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调研丨“生态观察官”来了！社区家园如何吸引居民共治？

家门前的湖水澄澈如镜，当临湖而住的居民们开始忧心水质污染和水体破坏，他们会做、能做些什么？

在四川天府新区华阳街道，麓湖公园社区的居民们自发进行了这样一场“实验”——成立一支水环境的居民监测队伍，取水、采样、送检、观测、出具报告，而后公示给邻居们。

在这场“实验”中，社区里公共湖区的生态环境，成为了居民自治的重要议题。他们发起讨论、参与保护，进而主动作为、主导监测，形成了社区公共事务推进过程中，一股实实在在的力量。

↑麓湖公园社区建筑区

社区治理关键在人。其中，居民的公共意识、参与热情是非常重要的力量，然而居民自治又是一个“小火慢炖”的过程。近年来，成都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举措激发社区自治活力，居民“各扫自家门前雪”的老观念已随着发展渐渐淡化，但居民自治的深度与广度却仍亟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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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分”到“10分”，总共分几步？

【居民水质监测小组的核心成员里，有人曾是居民中投诉水环境的“常客”。他们从提意见，再到用水生态知识全副武装自己、亲自上阵监测水质。他们从1分，做到了10分。】

立秋后，麓湖居民水质监测小组的微信群里又开始商量下一次的“取水”时间。

“取水”，是水质监测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从去年4月水质监测活动发起开始，几乎每间隔1-2个月，居民志愿者们就要组织一次取水。居民们在湖区范围内研究确定了19个监测点位：麓湖水入口、红石公园竹林区、蓝花屿内湖尽头、麓客学社排水口……取水时，居民志愿者们会与第三方监测机构共同乘船，逐一抵达各监测点位，监督并配合第三方监测机构对湖水进行取样。最终的监测结果会进行公示，并递呈麓湖水环境部门对问题进行整改处理。

↑麓湖居民参与水质监测

“第三方监测实验室也是由居民水质监测小组进行比选招标后确认的，并且会定期更换”，活动的发起人褚军是麓湖居民，他告诉记者：“居民觉得哪里水质不正常、哪里有疑点、哪里距离污染源头最近，我们就取哪里的水。”

为什么要发起居民监测麓湖的水？又为什么能够实现监测？答案在于两个关键词：有意愿、有平台。

作为发起人，褚军觉得，居民们自主监测麓湖水质的意愿是十分强烈的。麓湖作为公共区域，其水生态、水环境的维护，社区、开发商、居民都有责任与义务。居民们临湖而居，水就是家的一部分，因而一直以来，居民们对家门口的水环境有着高度的关注。但居民们的关注与监督一直停留在“说问题”“提意见”的层面，没有更进一步。

“意见”不如“实践”，褚军认为，居民业主们自己也可以有所作为。当热情和意愿有了，接下来，就需要实践的路径与保障。麓湖公园社区的居民议事平台，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水质监测过程中，麓湖居民正在记录和分装样品

褚军草拟了一份议案，提出居民共同参与水环境监测。去年4月，在麓湖共益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上，这份《招募麓湖水质监测居民共创小组》的议案被议事员们通过。紧接着，招募启动，首批志愿者队伍招募到了40余人，“麓湖居民水质环保共创小组”正式成立。根据褚军议案的申请，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还批下了约3万余元的经费，主要用于聘请第三方专业监测机构等。

麓湖共益会、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为褚军设想的落地，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在这个社区里，居民所有参与自治的合理设想，都会拿到麓湖共益会去讨论：比如2019年《垃圾不落地文明劝导队伍行动的议案》的通过，让居民自主建立起垃圾不落地文明劝导队；再比如2021年《开展厨余堆肥项目的议案》通过，让居民志愿者纷纷加入堆肥和垃圾分类的队伍……

麓湖公园社区党委副书记高林介绍，麓湖共益会在社区支持下于2018年成立，是一个居民自治的议事协商平台，议事员均为社区居民，目的就是动员更多的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建立公开的议事协商机制。居民的诉求、各利益相关方的对话协商，乃至居民们提出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方案议案，都可以在这一平台上研究讨论。

↑麓湖水线公园

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专门划拨了一笔“幸福资金”，对麓湖共益会进行公益资助，这就让麓湖共益会所推动的大大小小的项目，有了资金的保障。

“平台的保障，让居民自治的点子不再停留在‘说说而已’的层面，而是能讨论、能落地”，高林说。怎样让居民自治走深？越完善的平台，越能激发居民的参与度。若没有共益会这个议事平台，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各种想法也就没有出口，水质监测小组的成立也就无从谈起。

↑麓湖居民参与水质监测

“假设以10分来衡量居民们对自治的参与度，能做到8分、9分的居民可能总是那几个人，能做到1分、2分、3分的居民却在几何倍地增多”。麓湖共益会秘书小组的杨琦说，监测小组的核心成员里，有成员曾是居民中投诉水环境的“常客”。他们从提意见，再到用水生态知识全副武装自己、亲自上阵监测水质，“他们正是从1分，做到了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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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个人张罗，到100人参与

【“我们不可能要求居民们都做到10分，但可以探索如何让更多居民参与自治，以及如何让更多人从1分做到2分、3分。”】

调研中记者发现，监测活动启动已有一年半，但“麓湖居民水质环保共创小组”的成员人数并未有想象中的倍增。杨琦告诉记者，长期坚持监测水质的小组核心成员并不多，就只有五六个人。

↑麓湖水城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不论是自治项目的居民主理人，还是居民志愿者，都是无偿付出，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杨琦说，团队成员也会面临流失，核心成员能够稳定已属不易。

“我们不可能要求居民们都做到10分”，她说：“但我们可以探索如何让更多居民参与自治，以及如何让更多人从1分做到2分、3分。”

于是今年，居民参与水质监测的活动被进一步优化，升级成为“麓湖生态观察官”活动项目。新的项目将水环境自治的行动分为了两类，一为监测，二是观察。监测活动依旧走“深度路线”，联合第三方进行专业水质监测；观察活动则希望覆盖更多居民、更大范围，让居民们以“举手之劳”参与水生态的观察观测。

↑更多麓湖居民参与到水质监测中来

水生态观察活动的发起人是麓湖公园社区的另一位居民，名叫毛姝。毛姝告诉记者，有意愿、有热情参与水生态保护的居民是很多的，但意愿、热情的可持续性怎样维持，在于社区与自治活动的组织方是否找到了一种舒适、便捷、与居民拥有高契合度的参与方式。

“为了让居民志愿者更方便进行生态观察，我们将湖区分为了9个区域，也就是9条线路”，据毛姝介绍，活动招募的“观察官”，分别被分配到距离自家或上班地点最近的线路上，负责该线路周边水域的观察。

毛姝点开一个微信小程序，上面是“麓湖生态观察官”们需要填写的观察问卷。问卷内容并不复杂，仅包含水位、水的颜色、清澈度、漂浮物，以及植物生长情况等内容。

↑麓湖居民参与水质监测

“我们开发小程序，精简观测问卷，就是希望简化居民志愿者们的参与流程”，毛姝说，居民们上下班的路上，或是出门遛弯的间隙，就可以在沿线舀瓶水看一看，留意观察一下周边水域的异常，“这对居民来说是不费力的，甚至是有趣的”。

每个月，依照居民们提交的观察问卷，麓湖共益会都会梳理出具一份“麓湖生态观察官观测报告”，公布本月水位、水质、植物、底栖生物等情况。记者看到，每一期的报告，每位参与观测的居民，名字都会被打在报告的最上方。比如今年7月的报告就显示：云朵乐园路线，记录人为袁梦婕、张宸溪；水线公园路线，记录人为刘慧中、梁翰轩……“尊重无疑是重要的”，毛姝说，当参与水环境自治的居民被赋予了“生态观察官”的身份和头衔，他们行动起来，也会更有劲头。

目前，参与过麓湖生态观察的居民志愿者已累计超过100人。“当参与自治的模式和流程理顺了，人自然也就来了。”毛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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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共识，何以凝聚？

【要让居民的公共意识真正能转化成为自治的力量，就要用心、走心。用心去建立情感纽带，用心去搭建平台，用心去设计机制与通道，让居民自治的潜力与活力真正被激发。】

麓湖的居民，为何如此关注水、在意水？这就回应了居民自治的源动力——家的共识。

↑市民在麓湖开放水域体验潜水

在麓湖公园社区，家园与水不可分割。麓湖公园社区常住人口规划为20余万人，社区中有超过2000亩是水域的面积。当前，社区已有1万余人入住，他们临湖而居，湖波湖景皆是家的构成。但人工湖的生态系统系人工构建，其有着脆弱的一面，水域的维护也有着高昂的成本。

要让水生态可持续，让湖水长清，居民的力量一定是不可或缺的。而当居民对家门前的湖水有了关心和依赖，他们自然也会壮大自身力量，想方设法提升对家园环境的保护力和话语权。

清源水环境工程师李鑫长期在麓湖的公益课堂担任的自然生态培训导师，他举了个小例子，麓湖公园社区的居民们会习惯性地清理湖边的福寿螺卵。“不夸张地说，社区居民几乎人人都认得福寿螺卵这种外侵物种”，李鑫说，福寿螺卵遇水不能存活，所以居民们只要在岸边看到红色的螺卵，都会熟练地将其抛入水中。

对于任何湖泊水域的维护而言，清理福寿螺卵都是一项大工程，“但这里仅依靠居民就几乎做到了对福寿螺卵的‘动态消灭’”。

↑麓湖居民参与清理福寿螺卵

“所以追根究底，自治的动力，要靠共识的凝聚”，高林说，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讲，没有居民希望财产贬值，湖也好、林也好，都是“家产”，有了这样的共识，大家自然会上心。

其实家园的意识淡漠，这是许多年轻的社区中，居民容易出现的心态。

“凝聚共识，需要找到社区与居民的情感纽带。”武侯区簇桥街道锦城社区也在进行着一场实践，那里针对社区少儿人口多、育龄人口多的特点，打造儿童友好社区。于是“儿童友好”的共识，就成为了锦城社区在自治过程中的一把钥匙。

↑锦城社区的儿童友好街区

记者调研走访时发现，锦城社区已形成了家长、儿童常态化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自治机制。例如，社区组建了一支“儿童体验官”队伍，新落成的项目、新规划的改造，都会让孩子们参与设计、提出建议，让孩子们第一个来体验，并对不足之处提出反馈、敦促整改。社区的“微绿地”“微空间”也是居民自治的“实验田”，中海锦城小区旁的“口袋公园”，就是出自儿童居民志愿者之手，由孩子们全程进行规划打造。

“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在地文化”，李鑫说，这是居民对社区情感纽带的基础。对于缺乏共同记忆的年轻新生的社区，找准了社区特色，文化是可以塑造的。

年轻的锦城社区，特点就是人也年轻。2014年该社区刚成立时，社区0~18岁人口达到7000人，这个数据如今已接近8000人，未成年人的数量占比达到了约25%。有了“儿童友好”的特色和定位后，锦城社区的居民渐渐有了对社区的文化认同和情感归属。

↑锦城社区的儿童友好广场设计建模

“其实每一位普通人都有公共意识”，在“大城小村”创始人杨迎琦看来，要让居民的公共意识真正能转化成为自治的力量，那么就要用心、走心。用心去建立情感纽带，用心去搭建平台，用心去设计机制与通道，让居民自治的潜力与活力真正被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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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谈社区共建：

让“社区社会组织”发挥更大作用

在“麓湖生态观察官”的案例中，“共益会”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通过“麓湖共益会”的商议表决与支持保障，居民参与水质监测的自治行动得以实现。

在与记者联合调研的过程中，中共成都市委党校社会建设教研部主任陈藻教授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社区社会组织”。“麓湖共益会”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要实现社会共治效果的最大化，在陈藻看来，一条重要的路径就是发展“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基层自治效用的最大发挥。

↑麓湖居民不仅参与水质监测，还在麓湖艺术展览中心建立了与水质相关的展览

“社区社会组织”是指由社区居民发起成立，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公益慈善、邻里互助、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会组织。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它具有由居民自发成立、自觉参与的组织形态，是社区治理实现自我良性运转的重要表现形式。陈藻认为，通过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是未来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向。

那么如何通过高质量发展社区社会自治，来提升居民自治能力？陈藻给出了两点建议：

首先，要以党建引领凝聚多元力量“合力”，激发社区治理的“新动能”。当前社区治理已从“两委主导”发展到“三社联动”和“五社联动”阶段。所谓“五社联动”，是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社区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者为辅助、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补充的新型社区治理机制。各方力量、多元主体，纷纷因党建的有利统筹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共治”。

陈藻认为，具体到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当前特别需要大力发展、引入孵化类和支持类机构，孵化培育公益类和服务类社区社会组织。通过类型多样、功能丰富的社区社会组织，创新治理路径和治理手段，扩大居民参与，激活社区治理的创新动力。

↑锦城社区的儿童友好广场

其次，要对参与自治的各主体平等地赋权赋能，厘清各主体的权责关系。“也就是说，从自治活动、公益项目的发起，到讨论、执行、落地，每一步都有人去落实”，对于居民而言，越“丝滑”的流程，越舒适的体验，越能激起参与的动力。因而要靠清晰明确的权责关系，为“共建”“共治”的动力、过程及效果提供保障。

“共建”“共治”，方能“共享”。陈藻认为，“共享”的实质是让所有居民分享治理成果，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但对于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而言，“共享”的对象并不仅仅是治理的物质成果，“也包括精神方面的治理成果”。也就是说，好的家园环境是成果，而治理过程中的共识积累、学识提升、邻里配合，以及和谐的家园氛围，都是可“共享”的成果。当居民感受到自治的过程亦是“成果”时，居民自治也就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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