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ichard Heinberg

译者：姚静雯（微博@我们辞职去流浪）

最初由Resilience.org于2018年12月17日发表

当今，人类面临着许多问题。气候变化、经济不平等加剧、生物多样性瓦解、政局两级分化，以及全球债务泡沫等，都只是我们担忧的一小部分问题。这其中任何一项趋势的持续都会让我们的文明难以为继。而这些问题的蔓延表明我们正在走向某种历史性的发展断点。

严重的发展断点往往会扰乱所有复杂社会的时间线。所谓复杂社会（complex societies）是文明的另一种称谓 – 即有城市、写作、货币和全职劳动分工的社会。有此特征的社会如古罗马、埃及和玛雅文明最终都崩塌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系统科学家们数十年来都在寻求对这种失败模式的解释 – 即有关文明崩塌的通用标准理论。最有希望作为理论基础的概念之一来自于弹性科学（resilience science）。弹性科学也称为生态稳健性研究，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旨在研究各种生物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文明会崩塌：适应性循环（The Adaptive Cycle）

我们观察到，几乎所有的生态系统都会重复地经过适应性循环的四个阶段：开发阶段（exploitation），维持阶段（conservation），释放阶段（release）和重组阶段（reorganization）。以松林的生态系统为例。当某种扰动之后（例如一场火灾将储存的碳释放到环境中），那些耐受性和适应性强的“先锋”植物和小型动物会填补空白的生态位，并迅速繁衍。

这是循环的重组阶段，它会很快的过渡到开发阶段。在开发阶段，那些可以充分利用与其他物种关系优势的物种开始占主导地位。这些关系让系统更加稳定，但代价是损失了物种多样性。

在维持阶段，居主导地位的物种占有了营养、水分和阳光等资源。最终整个系统失去了应对不断变化环境的灵活性。这些趋势会发展到某个时间点，此时系统极易发生崩溃，即释放阶段。很多树木死亡，散播自己的养分。森林的树冠也会打开，让更多的光线照入，为灌木和小动物们提供了栖息地。循环重新开始。

人类文明也大致遵循同样的发展规律。早期的复杂社会有很多全能的开拓者（那些可以把很多事情完成好的人）。他们生活的环境有丰富的可供开采的资源。这些人会开发出一些工具，帮助他们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劳动分工和更遥远距离的贸易往来也有助于更充分地利用资源。贸易和行政中心（即城市）出现并发展起来。货币被更多的用于促进贸易，而债务则实现了将消费从未来到现在的转移。这时崇尚暴力者会用先进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去征服周围的民众。

复杂性（例如更多样的工具、更多的社会阶层和更专业化）解决了很多问题，并实现财富的积累，系统就此进入维持阶段。此时一个帝国得以建立，并取得巨大的艺术和科学成就。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杂性的成本会累积，社会的稳健性也逐步下降。税务负担变得难以承受，自然资源也消耗殆尽，环境渐渐被污染，被征服的人们开始焦躁不安。在这个高度上的每个文明都显得稳定且不可战胜。但正是在这个兴盛的时刻，它也容易受到内忧外患的侵扰。债务再也无法偿还。被征服的民众起来反抗。一场自然灾害就能打破系统表面上的稳定和秩序。

文明轰然间崩塌，留下一地废墟。但至少一些工具和实用的知识保存了下来。这些都是伟大文明的构成元素。此时自然环境也有机会再生和恢复。最终系统得以重组并进入新的开发阶段 – 即另一个文明的兴起。

能源是一切

全球工业化文明有各种明确的标志，表明自己正处于维持阶段。我们的成就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的系统已过度紧张，各种问题（包括气候变化，不平等和政治机能失调等）正在累积和恶化。然而，我们现在的文明与之前的任何古文明都不一样。不同于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中国商朝、印加文明、阿兹台克文明和玛雅文明，我们构建的文明的范围是全球性的。我们发明了以前难以想象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模式。得益于公共健康和农业方面的进步，人类总人口现已增长为两千多年前的许多倍。我们是否已经超出适应性循环，并逃脱大自然对永续扩张的抑制？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探究一下，为什么现代文明能如此成功。科技的发展，包括冶金术和工程方面的进步肯定有其作用。它们为获取和利用能源提供了更好的方法。但可用能源质量和数量的快速转变才真正影响重大。

从前，人们从每年生长的植物中获取能量（食物和木柴），并利用人力和畜力来操纵周遭的环境。这些能源注定是有限的。但是，从19世纪开始，新技术使我们能获取和利用化石燃料的能量。这些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等）所能提供的能量远远超过从前。

能源就是一切。从本质上来讲，所有陆地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都是使用和消耗（通过光合作用而采集和汇聚的）太阳能的机器。我们倾向于认为是金钱让这个世界得以运作。但实际上是能源使我们无所不能 – 小到早晨起床，大到发射空间站。而以低成本得到的大量能源让我们成就斐然。

化石燃料蕴含着数千万年储存下来的古老的太阳能。它是一种高能量、便携并且可储存的能量源。得以获取这些能量几乎改变了人类存在的一切。化石燃料具有独特的高转换性能，因而能够通过拖拉机、推土机、动力采矿设备、电锯和机动拖网渔船等， 更快速地获取和使用所有的其他资源。

举一个例子。在之前所有的农耕文明中，要有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口务农，才能有过剩的粮食养活其余四分之一人口（贵族、商人、士兵、工匠等）。化石燃料实现了农业的工业化和自动化，以及发展更长距离的分销链。

人工收割玉米（左图）对比机器收割玉米（右图）图片来源： The Harvest Cradle by John Linnell, Public Domain (左图). Deer Harvester by Wesley Hetrick, Creative Commons Non-Commercial 2.0 Generic License (右图).

而今，美国只需要1%-2%的全职农业人口，就能给所有其他人提供食品。工业化的食品体系解放了几乎所有的农民阶级，使他们能进入城市生活并从事制造、营销、金融、广告、管理、销售等工作。因此，二十世纪期间的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的急剧扩张几乎完全归因于化石燃料。

但是化石燃料已经成为一种与魔鬼的交易。这种资源终会耗尽且不可再生。不仅如此，燃烧化石燃料还会产生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改变着气候和全球海洋的化学组成。这些都不是小问题。显然，气候变化本身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污染困境。它可以直接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粮食体系瓦解，以及大面积的人口被迫迁徙。

在理论上，用其他能源取代化石燃料是可能的。但是要完全取代它需要极大的投资。这不仅仅是指修建太阳能板、风力发电机或核反应堆（后一选项还有其他严重的问题）。制造业、运输系统、建筑业和食品体系等的运转都需要重组重建，才能实现以电力替代固态、液态或气态的化石燃料。应用能源需要转型，但其进行的速度远远无法防止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发生。这样的转化进程也无法阻止优质资源（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枯竭所导致的经济衰退。显然，工业化社会在能源转型上的失败可以归因于以下几点：1. 资金雄厚的化石燃料产业的反对。2. 技术革新方面的巨大挑战。3. 未能得到政策制定者的支持并实施必要的碳税和替代能源补贴政策。

由此，我们加速走向生态上和经济上的毁灭。

为什么人类难以意识到我们正在走向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

每个文明的适应性循环在接近维持阶段尾声时，都会产生这种相当典型的现象。每个单独出现的问题通常是可以解决的 – 至少从原则上来讲。但是，随着问题的积累，领导者们却越来越不愿改变现有系统和程序，来解决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因为他们已习惯现状且从中受益。当这些趋势被渐渐忽略，扭转它们就需要付出更巨大的努力，并克服更强烈的不适。一旦人们认为解决问题需要做出的牺牲过多，则处理这些问题的唯一可行方式就是否认它们的存在，或者因此去指责别人。责备的好处是使领导者们看起来真像在做些什么，还可以收获追随者的忠心。但是这对于延缓滚雪球般的各种危机根本无济于事。

从中我们很容易看出精英们是如何与现实脱节，并错失崩塌前的信号的。但为什么其他人都会跟随效仿呢？神经科学的一些新发现有助于对此作出解释 – 为何大多数人都难以理解我们正在走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

在做决定时，我们人类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天生的倾向性。即在做出决策时，我们倾向认为此时此刻所面临的危机和机会比未来的更重要。这被称作贴现未来（discounting the future）。而这样的倾向使得我们难以通过牺牲现在去克服未来的巨大风险 （如气候变化等）。例如，去往其他国家度假会带来直接的愉悦。这很可能会打消我们对于航班所排放温室气体的顾虑。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也就是把这个透支未来的例子数以十亿计算。所有这些会影响气候的决定叠加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减少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是如此困难。

我们人类会本能地响应新奇的事物。我们会去注意环境中任何不适当或意外的事物，它们可能预示着潜在的威胁或奖励。大多数类型的奖励会增加大脑内神经递质多巴胺的水平。实验表明，如果一种动物的多巴胺受体基因被去除，它将会减少探索和冒险。而没有了这些探索和冒险，个体的生存机会就会降低。而人类大脑的多巴胺奖励系统（为实现这种实用功能进化而来）却可以被各种上瘾物质所绑架。在一个充斥着新鲜刺激的文化氛围中，这样的问题尤为严重。这些刺激经过专门的设计和提炼，来引起我们的兴趣，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为了娱乐和利润）。例如普通儿童每天会看到的数百条广告信息。我们已经沉迷于各种各样的刺激，以至于难以注意到那些极具威胁的长期趋势正呼啸而来。

社会中的权利持有者会激励那些地位和财富不及他们的聪明人，以便将不可持续的趋势正常化，并否定即将到来的后果。此举还分散了各方面的注意力，使人忽略不断恶化的矛盾。声称经济增长能在有限星球上永远继续下去的经济学家赢得了诺贝尔奖。辩驳说气候变化是个骗局的政治家赢得了大量选票。一些专家和企业家宣称通过所谓服务型经济，社会可永久发展扩张而不需要额外的能源或物质资源，从而摆脱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的烦恼。这些人在他们的职业道路上顺风顺水。还有以些科技专家告诉我们，人工智能、3D打印或区块链将迎来其“技术奇点（singularity）”（短时间内技术有极大的接近无限的进步）。到那时就没有人需要去工作。能够自我生产的机器会满足全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发表这些言论的专家们就此名利双收。

否认灾难即将到来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态度。其中有些很温和。很多有思想、明事理的人承认气候变化、物种灭绝和土壤贫瘠化等威胁。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我们更加努力，就能克服这些问题。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方向正确的改变意见。例如选举不同的、更负责任的政治家；给非盈利性环保组织捐款；驾驶电动车；在屋顶安装太阳能板；成立太阳能合作社或其他区域性的非盈利机构，从而完全使用新能源供电；吃有机食品；在当地农贸市场购物等等。所有这些行动都能帮助社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也就是远离失败的边缘，虽然成效甚微。或许，通过以下信念，可以鼓励人们采取上述行为：平稳的过渡和幸福的未来是可能的，新能源将创造丰富的就业机会，最终产生出永久增长的绿色经济。给这样的信念和行动泼冷水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他们应该受到鼓励。这类实际行动和努力，不论是发自内心还是应景之举，可能都有助于减缓崩塌，虽然无法最终阻止这场灾难的到来（我们将在下文详述这一点）。然而，仍然有一部分人在否定现实，即：否认工业社会的整体发展轨迹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它将无情的走向超载和崩塌。

我们该做些什么？

上文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似乎脱离了正常的轨道。但蕴含的意味让人心惊胆战。如果这一切是真的，那我们现在或多或少面临不可避免的灾难（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和生态上）。而且当前的工业文明是全球性的，人口密度要比以前任何世纪都高出许多倍，这场灾难的规模可能是前所未有的。虽然没有人可以在此刻预测崩塌将是怎样的彻底和可怕，但甚至是人类的灭绝也是可以想象的（尽管没有人有信心发表这样的言论，这当然也不是唯一必然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是人类脆弱的神经难以承受的。每个人自己的死亡就已经足够我们思虑了。一种心理学教程 — “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解释了很多文化常规和习俗（宗教、民族认同感等）存在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应对难以承受的真相——每个人终有一死。要承认我们熟悉的生态环境即将土崩瓦解，而生命也即将逝去，要困难的多！所以难怪我们之中的很多人都选择去否认现实并转移注意力。

毫无疑问，“崩塌”是一个可怕的词。当听到它时，我们可能会立刻想到电影“疯狂麦克斯”和“末日危途”里的场景。我们设想的崩塌意味着一切有意义的事物在瞬间彻底解体。这个词让我们失去了推理论证的能力。但这正是我们需要冷静思考的时候。

事实上，文明的崩塌也分不同程度。从历史中我们了解到，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几十年，有时甚至几世纪才会逐渐展开。而且在这个阶梯式的进程中，往往会有部分的恢复周期。此外，我们也许可以介入崩塌过程，以改善其结果。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的社会，也是为了全人类和成千上万其他物种。在罗马帝国崩塌之后，中世纪的爱尔兰僧侣们可能通过回忆和抄录古代文献，而“拯救了文明”。那我们能否通过规划和主动行动，也做到这些，甚至更多？

“苍凉” by Thomas Cole (1836), 系列五部曲中的第四部分，名为“帝国的历程”. Public Domain.

为了避免气候变化和其他相关危机，一些人已经做了很多事。如前文中提到的，有些人自愿地减少能源消耗；吃当地自产的有机食品；努力地去认识邻居们；摆脱无休止的消费习惯；减少债务；种植有益于本地授粉者的物种来保护当地的生态多样性；在自己花园中使用生物碳作为有机肥料；支持那些优先解决可持续发展危机的政治候选人；为环保和人权组织做贡献等等，都有助于缓和即将发生的崩塌，并确保会有更多的幸存者。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我们可以共同行动，开始重新绿化这个地球。捕集碳，并将其包含到我们制造的几乎所有产品中（包括混凝土、纸张和塑料等），而不仅仅是把它存入土壤。基于互助共赢，设计新的经济体系，而不是依赖竞争、债务和无止境的增长。无论是否意识到我们的文明大限将至，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有意义的。相对而言，我们如何描述这些行动的目标并不重要。不管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拯救地球，实现我们人类的繁衍进化，促进广泛的精神觉醒，亦或减缓这不可避免的文明崩塌。

然而，这样的全局观（理解适应性循环、能源的作用以及我们的极度困境）不仅增强了紧迫感，更让我们意识到当前被忽视的一系列紧要事项。例如，当文明崩塌时，重要的文化知识通常会丢失。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我们可能将无法避免地失去大量人类共有的知识。不过这些信息中的大部分都并不重要（恐怕我们遥远的后代不会纠结于看不到当前流行的综艺节目吧？）。然而全球各地的人们现在都在使用脆弱的存储介质（电脑和服务器硬盘来储存）从音乐到书籍到使用说明等所有内容。如果世界上的电网再也无法维持，我们失去的不仅是舒适和方便，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失去科学、高等数学和历史。

不仅是现在主流的工业化文化容易受到信息损失的影响。几千年来幸存下来的本土传统文化也正在被全球化所迅速侵蚀。结果是，可以帮助未来人类可持续地生存下去的区域特异性知识将荡然无存。

这些文化知识的处境岌岌可危。谁肩负着筛选、保护和复制它们的责任呢？只有那些深知危机的人们。

就地行动：社区自强

自从15年前“后碳研究所” （Post Carbon Institute）成立，我们就意识到了这样的全局观。我们有幸与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些先锋生态学家对话和学习。他们奠定了我们目前对稳健性科学、系统性思维、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很多概念的理解。自此，我们努力地将这些理解和认知传达给年轻一代的思想家和活动家。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断地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 考虑到我们贫乏的组织资源，什么行动计划在全局观背景下最有意义？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制定了一个四重策略。   

1. 鼓励在社区层面上的稳健性建设

稳健性（弹性）指的是一种系统能力，使其在遭到破坏后仍能保持基本结构和功能。当系统处于维持阶段时，其稳健性通常是处于整个适应性循环的最低水平。如果能在此时的人类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中建立起稳健性，那么接下来的释放阶段就会比较温和。

为什么要在社区中尝试稳健性建设，而不是在国家或国际层面呢？这是因为在社区层面能最直接、最有效地干预人类社会体系。现在进行全国性的行动是很难的。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存在：几乎所有事情的讨论都会迅速变得政治化、两极化和争议化。而在社区层面我们可以最直接地与构成我们社会的人和机构互动。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最容易受到社会决策的影响 – 我们可以从事的工作有哪些、我们可以使用的设施有哪些、以及让我们受益或受限的政策有哪些等等。并且最重要一点是，对于我们这样没有重要政经权利的大多数人，社区层面的行动可以最直接地影响社会。例如，我们可以作为选民、邻居、企业家、志愿者、购物者、活动家或民选官员等，贡献我们的力量。

自“后碳研究所”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支持这方面的倡议和行动。它们为建设社区稳健性提供了有效的、可在地方层面复制的且适应力强的模型。

2. 传播好的想法

Naomi Klein, 在其著作《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中引用了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的话：

“只有一场危机 – 不管是事实上存在，还是只被感知到 – 才会带来真正的改变。当这样的危机发生时，人们采取的行动往往是依据既定的思维。我认为，我们的基本职能是：开发当前政策的替代方案，并保持其活力和可用性，直到政策上的不可能成为政策上的不可避免。”

然而，Friedman和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几十年来一直采用“休克主义”来破坏区域经济、国家政府和本土文化，从而推动由企业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项目。其实Klein的观点是，利用危机的关键是制定有效的体系改革计划，然后静待时机成熟。当整个社会徘徊于极具颠覆性转变的边缘，这才是一个有意义的策略。

随着工业化文明的崩溃，我们需要准备好什么想法和技能呢？朴门永续设计（permaculture）就是一个汇集了很多好想法和实用技能的现成宝典。这是一系列已经打包好且立即可用的生态设计工具。70年代的一些生态学家在了解到工业化文明会最终达到自己的极限后，创造了朴门永续的设计理念。另一套有效的工具是共识小组决策技巧（consensus group decision making skills）。类似这样好的想法、工具和技能还有很多。

3. 面向创新者和先期采纳者

早在1960年，一位通讯学教授Everett Rogers就提出了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s）。该理论描述了新想法、新技术和社会创新在整个文化中传播的方式、原因及速度。其理论要点在于辨别人群中不同类型的个体，根据人们应对和适应新事物的方式，可以把他们划分为：创新者、先期采纳者、先期多数、晚期多数和迟缓者。

创新者很重要，但是他们努力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创新在先期采纳者中的扩散。这些人往往数量不多，但是在人群中具有特别的影响力。

在“后碳研究所”，我们决定专注于和先期采纳者的沟通。

4. 帮助人们了解全局观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承受有关文明崩塌的讨论。有些人在心理上太脆弱了。而我们所有人偶尔也需要放松一下，需要时间来感受和消化这样的局面所带来的情绪和思考。但是对于那些能够接纳这些信息并依旧能行动起来的人来说，全局观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它证实了我们许多人的直觉。它还为所需的战略行动提供了一个背景。

利于社会，保持客观

我经常被问到是否对未来怀有希望。我通常的回答是这样的：希望不仅是对以后更美好时光的期待，也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实现最优可能结果的决心，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后碳研究所”的成员David Orr对此写下了最好的总结：“希望是一个能让人卷起袖子行动的动词。”

然而，如果就希望的讨论而言，仅仅是重新定义这个词似乎太过轻巧随意。提问者需要一些合理的理由，才会相信一个不那么可怕的结局是可能的。其实我们的确有不容忽视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

Steven Pinker在他的著作《人性中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中指出，我们人类正在变得更加的和平协作。现在可以说，过去几十年间的任何暴力事件的下降都可以看做是文明处于维持阶段的另一个迹象：得益于化石燃料所带来的财富流动，我们已经获得了一种权利的均衡 – 可能暴力只是暂时被搁置，直到大坝崩塌的那一刻，我们也就进入了适应性循环的释放阶段。无论如何，进化是真实的。对于人类而言，通过文化的进化比基因进化快得多。因此，我们人类完全有可能迅速进化到能在较大的群体里过更和平的生活。

之前我介绍了一些神经科学方面的发现。它们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面对文明存亡的可怕威胁时，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选择否认和逃避。神经科学也提供了一些好消息。它告诉我们，人类的合作冲动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进化史中，就如同那些竞争的冲动。自我约束和对他人的同理心则如同我们的语言能力一样，部分要通过学习开发才能获得。我们继承了自私人性的同时，也承袭了利他的能力。但是社会文化通常会推动我们向后者的方向发展。正如父母们通常被提倡教导他们的孩子去分享，而不是浪费或自大。

灾难研究（Disaster research）告诉我们，在危机的早期阶段，人们通常会以高度合作和自我牺牲做出回应（我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社区的火灾后，亲眼见证了这一点）。但如果困苦的情况持续下去，人们可能会转而相互责备，并且争夺稀缺资源。

所有这些都表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极其重要。它很可能会影响我们将如何渡过这场即将到来的危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会做出利于社会（pro-social）的态度和反应，同时遏制责备和恐慌情绪。作为致力于建立社区稳健性的人，我们需要避免盲目推崇和长篇大论。我们需要的是塑造共同的价值观。所有人必须明白，我们要一起面对这场危机。这时全局观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理解文明的崩塌不是任何一个群体的错。只有团结一致，我们才有希望能挽救和保护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甚至改善长期的生活水平。

这是风雨欲来的时期。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无能为力。今后每一个寻常的日子里，我们都有表达感恩和采取行动的机会。

致谢：

本文的翻译由姚静雯完成。张岚和侯静对文章进行了审阅和校对。谨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

Richard Heinberg 是十三本书的作者，其中包括：

- 《我们的可再生未来》Our Renewable Future (2016)

- 《燃尽之后》Afterburn (2015)

- 《蛇油》Snake Oil (2013)

- 《增长的终结》The End of Growth (2011)

- 《一切的顶点》Peak Everything (2007)

- 《派对结束了》The Party's Over (2005)

Richard Heinberg是后碳研究所（Post Carbo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致力于摆脱我们目前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被公认为全球该领域最前沿的倡导者之一。他曾为《自然》（Nature）、《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路透社》（Reuters）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等刊物撰稿，并为世界各地的民众提供了数百场关于能源和气候问题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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