，但令人感兴趣的是，韩愈为什么要以这种自抑的笔墨来曲折地表现其内心的孤傲呢？也许人们会将《进学解》《送穷文》视为游戏文字，将其中自嘲的怪异笔墨视为作者的“一时之好”，但倘若我们放眼韩愈的其他“感激怨怼”之文，会发现韩愈经常以卑抑的笔调写到自身，如《与李翱书》云：仆之家本穷空，重遇攻劫，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归托乎？舍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将安以为我谋哉？此一事耳。足下谓我入京城有所益乎？仆之所有，子犹有不知者，时人能知我哉？
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嗟乎！子之责我诚是也，爱我诚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尧舜已来，士有不遇者乎？无也。子独能使我洁清不污，而处其所可乐哉？非不愿为子之所云者，力不足、势不便故也。
在这里，韩愈谈到自己“日求于人”的无奈，迫于生计而不能“洁清不污”的痛苦，写尽了自己最无能、无力、无助的一面。韩愈另一篇发乎真情的文字《祭十二郎文》，在无尽的痛悔之情中，也流露了自己汩没于世路奔波、身不由己的无力与无助。自己对于最亲爱的人，竟显得如此薄情。由此可以看出，《进学解》与《送穷文》中自嘲的笔调并非“一时之好”，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韩愈的自我体认，而这与屈原式的自我体认是非常不同的。韩愈不平之鸣的吞抑之处，还来自对“怨”这种情绪的独特处理。《离骚》充满自伤身世、指斥谗佞的怨激之辞；而韩愈的不平之鸣，虽意在愤世，行文中却并不像《离骚》那样着力渲染牢骚之情，其内在之“怨”，经常通过表面的“不怨”来传达。例如《进学解》与《送穷文》，字句间有无限愤郁，但表面的文字，却处处在平息自己的怨气，表白自己的平和与知足。字里字外形成奇妙的张力。韩愈不喜铺张表面的刺世嫉邪之辞，不像《离骚》那样直斥谗邪，其笔致是吞抑中的激荡、含藏中的发扬。有些作品甚至将一腔感愤寄托在不动声色的文字之中，仿佛列焰化作沉郁的地火，如《蓝田县丞厅壁记》，韩愈在其中刻画了奇行之士崔斯立在无所事事的职位上的痛苦与压抑，寥寥数语写尽多少感愤与不平。这一笔法与自嘲的笔调，共同展示出与《离骚》的显著差异。韩文中还有一些庄重正大的不平之辞，其中的“不怨”则出自深刻的精神寄托。我们不妨从韩愈直接标举“不平则鸣”的《送孟东野序》来开始对这一问题的观察。《送孟东野序》一向被认为是集中体现了韩愈不平之鸣的文章。经历了多年的科场坎坷，孟郊年届五十才得一卑官。在赴任之际，韩愈写下这篇文字来劝勉。此时孟郊内心一定充满人生失意的痛苦，而作为相知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韩愈也必能深切体会。这篇送行文字，本可以直斥谗佞之当道，感愤有司之不公，这是《离骚》着眼的视角，但韩愈并没有将它写成“无韵之离骚”，而是气势磅礴地申发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一段宏大的议论。韩愈此文所谓的“不平”，究竟是专指坎懔愁怨、愤激不平，还是既包括愤激愁怨，也包括“鸣国家之盛”的欢乐之鸣，历来论者颇有争议。持前者观点的，以宋人洪迈和清人何焯为代表。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说：“吾终疑‘不平则鸣’四字与圣贤善鸣及鸣国家之盛处，终不能包含。”持后者观点的，以钱锺书先生为代表，他说：“韩愈的‘不平’和‘牢骚不平’并不相等，它不但指愤郁，也包含欢乐在内。”前一种观点有很大影响，但由于后一种观点更符合文义，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表示赞同。然而值得思考的是，如果韩愈所谓“不平则鸣”，不仅仅指坎懔愁怨之情的抒发，那么文章开篇这一大段议论，无疑就有些游离为为孟郊失意之悲而感愤的主旨，有的学者因此批评韩愈此文立论有失严谨。其实，如果从韩愈抒写“不平之鸣”的独特手法来理解此文的行文逻辑，上述争论就可以获得协调。韩愈“不平则鸣”的议论，就其所表述的理论内容来讲并无特别的深意，不过是用新的方式表达了人心兴发感动、触物起情这一传统认识，其中当然既包含愤激之鸣，也包含欢乐之鸣。韩愈的立论之所以囊括了悲哀与欢乐的情绪，就在于他要以宇宙万物兴发感动这种普遍的现象，来树立高绝而神圣的天命，其不局限于愁怨而着眼于万物兴感的常情与一般，正体现出立论的宏大。他认为，志士的价值在于与天命相合。他所希望于孟郊的，是要将个人安顿在这个伟大的天命之下。韩愈不无傲岸地指出，在历史上，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最善鸣，也才最能体现天命。魏晋以下之人，“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自然去天命愈远；而孟郊虽是一介寒士，但他是善鸣者，身上体现着伟大的天命。《送孟东野序》没有斤斤于牢骚怨艾之辞，全文从宏大的天命立论，以纵横开阔的笔墨概括古今善鸣者的伟大价值，只在结尾处以“东野之仕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将孟郊的失意在看似不经意间一笔带过。韩愈要用伟大的天命激励孟郊，令其心胸恢廓而淡然于一时得失。钱基博对此文有一个极为精妙的点评，他说此文：凭空发论，妙远不测，如入汉武帝建章宫、隋炀帝迷楼，千门万户，不知所出；而正事正意，止瞥然一见，在空际荡漾，恍若大海中日影，空中雷声。
在钱氏看来，宽慰孟郊之愁怨，这是此文的“正事正意”，然而韩愈没有斤斤于此。他对“不平则鸣”的磅礴议论，全然着眼于天道之常，似与具体的牢骚怨艾全不相关，仿佛是在长篇书写一种“不怨”之语。其树立天命的高绝立意，“如入汉武帝建章宫、隋炀帝迷楼，千门万户”，广大开阔。具体的人事牢骚，不过在高绝的立意中瞥然一见。这就形成了“不怨之怨”的独特笔致，易楚骚之激越而为抑遏深沉。然而，韩愈对天命的标举，并非要消弭志士之悲的锋芒，而是在天命的背景下，充分肯定志士之悲的价值。因此在“不平则鸣”的磅礴议论里，读者还是能深刻地感受到愤激时世的不平，只是高绝的立意含藏了愤激之辞的表面锋芒，使之传达得更加深沉。韩文“不怨之怨”的力量也正在于此。类似这样的笔法，还可以见于《送高阳齐皥下第序》。文章对齐皥因受连累而下第深感不平，但行文先以大段文字论述“古之所谓公无私者，其取舍进退，无择于亲疏远迩”的道理，再写到齐皥对自身的遭遇没有一丝怨恨之情，由此赞扬其乃“公无私者”。文章虽不乏对当世的批评，但并没有斤斤于怨愤之辞，而是着力标举“公而忘私”的境界，其对时世的愤激之情，因含蕴在文章高绝的立意之中而更显沉郁。
韩愈古文之深意顿挫，还体现在命意的委婉。其千古传诵的名篇《送董邵南序》，就是其中最值得玩味者。董邵南科举坎坷，人生陷入困境，不得不远赴河北投靠藩镇以求得进身之路。河北藩镇对中央朝廷怀有异心，从忠于唐王室的角度来讲，董的做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其选择的不妥与失当，显而易见。韩愈完全可以对他直接加以劝阻和批评。然而这篇临别赠序，完全没有简单地从讥责落笔。其行文没有一句批评，反而一步步劝勉鼓励，但在劝行中暗寓规谏和阻拦。吴楚材、吴调侯称此文“仅百十余字，而有无限开阖，无限变化，无限含蓄”（《古文观止》卷八）。其开阖变化处，就在于明送而暗留。那么，韩愈靠什么来挽留董呢？清人林云铭认为：“通篇以‘风俗与化移易’句为上下过脉，而以‘古今’二字呼应，曲尽吞吐之妙。”这个看法注意到韩愈以河北风俗的变化，来提醒董邵南不要一意孤行，不要对河北抱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以“古今”勾连意脉还只是形式上的巧妙，韩愈的深刻用心，在于着眼董邵南之为豪杰来立意。文章开篇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知其必有合也。”韩愈没有把董邵南视为一个仅仅到河北去谋求仕途出路的落魄士子，而是将其视为“怀抱利器”、身负才识的豪杰之士。董希望奔赴的河北，则是“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的豪杰之地。豪杰之士而到豪杰之地，韩愈相信他一定会遇到知音、改变际遇。然而文章进一步从古今变化落笔，疑虑燕、赵作为豪杰之地，是否早已不复往昔。这种从豪杰之士落笔的立意，正大而委婉，没有将董邵南远赴河北的行为视为一种功名利禄的寻求，而是看到其中英雄落魄的失意与无奈。韩愈深知，功名利禄之徒，不会以投靠藩镇为耻；而只有道义为守的豪杰之士，才会懂得去就与操守。他写作此文，就是要唤起董邵南心中的豪杰之气。他相信作为豪杰的董邵南，一旦看到今之燕、赵早已不复往昔，一定会幡然悔悟。文章最后一段，更直接点出豪杰之士当报效朝廷的命意：“吾因子有所感矣。为我吊望诸君之墓，而观于其市，复有昔时屠狗者乎？为我谢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文章对董的河北之行，一步步写来皆是劝勉，而劝勉的种种，其实都是在逐步唤醒其心中的豪杰之气，盼其能以豪杰自立而醒悟自己此行之不妥。如此委婉的规谏，显然已不仅仅是辞章布局的巧妙，而是与董邵南在精神上以豪杰相待而期其自省的良苦用心。
蓝田- 蓝关驿古道位置所俯视的终南诸峰（图源：《诗与它的山河》萧驰 著 三联书店刊行）韩文澎湃激情中的沉郁，还表现在深沉的自责与自律。他的《祭十二郎文》就饱含深深的自责。因游宦在外，韩愈对老成生病的情况没能及时了解，更没有料到老成如此年轻竟然这么快就撒手人寰。老成于贞元十九年（803）去世。韩愈从贞元二年到长安求仕，至此已经在仕进之路上奔波十几年，饱经坎坷，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在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中，他没有一味倾泻怀才不遇、人生失意的愤激，却为自己没能照顾好老成而深深自责：“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这段悲怆的文字，是整篇文章的高潮。千百年来它撞击在无数读者的心上，是古今祭文中最沉痛的旋律。深长的凄怆无奈中，回荡着无法宽释的自责，令人沉痛难以自拔。其实，世路身不由己，无法照顾好家人，别人不会以此苛责韩愈，韩愈却以此“苛责”自己。在这种苛责里，我们读出了他对亲人的爱，更读出了他永不放弃的对责任的承当。而这样的自我“苛责”，难道不正是人面对死亡和命运永不放弃的抗争、永不放弃的尊严！当然，在凄怆的祭悼中，仍然回荡着作者对自己坎坷遭遇的无奈与不甘，但如果只有愤激的失意之悲，而没有作者在深沉自责中的承当，就不会形成此文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作为祭文中的“千年绝调”，文章所书写的，是精神的痛苦，更是精神的悲壮，唯有悲壮，才会撞响艺术的洪钟大吕。委婉的劝谏、深沉的自责，这些独特的笔法，在更丰富的意义上呈现了韩文“不怨之怨”的深刻内涵，让韩文于奔涌中有低回、澎湃中有沉郁。这正是苏洵所谓长江大河“抑遏蔽掩”的体现。这种独特的文风，体现了韩愈强烈的淑世之心，以及对道德内守的深刻追求。韩愈关切世事，心中有愤激，有不平，然而他同样非常关注士君子要以道自守，立身高远，不要斤斤于外在的、一时的荣辱得失。在《答李翊书》中他说：“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他期望士君子追求精神的自立，不要被他人的好恶所左右。在谈到古文学习体会时，他认为一个有志于学古文的人，一定立意高绝、以圣人为法，必须摆脱时俗趣味的干扰；甚至提出，如果时俗之人称赞自己，那就深可忧虑，因为这说明自己古文的造诣还很有欠缺：“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在《与冯宿论文书》中他说：“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不疑耳。” 这种对外在毁誉全然蔑弃的态度，造就了韩文傲岸的骨力，也是他能含藏愤激的锋芒而使文风趋于浑涵的原因所在。强烈的用世之心与高绝的内圣追求，这两者在韩愈身上形成微妙的融合。在《答陈生书》中，他劝慰失意的陈生：“贵贱穷通之来，平吾心而随顺之，不以累于其初。”然而，韩愈真能彻底做到“平吾心而随顺之”吗？在《答李翊书》中他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然而韩文似乎并非纯然的“蔼如”。事实上，强烈的忧世之念，使韩愈难以摆脱世事不公所带来的愤郁不平，但内圣所追求的精神超越与超脱，让他的愤激有了顿挫和内敛。清代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称韩文“雄硬直达之中，自有起伏抑扬之妙”，韩文“不怨之怨”这种饱含张力的笔法，就是其文风张力、精神张力的折射。在韩文流传的一千多年里，苏洵的“抑遏蔽掩”之说获得无数响应，成为极经典的评语。 “抑遏蔽掩”作为一种更为深沉内在的抒情范式，成为宋代以下文章创作广为取法的新典范。韩愈不仅开创新的思想，更塑造新的情感审美。他对屈骚艺术的改变，从精神气质上大变八代之文。提出新的思想固然不易，但塑造新的神韵气格更为艰难。韩愈的新创造，令中国文化神思俱变。▼
ISBN：9787108076533 定价：69.00元
本书以贯通中国文章史、思想史的视野，对韩愈通过“文教”传统在中国思想史和中华文明史上的重大贡献，做出了独到而深入的发明，从成体之功、造语之力、文道追求三个主要角度，全面探讨了韩愈古文在文体、文法、语言、观念上的新创，以及这些创新与其儒学复兴思考的深层联系，揭示了韩愈古文深邃丰富的思想世界。
书中详细讨论了韩愈追求拟圣、追寻定名、讲求开放师道、推重天性忠诚等思想特质与其古文成体之功的深层关联，分析了其语言创新所体现的激进追求与超越力量，同时深入探究了韩愈对“文道观”的全新建构。这些观点不仅激活了韩愈的思想能量，也光大了唐代在中国的精神传统和思想史上的启示性地位，并对“唐宋变革说”提出了新的回应和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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