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章文|网络泛娱乐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及其“解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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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0年第5期。

引用格式：杨章文.网络泛娱乐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及其“解蔽”[J].探索,2020(5)：181-192.

摘要：在人人皆是自媒体的时代，网络成为青年意识形态表现的最前沿。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现实张力，网络泛娱乐化产生非政治化与意识形态极化倾向、资本逻辑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渗入、“类像文化”表征等问题，形成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性力量，阻碍着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宣传与培育、传播，给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带来很大挑战。为此，需要不断形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掌握网络空间话语权、回应网络焦点问题、净化网络空间生态，以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和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来解蔽网络泛娱乐化的消极影响，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作者：杨章文，男，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前，“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问题值得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成为我们需要深刻思考和探究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治理实践的日趋精深，相关研究成为国内学界尤为聚焦的显性论题。基于自身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学者们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成果丰硕。从研究发展来看，国内相关研究经历了从“单一理论思考”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演进历程；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高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等问题展开。这些研究不乏真知灼见，譬如杨嵘均强调发挥网络虚拟社群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治理功能和消除其不良影响并重；付安玲等发现大数据的“4V”特征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多主体性、整体性、及时性和精准性需要高度契合；王永友等指出，必须理直气壮地强化网络传播的管理权、创造权和治理权，以消解错误社会思潮网络传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史献芝认为构建科学高效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予以完成和破解的重大现实命题；杨广越等梳理了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法治化的时代意蕴，认为应加快制度供给、建立健全法治体系、构筑内容监管体系和构建创新机制；等等。

梳理既有研究发现，当前研究已实现了从简单文献梳理到深度剖析现实社会中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困境的生成动因，再将问题意识和现实关照相统摄，对现实问题进行兼具指向性和针对性的回应。然而，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依旧需要持续深入研究。第一，宏大叙事与微小叙事相统一。当前研究或注重从国家视角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予以宏观论述，或对某一思想领域的具体问题加以评析，两者有机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第二，重视对西方社会思潮的深入探究。现有研究偏重从舆情、低俗文化等内容着手对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问题展开分析，其中特别缺乏对西方社会思潮如泛娱乐化、民粹主义等的批判性阐释。第三，加强对青年群体的研究。既有研究将政府、社会、高校等视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主要关注对象，而对青年则鲜有提及。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0年4月28日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其中青年网民2.43亿，占比26.9%，因而青年理应是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治理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基于此，本文将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以青年为考察对象，以泛娱乐化思潮为研究场域，勾描网络泛娱乐化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寻求其治理行动策略，以期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进而维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1 网络泛娱乐化何以遮蔽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

“泛娱乐化”是相对于“娱乐化”现象而言，指认价值观念产生变化的某种泛的概念，主要表现有娱乐明星崇拜、偶像崇拜、戏说历史、色情暴力等。当前，网络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泛娱乐化也随之成为塑造社会精神、文化风貌与价值观念的重要力量。网络泛娱乐化严重影响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培育与传播，使青年意识形态风险出现放大与弥散的可能。

1.1 网络泛娱乐化转移青年的意识形态注意力

从出场语境看，泛娱乐化作为娱乐化的进阶形态，源于尼尔·波兹曼的经典论著《娱乐至死》，深植于西方特定的文化语境与社会土壤。20世纪80年代，通过深入剖析以电视为主的媒体对人思想认识、认知方法乃至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在这一表述影响下，泛娱乐化时常被界说为中国版的“娱乐至死”。        

若说以波兹曼为代表的学者只是开启了泛娱乐化现象研究的“意涵之门”，那么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虚无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才真正让这个直抵人心的语词引发公众深思。作为一种技术的网络新媒体，它的确为人们带来了极致的视觉冲击、感官刺激和身心享受。但是，随着其工具性被日益推崇，甚至片面放大娱乐的实存意志，致使其主导地位与辐射效应日趋增强，甚至逐渐覆盖了人的一些主体能力和价值，筑构了一个持续冲击人的精神的异化空间。质言之，网络新媒体传播娱乐本身并非一个社会问题，而当其所承载的一切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呈现时就使之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媒介庸俗化的“原罪”。网络新媒体技术在给予娱乐自身特点以赞同的基础上，倾力推广娱乐的内容，并将“娱乐至死”的精神以新技术的形式演绎得淋漓尽致。就此，新媒体催生出的影像文化和影像符号渐趋取代传统媒介中的文字文化与文字符号，零散化、原子化的信息呈递演化为文化传播的主流。为迎合以青年为主体的广大受众，一些网络新媒体在话题设置上热衷于“心无旁骛”地制造各种震惊或猎奇事件；曝光娱乐明星绯闻、私生活；用嘲弄经典、讥讽政治、侮辱英烈的言辞误导青年。这一由网络新媒体技术勾勒的泛娱乐化幻象对人们的交往理性和思维理性影响极其深刻，并在青年“无意识”状态下实现了无声塑造。于是，在不知不觉中，青年被新媒体工具营造的泛娱乐化浪潮裹挟，制造出一个文化零散、贫乏的泛娱乐化态势，创设了一个全民狂欢的意象世界。在这种依靠视觉冲击和感官刺激为主的泛娱乐化议题设置过程中，部分青年的崇高精神日益虚无、理性思维日趋凝固、人生价值日渐模糊。

就其本质而言，泛娱乐化幻象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呈现出的张力交织势态，使其本来面目——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展露于人。在维纳看来，“技术发展对善和恶都带来无限可能性”。固然，网络和新媒体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别，但当它们以各种手段渗入社会生活时，其中性立场已然发生倾斜。这样一来，泛娱乐化现象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抑或网络技术对个体观念的作用力就绝无泾渭分明之可能。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个体观念为何更易受到娱乐信息的影响和羁绊？其实，这与觅寻事物本质或客观实际的繁复性与程序性紧密相关。网络社会中缤纷杂冗的信息让价值理性难以在短时间内映现出来，娱乐资讯满天飞则增多了揭穿其本质的不确定因素，此时工具理性或个人观念较易占得上风。而工具理性的崛起，势必导致价值理性的式微。于是，在调侃、恶搞等戏谑行为的加持下，泛娱乐化幻象已经从根本上背离了娱乐的本质——在自由时空内“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成为被异化了的娱乐。事实上，在物质资料得到极大满足的今天，青年群体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精神享受(如娱乐、休闲、旅游)之上。然而，在此迁移和转换过程中，青年也容易陷入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的泥潭。由于意识形态所具有的“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内在特质，使得这一以享乐和私欲为核心要素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时常将资本的增殖机理无声渗入青年过度消费的价值符码之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受拜物意识导控的消费主义所鼓吹的为消费而消费理念，相形于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二者在价值禀赋上有着质的差别。

1.2 网络泛娱乐化稀释并解构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

网络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也促使“价值理性和批判意义让位于泛娱乐化乃至‘娱乐至死’”。在网络泛娱乐化中，传统意义上的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工作正面临着被稀释和被解构的危机。原因在于，过往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工作中所信奉的“价值理性和批判意义”渐趋失却了原初意涵，青年网民对各种娱乐现象推崇备至，以至于在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的虚拟空间交往中容易陷入空虚、焦虑、无意义。实际上，非理性作为一种副产品的蔓延有其客观的存在基础，即网络泛娱乐化幻象导致的价值取向多元化会诱使青年的崇高价值在一定程度上遁入虚无。

其一，网络泛娱乐化在本质上凸显为一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心理学家荣格指出，青年正处在一个“意识二元阶段”，其“基本特征是扩大人生的见识，遭到强烈抵制的也正是这个特征”。青年一方面对现实世界充满好奇，内心急于达成理想的社会化蜕变；另一方面又容易因眼界能力有限、意气用事等而遭遇挫折。在泛娱乐化中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逻辑的互构激发了青年网民“本我”人格内潜的欲望和冲动，虽然他们也极力保持价值理性，但仍旧容易陷入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自利主义等价值观念编织的巨网之中而难以脱钩。这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仅仅仰赖传统的“强制性堵截和简单化管理”，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是否依然能够在网络泛娱乐化时代达到效果？心态消极者更是担忧，网络中的虚无化和非理性化话语远比娱乐现象本身更能影响青年，从而弱化青年的观念形塑和价值判断，稀释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成效。

其二，网络泛娱乐化在形式上表征为一种“群体沉浸”现象。从目标指向上看，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的目的是指引青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形成基本价值共识。然而，泛娱乐化思潮通常具有“无论何物、皆可娱乐”的特征，由此使得诸多有共同兴趣爱好与情感诉求的青年人以内卷化、圈层化方式沉浸其中而难以脱身。当个体组成群体时，其独特的个性随之消散，个体就逐渐开始失去理智并挣脱自身意志的控制，思维和情感也会悄然转至同一个方向，个人情绪和行为方式容易受到他人的濡染，甚至变得狂热而暴躁。网络泛娱乐化中个体更容易被掷入一个集情绪化和非理性化的“信息茧房”之中，使原本保有理智的青年在集体效颦中逐步走向沉迷。于此境遇下，以显性灌输、单纯说教为主要手段的传统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范式就难以将处在群体沉浸效应中的个体分离出来，涵育政治认同和凝聚政治共识的效果呈现亦将不尽如人意。

其三，网络泛娱乐化在样态上展现为多元价值观冲突。近年来，互联网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存在感不断遭到稀释。主因在于，非主流意识形态恣意反弹，迅速占据网络空间，频繁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弈，竭力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具体而言，源自西方的历史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政治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普世价值等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针锋相对之势，意在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些社会思潮披上娱乐话语的外衣，将思想植入文化和娱乐产品之中，传扬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冲的理论观点，混淆青年价值判断，造成青年价值混乱，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给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带来极大困扰。

2 网络泛娱乐化遮蔽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多元表现

泛娱乐化作为网络舆论空间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展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必须关照的重要前提。如何深化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提升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无法规避的问题，因其与强化国家认同、坚定理想信念、延拓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等重大现实课题相关联。为此，我们需要直面网络泛娱乐化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带来的巨大挑战。

2.1 非政治化与意识形态极化倾向离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在泛娱乐化的价值系统中，娱乐成为最高的价值评判准则，甚至有抵消主流社会价值的倾向，其他价值纵使存在，也被娱乐价值所遮蔽而失去了舒展的空间。“在能够轻易获取信息的情况下，人们更加容易接受简短快捷、支离破碎而又精神愉悦的内容。”过度娱乐化、世俗化的文化内容所引致的结果是文化产品的荒芜化、零碎化和单一化，以及用贴合青年心理的内容和话语对青年灵魂进行操纵和规训。某种程度来讲，猎奇性、幽默性的内容的确能够使人精神放松、内心欢愉。但当娱乐冲破自身功能与边界跨入“他者”领域，不断消弭历史、恶搞经典、调侃政治、颠覆正统，并伴随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合成”新的变异体之时，青年的理性思维与崇高信念就会被窄化，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也将日渐离散。

首先，泛娱乐化思潮消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随着泛娱乐化与消费主义、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合流，娱乐不再仅为消除压抑、慰藉心灵的“生活佐料”，而是暗含政治立场、思想理念、价值导向、意义言说的价值主体。其利用网络新媒体介质的比较优势，假借网络狂欢之名，辅以商业包装、感官冲击等手段，然则行传播文化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之实，这种泛娱乐化的表象和话语渐渐锈蚀青年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道德评判和价值认知。在当前网络空间，层出不穷的“泛娱乐化”文化新品在青年群体中肆意传扬，青年群体的思维方式、价值理念、道德认知出现多元对抗，使得青年面临虚无主义消解困境以及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危机。比如，某些综艺节目将冠军获得者作为竞技的标杆，以浮夸、虚无的内容装饰选手，使青年忽视其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某些婚恋节目将极致利己主义者作为追捧的主角，无形中引导青年的婚恋观趋于低俗化、物质化。

其次，非政治化倾向降低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效度。泛娱乐化思潮的非政治化倾向主要表征为拒斥政治权威、肢解民族认同、泛化意识形态、弱化政治信仰。从言说过程看，泛娱乐化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派生物，其价值观念展露出相对化、零散化、浅表化、庸俗化的特征，这在一定意义上遮蔽了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性语义和本质，扭曲了青年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削弱了青年的政治信念与意识认同。从叙述范式看，泛娱乐化排斥政治逻辑中的宏大叙事，致力于剔除其中的政治意志，为泛娱乐化的渲染腾挪空间。从表达理路看，政治化话语以专业、严肃、抽象、理性、深刻为逻辑主线，与泛娱乐化话语的随意、愉悦、具象、浅薄等表述大相径庭。也就意味着，非政治化倾向及其话语言说的庸俗化，冲淡着青年的个人意志和使命意识，进而也会削弱青年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降低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效度。

再次，意识形态极化倾向导致青年偏离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轨道。对新时代青年而言，网络空间、社交平台使其拥有了更普遍的言论自由，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娱乐载体较易激发青年情感共鸣、寻得自身价值归属，从而搜索到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娱乐信息。在共情的娱乐空间中，青年热衷于借助娱乐意识掩藏现实生活带来的负面情绪，因其娱乐追求具有相同的价值共性，他们不遗余力地纵深到网络空间之中，利用娱乐快感维系内心激情，造成社群区隔现象愈来愈严重，甚至出现了偏激化、极端化，形成意识形态极化现象。以2016年的“快播案”为例，在事发两天之内，“技术无罪”“我欠快播一个会员”等微博言论点赞量奇高，其间包含的价值趋向从根本上悖离了现实社会中“传播淫秽信息”的伦理常识。这种缺乏理性思考的现象出现后，其后果是人们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就被网络话题延伸出的偏见牵引，进而误导青年的道德认知、主观判断，使其逐步偏离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轨道。  

2.2 资本逻辑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渗入青年主流意识形态

话语在网络新媒体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也出现着流转，党委政府不再是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驾驭者，随着资本逻辑的宰制和技术力量的兴起，主流意识形态在海量数据一拥而入的情状下，出现了“失语”“失声”甚至“失踪”的情况。当前，网络的普及使得青年群体都可以成为网络信息的生产者和发布者。于是，信息的交流逐渐朝横向跨界、无中心的话语交互模式方向延展，传统维度中国家对网络意识形态的管理和领导权威遭到较大程度的挑战。在这一情境下，其主导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威对其他社会思潮的引领和整合更显艰难。  

首先，泛娱乐化使得青年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危局。伴随“娱乐至死”而来的是人们对公平、正义、文明、诚信、法治等进步理念的疏忽，以及对于意义表达和崇高价值的视若无睹。从当代青年的“偶像”嬗变历程来看，往昔青年所尊崇的偶像是民族英雄、道德楷模、文坛大家、大国工匠等国家脊梁，而今，在资本逻辑的洗礼下，影视明星、网络红人的出现已然成为偶像的标准，对信仰、精神、尊重的追求逐渐转向谋求声名、物质、利禄等。部分青年对于“三俗”(低俗、庸俗、媚俗)毫无遮掩的热捧也已超越了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范畴，演变成了粗鄙的、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另有部分青年对价值虚无、历史虚无、文化虚无的信奉最终透射出的是价值观的迷茫。假若放任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蔓延下去，就会从根脉上挤压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存植空间，解构、麻醉和侵蚀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阵地。近年来，在一些较为流行的穿越剧或网络游戏中，经常可以看到对某些历史人物的随意篡改、对历史事实的歪曲肢解，致使受众误解误读历史，甚至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弥漫。例如，在以青年为绝对主力的某一热门手游中荆轲化身女侠、李白成了刺客，这种“从形象到内容都与历史、传说完全不符合”的泛娱乐化历史虚无主义解构，就等同于“抛弃历史文化传统，割断民族文化血脉，让我们的文化发展迷失方向和目标”。

其次，以娱乐为标尺重构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资本逻辑操控下的网络媒介要获得受众青睐，就必须深入开掘文化的娱乐属性以吸收受众，于此竞逐情势下，文化产品的娱乐属性走向了极端化，形成了泛娱乐化的现实景观。它所勾画的景观世界是以娱乐为唯一标尺，全部形式的文化产品均被悬置于娱乐的秤杆上以重新度量其价值。这样一来，娱乐便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所有领域中斩获了霸主地位，推演成为一种新的教义和伦理。从近年的网络流行语来看，一部分流行话语以纯粹娱乐的内容形态、遮蔽主流话语的隐喻叙事，如“沙雕”“撩妹”“屌丝”“舔狗”等本身含有庸俗粗鄙态度的流行语，从网络场域漫溢到生活实际中，甚至出现在某些官方新闻媒体的标题中。从中不难发现，传统语境中的文化叙述、话语权威也面临着娱乐的冲击与消解，政治话语、经济话语、文化话语、道德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被割裂、被重构，由以酿成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漂浮和游离。

再次，自由化、多样化价值观念与主流意识形态展开话语权争夺。作为资本逻辑与大众文化相耦合的产物，泛娱乐化思潮以自由化、多样化的价值需求侵袭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以往的意识形态工作从业者集体不断遭受青年的排斥与猜疑。泛娱乐化从根本上离散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凝合力和引领力，使青年的价值意识深陷多样、繁杂社会观念的纠缠之境，并与主流意识形态展开话语权争夺。青年活泼灵动的思维使其价值话语呈现出易塑性，在观念上偏向于支持和赞赏那些标新立异的思想，在目标上欣喜于确立具象化、个性化、独立化的发展航向。在彼此贬抑和磨合中孕育出内部同质、外部排他的亚文化话语圈，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一元性、指导性的价值旨归相抵触。因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逐渐被亚文化话语圈消解、湮没，以致青年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难度不断攀升。

2.3“类像文化”表征解构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

在泛娱乐化的浸染下，人们日常生活趋于娱乐化的同时，娱乐也日臻实现了大众化、缥缈化的转向。当青年完全沉浸其中时，目所能及的并非事实本体，而是与事实相悖的“类像文化”。在网络社会中，“类像世界与观众之间的距离被销蚀了，类像已经内化为大众自我经验的一部分，幻觉与现实混淆起来”。由于实存真实与虚拟真实之间的鸿沟被填平，其所带来的恰是一种超真实的镜像效果。对于青年来说，这种虚拟镜像表现更加显著，更易制约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的效果。如果个体乃至整个社会逐渐沉溺于娱乐之中，社会生活中的大众话语就会被娱乐重新阐述，社会的价值格局也会因此被重新塑造。

首先，泛娱乐化的镜像效果导致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和虚化。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的广泛应用，人人都可饰演自媒体的主角，这犹如给泛娱乐化的滋长加装了“助燃器”，文化产品和内容一旦与娱乐相链接便能快速映入公众眼帘。各种各类段落化、原子化的信息经由快手、抖音、微博、微信、知乎、B站等网络中介在青年群体中无限弥散。基于青年自身视角，“我”即是网络世界的最强王者。网络中一些标签性话语不断重置青年身份，如“二次元”“网络喷子”“佛系青年”“斜杠青年”等，使得青年的自我意识和价值观念逐渐淡化。从虚实关系角度看，虚拟与真实的时空间距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虚拟本我与真实本我的效果割裂。在虚拟世界失真的青年，将会一直处在被物支配的位置，导致其主流意识形态日益虚化。

其次，娱乐意象造成青年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能力缺乏。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建构的重要阶段，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还处在摸索阶段，因而会分外关注外部对自身的评价，价值认同成为青年意识形态建构之维的关键一环。在泛娱乐化中，许多青年或有意或无意地成了娱乐的弄潮儿，海量娱乐信息业已成为青年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来源。让人深感不安的是，当今网络的头条和热搜往往由某娱乐明星的恋爱、分手、出轨等“口水新闻”霸占着，特别是诸多自媒体从业者凭借粉丝、广告等即时效应攫取了较多流量，从而达到“收割青年”的真实目的。例如，2019年6月9日某明星在其微博发布了一条分手消息，这一消息瞬间引爆微博，即刻占据了微博热搜榜第一的高位；也正是在这一天，官方发布了袁隆平开耕盐碱地、种植海水稻的消息，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这一科技重磅信息几乎无人问津。可以说，一些自媒体为赢得市场青睐、攫取网络流量，不惜制造种种娱乐幻象，直至沦为资本的附庸。与这些娱乐意象相携而来的是大众文化的滋生品——“粉丝文化”，它直接生成青年群体的集体无意识，使其逐渐丧失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力、甄别力和建构力。

再次，“愚乐”销蚀引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危机。泛娱乐化思潮背后所隐藏的是消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欠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道德准则指引的文娱产品，单纯地围绕低俗、色情、暴力等话题制造和渲染消费欲望，使青年个体意识从娱乐变成了“愚乐”，整个社会坠入精神空场的危局之中。现实表明，泛娱乐化不仅影响着青年的思想观念，还潜移默化地塑造着青年的价值观，这对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形成强大冲击，并且在青年浑然不觉的境遇下销蚀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2015年，以某短视频博主为代表的网红文化迅速崛起，通过夸张的毒舌吐槽、殴打动作、爆粗口等行为方式，表面上让人们的压力得到瞬间释放，实则表征为一种“伪语境”——它永远只能提供虚拟而非真实的行动，对社会现实问题并未有破解之道。相较于硬性的、外显性的意识形态灌输手段而言，这种软性的、内隐性的渗透手法对于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形成致命冲击，需引起人们高度警觉。

3 解蔽网络泛娱乐化以加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行动策略

潜隐在网络泛娱乐化思潮幽黯里的是“喧嚣众声”，是青年社会主义理想信仰的空场地带。网络泛娱乐化中青年易于趋向追求浅表的嬉闹和欲望的满足，直接导致部分青年个体意识在浅薄的嬉闹中走向麻痹与虚无，其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也在浅薄的嬉闹中消沉与迷失。鉴于此，为有效纾解青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娱乐化的困境，需要充分考虑青年群体的实际价值诉求，从多维度、多视角展开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以进一步实现从虚拟世界到现实生活的复归。

3.1 汲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养分以形塑青年意识形态认同

在重感官享受轻内在涵养的网络泛娱乐化中之所以出现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的格局重塑与话语消解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科学理论的滋养。如果一味地对娱乐实行盲目堵截与暴力抵制，必将带来青年的逆反和拒抗，引发青年个体的叛逆心态。因而，需要自觉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养分，运用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剖其实质、辨析其危害，秉持正确的思想导向，妥善因应青年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中的问题和挑战，形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其一，科学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观点和方法，指引青年透视泛娱乐化幻象的运行逻辑。网络空间中纵横交织的泛娱乐化现象，不仅可以独凭自身“本领”以去权威化、去政治化、去中心化的手法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而且还能笼络其他社会思潮生成新式的传播符号和话语系统。但在追本溯源的意义上，泛娱乐化思潮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深受资本逻辑导控和牵引。在与其他西方意识形态的相互交织中，进化成一种幽隐的、极具蛊惑力和杀伤力的社会思潮，能够轻易误导青年道德选择及淡化青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泛娱乐化思潮可以潜移默化的手段误导青年群体的主流价值观念，导致青年被“愚乐”奴役自我。由是，包括政府、社会、高校在内的各治理主体，都应该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观点和方法积极引导青年明晰泛娱乐化的本来面貌，剖析其固有症状与真实危害，涵育青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素养和使命担当意识，树立正确的劳动幸福观和娱乐休闲观。

其二，深化青年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学习以确保其精神在场。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引领的空场导致青年批判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匮乏，是泛娱乐化思潮泛滥的诱因之一。习近平指出：“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凝聚亿万网民。”因此，亟须在网络空间中加强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与自身成长成才历程相统一，把这一思想蕴含的强大真理力量转化为实践伟力，有力祛除泛娱乐化思潮的庸俗观念与虚无价值。同时，在网络社会中积极宣传新思想、新理念，以执着的信念全面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实现由“软松宽”向“硬紧严”的理念转变，进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浇筑青年意识形态认同的基座，丰盈网络空间中青年的精神世界，以确保其精神在场。

3.2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掌握网络空间意识形态话语权

从方法与功能视角看，话语权不仅能够引领舆论走向，还能提供意识形态支撑和引导。由于长期浸泡于泛娱乐化的潮涌中，一些青年能体悟到审美贫乏与价值失序带来的负面效应。在信息化时代，谁拥有了网络信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谁就拥有了意识形态治理的主动权。因此，需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倾力维系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引导青年树立道德底线思维，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格局。

其一，激发青年掌握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主动权的愿望。从网络新媒体的主力用户来看，青年人是各类新媒体技术的主体，也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希望所在，其所思所感映照着这个时代的精神脉搏，体现着这个时代精神发展的深度。网络文化尽管蓬勃旺盛，其中风靡的泛娱乐化现象也满足了青年愉悦精神生活的需要，但泛娱乐化的快消文化本质决定了其只能满足一时之需，而终究无法填补青年内心的真正空虚，更无法使青年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创生和自我净化。面对青年渴盼娱乐与实现自我价值的矛盾心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场和介入尤显迫切。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真正引领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价值向导，它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统筹各阶层的价值诉求，还能觅得主流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以实现对多元价值观念的引领。具体而言，相关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可以典型塑造、榜样示范、实践淬炼等形态对青年予以妥善引导，激发青年掌握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主动权的愿望，发挥道德培育与道德认知的主观能动性，引导青年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实现自我价值。

其二，以青年为圆心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辐射力。在泛娱乐化中各种信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一些居心叵测之人在网络中恶意抨击党和政府、故意造谣生事、恶搞红色经典、颠覆英雄伟人、轻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吹嘘西方普世价值观念，对此，必须积极汇集力量给予有力驳斥，立场坚定地抵制和反对各种荒谬言论。与此同时，以青年为圆心，在网络空间中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辐射力，通过加强对网络新媒体的关注，不断获得网络新媒体的话语权，提升网络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此外，作为网络思想阵地的守望者，各职能部门理应肩负起党和人民委以的重任，营造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氛围，不断改进和强化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领导机制，致力于完善网络论坛等的意识形态舆论和舆情引导工作，有效遏制泛娱乐化思潮的滋长。

3.3 回应网络焦点问题以彰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制度优势

在景观幻象的逻辑驱使下，泛娱乐化现象能够快速地唤起青年群体的兴致，并在悄然无声中以强大的娱乐性对青年的意识产生重大影响。正因如此，我们不仅需要在理论维度夯实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性和制度性基石，而且需要在实践维度回应和解决网络社会中既存的焦点问题，不断筑牢经济发展根基，充分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其一，增强一体化思维，实现共青团引领青年与服务青年的有机融合。作为党的群团组织，共青团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得益彰、相互协调。做好网络泛娱乐化中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宣传工作，应当提升一体化思维，将政治引领的要求嵌入青年工作的方方面面。在理念维度上，坚持青年路线，始终做到“从青年中来、到青年中去”，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泛娱乐化思潮，避免青年遭受泛娱乐化侵蚀。在内容维度上，始终将青年“毕业求职、创新创业、社会融入、婚恋交友、老人赡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操心事、烦心事”作为共青团工作的根本指向，充分彰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在要求维度上，积极回应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焦点问题，以求实之风和求真之心为青年揭开娱乐幻象，以真心赢得青年。应当说，唯有打牢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组织底基，才能使“泛娱乐化”幻象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

其二，重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向，提升青年获得感和幸福感。从出发点和归宿点视角看，泛娱乐化思潮不是将受众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目标，而是以消费主义、虚无主义为根，以抽象人道主义为本，以私欲的满足作为评判价值正确与否的标准。因此，要循序推进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提升青年在现实生活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行为方式角度看，部分新媒体为迎合青年的娱乐偏好而不择手段，凸显了资本逻辑导控下泛娱乐化思潮的逐利本质。这就要求对泛娱乐化现象展开综合治理，厘清娱乐乱象产生的根源，系统地把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到网络社会的各个方面，将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其三，及时回应解决青年群体关注的热点问题，增强国家认同感。一方面，泛娱乐化常假借中国改革进程中出现的诸如经济上的贪污腐败、文化上的“走出去”困境、生态上的环境污染、道德上的精神滑坡等社会热点话题进行“反省”，实质上往往挟带着“私货”，企图消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客观成果。因而，主流媒体应主动观照社会现实问题，对青年所聚焦的热门问题展开实时回应并予以解决，以此增强青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提升国家认同感，清扫泛娱乐化市场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当代青年普遍面临着学习、工作、婚姻、劳动、住房和人际关系等一系列难题，“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发展现状加速了青年对网络娱乐的依赖。这就需要从青年个体出发，将其差别化、多向度的价值诉求有序融入社会建设全过程，以社会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修复主流意识形态诠释框架中的“事实”维度，引导青年秉持客观立场认知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3.4 加大网络意识形态生产的法治约束力度以净化网络空间生态

泛娱乐化思潮作为一种渗透力极强的意识形态，其治理和监管不仅涉及文化、政策、新闻、伦理等领域，对网络意识形态生产进行法治化、规范化的管理也属当务之急。要“依法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当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制定法律法规的硬性手段介入网络空间管理，如美国采取“自我监督性”管理模式，新加坡则施行“法制严明、秩序为先”的管控模式，而中国也针对自身国情及网络领域出现的问题，适时地制定了多项法律法规。但仍需看到的是，网络技术和信息总是处在不断更新迭代中，这就使得法律监管和适用无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迟滞性。对此，要多措并举，不断提高针对网络空间的监督管控力度。

其一，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生产的法治监督，从源头上截断错误思潮的传播渠道。行为心理学认为，对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给予一定的强化刺激，就能使人的行为获得强化或消退。网络意识形态生产及治理要坚持正强化和负强化的有机统一，以正强化为主，负强化为辅。近些年来，网络新媒体利用直播、短视频等服务不断提升用户的娱乐体验，即时性的信息传播对政府的法治监管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一过程中，社交媒体成了众多社会焦点事件爆发的“栖居场所”，社交平台变成了娱乐素材和娱乐新闻的生产基地。故而，必须加强网络管控，从源头上防止错误意识形态的生产与传播进路，截断社交媒体和社交平台与泛娱乐化的网络链接。

其二，构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共同体”，创新监管方式。网络技术和信息的快速更新迫切需要加快网络道德和法治建设进程。这一进程的推进，除依靠政府力量之外，更重要的是凝合社会、高校、网络平台、青年个体等方面力量，构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共同体”，从而走向同频共治、实现共创共生；同时，针对青年的网络责任与义务，制定详细明确的网络行为规范。在构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共同体”的基础上，还应在法律层面创新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监管方式，对平台和用户进行信用、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法律规约，倒逼生产者和使用者依法律行事。比如，有关部门可以在娱乐信息传播和获得物质利益之间设立“减速带”，亦即在流量获得与流量变现之间建立第三方“滞留点”，以进一步阻断自媒体平台借用娱乐之名生成和传播反社会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的路径。

其三，坚持“大小兼治”原则，净化网络空间生态环境。整体上而言，微小平台散布泛娱乐化信息的频率明显更高，缘于过去遵循“抓大放小”原则，惩治力度尚不够，导致这些平台频繁地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推送“三俗”信息，污染网络生态。故此，既要在法律上加大惩戒力度，形成强烈震慑效应，让不良娱乐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转发者都难逃法律的裁制，也要让监管部门及时弥补法律漏洞，提防以假乱真的问题在法外之地长时间“裸泳”，从而不断净化网络空间生态环境。

4 结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网络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与之相伴而来的泛娱乐化思潮在日益影响人们尤其是青年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的同时，不断形塑着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与发展的新情态。在与消费主义、虚无主义、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合流之后，泛娱乐化不再是单纯的用以释放压力和慰藉心灵的器物，而是暗含特定意识形态立场的价值观念。伴随这种价值观念而来的是非政治化与意识形态极化倾向、资本逻辑导控风险、“类像文化”表征等问题，其间所形成的一种遮蔽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阻碍着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和传播。而要解蔽网络泛娱乐化所带来的问题，关键在于充分汲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养分，以形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同时，还需牢固掌握网络空间话语权、妥善回应网络焦点问题、积极净化网络空间生态，以不断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  

当前，越来越多的娱乐内容在智能化、可视化等手段的助推下，逐渐将虚拟空间中的泛娱乐化现象从幕后拉到台前。泛娱乐化思潮作为青年个体生活实践中难以避免的一环，正以更为隐性的姿态不断渗入青年的思想领域、生活领域，从而离散和销蚀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但同时也意味着，依照泛娱乐化的运行规律而展开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泛娱乐化思潮与网络意识形态生产的运动方向，也可从中理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与青年价值观形塑之间实存的关联性。在网络娱乐社群不断扩充的今天，泛娱乐化思潮已然超越私人范畴，逐渐上升到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层面。在此之中，泛娱乐化背后的关系矩阵总是生发出以娱乐会友的互动情态。这就需要在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培育的框架内，思青年所思、想青年所想，在切实关照青年思想动态的历程中不断探索提升青年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的新途径、新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入脑、入心，才能坚定青年的理想信念以更好地促进其成长成才。诚然，本文依循网络泛娱乐化而建立的观察视角虽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培育提供了一定经验参照，但仍无法对网络娱乐现象的全部泛化生态予以逐一回应。在生动揭示泛娱乐化的本质特征及其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危害时，我们也必须留意到泛娱乐化所带有的双面性。故而，在之后的研究中，我们还要深入探讨以下问题：其一，基于泛娱乐化所形成的文化景观是多元的这一事实，如何对泛娱乐化形成的文化景观进行加工改造，以着重发挥其正向效应。其二，在消费文化较盛的虚拟空间场域，握有生产权的某些特定群体是否导致内容创造的偏向性，如果有，我们该如何看待由此引发的网络公平问题。其三，如何研判网络虚拟空间中的泛娱乐化现象对新时代青年人才培养带来的影响及其程度，并加以利用。其四，娱乐内容生产在探寻跨地域流动的过程中，如何与他国乃至全球文化生产相关联，是否会与更大范围公共虚拟空间产生融合，又是否会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和维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更大风险与启示。笔者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从公私、地域、社群、自媒体等方面着手，继续深入考察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不同实践范式及其效应，将会产生更多具有中国语境阐释力的研究成果，并终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