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盛宴 | 2019世界风景园林师高峰讲坛在北京林业大学成功召开

汉·迈也：慕尼黑的这个项目本身非常成功，河流本身的沉积形成了新的岛屿，也就是说河流不只会造成泥土的流失，也会带来一些新的岛屿和土地。但是如果建设大坝，就会造成下游没有足够多沉积物。一些岛屿因为淤泥以及沉积物的阻碍，没有办法形成新的土壤，使海岸线变脆弱，在下游的城市也会变得更加脆弱。在景观设计中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包括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三角洲，以及东南亚的湄公三角洲。第二点，我们看待河流和绿色长廊关系的时候，在进行规划的时候，目标是什么？在做这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对区域进行划分，比如说这一块是绿地，这一块是居民区，还有在说到河流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让河流流经这块区域的时候，流速较缓？威尼斯有非常严重的洪流问题，虽然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但是至少可以去预测这个流程该怎么做。我们可以做出规划，在规划当中能够让我们发现更多的可能性。更好地管理城区，城区也能够更好地进行洪灾的管理和处置，从而也能够有更多的蓝绿空间。整个河道的建立是和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李雄：刚刚演讲中有很多共通的部分，就是景观中的复杂性，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比如气候变化中很难预测的一部分是什么，或者是气候灾难中不太能预测的一部分是什么，面对是周期性的灾难，或者一次性的灾难，我们该怎么处理？

汉·迈也：我不确定我是不是理解了你的问题，但是对于复杂性，刚刚我们讲的例子中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入海口的位置，是和鹿特丹的工业港口、工业码头的选址有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必须和港口、码头的管理局共同去探讨甚至是争论才能解决，探讨码头和入海口的关系应该怎么去平衡。所以不能简单的说这个就是城市的分区，这里是港口、码头，这里是河口，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需要统筹规划，才能更好地做河道适应的设计。

李雄：我还想再补充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一种不可预测的气候变化怎么去处理，比如说上升的海平面？

汉·迈也：这个河口其实有一个浪涌的屏障，针对您的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去想：未来我们需要怎么去设计？是不是需要有额外的屏障？这个屏障可以在正常的天气时候是打开的，但是在极端的暴雨天气是需要合并起到保护的作用。那如果这个不能够真正的起作用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去设想其他的一些生态系统中的组成元素，包括是不是可以利用河道的淤泥来做一些事情。刚刚我在讲解例子的时候也介绍了入海口，它其实更像是潮汐式的设计，它和浪涌的屏障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现在的这一个暴雨屏障，在水位上升到海平面的平均水面以上的具体数值的时候就会打开，但是如果一年中发生的频次过于频繁，就意味着这就不再是风暴屏障的问题。如果常年封闭，那么船只也不可能通行，而且可能会影响泥沙淤积的问题，在城市内部可能也会因为水位上升而引起其他的内涝灾害。所以可以从风暴潮是一年两次还是两年一次的角度来看港口屏障应该怎么设计。做不同的设想，选取最合理的方案，比如说有一个可关闭、可打开的锁，然后在必要的时候打开这个锁，这是其中一个设想。另外一个就是管理船道的深水渠，可以将深河道和浅河道联系在一起，利用河道自身的深度来去管理风暴潮，这时候就是设计师和港口局共同去探讨，看哪一个方案更加合理。我觉得这个是设计的时候就需要考虑，不止是关于港口管理的问题，也是关于整个生态系统还有城镇化的问题。

马蒂亚斯·科道夫：我想换一个角度来回答你的问题，关于湄公河的三角洲。湄公河面临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背后的驱动因素是多样的，三角洲备受影响。现在湄公河上一共建了一百多个大坝，就像汉·迈也教授刚刚所说的，造成了泥沙沉积的问题。关于泥沙的沉积以及对于地下水采集的问题，其实也影响了三角洲区域的自然沉积。有一些影响的程度可能更重一些。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人为的干预是不是和气候变化相比影响更重。当然对于湄公河的情况和其他的河流也不太一样，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考虑。

听众提问：我有2个问题想问一下汉·迈也教授，第一个问题，在设计三角洲景观时，会更倾向于用自然式的天然材料还是说更持久的人造材料？第二个问题是在建造人造沙滩的时候，是否会影响原有的海洋系统，如果影响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处理这系统，以及它本身的生物系统呢？

汉·迈也：这个问题很难去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这取决于你所说的设想是在哪里，笼统地来说，倾向去选择自然天然的材料而不是人工材料，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人工的河口。在鹿特丹我们做的人造的入海口其实就没有办法不用人工材料，但是在具体做设计方案的时候，还是可以思考用哪一些东西可以更好地促进自然的进程。对于人工沙滩其实也是一样的，可以利用河道、天然的河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很难去给出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

听众提问：想问一下马蒂亚斯·科道夫教授，感谢您刚刚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城镇河流的案例，在中国其实可能很难达到这一种目标，或者是成果，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一种挑战？

马蒂亚斯·科道夫：水质情况改善很多，包括水的管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可以看到很多改善的方面。现在还需要有一些针对于城市水体的改善，中国也强调加一些天然的植被或者软性的改进办法。黄金标准是给天然的河流足够的空间，让它去自然地沉积、流动、迁移，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干涉。在未来也不能完全避免自然和人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可以考虑天然公园、天然河道的设计。可以在设计公园的时候把河流整合进来，做到更协调的发展。

李雄：我代表大家问詹姆斯·海特主席一个问题，今天来的很多听众都是业界一线的设计师或者在一线工作的同仁，我们所做的很多项目都是在试图改善我们城市内或者区域、乃至国土的环境，这可能是我们平时工作中更关心的，想请詹姆斯·海特主席就中国风景园林如何在解决全球的环境问题方面能够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而不是我们仅仅局限在我们的国内视野展开说明。

詹姆斯.海特：感谢您的问题，之前在2019 IFLA世界大会上，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世界越来越复杂，而且风景园林师也必须要面临很多的挑战，挑战不只是应对气候变化，也包括了健康。如何让人们融入我们所创造或者所营造的公共空间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本地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此外也包括设计，这里面有非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所谓的设计研究不仅仅是研究设计，我们有很多的项目来自于中国，提供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有独特的环境，中国的变化比其他的国家都快，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比如说解决城市的空气污染问题、在海岸线城市来进行防洪减灾方面，中国都做的很高效，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做法是非常有影响力，也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说我再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其实复杂性本身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我们在做风景园林工作的时候，所考虑的不只是景观，我们要考虑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本身是复杂的。我们作为实践者，需要多看项目，项目里面有很多需要考量的东西，同时我们也不能够忽视细节，也就是说项目本身。不只是用项目解决问题，把眼光放宽、放长远，风景园林不是单枪匹马的工作，我们要跟水利学家、生态学家、其他的设计师等共同协作。

听众提问：想问布拉德利·坎特雷尔先生，怎么能把实验室这一种小规模的实验放到大的规模去实践？扩展的话能扩展到多大？

布拉德利·坎特雷尔：我讲的模拟不是为了去模拟切实存在的某一个河流，而是有一对一的连接性，比对实体的景观，去预测未来的设计。关于机械和有机体，需要结合起来看，就是景观究竟是像一个机器，还是有机体，我们需要将不同的解决方案结合起来看，但是在这情况下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我也想提出一下我的想法，这个机器其实不止是一个想法，它的思考其实是20世纪非常基础的思考范式，像政府行政上的一种思考，包括科学的所有分支，不止是建筑和风景园林，还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国、荷兰还有美国可能都借鉴过这种思考。如果把社会和环境理解为一个机器，机器是可控的，我们想去拆解这一个系统的复杂性，但是这系统的复杂性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它具有韧性和适应性，是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且可以进行简化。规划是和控制和预测相关的，需要去预测未来，事情会怎么产生、怎么变化，可以更激进的去想。

乌多·维拉赫尔：在过去的20年当中，我一直都致力于将之前的工业用地变成城市景观，因为我认为工业用地没有任何的价值了，而且也没有办法产出任何的东西，所以说在几十年前，我们就直接把工业区进行拆解，并且在工业区当中建造一个新的景观。从概念上来讲的话，我们是这么来做的，而不是把它完全变成一个自然过程，放之任之。我们对当前的资源使用并不是最高效的，对工业区进行改造的时候，之前只看本身的硬件，现在不单单只看硬件了，还会进一步的去看周边的景观和自然。进行考量的时候必须要进行综合的考量，因为本身复杂性就是生态的基础，复杂性也有各种各样的层次、包括低复杂性、高复杂性，生态是高复杂性。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复杂。如果说只看生态或者是只看经济方面，那肯定是有灾害性。我们不仅要了解技术，还要考虑其他的方方面面，基于我们过去几十年对生态的了解、对生态的研究，将各个因素全部整合在一起，作为我们的研究基础和设计的基础。

听众提问：你们提到很多解决复杂问题的方式，包括经济、生态、还是社会的问题。中国在2017年的时候开始了全面的农村改造的工作，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在你们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你们有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处理人和水、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让城市以及相关的这一些城镇变得更加有韧性的过程当中，又是如何考虑到这一些因素？

伊丽莎白·莫索普：现在水资源非常紧缺，我们的气温越来越热，很多微观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说到缺水的问题，也是非常急迫和非常现实的。有一些区域的城市，人们在未来几个月都没有水喝，甚至会持续几个月乃至几年，这是关于城市生死的问题。但是很奇怪的是，当大家说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时候，都没有非常全面的认识，当然首先这是历史上就一直存在的问题，但是即便是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澳大利亚不管是农业或者是工业，整体的生产模式都有变化，我觉得短期或长期来讲，这是肯定不行的，所以说我们进行河流管理或者水资源的管理时候，需要考虑到底怎么来管理水？如何可持续发展？大家对这一问题也是争论不休，之前也出现了过度捕鱼的现象，让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就是我们不能够平衡、保护环境以及维护相关经济部门的利益，所带来的非常糟糕的结果，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我个人是找不到答案，但是这些问题确实是非常现实又非常急迫的问题，而且在很多地区不断改变，尤其是在农村，当然城市也是如此。

乌多·维拉赫尔：我觉得给中国提建议、意见，我还是比较犹豫，因为我们现在所做的项目都是欧盟层次上所做，大家可以想象出，我们在各个国家都有很多的文化的异同，基于这样的背景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是非常困难，意大利人、荷兰人和法国人想的不一样，德国人也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在中国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一些，因为你们有统一的文化，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如果说没有非常好和非常高效的沟通，是不可能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有可持续的项目，所以说我们之前做的非常成功的项目，基本上我们都是花了10年、20年的时间来沟通，坚持不懈的参与才得以成功，我们花了太多时间用来沟通了。我觉得在中国，如果居民和政府、设计者没有非常高效的沟通，肯定是不会有任何的结果，比如说对于一些本地的农民，必须要告诉他们要用多少的化肥、多少的化肥允许流入到地下水里面。但是我发现有一些农民，我告诉他们你们这一些农耕农作的这一些行为对全球的影响有多大的时候，他们好像都没有任何的感觉，其实本身这一些农民的行为跟他们自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他们的行为是受到了全球金融和经济的影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也取决于我们对农产品的态度，以及我们需要愿意花多少钱去买农作物和农产品，我自己是愿意付更高的价格使得环境更好，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你要解决你的问题、你要解决相关的难点和痛点的话，必须要考虑到本地的情况和国情。但是不管怎么样，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何昉：广西巴马是世界第三的长寿乡，原因之一是人在山里都是靠步行，路很少。其次水速度很快，水多次穿越山洞造成负氧离子增多，对健康有好处。可是它的上游正在建设大坝，水速肯定会发生变化，村子因为现在低质量的建设，旅游建设没有成系统，房子虽然是一塌糊涂，但确实祖祖辈辈保留下来的。我们观察的很多村子都是这样，高度使用的亭子和树木保留，剩下的全部面目全非，水的系统人工化改造会改变它的环境，加上村落的改造，旧的形态被打破，建设的山清水秀可能是换成另外一种风貌，但是长寿乡能不能长寿？这些都是问题。他们山上的植被是很低质的材质，生活水平很低，现在从澳大利亚进口的高山葡萄做葡萄酒，将村子改造成葡萄酒庄，葡萄还没产出来，在土壤很少的地上种，还有猕猴桃，现在是这种改造方式。我想讨教一下专家，看看这一些地方有没有办法或者怎么做更好一点。

张杰：今天我们听到的基本上都是水多的地方，中国很多地方缺水，我理解韧性有一个方面就是解决旱和缺水的问题，大家知道河北地区地下水缺水非常严重，过去打5、6 m就可以有水，现在打到200 m还没有水。所以一方面我们面临水资源很多，或者某一个时期水多到我们要进行防洪处理，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水资源稀缺，我不知道在座的专家，对这问题，当然也可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比较快的跟我们说一下可能考虑的方向？有没有人感兴趣讨论一下缺水和干旱的问题。

伊丽莎白·莫索普：在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城市目前都用了水敏感城市设计，像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要设计所有的储水、蓄水的空间，对于缺水的城市也是一样的，它也需要储水的地方，包括储水罐，或者是以更小型的储水设施，另外就是景观也需要变化，比如说我们可能很难再去做水利灌溉，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去洗车，会有很多的这一种城市的行为是需要改变的。可能还有这一些比如说低流量的技术，水的回收再利用等等不断地循环、再利用，可能真正的要让技术起作用还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乌多·维拉赫尔：可以从全球的角度看待这问题，从区域来看，比如说欧洲可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因为欧洲它可能缺水并不是那么严重，因为欧洲总体上来说还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但是如果再去看其他的自然资源，全球上的自然资源其实都还是处于一个枯竭的过程，自然资源的分配也是不均衡的。我们需要认识到，未来水的发展和水的分配也是会变化的，我知道现在有很多公司在买私人的水井，在德国有很多社区会把自己的供水水井卖给公司获得一些利润。我们需要去仔细地思考和调查这个话题，怎么去平衡水资源不平衡分配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就我个人来说，我的想法是单纯靠生态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种自然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其实很难完全通过生态的手段去调节，水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