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襟即玄圃，笔下成琳琅：周裕锴先生著作系列 | 2019上海书展上的复旦社
2019.08.13
第491次推送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周裕锴先生，在唐宋文学研究、苏轼研究、阐释学研究、禅学研究等诸多领域皆有卓越建树，蜚声国内外学术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版了十余部相关重要专著和论文集，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创造了新的格局与气象。
周裕锴先生近照
2017年9月至今，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周裕锴禅学书系”之《禅宗语言》《中国禅宗与诗歌》《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禅宗语言研究入门》、“周裕锴阐释学书系”之《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等五种专著，获得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及好评。
《中国禅宗与诗歌》《禅宗语言》
《文字禅与宋代诗学》三书书影
以上诸种著作，之前皆由大陆和台湾的多家出版社初版、再版，并获得了一系列荣誉奖项，在海内外学界得到普遍赞誉，影响甚巨，例如日本驹泽大学禅宗研究专家小川隆教授曾称《禅宗语言》“是我一直崇拜的四大经典”之一（小川隆《禅思想史讲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应广大读者之需，复旦大学出版社以个人丛书形式推出各书精装版，并在旧版基础上作了若干修订、补充，将更为精良的版本呈献给读者。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书影
周裕锴先生著述的显著特点，一是打破以往研究中一些坚硬的壁垒，注重古今、中西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纵横贯通，将研究对象更多维、更立体、更深入、更真实地呈现出来，且这种贯通，并非生拉硬扯的牵强比附和套用，而是建立在彼此之间内在学理性、逻辑性联系的基础之上；
二是往往在看似寻常处见出奇崛，从一些以往大家都比较熟悉甚至不屑一顾的文献史料中挖掘出新的内涵，作出别出心裁的解读，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
三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既有宏观建构的高屋建瓴，又处处显露出微观考证、微观分析之严丝合缝。
作者立足于“历史的遗址”——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各种文本本身，从文献出发、从历史出发，恰到好处地运用文献学、语言学、敦煌学、阐释学、文艺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尽可能切近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及其背后的意义，进行科学的理论建构，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并且，这种挖掘、阐释与建构，其用语和行文不是枯燥的、冰冷的、玄学化的，而是诗意的、有温度的、亲切的，文字本身即带给读者心灵的宁静及美的享受。
《禅宗语言研究入门》书影
相信这些著作，会让每一位阅读它们的读者满载而归：或找到长期以来所困惑问题的一个最具“或然性”的答案；或从以往司空见惯或枯燥乏味的材料中看到别样的旖旎风景；或找到一把破解那些荒诞怪异的禅语密码的钥匙；或得到研究方法、研究视野上的启迪；或从中获得不少论文选题上的灵感，开拓出新的研究空间；或即便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浅尝辄止，也能由此而获得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理性认知，领悟到一些人生智慧，感受到作者优美流畅、睿智凝练的行文语言的魅力与美。
周裕锴先生近照
精 彩
书 摘
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这个比喻大致是不错的，文本的内容好比绣花图案，好的翻译对于原典在内容上不会太走样。但从形式上看，正面和背面的针脚则大为不同，原典天然光洁，而译文难免毛糙疙瘩，如印度佛经偈颂之“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翻译成汉文后，多“失其藻蔚”。背面的图案之花当然没变，但其鲜亮度却比正面差了不少。尤其是“弃文存质”的译本，就不只是锦绣的翻转，而简直如花毯的反面。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
从宋代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观念，即诗歌或其他文学作品的产权是由作者与读者共享的，文本的意义不仅属于作者，也属于每个读者。苏轼在书写杜甫的《屏迹》诗时感叹道：“此东坡居士之诗也。”有人问：“此杜子美《屏迹》诗也，居士安得窃之？”苏轼答曰：“夫禾麻谷麦，起于神农、后稷，今家有仓廪。不予而取辄为盗，被盗者为失主。若必从其初，则农、稷之物也。今考其诗，字字皆居士实录，子美安得禁吾有哉！”苏轼从杜诗中得到一种强烈的共鸣，竟至于直接将杜诗视为己诗。他认为杜甫的实录也是“居士实录”，正如家家都有禾麻谷麦一样。苏轼相信，在杜诗的“原初视野”后面还有一种如“农、稷之物”那样更原初的东西，那就是作为相同类型的士大夫生活的真实存在。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
把历史考订的“注”和文学诠释的“意”结合起来的方法，可以说是清代诗歌注解最典型的范式。而这种范式的理论根据，是来自“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两个古老的阐释学观念的联手。可以说，历史考订是“知人论世”的最佳手段，而文学阐释的想象测度则是“以意逆志”的必要方法。我们注意到，尽管孟子的这两个观点早在宋代就为“尚意”、“释史”的解诗者所推崇，但都是在不同的场合下被分别引用，相互之间并没有关系。明代人更少“论世”的概念，直到王嗣奭在《杜臆原始》里才首次提出“诵其诗，论其世，而逆以意”，而这时已是清初顺治二年了。从此以后，“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的结合，便有了一种理论的自觉，几乎成为清人解诗不言而喻的通则。
——《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
宗教和语言相互隔绝的情况，极大地妨碍了学术研究的质量。就语言学家而言，不仅往往忽视资料在思想史上的脉络，而且无视原义理解自身，只取表面的语汇，断章取义搜集三两例，即机械地归纳出某一意义。特别是现在电子检索系统输入关键词进行搜索的快捷方式，更有可能使得词汇从上下文中割裂开来，成为丧失有机生命的非常危险的统计数据。不仅词汇学如此，语法研究的割裂思想史和文本原义的倾向也同样严重，禅宗典籍中的言句，往往被抽象成若干具有形式逻辑的模式，完全忽视了禅宗语言的特点。倘若连禅籍的句子都读不通顺，连语词的意思都搞不清楚，很难设想对禅籍中的思想能有准确深刻的把握。然而，至今禅学界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语言的传统，将禅强调“悟”及“不立文字”视为排斥文本语言分析的借口。这样，各种禅籍书写传统的差异以及各个禅宗祖师之间言说方式的差异，便犹如黑夜里的猫，成了一样的颜色。
——《禅宗语言研究入门》
“迷米”就是模仿因子，或译为“模因”。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那些不断得到复制和传播的语言、文化习俗、观念或社会行为等都属于模因。在现实世界里，模因可以表现为词语、音乐、图象、服饰格调，甚至是一些手势或脸部表情。如果从动态符号学“模因”论的角度去观照禅宗语言现象，也可以有不少新的发现，除了禅门流行的口头禅、行话以外，那些“扬眉瞬目”、“棒喝”、“作势”、“圆相”之类的动作符号，都可用“模因”论予以说明。从这个角度深入，我们可探究出禅宗语言复制、传播和交流的一般规律。
——《禅宗语言研究入门》
语言的平淡而不露斧凿痕对于多数近禅的诗人来说，还只是一个高不可及的理想境界，然而，禅宗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促成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平淡化却是毋庸置疑的。在唐代，这种平淡的审美趣味还只是在少数浸淫禅学极深的诗人那里有所体现。杜甫喜欢“鲸鱼碧海”的壮美和“翡翠兰苕”的纤美，韩愈欣赏“巨刃磨天扬”的雄奇和“刺手拔鲸牙”的险怪，岑参的瑰丽豪壮，李贺的光怪陆离，李商隐的缠绵悱恻，都不在淡。李白虽标榜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美，但那是清新自然、色泽鲜艳的美，绿水映红蕖，心境色调何曾“淡”呢？只是到了宋代，禅宗精神才不仅征服佞佛的居士，而且渗透到理学的精神中去，这样，虚融清净、平静淡泊的审美趣味才不仅在宋代士大夫中靡然风向，而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士大夫普遍推崇的审美理想。
——《中国禅宗与诗歌》
新书预告
复旦大学出版社将于年内出版“周裕锴阐释学书系”之新著《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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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陈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