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后，她为江南茶人故事奉上了第四杯新茶

王旭烽

《望江南》

本周作家封面  绘 / 郭天容

“虎跑试新茶，西溪楼啖煨笋，保俶塔看晓山，苏堤赏桃花，诸如此类的天然画卷将春景锁在水边，剩下流动的，是牢牢占住春和景明核心的那杯龙井。”

茶贵春早，在迎接“春”的仪式里，“龙井”无疑是江南人舌尖上和心尖上那一点撩拨。而就是这杯龙井，作家王旭烽潜心写了26年。

1996年，王旭烽的《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同时获奖还有张平的《抉择》、阿来的《尘埃落定》和王安忆的《长恨歌》。颁奖词这样写道：“茶的清香、血的蒸气、心的碰撞、爱的纠缠，在作者清丽柔婉而劲力内敛的笔下交织；世纪风云、杭城史影、茶叶兴衰、茶人情致，相互映带，融于一炉，显示了作者在当前尤为难得的严谨明达的史识和大规模描写社会现象的腕力。”获奖后，王旭烽没有停下手中那支笔。她依旧潜心写作，写茶，写杭州。

26年后，在2022年春天，她推出了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望江南》。

小说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近二十年间波澜壮阔的社会进程中，江南茶叶世家杭氏家族的起落浮沉和人物命运，在翻天覆地的大时代里，写出江南烟雨浸润中的中国人的选择和敞开、融入和奋进；在时代的激昂与风雷声中，写出茶香和茶性，写出江南文化的诗意和力量，写出中国的风度、情怀和品格。

杭氏家族的故事也是中国的故事，它交集了历史回忆和情感想象，既是对消逝的时间的重构，也是对文化传统现代传承的探索。小说为中国生活和精神的剧变与恒常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见证了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中的百年中国。

作品选读

公元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数月，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两栋不显眼的三层楼房——九号与十号，匆匆步入两个中国男人，这让盘踞在此的那家日本侨民着实吃了一惊。

此二人，一为高个中年，目光炯炯，身形挺拔，西装合身，气度俨然，看上去就是有主见且见过大场面的；一为中等个子青年，随身左右，亲密中面有谦恭，当为助手。二人话少，脸色亦是温厉的，说着地道的日语，让人感觉他们是留日归来的师徒，日本人眼里的高等华人。

此前，这家日本人已听说，有中国人花重金买下该楼居，但未承想这么快就搬了进来。他们本想套套近乎商议一下，等自家动身回日本后再让人迁入，谁料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中国人，走进客厅，径直打开地铺，就安营扎寨。那架势分明是催着占客速回岛国，让他们无言以对了。

那个高个中年，就是吴觉农先生。不管以往身份有多显赫，此番也只能带着弟子张堂恒使出这一招“江湖手段”了。这位在抗战时期曾经担任民国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专员、香港富华贸易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茶叶公司协理兼总技师及技术处处长，这位在重庆复旦大学创立中国第一个高等学校茶叶系的教授，在福建崇安设立中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并任所长的大人物，抗战胜利后从武夷山归来，却落得个居无定所之窘境。好在他年轻时在日本结识的老友汤恩伯，此刻在上海正炙手可热。作为抗日名将，煊赫一时的汤恩伯已出任上海地区受降主官。遥记当年金戈铁马，赴阵杀敌，吴觉农曾在上海新雅酒店设宴送他。如今这“壮士”凯旋，安能不念旧友之情。得悉他这么个国宝级人物竟然无处安身，汤恩伯豪迈地一挥手说：“要什么住宅，自己挑去！”

日伪遗留的房产多，汤司令一句话，好房子随他挑！不过吴觉农对汤恩伯从来都有些疏离，当年去火车站送他上战场，有一幕至今让人扎心：当着那些送客的朋友，为了一点小事，汤恩伯抡起巴掌痛打勤务兵大耳刮子。这种毫无顾忌的戾气让吴觉农不管什么时候想起就内心一紧。他们虽然是江浙老乡、老同学，但毕竟不是一路人啊。

吴觉农未选高楼大厦，也不要豪华别墅，独独看中的，就是这两幢三层小楼房。

日本人虽然在此居住经年，可又怎会知晓此楼分量——它正是鲁迅先生的旧居。吴觉农与鲁迅也算是绍兴大同乡，又同在日本留学，归国后同在上海，他们是曾有过不少交往的。他敬仰鲁迅，担心若不抓紧，这楼会落入他人手中。这正是他还没等原住户回国，就先在客厅里占住下来的真正原因。

其间，吴觉农生了一场小病，卧床之机，读老朋友王任叔的著作《风下之国》。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始终看完，只是因为那是可能写到愈之和兹九的。”

日军占领南洋后，吴觉农和总角之交胡愈之就长期失去了联系。读《风下之国》，忆风雨故人。彼时吴觉农的这位同乡挚友早已是中共重要人物，而觉农先生本人目睹国民政府之现状，也深知这百足之虫虽死而未僵，但亦无法再起死回生了。

吴觉农，从晚清到民国一路行茶而来，他了解1886年中国茶叶产值曾创下历史新高，总产量攀升到23.5万吨，出口13.4万吨，雄居世界首位。不过一个甲子，中国茶园面积只剩200多万亩，总产量4万吨，全年出口不到1万吨，凋敝日久的中国茶业，在国际贸易总量中早已微不足道。

抗战末期，吴觉农曾豪情万丈，亲手拟定《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七个方面的规划。他提出，“抗战胜利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国茶制造的利用机械”。但现实是他连解决自身温饱也成了问题。研究所解散了，他这个所长何去何从？根本没到“怎么干”的时候，而是连“干什么”都必须重新掂量。吴觉农恰如当时中国众多知识分子，被时代推动着，重新选择同道中人。大多数人疾速向左翼转向，以为无论如何，新的总比旧的要强，绝大多数中国自由思想者不想当一艘沉船的殉葬者。而新世界就是冉冉升起的红日，是地平线上已经看得到桅杆的航船，是一切抱负可以重新开始、一切梦想可以实现的所在——大丈夫顺势而为，有什么理由不跟着时代一起向前呢？

这时，吴觉农的老朋友、中国社会活动家孙晓村找上门来了。孙晓村可谓左右开弓，一面担任上海法政学院的教授，一面筹建上海兴华制茶公司，私下里还从事共产党新四军在沪的商业活动。他请吴觉农弃官从商，筹办实业，出任上海兴华制茶公司总经理。就此，1946年至1949年春天，吴觉农进入了他短暂的实业救国时期。

行家接手后的上海兴华制茶公司，地点就设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幢三层大楼里，一时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借此人脉及经济实力，吴觉农立刻与同声相契的人们集结在了一起，同道中人如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原来这么些老友都是共产党人啊，他们向他展露了潜伏多年的真实身份，邀请他参加共产党人的光明事业。嗐！多么推心置腹的信任，多么紧张刺激的生活，多么热血沸腾的理想！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合众企业公司”，购运解放区所急需的物资；他参加“小民革”的组织领导工作，协助进步人士向海外转移；他参加各种聚餐会、座谈会，集会、声明、抗议、声援……现在从事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新中国的早日到来，到那时就可以实现机械制茶了！吴觉农披着一身茶衣，轰轰烈烈地开始步入新的政治生涯。

上海兴华制茶公司，很快就成了一个政治活动的掩体，一个无暇顾及经济行为的公司。开业不到两年，生意兴隆的公司就被国民政府的金融危机拦腰切断。尽管有个汤司令挡着，吴觉农也避不过一群特务的嗅觉。他到底还是被列入了国民党黑名单。上海兴华总公司盛极而衰，吴觉农的目光，投向了茶木葱茏的浙江老家，他少年时代求学的省会杭州。

吊诡的是，此时的杭州，一群扎在茶堆里讨生活的茶人，却把目光投到了上海。真正的商人总是拥有最灵敏的嗅觉，他们竟然能够在一团乱麻的接收日产行动中，捕捉到政府接收了上海由日商经营的精制茶厂及机器设备，并进行标卖。正在杭州翁隆盛茶庄担任总经理的郑志新，觉得这是一个天赐良机，而且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立即组织众茶人赴沪抢“头口水”喝。而杭州春茂茶厂更是一马当先，迅速从中央信托局杭州分局、上海中兴茶厂等单位购置了一批铁木制茶机，建厂于望江门直街，并聘请曾任祁门茶厂厂长的陶秉珍为技师，撸起袖子就这么干开了。

胜利的欢跃，让他们看到了跳起来够得着的高度。毕竟经济开始回暖，西湖边开始弥漫起久违的龙井豆奶茶香，杭州茶商界人士纷纷开起了精制茶厂——汪裕泰、之江、春茂、大德、和丰、大成、复泰、信记……西子湖畔的市井生活开始恢复了！

（《望江南》王旭烽/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版）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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