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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锦新样 | 冉莹:被建构的建安与三国

冉莹 读书杂志 2022-07-08

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那场来势汹汹的瘟疫,剥夺了曹氏父子身边几位重要文人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的生命,给曹丕带来关于人生短促、立言不朽等触动,于是,他给好友吴质写了一封信《与吴质书》,悼念这些逝去的文士,并且作《典论·论文》,首次提出 “七子”的概念。“此次瘟疫对中国文学史最大的影响,就是曹丕在《典论》中创造出的‘建安七子 ’。”而且 “从一开始文学时期的建安就是一种充满怀旧的回溯(nostalgic retrospect)和对于失去的哀悼(mourning for loss)”。这便是建构建安的第一个环节。





被建构的建安与三国

文 | 冉莹
(原载《读书》2020年第8期)

在中国历史上,“建安”无疑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时代。大一统帝国的崩溃导致群雄逐鹿、硝烟四起,在智勇和权谋的较量中催生出三国鼎立,无论是《三国志》里波谲云诡的事实记载,还是《三国演义》中跌宕起伏的小说情节,无不吸引着后世探寻的目光、激发无尽的想象。而在这分崩离析的时代却诞生了灿烂的文学果实,“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成为作家们取之不尽的素材源泉。

然而,当一个时代和它的文学被奉为经典,它就在研究过程中逐渐被定型,再加上这一时期材料相当有限,如若思维路径、观察角度和研究方法不发生改变,就很难推陈出新。而哈佛大学东亚系田晓菲二〇一八年出版的新著《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The Halberd at Red Cliff:Jian’an and the Three Kingdoms让人眼前一亮。一如她以往的著作——《尘几录》解构一个田园牧歌式的陶渊明而建构一个落入凡尘的陶渊明、《烽火与流星》解构一个黑暗颓废的萧梁而建构一个辉煌蓬勃的萧梁—新作《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同样立足于解构主义的理论视野,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试图以全新的视角颠覆已有的认识,以文学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建安与三国。




问题随之而来:在此过程中,她解构了什么,又建构了什么?运用何种方式来实现“解构与建构”这一目的?解构与建构的尺度又该如何把握,才能公允地对待历史?这些问题无不吸引着我们,跟随田晓菲的脚步进入她笔下全新的建安与三国世界。

 
提起建安文学,我们总是习惯性地想到“三曹”“七子”等代表作家的诗文作品,或是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而田著在第一章《瘟疫与诗歌:重新思考建安》就打破这些固有印象,让我们从源头上反思建安文学这一概念是如何生成的。作者提出,“建安”是一个事
后的建构(later formation,4页),而且这个建构的过程是经由三个环节完成的:曹丕《典论·论文》、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和萧统编的《文选》。

论述从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的那场瘟疫开始。这场来势汹汹的瘟疫,剥夺了曹氏父子身边几位重要文人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的生命,给曹丕带来关于人生短促、立言不朽等触动,于是,他给好友吴质写了一封信《与吴质书》,悼念这些逝去的文士,并且作《典论·论文》,首次提出 “七子”的概念。由此作者认为:“此次瘟疫对中国文学史最大的影响,就是曹丕在《典论》中创造出的‘建安七子 ’。”(16页)而且 “从一开始文学时期的建安就是一种充满怀旧的回溯(nostalgicretrospect)和对于失去的哀悼(mourning for loss)(12页)。这便是建构建安的第一个环节。

魏文帝像

第二个环节发生在两百年后,由谢灵运完成。南朝时期流行拟作,谢灵运作了一组名为《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的组诗,模仿七子(谢灵运笔下的“七子”采取的是陈寿《三国志》中的版本,与曹丕“七子”唯一的不同就是将孔融替换成了曹植。)的口吻分别写了七首诗歌,还模拟曹丕的口吻作了一篇序文。作者观察到,序文以“建安末,余时在邺宫”开头,她认为 “建安末”就恰恰暗示着 “建安”已经结束了,“通过暗示建安作为一个政治时代的结束,这篇序文也标志着文学上的建安诞生了”(35页)

建构建安的最后一个环节,发生在萧统编纂的《文选》。《文选》中不仅收录了许多建安诗文,为后世塑造了建安文学的典范,而且在萧统、萧纲写给属下的悼念故去属臣的一些信件和诗文中,随处可见对建安文学的回应。萧统写信给萧纲,曾感慨道:“明北兖、到长史遂相系凋落,伤怛悲惋,不能已已。”一如曹丕《与吴质书》中的:“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萧统还曾作《宴阑思旧诗》,如曹丕一样在宴会的场合嵌入哀思,且最后两句“一起应刘念,泫泫欲沾巾”,“应刘”正是指曹丕曾经悼念的应玚和刘桢。正如作者所总结的:“通过编选集和选录建安作品,萧梁的皇子们完成了对建安的建构,并将其视作一面镜子,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形象。”(71—72页)

 
当作者建构完 “建安文学 ”的形成谱系之后,便开始解构这一时期文学史上的两个经典概念:“文人 /文学集团 ”(literati/literary group)和“个体意识的觉醒”(emergence of the individual self)。作者认为,与其用“文人 /文学集团 ”,不如用边界更广泛的“社区 ”(community)来描述这时期的文人群体;而“个体意识觉醒”不仅与 “文人 /文学集团 ”产生了显著的矛盾,更忽略了建安时期的所谓 “个体的自我”(individual self),“仍然是由他们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构成的”(5页)。也就是说,作者解构了“文人 /文学集团”而建构了 “社区”,解构了建安时期“人的觉醒 ”而建构了“社会关系”。

于是在第二章《绕树三匝:主公、臣僚与社区》,田晓菲引入西方理论来进行她的建构。比如在讨论食物与宴会时,她引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饮食文化的法国学者让纳莱(Michel Jeanneret)的理论,强调 “宴会是一项有力的社会风俗制度,它把人们聚集在一起构成一个社区,强调友情、社会关系和文明的价值”(89页),所以人主为臣僚提供宴饮和娱乐,同时也借此强调人主的社会地位,巩固臣下的忠心,而这种关系,在建安诗歌中得到展现和强化,如曹植在《箜篌引》中说:“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她还引用了研究古希腊宴饮文化的学者默里(Oswyn Murray)的观点,认为 “宴饮和战争的组织之间有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94页),宴飨士兵,不仅是让他们有充足的能量应对战争,更是强化士兵们对长官的忠心,这也是作战胜利的关键所在,所以曹操在《短歌行》中高唱:“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如此一来,建安文学“述恩荣,叙酣宴”(《文心雕龙·明诗》)的特征,便有了全新的阐释角度。


隋代开皇十三年曹植庙碑拓片



除了宴饮,礼物和书信,也是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形式。“在那样一个社会分裂的时代,礼物交换和宴会都构成了一种促进联结、重建等级结构和重塑社区的物质和象征性交换形式”(120页),而礼物交换又往往伴随着书信往来,于是,这些公之于众的书信文字——在那个时代作为广义 “文学”的一种常见体裁——记录反映了这个过程。比如在曹丕被封为太子之后,钟繇向曹丕进献五熟釜的模具作为贺礼,以烹饪暗喻治国之意,而曹丕用模具制成五熟釜后,于釜口作铭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干心膂。”并将其赐予钟繇,回信说:“今执事寅亮大魏,以隆圣化。堂堂之德,于斯为盛。”曹丕实际上是通过五熟釜这件礼物和这封书信嘉奖钟繇的忠心,作者强调:“如果没有这些书信来赋予和阐释深层次的意义,五熟釜就不过只是一件普通的烹饪用具而已。”(123页)——这体现了文学的重要功能。


于是我们看到,当过去文学史常用的作家作品论再难推陈出新时,引入新理便提供了全新的阐释空间。比如陆机,在第三章《南方视角:粉丝写作》中,田晓菲讨论了这位曹魏文化的“粉丝 ”,是如何基于一个南方人的视角和所处的时代特征,来重新观看、续写乃至超越曹魏文学传统的。

田晓菲认为,陆机对于北方文化有着强烈的迷恋和怀念。他对北方历史文献和文学传统非常熟悉,而且通过阅读曹操的遗令获得灵感,创作了著名的《吊魏武帝文》。此文序言记载了魏武遗令,命歌妓们每逢初一、十五登铜雀台望西陵墓田致哀,正是因为此文,曹操的遗令才得以保存下来,而且“铜雀台”从此开始被经典化,成为南朝之后一个经典的诗歌创作题材,并且还继续衍生出了“铜雀妓”“铜雀砚”这些主题。所以作者认为,曹操建造了铜雀台,但却是陆机这个东吴的后人,使它永恒地流传下来(207页)




曹操煮酒论英雄,94版《三国演义》剧照


凭借对北方文化的了解,陆机开始了自己的“粉丝写作”,田晓菲别出心裁地引入当代小说研究的“纷飞客”(fan fiction/fanfic)理论,即粉丝们对喜爱的小说或电影进行改写、续写等二次创作,她认为陆机正是基于对北方音乐文学如乐府传统的了解,继承并改写原有的主题和内容,而创作自己的一系列拟古诗和乐府诗,但在这样的改写中,陆机不仅带入了自己“南方人 ”的身份,更是让创作符合西晋大一统王朝的视角,以此来“尝试介入主流文化”(184页)。比如乐府古题《从军行》,不同于左延年“三子到敦煌,四子诣陇西 ”的北方视角,也不同于王粲“桓桓东南征 ”的南方视角,陆机所描述的“远征人 ”跨越南北,所见“深谷 ”“崇山”“乔木 ”“流沙”,经历 “隆暑”“凉风 ”“夏条”“寒冰 ”,这是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的季节和景物变换,而且诗中也不再使用“夷”“寇”这类鄙夷性的字眼而使用 “胡马 ”“越旗”,田晓菲认为:“通过这样的替换,陆机暗示这是种族和文化的身份,而非地域身份,这正是当时一个统一的帝国有且应有的议题。”(200页)我们再次看到,田晓菲将她广博的理论视野和细腻的文本细读相结合,让我们对陆机的创作和他怎样续写三国的传奇,有了新的理解思路。


如果说陆机缔造了关于三国浪漫化想象的开端,那么田晓菲在第五章《还原折戟》中则向我们展示了,自唐以后直到近世,世人心目中的“三国印象 ”是如何一步步变化并且被塑造的。诗、赋、小说乃至电影,都在漫长的历史中参与了这个塑造的过程。

杜牧的名作《赤壁》对“赤壁”的“流行 ”有不世之功,“曹操和周瑜也许赋予了赤壁一场事件,但杜牧赋予了它画面”(289页)。当杜牧展开想象:“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作者认为,这说明 “机遇和意外是周瑜战胜曹操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杜牧此诗所告诉我们的道理,正是“没有任何的历史经验可以被传授或者习得”(287页)

杜牧之后,最重要的关于赤壁的书写之一,当然是苏轼及其《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作者认为,当苏轼悟出“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当他说世间万物 “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体现了对于苏轼来说的 “主观经验(subjective experience)即一切”(308页),而当他在《赤壁赋》中处处回应曹操的《短歌行》,同样是对着明月,忧从中来,同样是吟诵《诗经》中的篇章,又同样感慨人生如朝露般须臾短暂,他正是将被贬黄州的自己与在赤壁战败的曹操类比,甚至《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那个“多情”而“早生华发”的“我”,也带有曹操的影子。作者借此暗示,苏轼以他天才的文学创作和强烈的主观意志再造了赤壁故事,不仅使得“东坡赤壁”成为后世一个新的创作题材,还重塑了曹操的历史形象,于是便有了《三国演义》第四十八回“宴长江曹操赋诗,锁战船北军用武 ”的经典小说情节。



除了诗歌、小说这些常见的文学体裁,田晓菲将电视剧和电影也纳入讨论范畴,对比分析了香港导演吴宇森拍摄的电影《赤壁》和差不多同一时期大陆拍摄的电视剧《三国》中的同一情节—曹操赤壁赋诗吟诵《短歌行》。作者从情节设置、镜头语言和影视配乐等多角度,分析电视剧版和电影版对曹操一褒一贬的相反态度,得出背后反映的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电视剧版赞扬这位不惜一切代价想要统一中华的英雄,而电影版则站在东吴的视角流露出反战主义和区域认同(342页),于是曹操这个历史人物和他的诗歌,得到了截然不同的阐释和呈现。

电视剧《三国》剧照:赤壁之战

在这一章里,田晓菲鲜明地展现了她以往一以贯之的历史观念和理论立场:历史和文学、诗人和作品都没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包括诗赋、电影等在内的这些历史表象(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它们都是创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个人情境下的产物,仅仅在这个程度上,它们才是堪称‘历史性’的”(344页)。换言之,一切历史都是后设的,充满了人的主观意志,而文学则是这个建构过程的最佳手段—正如 “赤壁”和“三国故事 ”的演变发展。


由此我们看到,“被建构的建安与三国”,成为贯穿田晓菲全书的主旨。或许结论正确与否甚至都并不重要,而是这个批评、解构和阐释的过程本身令人着迷,因为它颠覆我们对原有历史的认知,去重新反思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激发对文本和历史全新的探索欲望。再加上田晓菲独到的视角、细腻的解读和优美的文笔,使之成为一本兼具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书,相信中译版面世后必将吸引一大批读者。

然而,在解构与建构之间,限度如何把握仍然值得深思。虽然作者反复强调一切历史是后设的、充满人的主观意志,但如果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者如何能保证她看到的那个 “哈姆雷特 ”就一定是莎士比亚心中那个原原本本的“哈姆雷特 ”呢?书中有时出现的过度阐释的例子,也恰恰证明了作者本身也难以保证绝对公允的态度。比如,在第一章的末尾,作者提出了一个“黑暗的建康”(a dark, and darkened, side of Jian’an,78页),她通过比较《文选》和《艺文类聚》所选的建安诗歌,比如阮瑀的几首书写老、死亡等带有衰颓色彩的诗,未入《文选》而被《艺文类聚》保留下来,似乎在暗示《文选》的编者是有意避免呈现建康的“黑暗面”,换言之,萧统等人对建安的建构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才使后世的读者看到了一个激烈昂扬、君臣和睦的建安。我的看法是,我们不能忽略《文选》和《艺文类聚》各自的性质。《艺文类聚》是一部“类书”,目的在于尽可能多地分门别类地为读者提供文献资料,那么自然对作品应收尽收,而《文选》是一部选集,萧统编《文选》,大有为后世文学树立典范和标杆的意图,肯定要有所取舍。在同时代钟嵘的《诗品》中,阮瑀就是被划分在下品的,这说明萧梁时期的文学评论家对于阮瑀诗的水准有着一定的共识,所以,我们看到《文选》选阮瑀之作少,而选被奉为上品的曹植、王粲、刘桢这些人的诗作多,这并非是萧统为了建构一个更“正面”的建安而刻意为之。作者在此过于迫切地想要论证“建安”是一个后设的概念、历史是带有人为主观的投射,恐怕是有过度阐释之处。

《诗品》

而且,作者的 “解构再建构”这一理念,本身就会让她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对历史的经典认知,而偏袒自己建构的所谓历史真相。比如,第二章为了解构“个体意识的觉醒 ”这一经典概念,强化它与“文人 /文学集团 ”相互矛盾,但我以为这样的批判或许值得商榷,“人的觉醒”概念的产生,大概可以远溯到 “五四 ”以后的汉魏思想史文学史研究,主要指的是在汉末儒家意识形态崩溃之后,“人”的意识凸显,接下来才有魏晋时与文学也密切相关的玄学思潮。以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的完整解释为例,他说的是:“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所谓的“个体意识”,并非简单的“个体 /群体”式的二元对立,即便是在社交场合创作的满足社交目的的诗歌,也可以书写对个体价值和人生意义的觉醒和反思,这是并不矛盾的。所以此处运用的解构经典的思路,恐怕有简化经典概念的嫌疑,那么这样的解构无疑是失之公允的。

再如,在讨论“建构建安”的三个环节时,作者就明显忽略了,在萧梁时期,除了《文选》,《诗品》和《文心雕龙》对于建安文学的定调恐怕更不容忽视,毕竟是《诗品》提出了“建安 ”这一文学分期和“建安风力 ”这一特征,而《文心雕龙·明诗篇》对建安文学做出的 “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概括,直接奠定了后世对于建安文学风格的基本判断,它们还都对《文选》的编纂产生过影响。作者之所以没有将钟嵘、刘勰纳入讨论范畴,而只是选择萧统的《文选》,原因之一,大约是萧统与曹丕一样的皇子身份和怀旧特质,更便于体现建构过程中的主观色彩,但如此一来,作者所选取的论据,便也脱离不了她自己的主观选择。

同时,对于解构的过度迷恋,也可能导致走向虚无的深渊。关于这一点,田晓菲自己也有一个精彩的比喻:历史的评价是瞬息万变的,但它的基本框架是长久的,这就如同一场象棋游戏,或许有千万种不同的下法,但棋盘和规则不会改变(284页)。虽然田晓菲在不断地展示这盘象棋可以有种种不同的下法,但我们也依然看到,棋盘和规则是一切游戏的开端,正如永恒不变的历史真相。


(Xiaofei Tian:The Halberd at Red Cliff-Jian’an and the Three Kingdom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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