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严丹华　法学院2015级本科生

刘　婵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3级本科生

王　清　哲学系2016级本科生

2000年初春，闻丞在镜春园旁遇到了鸳鸯。

他在云南个旧长大，从小喜欢观鸟。他说，鸳鸯和鹰是北京和家乡共享的鸟。

鹰群每年的迁徙线路之中，有一条是从俄罗斯、日本到东南亚。这条线路要经过北京西山，也会经过云南。鹰飞得很高，落在视野里像芝麻点儿，人们往往不会抬头去看。但闻丞“看鸟看习惯了，抬着头走路”，每年国庆节前后，他会看见一大片一大片的鹰阵在天空掠过，“像河”。

但鸳鸯飞不了那么高，栖息地中的橡树林消失后，个旧的鸳鸯只活在大人们的故事里和动物园里。

2000年是北京的沙尘暴肆虐最盛的时候，闻丞没有想到会在北大遇到鸳鸯。当时他大一，读电子。现在，他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科学与保护项目主任。

他已经为生态保护奔走超过10年。

锡矿，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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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旧被称作“锡都”，清代始开富矿，开矿导致的石漠化和兴盛的矿业一样出名。三万平方米的树林随着矿产的裸露而消失，留下的一片原生林，只存在于人们为保佑矿业顺利发展而修建的山神庙附近。

闻丞喜欢往林子里钻，那里有各种各样漂亮的雉类，有锦鸡、有鹧鸪。三岁的闻丞盯着它们看，追着它们跑，但大人们说，“最漂亮的鸭子”是鸳鸯。它们会在树洞里做窝，再带着小鸳鸯从山上下来到水里去。这让闻丞觉得很神奇，故事里的小鸳鸯时常闯进他的梦里，但是怎么也跑不到个旧的矿山上。

后来他知道，鸳鸯的分布范围非常广，但也要求周围有橡树和清澈的水源——这也是东亚发展水稻种植最好的土壤环境。“这些都没了，鸳鸯也不会出现了”。

鸳鸯找不到，生态保护却在他心里扎下了根：“放到上中学的那会儿，我最想干的事是加入‘野牦牛队’，和盗猎分子斗个你死我活。”

但是实际工作却是另一番面貌。

“就是数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一名研究员开玩笑说，“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数羊。”闻丞补充道，可可西里的调查工作与其他任何一个自然保护区的一样，主要是动物数量和栖息地环境的调查。

可可西里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兼顾社会人文方面的调查。在青藏高原的日子里，闻丞与他的同事曾挨家挨户地入门走访牧民，在对话中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与未来动向。

敲开一扇又一扇门之后，他逐渐意识到，横亘在人与荒野之间的障碍并不仅仅是贫穷，“大多数人都想延续现在游牧的生活状态，有了钱的也想着做地主，雇人放牧。”放牧，意味着家畜与野生动物对草资源的争夺，牧民长期以来对野生有蹄类和大型食肉动物的敌意也由此而来。如今，游牧业的商品化更是加剧了生态资源的外流。

这段走访经历让闻丞看到了“矛盾的尺度”，但他们的工作并非说服与教育，“这涉及到长远的社会政策，我们的工作是为政策提供基础信息，是面向未来的。”

工作里没有惊心动魄，但是危险和艰苦还在。

闻丞讲起团队的轶事：“去年第一次请外国专家来，那两个人来之前也跑了世界上很多地方，出去之后到处跟别人讲‘我们差点死在可可西里’。”

但闻丞说可可西里并不危险，只是艰苦——近年设备条件要比以前好很多，“像零下四十度睡在外面还能扛得过去”，周围的同事们也都是志同道合，有的同事胃出血出了2000多cc，但坚持跑完了青藏区域的调查。

他说自己“毕竟出野外这么多年了”，经验丰富了，也就没什么危险的”，唯一一次“出险”是2007年，当时他刚工作一年，带着一个尚无经验的北大同学一起在贡嘎山考察，因为雨雪天气，下山的时候走岔了路。

四川的山很陡，也有很多悬崖，“如果你一不小心走到悬崖上面的话，一脚踩下去就完了。”闻丞说，“是很慌的，因为离大路还有几百米的垂直距离，路已经见不着了。”

那也是闻丞唯一一次感到“真正危险”。好在，一只偶然发现的苏门羚成了他们的向导，跟着苏门羚的踪迹，他们一路上绕开无数的断崖，终于赶在天黑前赶下了山。

那时的闻丞同时在电子学系攻读无线电物理专业博士，这是一个毕业后有着良好就业前景的热门专业。

闻丞在可可西里

荒野，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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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电子，硕士工学院，博士又回到信息科学，这些都可以让他很容易地过上社会中大多数人认可的体面生活。闻丞的母亲曾经盼望他将来成为一名军人，北大电子学系的录取通知书邮寄到家里时，她又心生期待——儿子将来毕业做个IT男，少说也是“经济适用”。

她怎么也想不通，闻丞竟想成为一个成天在荒山野岭里看动物的人。为此，十几年来，母子俩没少闹过别扭。

但是自小扎下的梦早已发芽。少年时期，闻丞偶然在电视上看见了生命科学学院的吕植老师，彼时刚读完夏勒博士的《最后的熊猫》，他便对这位研究大熊猫野外行为的科学家和她的团队心生崇敬。“我考北大，就是冲着吕老师的团队来的。”

阴差阳错分到电子专业后，转系的念头开学起就盘桓在他的脑海里。正纠结着，一堂思修课上，老师提到，生物领域“钙火花”的发现者程和平，曾是电子学系的一位助教，他的重大发现，少不了电子知识的支撑。闻丞备受鼓舞——“生态保护可能也需要信息化知识啊。”

“就选条难一点的路走吧。”

在保护区的几年实地考察经历，让闻丞真正看到了信息技术能够带来的价值。从2014年底开始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申遗计划是中国申请准备时间最短的一次。他们全员出动，全力以赴，70个巡逻的人，散落在4-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物种分布调查，全靠肉眼观测、人工记录，靠几辆越野车的车辙在荒野里一米一米地覆盖。“太原始了，也不安全。”

去年5月的一个中午，闻丞一行人的车陷在了正在解冻的冻土层里，几个汉子从后备箱里扛出铁锹就开始挖土，奈何挖了小半天越野车还是纹丝不动，暮色已现，高原寒夜将至，几人只得挤在车厢里哆嗦了一夜，直到次日中午营地的牵引车赶来救援。而几年前有人在荒野里与团队失散，车开上咸水湖的冰面，陷落在零下四十度的夜晚，烧没了油，便再也没有音讯。

“一个雷达站就能解决这些问题。”闻丞为他的电子专业知识找到了用武之地。在他的带领下，一个覆盖全国物种的数据库已经推出使用，并开始影响政府决策。

可可西里的八级暴风雪让闻丞曾回想起贡嘎山的险境。当时已是夜晚十一点，营地的帐篷还没搭起来，风却越来越大，“每呼吸一口都像用生命在做斗争”。

“也不怕。关键得守住无人区。”闻丞说，很多时候，是这个念头挤走了恐惧。

闻丞给出了不觉得工作艰苦的几个原因，除了出生在海拔很高的云南、自小爬上高高的矿山玩耍，还有心里的喜悦——看到有一些动植物在个人和团队的努力下，很好地存续下来。

他管这种喜悦叫“再会”：“提出了建议，获得了落实，再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比之前去的状况要好很多。”

2009年云南大旱，闻丞以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研究员的身份回到家乡。早些年直升机播种的单一人工林变得稀疏，次生阔叶林在矿山上生长、繁茂，他从鸟啼声中分辨出来，一些鸟儿回来了。闻丞在矿山前驻足，“再过不久，也许鸳鸯也会回来。”

闻丞的朋友圈

北大，鸳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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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镜春园旁遇到鸳鸯的时候，闻丞刚刚大一。往后每年春天，这两只鸳鸯都会出现在燕园北部，闻丞也从那时开始了校园观鸟，成了园子里的“鸟类专家”。

2005年春，如期而至的这对鸳鸯带来了几个朋友——正在工学院读研究生二年级的闻丞发现它们时，十只鸳鸯正挤在一个小泥巴坑里头——这年圆明园铺膜防渗工程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不光圆明园没了水，北大水系北端的水也快干了。

为了这几只鸳鸯，闻丞独自开展了对未名湖下游生态的调查，写了一封长信给当时分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林建华，他在信中仔细分析了未名湖下游水系对维持校内生态的重要价值，并提议校方花些钱，放未名湖水补给下游。

一个普通学生的提议能有什么效果？闻丞没有太多期待。谁料到第二天，保卫部就派人找到了他。“怎么是保卫部啊？当时彻底慌了，我说我不闹事，我真是爱校学生。”闻丞急着解释，但来者只是向他询问信中提到的具体情况，在一些细节上做了核实。“这才知道，原来未名湖的水归保卫部管。”不出几天，未名湖真的向下游放了水。

这次成功的提议让闻丞开始相信“协商”与“说服”的力量。后来，他又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连续提交了好几个方案，着手恢复燕园北部水系。他笑称，之后北大的生态减渗、污水循环，起点不过是一双池中的鸳鸯。

闻丞带学生观鸟（画面左部用手指天者为闻丞）

调查过程中，他曾向吕植老师寻求帮助，并就此契机加入到了少年时向往的团队——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停止过奔走：从甘孜到红河，从藏东南的谷底到东北的山岭，再到三江源，到可可西里......

不久前，闻丞结束了第六次对可可西里的探访。尽管事先做了不少功课，但当闻丞亲眼看到上万头藏羚羊产羔聚集在卓乃湖畔的场面时，这个常年奔走在中国第二、三级阶梯间的男人还是忍不住长吸了一口气，“你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野外工作一年，都没有在可可西里工作一两天看到的动物数量多。”

站在楚玛尔河上游向西北眺望，一片10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从可可西里山阴向北延伸，直至昆仑山脚。收回目光，脚下是稀疏的高原草甸。随意走动几步，每踩下几脚，地上就露出一个洞穴——密集的洞穴意味着高密度分布的动物，有鼠兔、田鼠，还有旱獭。

热爱动物的人看到了无数动物，但记录下的数据让他心惊——保护区北部的动物承载量极大，可是南部气候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连一只大型野生动物都看不到。动物北迁的背后，是人类活动的逼近和荒野的后退。

从可可西里到羌塘，窄窄一道。闻丞在身前比划出最后的无人区，南北最宽的地方只有100公里，东西最长的也就450公里。他指指北边说：“那里是昆仑山，山的另一面就是人，很多人”；他又指了指南边，“那些动物原来都该在这儿。”

“你还觉得它大么？不，它太小了。中国那么大的地方，无人区竟然只有这么一点点了。”闻丞把申遗视作解决矛盾的一个机会，如果申遗成功，将有希望为可可西里留下2万平方米的严格无人状态，“哪怕只留下1%，意义也非常大，因为它无可替代。”

现在的闻丞也在考虑未来。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出差， 每次都是短期出差，行程密集，工作地点、时间都很不稳定，他难以兼顾家庭。他期待随着行业人才的成熟和技术的发展，在外面跑的时间会变少。

但目前，面对职业和正常家庭生活的矛盾，他选择了前者，因为“北大在这个时代，能把这种事做成什么样，就是告诉后来的人，应该做成什么样。北大在这个时代，能把生态保护做成什么样，就是告诉同行与未来从业者，这件事应该做成什么样”。

“这份北大人的责任感来自哪里？”记者问他。

“鸳鸯的事情，当时有争论，说可能做不了，有人觉得北大水系干涸是宿命。我当时说过这种话，‘北大人想到了，北大人却不做，谁去做？在北大做不成其他地方都做不成，必须得做。’”

《燕园动物》里的鸳鸯

十几年间，闻丞看着保护生物学楼前的铁丝鲨鱼被藤蔓植物缠绿了一回又一回，又被晚秋的风刮黄了一回又一回。

在同事赵翔的眼中，闻丞总有写不完的文件。不过闻丞握笔埋头的时候，并不一定都是在写字，他笔记本的空白处，挤满了用水笔勾勒的各类动物。“那都是在走神时留下的。”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在《燕园动物》的结语里，闻丞写道：“中国最美好的自然在眼下。”

本报记者方承启、柏林对此报道亦有贡献

图1、图2由受访者提供

图3、图5来自记者，图4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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