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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毒和生存困境之间

维舟 维舟 2022-03-21
收录于话题 #新冠 22个


1


这个冬天对很多人来说，实在很难熬。原本在国内早已清零的新冠病毒，在多地又死灰复燃。对这种早已谈虎色变的病毒，大概没多少人不怕，但对普通的健康人来说，病毒是看不见的，生存困境却触手可及。

老百姓当然关心如何将危险屏蔽掉，政府的硬核措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给了大家安全感，虽然生活上不便，但只要这种不便还没到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程度，那中国人真的很能忍。

但人毕竟是人，再怎么忍，都有个限度，而每家每户的条件不同、准备是否充分，也都会影响人们忍耐的底线：如果你家囤粮囤菜了，几天不让你出门，你可能觉得还行；如果你家就一包方便面，突然给你断供，还不告诉你什么时候能让你吃上饭，你能不抓狂？

病毒的确是威胁，但并不是只有病毒才致命，对原本就辛苦谋生的普通百姓来说，疫情冲击所导致的生计无着同样致命，甚至更为真切。

去年在武汉，就有不少人承受不住，选择了解脱。武汉当然原先也会有人自杀，但我的武汉朋友说，在疫情之前很少听到身边人提到自杀的，但疫情之后这一年，“自杀”这个词每隔一阵就能听到。甚至在疫情基本结束后，单是汉口的一个小区，就又自杀了好几例。其中一家，夫妻俩在封城期间生意惨淡，结束后也没好转，天天吵架，终于有一天，他们的女儿默默走出去，跳楼了。

这次也看到有人在豆瓣上说到黑龙江某个小城的事：疫情严控之下，一个打工人断了生计，半夜零下30度走到室外，上吊自杀了。他在这时还能想到不影响房东和别人，活着的时候应该也是挺好的人，就这样走了。

底下有条评论说：“可能对当地官员来说，只要不是死于新冠就好。”


石家庄防疫

2


这些天来，石家庄封城，所有的商业几乎全停了，常住人口500万的偌大一座省会城市，白天大街上几乎只有执法车和救护车。一些低风险区在没有新增病例的情况下，突然变成高风险区，科学依据不明，据说只是为了升级后“方便管理”；好多小区哪怕是在低风险区域，一直就没出现确诊病例，但一刀切，从1月24日起，所有人不得下楼，单元门加锁。

最让人惶惑的是，你甚至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因为社区通告只是说：“无论是谁，什么工作，出去就别回来，回来就别出去！”社区证明等有关证明统统都不行了，直到“新的政策”出来之前，一概照此办理。一位朋友说：“你知道吗，我们石家庄还有一个绰号‘左家庄’。”

很多人都说，你来看看就知道情况有多严重了，这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都希望是超级严格的管控”。这个“度”的判断，我想最好交给公共卫生专家，但我在相关的通告、新闻中没怎么看到他们的身影。

相反，我发现，这一波的疫情严控，似乎倒是变成了一些官员权力寻租的机会：在石家庄，很多官员在疫情防控的名义之下严查仅有的几家开门做基础保障供应的药店、便利店，频繁开出罚单，诱导停业关门别惹事；在西安，很多隔离酒店禁止快递、外卖，垄断餐食，理由是疫情之下严格杜绝任何可能的传播，但在一些人看来，这“其实就是逮着机会多赚钱”。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小私营业主都光着身子在严格管控下瑟瑟发抖，但如果他们撑不下去，那势必又连带波及其他人丢掉饭碗。在病毒和生存困境的夹击之间，弱者的选择永远都很少——有些人或许还想着等疫情结束了用脚投票，去别处发展；有些人想动也动不了，又或不敢动；还有一些人，甚至可能都没能熬到疫情结束那一天。


3


中国人老百姓的抗风险能力其实是很弱的，因为小农经济的社会，本来家有余粮的就不多，交完皇粮之后，“荒年免于死亡”就已经算是生活理想。英国经济学家R.H. Tawney曾在1931年到访中国农村，他后来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一书中曾有一句著名的感慨：“有些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虽然经历了多年的经济繁荣，但新冠这一阵细浪，却空前真实地暴露出，很多中国人其实还是“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对他们来说，本来生活就挺艰难的了，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吃饱饭，但现在疫情一起，霎时之间，自己甚至毫无准备，都不知道如何撑过这个冬天。

平心而论，恐怕也正是因为这样较低的抗风险能力，使中国人更愿意让渡自己的权利，接受严格的防疫管控措施，因为虚弱的个体没办法单靠自己生存下来，那么很自然的反应便是寄望于一个强有力的集体能保护自己。

毫无疑问，人们既想要“安全”，也想要“生活”。然而在疫情之下，“安全”和“生活”却可能构成二律背反：一刀切地完全停摆，的确可以获得绝对安全，但这却会大大影响“生活”。

各地防疫模式的差异，说到底就是看如何设置权重，两者兼得：有些地方或许是五五开、七三开，另一些地方则目标单一，开足马力只管“安全”，“生活”就暂时顾不上了——更何况，“安全”没控制住是要丢乌纱帽的，但“生活”的窘迫却不需要他负直接责任，那些自杀的人说不定还被群嘲为自己不够坚强才没活下来。

可想而知，也会有一种声音辩护说，谋求绝对安全的严控才是对“人民生命”最大的负责，所谓“宁让百姓骂，不让百姓哭”——但这么说的人可能没有想到，陷入生存困境的百姓也是会哭的，有时，他们之所以看起来没哭，是因为不敢哭，或哭不出来。

更进一步说，这样的论调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家长式理念，也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那句“我都是为你好”。在很多告示上都会出现一句话，要求大家“理解配合”，潜台词是，这是“他们的工作”，而你们则应予以支持。但抗疫要成功，那它应该是每个人的事，也需要每个人为自己的安全与生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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