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张伟劼：拉丁美洲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编者按
在拉丁美洲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学艺术呈现出很不同于欧洲现代主义文艺浪潮的面貌。在对“文学”范畴的认识打破学界习以为常限定的今天（如鲍勃·迪伦也可斩获诺奖），拉丁美洲文学就显得格外有意义。张伟劼借助加莱亚诺的视角，提出文学本体与身份建构、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等问题，内中思考，也很值得中国文学界借鉴与参考。
拉丁美洲需要什么样的文学？
文 | 张伟劼
（《读书》2017年9期新刊）
近两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结果都有些不同寻常。前年的阿列克谢耶维奇让文学研究者意识到，纪实文学也算文学；去年的鲍勃·迪伦更是让全世界的文学教授大跌眼镜——原来写歌也能拿诺奖！已经承受了过多理论之重的学界不得不回过头来思考 “文学是什么 ”这一根本问题。一提起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二〇一五年去世的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他的叙事作品无法被界定为哪种类型的文学，看上去介于小说、纪实报道、政论文和诗歌之间，而这并不妨碍他再现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同时延续拉美文学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加莱亚诺不但善于用独具一格的叙事手法挑战关于文学的经典定义，也曾就文学问题本身写下过有趣的思考。在他写于一九八〇年的长文《关于拉丁美洲文学和文化的十个经常性错误或谎言》中，他驳斥的第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就是：“文学创作就是写书。”他写道：
作家就是写书的人，资产阶级思想这样说。资产阶级思想总是把它触及的一切大卸八块。在创造活动的划分方面，有专门的思想理论家，他们善于建造高墙、开挖壕沟。他们告诉我们，小说体裁的疆界在这里，散文的边界在那里，诗歌又是在那边开始。尤其注意不能混淆界限：疆界的这边是文学，那边是文学的下层沉淀、次要体裁——新闻、歌曲、影视剧本或广播脚本。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1940-2015）
与专门的理论家相比，作家谈文学的一大特色在于，其思考落实为文字时，往往就是如此的生动，如此充满 “画面感 ”。加莱亚诺的文字在生动之外，还带有他一以贯之的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锋芒。在这里，加莱亚诺把对文学体裁的经典定义的批判立足于对 “资产阶级思想 ”的批判之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大本质特征：分裂。当社会活动被细化为越来越繁杂、越来越独立的领域时，以往不分彼此、互相影响的文学艺术也逐渐分化为一个个独立的王国。关于艺术分立的问题，如果说加莱亚诺采取的是一种艺术社会学的思路的话，奥地利学者泽德迈耶尔（Hans Sedlmayr）曾发表过的著名观点则是从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出发的。泽德迈耶尔发现，自十八世纪末，各种不同的艺术就开始相互分离，每一种艺术都在努力寻求自身的独立、自主、自足；每一种艺术都极力追求 “绝对性 ”，力图把自己完整的纯粹性展现出来，于是，到了二十世纪，就出现了“纯粹的绘画 ”“自主的建筑 ”“绝对的雕塑 ”等新样式。泽德迈耶尔所说的情况更明显地体现在欧洲的现代主义文艺浪潮中，而在拉丁美洲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学艺术则呈现出很不一样的面貌。
一个惯常的观点是，拉丁美洲的文化现代主义与社会现代化并不像在欧美那样是同步进行的，前者 “发展 ”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后者则始终步伐落后。一方面，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作家将拉美文学提升到举世瞩目的高度，被世界各地的写作者奉为大师；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迟迟不能摆脱欠发达状态，难以逾越美墨边境的那道高墙——分隔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高墙。加莱亚诺在另一篇名为《捍卫词语》的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说在拉丁美洲，只有5%的人口有能力购置电冰箱，那么又会有多少比例的人口会去买书呢？”倘若我们承认，当代拉美文学已经达到了与欧美文学平齐的高度，那么拉美作家面对的本土市场则是与他们的文学高度极不相称的。可是，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视角，把“文学”的概念放大，把不属于 “高雅 ”范畴而属于 “民间 ”范畴的文字艺术表现也看成文学，“拉美文学”的本土受众就可以大为拓宽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莱亚诺指出，巴西歌手契科·布埃克的歌词并不能因为是唱出来的就缺乏文学价值，也不能因为在街头口口相传而未印成书本就不被看成是诗歌；巴托洛美·伊达尔戈创作的吉他琴曲唱词，是十九世纪乌拉圭最出色的诗歌；胡安·赫尔曼的诗句被谱成探戈舞曲后，原有的美感丝毫不减。这些在拉美民众当中广为流传的文字形式，怎么不是文学呢？在对文学边界的认识中打破学界习以为常的限定，在拉丁美洲显得格外有意义。在这样一个长期保持着巨大贫富差距、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地区，下层民众文化所拥有的无限活力，尤其是因为拉丁美洲特殊的历史而融合了多种民族基因、历经压迫而顽强生存的文化表现形式，是长期被主流文化所忽略和鄙视的。略萨在他的小说《公羊的节日》中就把多米尼加共和国街头嘈杂的热带舞曲音乐描述为“野蛮的生命力爆发”，是“抵挡现代化浪潮”的内心表达。在主流文化习以为常的认知中，文明意味着识字，不会读书的人就是野蛮人；印刷成书的文字才算文学，口头流传的语言形式不是文学，充其量只能是供文学借用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从统治者的目光出发的狭隘视角，这样的视角在今天看来愈显陈腐。在授予鲍勃·迪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瑞典学者霍拉斯·恩道尔（Horace Engdahl）提醒那些质疑歌词的文学价值的人们说，“神并不写作，他们只是歌唱和舞蹈 ”，而迪伦 “淘出了诗歌的黄金 ”，“重新赋予诗歌语言以高昂的姿态 ……好似德尔斐的神谕正向我们播报着晚间新闻 ”。既然鲍勃 ·迪伦的文学价值可以获得瑞典文学院的承认，在那些比起博尔赫斯更为拉美民众所熟知的拉美著名音乐人的作品中寻找文学之光，不也可以成为今后拉美文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吗？
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回 “高雅 ”的范畴中，可以见出，拉美文学在发展自己的现代主义时，尽管最初采取了模仿欧美文学的方式，却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学来的现代主义手法被用来表现本土现实。引领 “拉美文学爆炸 ”的那批作家在探索文学表现新样式的同时，始终对本国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冲突保持强烈关注，拉美文学并非仅仅因为美学形式上的纯粹性、先锋性才获得举世瞩目的地位的。在中国，“魔幻现实主义 ”几乎成了拉美文学唯一的标签，而这个概念的核心是 “现实主义 ”，这才是拉美文学最坚实的传统。
文学究竟如何诠释和改变社会现实？这是加莱亚诺在《关于拉丁美洲文学和文化的十个经常性错误或谎言》中着重探讨的问题。当时正值拉丁美洲多个国家被军人独裁政府统治的时代，加莱亚诺本人就因为无法在乌拉圭独裁体制下生活而流亡海外。此时，拉美文学爆炸的硝烟已经散去，青年作家们曾经怀有的政治梦想破灭了，一些人选择继续相信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承诺，另一些人则对曾经热衷的宏大叙事失去了兴趣。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加莱亚诺仍然相信文字的力量，认为文学可以介入现实、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对拉丁美洲曾经有的和正在进行的批判社会现实的写作做出反思，主张一种更为聪明的斗争方式。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在加莱亚诺看来，要精准地再现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虚构作品反而要比非虚构作品更为有效。他在文中举出了一系列拉美小说的例子，比如，“马尔克斯的《上校无人来信》比任何一部社会学研究著作都更多地揭示了哥伦比亚的暴力问题，而在这部短短的小说中，未曾响起一记枪声 ”。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已注意到，虚构的文学（诗）要比非虚构的艺术（历史）更接近真理，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尽管拉美文学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但现实主义与非虚构并不是一回事。拉美文学的 “魔幻 ”神话——马尔克斯的那句名言 “我所有的小说没有一行文字不以真事为基础”常常让人们误以为，拉美的现实是如此 “神奇”，以至于拉美作家在写小说时可以把种种魔幻事件信手拈来，无须想象，只需忠实记录再稍作加工即可。事实上，拉美小说家在虚构故事时所烧掉的脑细胞，并不比其他大陆的作家更少。拉美文学并不是文学规律的例外。加莱亚诺进而指出，揭露现实不等于临摹现实，因为拉丁美洲的现实被不公正的体制罩上了层层面具，人们被迫不说真话以求生存，因而“一个奇幻故事能比一个自然主义的故事更好地反映现实”，这回他引的例子是科塔萨尔的幻想性小说《被占领的房子》。以这样的视角来看，不管是历史小说还是奇幻小说，都可以视为现实主义的小说；以征服者述略为源头的拉美文学发展到二十世纪，非但没有丢弃现实主义的传统，反而大大拓展了现实主义的可能。
加莱亚诺反对庸俗的现实主义，对左翼文学中盛行的 “社会小说 ”或“政治小说 ”提出质疑。他说得很明白：“真的有哪部文学作品是非政治、非社会的吗？所有的作品都是社会性的，因为它们都属于人类社会；所有的作品也都是政治性的，因为文字一经印出，必定意味着文本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 —不管作者是否愿意，是否知晓。”他举例说，《百年孤独》没有一句政治控诉，却比《族长的秋天》具有更丰富的政治意蕴。今天我们不太容易能找到那些专事控诉黑暗现实的拉美“社会小说 ”或“政治小说 ”了，它们在努力完成批判使命的同时丢弃了文学价值，从而失去了再版进而成为经典的可能。事实上，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宣传功用是合为一体、不可分割的。韦勒克就在他的《文学理论》中提出“审美严肃性”的概念，以统一文学的这两大基调：快感和有用性。像《百年孤独》这样的经典作品，既是给人以审美愉悦、令人醉心于叙事艺术之美妙的，又是触及了严肃、宏大的主题，揭示哥伦比亚乃至拉丁美洲社会政治的痼疾所在的。这才是高明的现实主义。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36-）
揭露现实就能改变现实吗？加莱亚诺的回答是肯定的。萨特关于文学 “介入 ”的理论对拉美作家有着广泛影响，他们在革命热情最为高涨的六十年代坚信文学创作就是革命行动，正如略萨——当时他还是个左派——在一九六七年发表的著名演讲中所说：“文学是一团火，文学意味着不妥协和反抗。作家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议，要唱反调，要批评。”文学——革命之火的梦想幻灭后，加莱亚诺在一九八〇年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时，采取了更为谦逊的态度：
在禁止言说和制造恐惧的体制里，创造和杜撰的力量向绝对服从的惯例发起进攻。……人们都说，一本书不会改变世界，的确如此。但世界是被什么所改变呢？是一个进程，或快或慢；永不停息的、上千个层面同时存在的进程；写出来的文字就是这其中的一个层面。
他更重视文学想象的潜力。在独裁制度下，正如伊莎贝尔·阿连德在回忆智利皮诺切特专制时代时的描述：“那时候，好奇和大胆都是被明令禁止的。”想象不可能之事就是对统治者的反抗，至少可以在一潭死水般的精神生活中激起微澜。对这种暴力制度的终结，加莱亚诺怀有信心和耐心。他把文学视为改变现实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这些因素能形成一股合力，最终造成社会现实的巨变。无论如何，文学无法离开现实，现实也无法摆脱文学。“爆炸”之后的拉美文学直到今天，无论是学院气息浓重的皮格利亚，还是天马行空的波拉尼奥，作家们从未放弃对社会现实的承诺。
“拉美文学 ”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问题呢？去年的里约奥运会在国内带动起一波 “巴西热 ”，有学者撰文指出巴西文学的独特性，以此质疑 “拉美文学 ”的提法——巴西文学与西语美洲文学是两个独立发展的系统，不应被笼统地囊括在虚幻的 “拉美文学 ”之名下。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前者是葡萄牙语文学，后者则是西班牙语文学。
或许，当我们欲图为“拉美文学”开具合法证明时，语言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加莱亚诺谈到了语言问题，在他看来，应当在文学革命中成为主角的不是作为工具的语言，而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过分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将文学缩减为纯粹的烟火表演术”，就是将美学形式奉为唯一的神明，将手段混同为目的。当西语文学和葡语文学翻译成中文时，它们主要的文学价值仍然被保留了下来，我们更能在超越语言差异的层面上认识到西语美洲文学和巴西文学的共通之处。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指出，一部文学作品的“材料”，在一个层次上是语言，在另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行为经验，在又一个层次上是人类的思想和态度，它们在同一部作品中组成为复调式的联系。因此，语言的差别并不妨碍我们将西语美洲文学和巴西文学视为一体。
加莱亚诺明言，“拉丁美洲 ”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现实，也是一个文化现实；一个统一的拉丁美洲是一个伟大理想、伟大任务：
有许多种理由、许多个奥秘，让我们所有的拉丁美洲人感到自己是一个伟大祖国的一部分，数百年来，来自全世界、来自所有文化的人在这里相聚，在这里融合并成为自己。 ……不管长着什么颜色的皮肤，也不管说的是什么语言，我们都是用同一块富饶土地上的多种类型的泥巴捏出来的。
相似的历史，相似的命运，让这块土地上的人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并把这个共同体所产生的一切精神成果都当成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对于这一共同体的持续存在来说，文学又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加莱亚诺的同胞、乌拉圭学者安赫尔 ·拉马就在他发表于一九六四年的名文《拉美小说作家的十个问题》中指出，由于历史原因，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始终处于巴尔干化的状态，尽管如此，如果说一个国家与同一地区内另一国家的相似之处一直十分明显，那么这首先应归功于文学，特别是应归功于更深地植根于大众源泉的体裁——小说和诗歌。加莱亚诺并没有发出以文学建构拉美共同体的呼吁。或许他不会否认，一个拉美作家只要忠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意识，忠于文学自身的创作法则，不管他是用西语还是葡语写作，不管他写出来的是多么具有地方色彩的故事，都能让拉美各地的读者视为自己土地上发生的故事，从而进一步增强拉丁美洲的身份认同；一个拉美作家不仅可以从本国的文化遗产中寻找创作资源，也完全可以来去自如地把目光投向拉美其他国家。加莱亚诺本人就在流亡期间以美洲各个国家的神话传说、历史记录为蓝本，创作了重塑拉丁美洲历史记忆的巨著《火的记忆》。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火的记忆》三部曲（Nation Books; Reprint edition ，2010）
拉美文学既应是一个统一体，又应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加莱亚诺反对那种把拉美文学描述为 “巴洛克 ”风格的定型化认识，这种认识的理由是：拉丁美洲的自然风光是丰盛繁茂的，所以拉美文学也应当具有如此的面貌——热带丛林式的语言，充满繁复怪诞的修辞。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用巴洛克式的繁茂语言描绘现实，只会越来越不受读者的欢迎——在再现物理现实方面，文字艺术已经被日臻完美的影像艺术甩得老远，今天更有 VR来提供极逼真的体验。而像博尔赫斯和鲁尔福这样的用词简练、毫无巴洛克色彩的拉美作家仍受到今天读者的欢迎，足见刻意雕琢的语言并非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加莱亚诺揭示了“巴洛克 ”风格在权力制度中的深意：“连篇的堆砌辞藻的空话并不是服务于自然风光，而是为体制服务的：为它提供面具。”那些不愿意直面现实的作家选择使用外表华丽的语言风格来写作，以掩饰其思想的空洞或是猥琐，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加莱亚诺又借文学批评做了一回政治批判。在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体制”（sistema）都是他不遗余力批判的目标；不论独裁制度、新自由主义经济还是全球化，都是他猛烈开火嬉笑怒骂的 “体制 ”。至于用什么来代替不合理的 “体制 ”，加莱亚诺给出的则是诗意的想象，并没有切实的方案。要让拉丁美洲的现实更美好，光靠文学想象是不够的；但只要文学创新的潮头不歇，我们仍然相信，文学是改变现实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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