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科大导师上“两会”

履职尽责谋发展

参政议政献良策

凝心聚力传心声

聚焦两会

多位国科大研究生导师

心系家国，立足本职，聚焦科教

在两会中积极建言献策

大科学装置是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必须高度重视大科学装置建设，支持我国科学家在科技前沿领域开展研究

大科学装置性能指标必须国际领先。优化大科学装置投入的比例，建设更多国际领先的、有独创性的、开展前沿科学研究的专用大科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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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再立新功！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我国在天文学领域取得新进展。

3月2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传来好消息：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郭守敬望远镜“加持”下，我国天文学家发现，最古老的银河系薄盘恒星年龄约为95亿年。该成果为深刻认识银河系薄盘的早期形成演化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观测依据。

被称为“大科学装置”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推动科技创新、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近年来，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当数量的前沿科学突破都是依靠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取得的。

“在基础性、前沿性科学研究中，大科学装置发挥着策源地作用，基础研究工作越来越离不开大科学装置。”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国科大核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加强基础研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建好、用好大科学装置这一“国之重器”。

大科学装置是基础研究支撑平台

想揽“瓷器活”，就要有“金刚钻”。

“目前，有不少基础研究完全依赖大科学装置，它们通过大科学装置做无穷大或无穷小的研究，比如粒子物理、核物理以及天文学。没有大科学装置，这些研究无从谈起。”王贻芳说，还有相当一部分基础研究，如果没有大科学装置提供手段条件，研究就无法达到很高的高度，在同行竞争中就会落后。

可以说，大科学装置为开展前沿性、基础性研究提供了重要平台，对于获取原创成果、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意义重大。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重大基础科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总工程师、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建成也持有相似的看法。大科学装置是开展基础前沿研究的支撑平台，而且，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理论突破后，还需要实验验证，大科学装置在实验验证上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杨建成说，“在过去的40多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中，大约有40%来自大科学装置。”

王贻芳曾做了一个统计：2011年以来，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生的成果有22项入选国家科技“三大奖”，其中9项国家自然科学奖、3项国家技术发明奖、10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因此，为了夯实基础研究根基，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大科学装置建设，支持我国科学家在科技前沿领域开展研究。

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大科学装置总量达57个，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我国拟新建20个左右的大科学装置，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迎来了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快速发展期。

大科学装置性能指标必须国际领先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大科学装置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王贻芳多年参与设计、建设、运行和使用大科学装置，对此有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他说，相比国外，我国现有的大科学装置总投资规模偏小，这会限制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产生。而且，虽然我国大科学装置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但这些装置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现在，有一些大科学装置的独创性、领先性不够，看到别人取得成绩，我跟着照做，一哄而上，存在低水平重复的问题。”王贻芳坦言。

杨建成也认为，大科学装置的综合性能指标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建设的大科学装置在性能指标上必须是国际领先的。有了国际一流的平台，我们才可能做出国际一流的成果。”他说。

“从支撑基础研究的角度看，大科学装置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通用型，比如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二是专用型，比如‘中国天眼’。”王贻芳认为，目前通用型大科学装置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因为它可以支撑各方面的用户，而专用型大科学装置占所有大科学装置的比重却在逐年下降，“这显然不太合适”。

王贻芳建议，未来应该优化大科学装置投入的比例，建设更多国际领先的、有独创性的、开展前沿科学研究的专用大科学装置。通过这些装置的引领，取得重大一流的科学成果。

结合自己多年深耕加速器研究的经历，杨建成表示，为了更好支撑基础前沿研究，我国要作好大科学装置建设的整体规划，优化大科学装置的学科和地域布局，从而加强大科学装置对基础研究的支撑作用。

大科学装置在面向基础前沿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会发展很多高精尖技术。“有一些技术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基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研发的医用重离子加速器，就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杨建成建议，国家对大科学装置产生的高精尖技术的转移转化应给予更多关注。

积极推动国家塑料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构建塑料全生命周期管控与污染监测大数据平台

完善国家塑料污染控制的公众参与制度

我国构建起了全世界最完善的塑料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要积极宣传我国贡献，为全球塑料污染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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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我国塑料用量为9087.7万吨，废弃量约为6000万吨。其中，40%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如塑料包装袋、农业塑料薄膜、快餐盒、饮料瓶等。面临着严重的塑料污染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国科大现代农业科学学院院长朱永官指出。

预计到2050年，全球塑料累计产量将增至340亿吨。届时，全球年人均塑料消费量将达到84.37千克。为此，联合国已经启动了塑料公约的谈判，旨在推进循环经济，有效遏制塑料污染。

“近年来，随着人们消费方式的变化、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新冠疫情对一次性医疗及防护用品需求的增加，一次性塑料制品年废弃量超过2000万吨，是造成塑料污染的主要来源。”朱永官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指出，塑料污染的危害不容小觑。

目前海洋垃圾中85%是塑料，已在233种海洋生物消化道内发现微塑料颗粒。2015年，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食用盐、海产品、啤酒、蜂蜜等食物中均检出了微塑料颗粒。同时，塑料的生产和使用还加速了温室气体排放，超90%的塑料生产依赖对化石原料的消耗。

“地膜、轮胎颗粒等塑料在土壤环境中不断积累，这直接影响到了土壤的物理化学结构。塑料会吸附农药、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干预土壤生物新陈代谢，破坏土壤生态系统。”朱永官说。

因此，他建议，积极推动国家塑料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建立跨部门、区域、流域的综合协调机制，统筹考虑塑料污染的监测评价、防控措施、公众引导、国际合作等内容，发布国家塑料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此外，构建塑料全生命周期管控与污染监测大数据平台。

开展塑料污染来源、迁移路径、生态环境影响及治理措施等研究，评估塑料污染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定期发布监测和调查结果，为有关政府和部门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塑料预防和控制措施提供依据。

同时，还要完善国家塑料污染控制的公众参与制度。加大塑料垃圾污染信息披露力度，提高公众对塑料污染的认知，鼓励公众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

最后，我国构建起了全世界最完善的塑料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要积极宣传我国贡献，为全球塑料污染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加强与欧空局等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合作

畅通合作渠道，优化合作环境，方便经费、设备、人员交流沟通

牵头发起和积极参与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大科学工程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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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空间科学已成为航天领域国际合作的主流渠道和重要窗口，成为协力打造外层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选择。

“发起和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不仅将推动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且还将在破解人类共同发展难题、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有效维护我国科技安全等方面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如何加速构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新发展格局，成为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王赤经常思考的问题。

他指出，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构成了航天强国建设的三大支柱，空间科学挑战极限的需求有力牵引空间技术向更高水平发展，促进尖端探测技术不断突破，是航天核心技术发展的强劲动力，是空间应用的先导和基础。

空间科学对重大基础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将取得重大突破，可能催生新一轮科学革命，是基础研究的战略制高点，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重大领域之一。

而近年来，中欧联合空间科学卫星——微笑计划(SMILE)因众多问题，严重影响了项目实施进度。

“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迫切需要从空间科学领域突破，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深入的融合、更加便捷的途径、更加丰硕的成果，加速构建空间科学国际合作的新发展格局。”王赤指出。

基于此，王赤提出3条相关建议以期解决上述问题。

其一、 建议加强与欧空局等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合作。坚持与欧空局在航天领域开展合作。通过中欧空间科学双边会议、中欧科技对话等原有机制，保持高质量、高频率的对话交流。

在此基础上，有关部委和科研机构，开辟专门渠道，实行特殊政策，提升与欧空局在空间科学领域合作的层级，实现与欧空局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全方位和全过程合作，保证合作的长期稳定，减少“一事一议”的不确定性，降低因项目生命周期带来的合作起伏。

同时，不断扩大“朋友圈”，深化与一些国家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合作。

其二，建议畅通合作渠道，优化合作环境，方便经费、设备、人员交流沟通。相关部门对国际科技合作特别是重大空间科学国际合作任务给予政策保障和程序优化简化，在境外开展探索性科技合作所需专项资金出境及相关税务缴纳，外国人员来华开展科技交流合作的签证办理、在华备案以及居住、交通、工作学习生活保障等。

其三，建议牵头发起和积极参与空间科学领域的国际大科学工程和计划。建议相关部门果断决策，围绕重大前沿科学问题，支持实施以中国科学家为主发起的空间科学领域国际大科学工程和计划，同时鼓励我国科学家积极参与其他国际计划，构筑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和交流平台，打造国际科学中心，大幅提升我国在外层空间探索和利用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致力于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通过精神文明的繁荣带动物质文明的发展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的支柱型产业，成为优化经济结构、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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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现行宪法对国家发展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作出了规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制定和修改完善了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促进法、公共图书馆法、著作权法、文物保护法等法律，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在文化法治建设中，我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致力于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通过精神文明的繁荣带动物质文明的发展。在立法引领和推动下，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的支柱型产业，成为优化经济结构、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无比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加强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加快国家植物园体系构建，形成多层次带动效应

专项支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在规划编制、政策制定、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

根据主体业务不同，提出重点保护植物类群，并制定行业标准，形成各有侧重、凸显特色的植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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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物多样性，植物园的作用不可忽视。植物园不仅可以供人观赏植物，还是野生植物迁地保护、科学研究、园林园艺展示、自然教育和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机构，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力量。

2022年4月18日，我国首个国家植物园在北京正式揭牌。2022年7月11日，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正式揭牌。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全面展开。不过，我国植物园区域发展还不均衡，已有植物园发展水平不一，西部植物园数量稀少。此外，植物园隶属于中科院、教育、住建、林业、农业、科技等多个部门，相关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理顺。

建议相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加快国家植物园体系构建，形成多层次带动效应，真正发挥各级植物园整体效能，提升我国植物保护总体水平，促进全国植物园整体水平提升。要专项支持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在规划编制、政策制定、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指导和支持。不同隶属关系的植物园应根据主体业务不同，提出重点保护植物类群，并制定行业标准，形成各有侧重、凸显特色的植物多样性保护网络体系，促进我国植物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

全面持续推进我国土壤（特别是耕地）污染防治工作，并将其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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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虽然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土壤环境质量也发生了基础性向好变化，但在全国人大代表、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看来，目前我国土壤环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在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他对记者表示，一是我国土壤类型及其利用方式多，空间分布格局复杂；二是我国土壤污染类型多，耕地重金属污染严重，呈区域差异化分布，同时出现抗生素和微塑料等多种新污染物；三是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晚、历史欠账多、底子依然薄弱。

为此，沈仁芳建议，全面持续推进我国土壤（特别是耕地）污染防治工作，并将其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重要任务。其中，土壤环境基准科学求证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合理制定是高质量推进土壤环境管理和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的关键所在。

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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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应对国际科技竞争、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步伐，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可谓“源头活水”。我们必须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长远来看，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然而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人才仍然较少。因此，一方面，要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另一方面，要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比如按照需求导向、市场导向和自由探索等，对基础研究领域的人才进行分类评价，构建符合基础研究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体系，健全科技评价激励、科技人员薪酬等制度，从而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

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形成政策合力，对湖南省建设生物医药猪模型研发基地给予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

组成工作专班，结合“芙蓉实验室”和“岳麓山实验室”建设，推进生物医药猪模型研发基地立项并尽快启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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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动物是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生物资源，其科学研究、技术创新水平深刻影响着生命健康发展质量。

“全球科学家利用大小鼠等小型动物开展研究，在认识疾病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大量临床2、3期失败的事例告诉我们：对于临床转化医学，小型动物的药效实验成功率并不理想。”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科大博士生导师印遇龙告诉《中国科学报》。

印遇龙表示，当务之急是在更接近人类的大动物模型中开展相关研究。猪与人类在解剖学尺寸和结构、生理学、免疫学以及基因组等方面相似，在异种器官移植、疫苗及药物研发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与灵长类动物和其他家畜模型相比，猪的多种属性具有优势，包括生育时间短、产崽多和基因组易编辑等。近年来，猪已经成为人类异种移植的首选动物，并在药物开发和毒理学测试中用于安全剂量范围的确定。

印遇龙透露，异种器官移植的最大障碍是免疫排斥，湖南省的专家团队正积极开展基因编辑猪的研究，以达到降低免疫排斥反应、减少猪内源性病毒传播的目的。同时，利用基因编辑技术研发人类重大疾病的猪模型，为药物和疫苗研发提供最优载体。

“基因编辑猪的主要研发基地位于北京、云南、四川和广东等地，因此异种器官移植的专家需奔波多地才能完成相应的手术，极大限制了技术迭代和临床推广。”印遇龙表示，需要把当前的优势研究资源整合起来。

印遇龙建议国家在湖南省建设生物医药猪模型研发基地，为提高我国生物医学基础研究水平和医药产业创新能力提供关键的条件支撑。

具体而言，他建议有关部门加大资金整合力度，形成政策合力，对湖南省建设生物医药猪模型研发基地给予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由国家相关部委领导干部、湖南省主管领导干部以及医学、畜牧等领域的院士和专家组成工作专班，结合“芙蓉实验室”和“岳麓山实验室”建设，推进生物医药猪模型研发基地立项并尽快启动建设。

完善社会化科普工作格局

强化专业化科普能力建设

打造信息化科普服务平台

建立国际化科普交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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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举行视频会议，委员作大会发言。高鸿钧委员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在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视频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科学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伟大事业，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高鸿钧就此提出建议：

——完善社会化科普工作格局。强化各级党委和政府履行科普工作的领导责任。加强科普法与教、科、文、卫、应急等领域“法法有效衔接”，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强化专业化科普能力建设。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推动高端科技资源科普化，让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观测站等惠及更广大民众。壮大科普人才队伍，提升科普活动影响力，大力扶持科普产业发展。

——打造信息化科普服务平台。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促进科普创作内容的融媒体传播和表达方式的可视化，形成高质量的数字化科普产品。树立科学权威、公信普惠的国家科普品牌形象。加快科技类博物馆、天文台站、科普基地等科普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建设。

——建立国际化科普交流渠道。构建国际科普交流平台，开展气候变化、生命健康、科学教育等全球共同关注的主题对话。树立全球科普观，增进国际科技合作共享。

新设“环境资源界”：可集多领域专家智慧，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和高质量发展

新污染物监测：要精确定量的监测方法，也需开发快速筛查的技术手段

多措并举：促进空气污染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优化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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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环境资源界’有什么深意?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在两会期间专访了中科院院士、国科大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江桂斌。

江桂斌表示，增设环境资源界，可以融合多个领域专家学者的经验与智慧，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重要科技支撑，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和高质量发展。

江桂斌是分析化学与环境化学的专家，致力于环境分析化学方法、环境污染现状与过程机制和生态毒理学研究，并将基础前沿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应用于我国重大环境问题的解决。

谈新设“环境资源界”：

可集多领域专家智慧，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和高质量发展

贝壳财经：你认为今年新设“环境资源界”有何深意？

江桂斌：界别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界别设置随国家不同时期社会发展需要而不断调整完善。“环境资源界”是本届政协新设立的一个界别，是全国政协界别30年来的一次重大调整。新设环境资源界别，是落实二十大精神，“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的具体实践。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绿色GDP、清洁生产等是落实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增设环境资源界，可以融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水电、地质地球、化学化工、海洋、气象、交通、人口等多个领域专家学者的经验与智慧，聚集和吸引优秀专家形成集群优势持续建言献策，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重要科技支撑，高水平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这次调整和优化界别，有利于更好发挥人民政协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独特作用。

谈新污染物监测：

要精确定量的监测方法，也需开发快速筛查的技术手段

贝壳财经：近期，十四种新污染物纳入重点管控清单。新污染物“新”在哪？有哪些共同特征？

江桂斌：对于“新污染物”，“新”意味着新产业所带来的污染排放以及较短的污染发现时间。从源头方面而言，新污染物通常是外源性化合物、人工合成或天然的化合物。

总体上，新污染物的绝大多数为目前大量生产和应用的化工产品，尚未有效对其生产和环境排放加以控制；此外，环境介质中的存量较高，对污染的源汇及迁移仍缺乏认知；再者，目前对其环境风险还缺乏全面的科学评估。

贝壳财经：如何监测、治理新污染物？

江桂斌：由于我国化学品生产及环境污染的自身特点，新污染物的环境暴露与健康危害机制与发达国家差异显著，无法照搬国外研究模式与结论。我国新污染物的暴露特征复杂，暴露所致健康危害研究缺乏理论和方法。

针对复杂环境介质中新污染物的高通量筛查及监测技术有待完善，现有技术的普及性和标准化的推进尚需整合各方研究力量。监测新污染物既需要精确定量的监测方法，另外也需要开发快速筛查的技术手段。单纯依赖现有科研机构的传统技术，耗时耗力耗财，难以满足全国范围的推广需求，也不能够满足种类繁多的新污染物的监管问题和风险管控。

比如说，可以通过效应导向分析的技术手段，弥补现有新污染物风险评估体系不足。我们团队针对发现新污染物这个国际性难题，在国内首创成组毒理学分析系统，能够识别样品中的各种效应污染物，进而发现不在目前管控名录之内的新污染物。如果该污染物在环境中有较高的赋存，这就很有可能成为未来需要优先管控的新污染物。未来我们还要研发更多小型化分析设备以满足技术推广的需要。

我国新污染物治理及管控工作需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系统观念，着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以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环境与健康风险为核心，推进新化学物质和现有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实施调查评估、分类治理、全过程环境风险管控，加强科技支撑保障，形成政府主导、企业、社会和公众共同参与的新污染物治理体系，支撑我国新污染物治理的高效运行。

因此，需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明确监管机构和责任，建立污染物排放监测、控制和处罚等制度。加强法律监管，全面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严格源头管控；深化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增强多学科交叉创新，强化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加强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

多措并举

促进空气污染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优化协同

贝壳财经：你如何理解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之间的关系？

江桂斌：健康权是人类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环境质量问题是关系公众健康的重要问题，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保障公众健康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十三五”“十四五”环境健康工作规划提到把保障公众健康理念融入环境保护政策，以最小经济和社会成本把危害公众健康的环境风险降到最低，为环境健康工作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开展环境保护，将为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重要契机。这不仅会促进我国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提升产量与效益，也会为我国行业在参与全球产业竞争过程中提供有力的绿色技术保障，同时全面保护我国的公众健康。

贝壳财经：该如何实现空气污染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优化协同，促进人民健康效益最大化？

江桂斌：我认为，实现空气污染治理和气候变化治理优化协同并促进人民健康效益最大化需要采取综合性的、跨学科的和跨部门的行动。

在科学层面，我们必须解答“暴露”“毒理”和“健康”这三大关键科学问题，重点关注大气污染人群的潜在健康损害和空气污染物对人群的健康危害机制研究，探索污染与区域疾病高发之间的潜在联系。

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治理政策，包括环境监管的加强、环境保护机制的建立以及促进空气污染治理的措施；同时，制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率、改善交通和基础建设规划等方面的措施。

技术方面，应推广智能化系统，并通过监测、分析、预警和大数据等手段实现精细化管理。政府还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各行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保护自然资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此外，政府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来提高人民对气候、环境与健康内在关联的认识，比如在降碳减排、减少浪费和使用绿色环保的产品等。同时，政府应该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以实现空气污染及气候变化治理和人民健康效益的最大化。

加强宣传，促进提升公众在科学中的性别平等意识

进一步推进配额制

加大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倾斜性支持力度

建立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解决女性上升空间存在的“玻璃天花板”问题等

优化完善促进女性科技人才发挥作用的体制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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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3月8日是中国正式庆祝的第100个国际妇女节。我郑重提出一份提案，以期引起各界人士更多关注女性科技人才。

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TEM）等领域智力潜能巨大，是科技创新发展的一支关键性力量，充分挖掘女性参与科技创新的潜力、激发女性科技人才成长活力，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

目前我国女性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参与度不足，建议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实施执行中，以适当的政策“倾斜性”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造力，助推女性人才投身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队伍。

“妇女能顶半边天”，无论是在世界发达国家还是在中国，女性都是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

世界上许多国家一直重视并强调女性科技人才对于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作用。早在本世纪初，英国政府就指出，“女性是英国最被低估的、亟须被开发利用的重要人力资源”。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科学技术机会平等法》。欧盟以及日、韩等国也都针对女性科技人才发展提出了相应政策和措施。

在这方面，中国虽然起步晚，但相关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2021年我国科技部等十三部门制定了《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旨在进一步激发女性科技人才创新活力，更好发挥女性科技人才在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的重要作用。

国家层面对女性科技人才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不少单位相继出台了相关政策和措施，期待充分开发女性科技人才资源，让女性在科技创新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但现阶段我国仍存在女性科技人才能力被低估，以及女性领军科技人才不够、高位决策参与不足的现象。

推动女性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发挥重要作用，急需相应的环境、平台进行机制化、体制化和系统化的建设及改革。我们必须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女性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为其成长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具体建议如下：

一要加强宣传，促进提升公众在科学中的性别平等意识。充分强调女性角色对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唤起女性自我学习和提升的意识。加强对女性童年时期从事科学事业的正确引导，提高女性对科学研究的认知，以吸引更多女性从事科技创新，消除广大社会群体对女性进入科研领域的偏见。

二要进一步推进配额制。在各级学术委员会、项目及人才称号评审组等科技决策单元中，规定女性科技人才的最低占比，充分提升女性科技人才在重要事项的评审及决策中的参与度，切实提升女性话语权。科研机构、科技社团等，要为女性科技工作者加强合作、“抱团取暖”提供有力平台。

三要加大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倾斜性支持力度。在女性关键时期（生育期、哺乳期等）切实给予政策的支持。增加职称晋升、项目评审、奖励等各方面的支持比例。在有年龄限制的各类人才计划和项目上，对女性应适当放宽。提高女性在科技创新中的参与度，不仅要支持杰出的女性科技工作者，还要更多支持目前正处于科技攻坚阶段的广大女性工作者。

四要建立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解决女性上升空间存在的“玻璃天花板”问题；制定激励女性科学家担任高层次和重大类型项目负责人的优惠政策，支持和培养更多高层次女性科技人才及后备团队；积极推荐女性科技工作者在海内外科技组织中任职；在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等各类妇女评选表彰中提高优秀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入选比例。

五要优化完善促进女性科技人才发挥作用的体制环境，设立性别平等政策研究机构，研究并开发反映女性科技人才群体发展的数据指标，科学全面地监测并掌握该群体的发展动态和总体质量，建立以实证数据为基础的女性科技工作者监测体系，推动以事实数据为依据的科学政策制定，进一步发掘和发挥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新能力。

将地球和宇宙领域的重要科学思想与研究成果纳入中学地球科学课程，使之体现时代特点、适应社会需要、服务国家战略

对现有地理教材进行升级改造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能力

加强课程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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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中学地理课程缺少地球科学整体视野，难以容纳其他分支学科内容，无法适应高校对地学人才早期培养的要求，问题和矛盾十分突出。”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直言。

地球科学是认识地球形成和演化的科学。地理学是地球科学的分支学科，以综合性和区域性为主要特色，主要研究地球表层及人地关系。“而我国中学地理课程以传统地理知识为主，内容浅、课时少，甚至被视为文科课程。” 周忠和表示。

周忠和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虽然小学地理课程已经扩增了部分地球科学内容并纳入小学科学课程，中学课程改革也吸收了部分意见并多次修订，但仍然主要局限于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无法体现地球科学的丰富内涵，明显落后于时代和我国现代化建设需求。

因此，他建议，首先基于我国是全球地貌和气候最多样、复杂的国家，有必要将地球和宇宙领域的重要科学思想与研究成果纳入中学地球科学课程，使之体现时代特点、适应社会需要、服务国家战略。

其次，对现有地理教材进行升级改造。组织地球科学领域的院士专家、师范院校地理学科课程专家、中学地理学科教研员和优秀教师，深入分析地理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从整体上修订地球科学课程标准和课程内容，指导课程建设，编著一批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查通过、适合全国使用要求的地球科学教材。

再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学能力。对已有师资加强继续教育和职后培训，修订师范生培养方案，增加地质、地球物理、大气、海洋、环境等地球科学的内容。

最后，加强课程资源开发。改造现有地理教室和实验室，配备相关教学实验设备和可视化数字资源，组织开展野外考察和研学旅行，使学生掌握现代地球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培养创新思维、科学精神和生存技能。

尽早制定并发布基因编辑动物安全评价指南及相关政策

参照《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基于个案分析的原则，在科学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简化数据要求、优化申报流程，以减轻研发单位负担，加快新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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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曹晓风指出，近年来，基因编辑在动植物育种领域的应用飞速发展，引领育种产业发生颠覆性变革。

“我国在2022年发布了基因编辑植物的安全评价指南，目前还没有基因编辑动物的安全评价指南或相关监管政策。”曹晓风告诉《中国科学报》，“随着基因编辑技术在动物领域的发展应用，我国亟须出台合理的监管政策，确保基因编辑技术在动物育种中充分发挥潜力，同时保障食用安全和避免环境风险。”

2019年，全球基因编辑市场规模约为4.44亿美元，据预测，2027年将达到157.9亿美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市场将是基因编辑在农业中的应用，包括其在作物和动物育种中的应用。”曹晓风说。

目前，日本、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已出台了简化的基因编辑动物监管法规，欧盟国家以及英国等正积极制定简化的监管政策，为产业化铺路搭桥。

“对于基因编辑动物，我国已有多项研发储备，相关政府部门做了重点调研，产业化应用蓄势待发。产业界迫切需要国家出台清晰合理的监管政策。”曹晓风说。

因此，她建议尽早制定并发布基因编辑动物安全评价指南及相关政策，为相关产业化应用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她还提出，应参照《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基于个案分析的原则，在科学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简化数据要求、优化申报流程，以减轻研发单位负担，加快新技术应用。

“动物育种具有特殊性，不同物种之间的育种体系不尽相同。因此，应充分考虑畜禽品种特点和商业化育种体系，对基因编辑动物基于物种的编辑体（而非个体或品系）进行申报和评价。”曹晓风说。

坚持创新引领、多元发展，积极推动新型储能技术创新

加强新型储能技术及装备基础研究，突破技术瓶颈，降低关键核心技术成本

结合不同场景实际需求合理布局，加快新型储能技术示范应用及市场化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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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储能作为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对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全国政协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振涛说，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建设新型电力系统，这为包括二氧化碳储能在内的新型储能技术发展创造了良好机遇。

张振涛委员表示，我国高度重视发展新型储能，要坚持创新引领、多元发展，积极推动新型储能技术创新。要加强新型储能技术及装备基础研究，突破技术瓶颈，降低关键核心技术成本。同时，结合不同场景实际需求合理布局，加快新型储能技术示范应用及市场化推广，以更成熟、更经济的新型储能技术满足应用场景多样需求。

在国家层面明晰湖库塘圩管辖范围和权责，建立国家、省、地方三级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的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和多部门分工协作的管理机制

尽快启动全国湖库塘圩资源环境普查工作，制定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湖库塘圩普查工作技术规范

在摸清全国湖库塘圩家底的情况下，开展生态系统自身完整性、稳定性的生态安全评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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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湖库塘圩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类型多样，并发挥着重要的生产、生活、生态功能。但目前我国湖库塘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还存在着底数不清、长期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等问题。此次参会，全国政协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张甘霖聚焦我国湖库的生态安全，带来了一份关于尽快启动全国湖库塘圩资源环境普查与生态安全评估工作的建议。

张甘霖深耕水土资源研究领域30多年，常年在田间野外奔走。除了太湖、巢湖等重点湖泊外，还十分关注面广量大的水库、坑塘。他告诉记者，我国湖、库、塘、圩只占国土面积约1.35%，但在安全供水、调节气候、维系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受城市化进程、农业生产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塘圩出现了萎缩乃至消失的情况。“很多小的塘圩消失了，它原本可以消纳很多污染物，一些湖泊周边的湿地也在消失，它的生态功能也就随之下降。”张甘霖说。

为此，张甘霖提出，建议在国家层面明晰湖库塘圩管辖范围和权责，建立国家、省、地方三级管理体系，建立有效的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和多部门分工协作的管理机制，切实提高管理效率，可根据不同类型湖库塘圩的自然环境特点和功能差异，明确不同类型、不同区域湖库塘圩的保护重点和实施路径，分类型、分层次对重要湖库塘圩进行有效保护，规范和引导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由自然资源部门牵头，联合水利、生态环境和农业农村等部门和中国科学院，尽快启动全国湖库塘圩资源环境普查工作，制定不同类型不同层级湖库塘圩普查工作技术规范，重点针对我国湖库塘圩开展水量、水质和生态系统普查，特别是淡水湖泊水资源现状数据，补充塘圩的水资源和水生态数据，构建我国湖库塘圩分布、水量、水质和生态系统基础数据库，为我国湖库塘圩的功能提升与科学保护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在摸清全国湖库塘圩家底的情况下，张甘霖还建议，要开展生态系统自身完整性、稳定性的生态安全评估工作，确定现状水资源量、水环境容量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力，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湖库塘圩管理对策和保障措施。

加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技术与模式落地转化

建立完善的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推广服务体系

提升土地经营者主动应用黑土保护科技成果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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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商品粮输出基地，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4，商品量占全国1/4，调出量占全国1/3，被誉为国家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和“压舱石”。然而，长期不合理的耕作和高强度利用导致黑土面临“量减质退”的窘境，严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生态安全。

近年来，国家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部委联合出台了《东北黑土地保护规划纲要(2017—2030年)》《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政策措施，2022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进一步明确了黑土地保护的目标及重要任务。2021年，中国科学院与东北三省一区开展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集聚中国科学院相关科技力量开展集中攻关，为用好养好黑土地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科技部也设立了“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重点专项，开展黑土地退化阻控的科学创新研究。目前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高标准农田建设、侵蚀沟治理投入了大量的工程项目资金，同时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也加大了科技资金投入，已经产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技术及模式成果；但科技成果与工程项目结合不紧密，科技成果不能有效利用到工程项目的建设之中。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力量弱化，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较慢，难以有效开展土壤改良、地力培肥、保护性耕作、秸秆综合利用等技术服务与成果就地转化。土地经营者更加注重提高土地产出效益，主动开展用好养好耕地的积极性不高。

全国政协委员、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姜明建议：

一是加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技术与模式落地转化。首先建议加快黑土地保护科技资金投入的顶层设计，加大科技投入支持力度，对科技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科技创新”重点专项、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先导专项等科技项目进行有效统筹，集中目标，统一发力，形成有显示度的、成体系的技术成果，为用好养好黑土地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其次加强黑土地保护科技成果与保护工程项目有效结合。目前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已经产生了良好的保护技术与模式，例如黑土地保护的梨树模式2.0、龙江模式、盐碱地治理的大安模式、鸿鹄智能农机、秸秆腐解剂等技术体系及产品，但目前这些科技成果不能有效利用到黑土地保护的工程项目建设之中。主要原因是工程项目分配到各市县，通过招标形式进行建设，这样就不能保证好的技术成果得到应用。建议自上而下做好技术成果清单和标准，并在工程项目执行中得以明确，保证好的成果得到有效利用。因此亟需进一步加强科技部、中科院等科技项目的科技成果与农业农村部、水利部等部委的黑土地保护、水土流失治理等工程项目有效结合，实现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

二是建立完善的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推广服务体系。首先建议进一步健全完善省、市、县、乡等以农业技术推广总站为主体的纵向推广服务体系。根据调研结果，目前农业技术人员流失、队伍不稳定、专业不对口等问题普遍发生。调研数据显示，2018年吉林省乡镇种植业专兼职农技人员4806人，到2020年为3741人，减少了1065人。这就导致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及黑土地保护等政策和技术措施不能很好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其次要形成以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生产资料公司、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等横向推广服务体制：形成以广大科技工作者、农村科技示范户、乡土人才为骨干的专群结合、城乡结合、上下融通的推广服务体系，使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技术推广工作实现网络化和规范化，加快科技成果落地并产生实际效果。

三是提升土地经营者主动应用黑土保护科技成果的意识。首先建议充分调动土地经营者的积极性，注重激励性措施与强制性措施相结合。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土地经营者往往通过单施化肥追求保产增产，自主培肥土壤、用地养地积极性不足。建议构建多元化奖励投入机制，探索试点将耕地地力等补贴发放与黑土耕地保护措施落实挂钩机制，实现从“包产到户”到“包质到户”的转变。其次推动土地流转，建立新型经营主体，发挥技术示范引领作用。以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为先锋，构建高效的科研与示范、科研与生产的互动机制，建立更为高效的黑土保护与利用技术高标准示范网络，加速实用技术成果的研发和推广。结合土地流转，加速推进技术实施进程和提升实施效果。再次建立黑土地保护技术的标准与规程，加强黑土地保护技术培训与宣传。形成黑土地保护的技术名录及技术规程，强化黑土地保护科技人才队伍、基层农技推广队伍和高素质农民队伍建设，建立农技人员职称评价机制，激发农业科技人员活力。加大黑土地保护政策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开展黑土地保护工作成效宣传，营造全社会关心黑土地、保护黑土地的良好氛围。

从国家层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大科学装置的统筹协调

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的集群效应，打造多学科前沿交叉研究平台

推动用户实验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撑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迭代

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助力解决中国智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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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又称“大科学装置”）为抓手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是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快提升高水平科技创新、打造新经济发展引擎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大科学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围绕“四个面向”，在多个领域开展了重大原始创新研究，衍生了一批公共创新平台，攻克了一批共性关键核心技术。

对标国际上的几个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大科学装置还需要进一步“扩充阵容”，中国散裂中子源与同步辐射光源的组合是经过国外已有经验验证的最强组合，二者之间相互支撑和配合，在研究手段上形成互补，在经济效果上形成集聚效应，吸引高新技术企业、高校院所、人才等落户，对于更好地服务广东制造业升级，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的转型发展大有裨益。

我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大科学装置的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的集群效应，打造多学科前沿交叉研究平台，推动用户实验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撑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迭代，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助力解决中国智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

在守牢能源安全底线、保障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的前提下，应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能源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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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绿色能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一直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国科大博士生导师、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所长刘中民心中放不下的牵挂。

今年是刘中民履职全国政协委员的第六年，每年他都针对我国能源问题建言献策。2018年，他提交了履职的第一份提案——《推动我国能源化工成套技术与装备出口》，建议将能源化工技术打造为继高铁、核能之后我国海外技术输出的“第三张名片”；2019年，他建议以科技创新促进国家能源新体系构建，尽快推动能源领域国家实验室落地；2020年，他建议在典型区域集中开展多能融合示范，如以陕西省榆林市为试点，创建国家级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2021年，他呼吁跨领域系统化布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形成全面支撑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技术体系；去年，刘中民又提交了《关于设立颠覆性技术国家专项创新基金的提案》，为“双碳”战略实施的意义和推动发声。

“二氧化碳排放与能源资源的种类、利用方式和利用总量直接相关。”刘中民表示，能源及其相关的工业体系主要依赖化石资源，要达到“碳中和”目标，必须重构能源及相关工业体系，从高碳向低碳化、绿色化突破，形成先进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新体系。

他的提案也正逐步成为现实。2019年，大连化物所联合中科院内部能源领域优势力量，牵头组建了中国科学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近年来，该院在许多区域统筹部署多能融合相关技术先行先试，“以点带面”推动“双碳”目标下我国能源新体系构建。

在刘中民看来，提出真正有用的提案，离不开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摸索。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刘中民一直在身体力行地推动着洁净能源的发展，为“双碳”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煤代油的洁净能源开发，是刘中民和他的团队几十年研究探索的方向。他们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甲醇制烯烃技术，该技术支撑世界首套甲醇制烯烃工业化装置建设，为国家创造了数千亿元规模的战略新兴产业。

2022年，刘中民团队历时10余年科技攻关的50万吨/年煤基乙醇工业示范项目建成中交，对于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刘中民牵头负责的中科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变革性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示范”，目前已突破63项关键技术，示范类项目全面开工35项，带动企业投资超1500亿元。

将“乌金”变成“绿能”，是刘中民为实现国家“双碳”目标贡献的点点滴滴，也是他“多面”角色中的一个侧面。作为科学家，他一直积极探索各能源领域碳减排技术路径，以多能融合破除各类能源及各种行业间的技术壁垒、体制障碍，以区域示范形成低碳发展新格局；作为所长，他坚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思考如何调整大连化物所的学科方向，发挥大连化物所在洁净能源及相关领域的优势；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开展调研，与其他代表委员深度探讨，结合自身经历为国家出谋划策。

今年两会，刘中民又带来了他在能源领域的新提案。“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能源问题面临更为复杂、更为严峻的挑战。在守牢能源安全底线、保障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的前提下，应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能源国际合作。”

“科研当报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希望我的提案对国家有所帮助。”刘中民说。

本文综合整理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科学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央广网、新京报、南方网、南京日报、湖南日报、扬子晚报、 重庆日报、羊城晚报、北京卫视、中国吉林网、中国科学院官网、中国科学院大学官网，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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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高玥鹏 马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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