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胤|民众问责驱动基层干部有效回应的机理与类型——基于H村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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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5期。
引用格式：李华胤.民众问责驱动基层干部有效回应的机理与类型——基于H村的调查[J].探索,2021(5):125-136.
摘要：民众问责是政府有效回应群众诉求的外部驱动力。H村在推进“一家亲”APP改革中，建立“互助问答”平台，既为群众有序表达诉求提供了载体，也使群众可以随时追踪干部的回应行为，赋予了群众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有力凭借和主体能力，这极大激发了群众参与问责的热情和意愿。在线询问、实时评价、线上公共舆论等多种问责形式与村庄场域内衍生出的线下公共舆论问责、道德问责、选票问责等构成民众问责合力，以较强的问责压力驱动干部的有效回应。在理论上，这是一种基于民众参与的问责式回应模式。有效的民众问责受到问责主体性和能力性两个因素的影响，民众问责的主体性越高、能力性越强，民众问责的有效性就越高，形成的问责压力就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在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下，形成四种不同但彼此可以动态转换的民众问责式回应模式，并在实践中呈现出两种基本类型，即预见性民众问责下的主动型问责式回应和实践性民众问责下的被动型问责式回应。基于民众参与问责的回应机制为新时代提升农村基层干部回应能力提供了有效的模式借鉴。
作者：李华胤，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讲师。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农民有着广泛的诉求。既有与农民现实利益相关的个体性诉求，也有与村庄发展相关的公共性诉求。基层政府如何有效回应群众诉求直接决定着农民参与村治的意愿以及乡村治理水平。对于农民提出的合理性诉求，他们可以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做出有效回应。作为回应客体的农民群众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基层干部回应自身诉求呢？Y市“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三治办”)在全县农村推进“一家亲”APP改革试验中，内嵌的“互助问答”平台让农民群众既能便捷地表达诉求，也能持续追踪和观察村干部的回应行为，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监督与督促、评价与舆论等方式，促进了村干部回应效率的大幅提升。那么，农民群众在“互助问答”平台中的参与行为又是如何驱动基层干部有效回应的呢？基于此，本文以回应为切入点，从农民群众角度出发，对“互助问答”平台提升回应效率的内在机理进行深入剖析，为提高基层政府回应能力提供理论启示。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回应意味着一个组织对公众提出的要求做出快速反应，也意味着政府主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有效回应民众诉求是其责任性的重要体现。如何促使政府有效回应民众，有效履行回应责任，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对“责任与回应”这一理论命题，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以选票为中心的选举责任驱动回应。在竞争性选举政治体制下，公众手里有选票，拥有选举政府官员的权利，使政府官员更加重视公众的意见，并尽力做出负责任的行为。政党或议员想获得公民的支持和选票，就必须对民众的诉求及其关注的议题进行回应；反过来，选票也构成民众确保政党或议员回应性的重要手段。只有政党或官员对选民进行回应，才能获得选民选票的支持。政党支持者的偏好与政党立场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有利于在政府被授权期间代表公民的偏好。政党、议员或官员要想获得稳定的、连续性的选票，或者想拓展新的选民群体，就必须关注选民的诉求并做出承诺或回应。与大众民主制度相比，比例民主制度下的政策回应性更明显，因为比例民主制度下政党竞争性和政府脆弱性程度更高，政府部门对公众偏好的回应更敏感。另外，回应性也因选举情境的不同而不同，在不同类型的选举中，对诉求的回应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与欧洲议会选举相比，政党在全国性选举中会更多地倾听选民的政策优先事项。可见，选举政治下的选票既意味着责任，也是选民问责的凭借，可以促进回应性。
第二，制度性的责任建构驱动政府回应。回应是负责任政府的重要体现，通过制度性责任建构可以增强政府的回应性。提升政府的诉求回应能力是促进群众诉求表达形式从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向的有效途径之一。赫斯特德等人认为，为了在中立的专业知识和政治回应性需求之间寻找平衡，通过正式政治化、功能政治化和行政政治化三种政治机制可以强化官僚机构的回应性。1949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相对比较完善的信访制度体系，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均成立了信访机构，同时建立了接访制度、信访工作责任制度等。垂直化信访体系的建立从制度层面赋予和强化了政府回应民众诉求的行政责任和政治责任，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属地原则履行回应责任，及时回应和解决民众诉求。信访工作成为党联系群众的重要纽带。当然，只有“建构以平等协商、参与回应为核心的回应型治理模式”，才可以为基层民众提供维护自身权益的有效机制。政府在回应民众的过程中也会根据情境创新出“开口子、给票子、定调子、补漏子等回应性治理策略”。因此，通过制度安排强化和突出回应责任可以促进政府回应。
第三，体制内的问责驱动干部回应。回应民众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回应民众即是服务民众。突出和强化对回应行为的问责可以增强干部的回应性。一方面是来自行政系统自身的问责。当面对新矛盾新问题而引发政府介入时，经过“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问责、评估、总结和反思”，可以促使政府制定更负责任的回应策略，从而建立回应型政治。注重回应绩效评估，强化回应责任，在回应机制中建立回应承诺和责任追究制度，可以增强政府回应的效能。另一方面是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问责。在实践中，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出了包括网络问政、电视问政等多种形式的问政实践，以激励干部的回应性。“制度化水平和制度多样性”作为回应性制度的内生要素，成为回应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公民通过网络表达政治诉求的数量大幅增长，网上负向情感的表达往往更容易激发政府回应。当然对于网络诉求表达，不同层级的党政干部有不同的回应逻辑。总之，在既定条件下，来自体制内的问责可以驱动回应。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有助于从理论上理解回应性的驱动机制。不难发现，无论是选票驱动回应、建构回应组织履行回应责任，还是强化问责驱动回应，均是从政治系统或行政系统出发的回应驱动机制，这是一种回应主体视角的回应动力机制。在理论上，回应是由政府和民众围绕“诉求表达与回应”形成的一组行为互动链条。在这个意义上，民众诉求是回应行为的触发点，回应行为因诉求表达而生、因诉求解决而终止。在履责方向上，回应更多地是一种向下的责任，民众有要求得到政府或干部回应的正当性权利。可见，民众是回应研究不可回避的研究主体。那么，期盼政府或干部有效回应自身诉求的民众在驱动回应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的作用及其机制是什么呢？笔者2020年4月在Y市H村调查中发现，在“一家亲”APP中嵌入“互助问答”平台，不仅调动了农民群众表达诉求的积极性，也激发了农民群众问询干部回应行为的热情，以农民问责实现了基层干部的有效回应。从调查来看，农民群众的参与和问责既是H村APP改革的亮点，也是“互助问答”平台驱动回应性的根源所在。本文基于H村的跟踪观察，从民众问责角度出发，深入剖析民众在驱动回应中的作用机制、决定要素以及行为类型，尝试建构“民众问责式回应”的理论模式。
2 农民诉求与干部回应：H村的案例
Y市“三治办”在全县范围内试点推广“一家亲”APP改革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村级公共服务诉求的回应难题以及提高治理能力。从H村的试点看，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
2.1 “一家亲”APP中回应功能的设计与应用
村民下载安装“一家亲”APP后可以在线获取五类服务。一是问题咨询。既可以表达村庄建设方面的意见，也可以表达公共服务诉求。二是村务信息查询，可以通过“阳光村务”栏目查看村务公示事项。三是村务参与，以在线提建议或投票的形式参与村务。四是服务连线。既可以在线查询服务办理流程，也可以在线报警。五是新闻查阅，包括市场讯息、天气、就业等。可见，“一家亲”APP是一款具有综合性功能的村务软件，其功能属性是服务性和治理性。最值得关注的是内嵌于APP主界面的“互助问答”平台，其主要功能是群众随时在线向村干部表达诉求。从H村推广该平台后的用户体验、村民评价以及使用率来看，“互助问答”平台是最受村民欢迎的功能项目，在所有功能中使用率最高。使用过“互助问答”或在线表达过诉求的村民比例达到了70%。其主要原因是农民群众可以随时在线表达诉求，既节省时间，又能快速得到村干部的回应。
2.2 诉求表达与干部回应
在“互助问答”平台上，村民实名注册后以发帖的方式表达诉求，既可以提出日常性问题、村庄发展问题以及村务建设等诉求，也可以向某位特定的村干部表达诉求。村干部也以实名注册，登录后可以查阅诉求，并以在线回帖的方式回应诉求，如告知诉求收悉、解决方式、解决结果等。对于一些需要线下采取措施解决的提问，干部可以先在平台上进行回复，由村委会开会协商制定具体解决方案予以解决，待解决后，干部会再次进行回复，同时上传相关照片以证明诉求已解决。从诉求表达到村干部回应的整个过程、所有内容均是透明的，对所有村民开放可见。
如果H村某位村民在线表达了诉求，全村所有在线注册的村民、村干部均可以通过自己的客户端清晰地看见“谁提的诉求、提出时间、诉求内容、紧急程度、村干部有没有回复、谁回复的、回复时间、回复内容、回复态度、是不是真正解决了问题”等全部信息。最重要的是，H村村委会没有APP的后台管理权，不能删除“互助问答”上的诉求等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会一直存在，可随时查看。对此，“三治办”的工作人员认为：“所有内容必须透明，老百姓提的要求，干部有没有回复、咋回复的，都要公开，只有这样才能敦促干部及时回复，不走形式。”
2.3 多元问责与回应力度
“互助问答”平台设计“跟帖、点赞、满意度评价”等功能选项。这些功能使村民可以在线评价、质询和责问村干部的回应。评价结果、质询或责问的跟帖内容对所有人开放可见。这种独特的技术设计形成了村民多元介入的问责形式，增强了干部回应的力度。
一是多元化群体介入的线上直接责问。据跟踪观察，如果村干部没有及时回复诉求，村民会跟帖催促，如“再不回复，不解决问题，我去找镇里市里解决了”。而其他有着同样诉求或者可能存在类似诉求的村民也会跟帖催促，如“是不是被问怕了，解决不了，躲家里睡觉去了”。如此，诉求表达者、诉求直接关联群体、诉求间接关联群体、围观群众等多元群体会迅速集聚在网上就村干部的回应行为展开公共讨论，形成强大的线上公共舆论。同时，这些多元化群体还可以对村干部的回应语气态度、回应内容等进行在线满意度评价、点赞等，开展直接的评价问责。
二是线下的公共舆论责问。对村干部的线上回复内容不太满意的村民会将线上的回应事项转化成线下的日常社交主题，掀起线下公共讨论，并逐渐发酵成全村的舆论话题，进一步扩大问责效应。如H村某位村干部说：“要是对手机上的回复不满意，吃饭、喝酒、闲聊的时候，都会讨论你，说你不作为，不知道的人都知道了。”
三是线上与线下的选票质问。对回复内容、回复态度不满意的村民或围观村民可以发起线上、线下的选票责问。可以在线上留言跟帖，如“问个话都不搭理我们选他们当干部干嘛”“再不回复，不解决问题，就是没能力，下次选举不选你了”等；也可以在日常交际中与选票联系起来，向其他村民倾诉自己的不满情绪，如H村某位罗姓村民说：“干部不回复我，我就到处说，叫大家下次不选他了。”
2.4 回应成效
“互助问答”平台在H村试点运行中提升了基层干部的服务能力，增强了干部的回应意识，产生了较高的回应效能。第一，线上诉求表达的透明化提高了回应效率。在项目改革之初，村民对“互助问答”平台表示质疑，有村民这样评价：“当面提要求都不回复你，在手机上管用吗。”但随着使用率越来越高、诉求表达量越来越多，村干部的回应并没有变得迟缓，反而回复及时性大大提高。在H村，诉求表达后12个小时内基本都会得到回复。如村民在5月12日12:54提出“河对岸的土房子有垮塌风险，威胁到附近小孩子的生命安全”的诉求，村干部在当天16:32就给出“安排了，明天来消除隐患”的回应。第二，村干部的回应意识和回应有效性大幅度增强。以往线下表达诉求后往往很难得到有效回应，线上表达诉求可以追踪、催促、质问或评价，不仅责问回应过程，还责问回应结果。在这种压力下，H村村干部对于线上回复都非常谨慎，力求解决问题。如H村妇女主任说：“我们有没有回复，能不能解决问题，大家都看得见，我们不能搞形式，要办实事。”第三，激活了农民参与。农民既能在积极有序的参与中表达诉求，也积极参与到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监督和问责之中。如H村某位农民说：“以前有困难就知道跑到村干部家里，村干部不给办，只能埋怨几句，现在还能监督他们，这才是真正的为老百姓服务嘛。”
3 “互助问答”平台实现有效回应的内在机理
从上述案例可以发现，“互助问答”平台驱动回应性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而农民的参与又依赖于技术条件。技术条件使民众参与监督和问责成为可能，是驱动有效回应的关键要素。民众在驱动回应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1 “互助问答”平台的实质在于突显回应责任和民众问责
回应责任是干部责任的内涵之一。这种责任的方向是向下的，强调对直接面对的民众负责，要求对民众诉求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在乡村社会，由农民选举产生的村干部是回应农民诉求的公共权力主体。有效回应民众诉求也是村干部履行回应责任的外在体现。但是，当下的村干部承担着较多的行政任务，更多地向上负责，向下的回应相对比较少。“一家亲”APP在H村试点推行时，大多数村民对“互助问答”平台的诉求表达与回应功能表示怀疑。这也说明了村干部回应责任的弱化程度较大。行政化的村干部将原本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回应责任逐渐边缘化，而线下环境又使诉求表达和干部回应无法追踪和控制，透明度较低，群众只能被动等待回应，而不能主动驱动回应。
“互助问答”平台的本质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诉求表达与干部回应从线下转换到了线上，以线上回应情境突出干部的回应责任，这是驱动回应性的前提；但真正驱动回应性的则是民众问责。一方面，技术“为治理主体间沟通提供了新型平台与渠道，有效促进了治理主体间互动”，将诉求表达与干部回应的行为互动空间放大到一个更大的网络空间和村庄空间下，突显和强化了干部的回应责任。自“互助问答”平台运行以来，村干部每天都要拿出一定的时间去查阅当天的线上诉求。另一方面，技术使诉求表达和干部回应的全过程实现“留痕化”，放大了农民诉求的客观存在性，使农民诉求不会因村干部的主观回避而被虚置或虚化，使群众更有可能监督和追踪干部的回应，变被动等待回应为主动问责回应，增强了民众问责的可能性。因此，线上“互助问答”本质上是以技术手段突显和强化村干部的回应责任，使民众问责成为可能。
3.2 回应发生空间的可视化机制是激活民众问责的基础
责任在责任感上意味着可问责性。对民众负有回应责任也意味着群众拥有问责回应行为的权利。以往线下诉求表达和干部回应的发生空间或在村干部家里、或在村委会办公室，这些空间的公共效应相对较小，只有当事人知晓整个回应过程与结果，以话语为主的行为互动无法留痕。即便是在欠缺回应的情况下当事人个体也没有问责的凭借，无法形成问责压力。无论何种形式的问责都需要工具手段，这个工具手段是可以用来质问回应行为的可量化、可视化的实物凭证。具备凭据的问责才能让村干部真正感知到责任压力，才能驱动有效的回应行动。而H村“互助问答”平台实名化、透明化的技术设计将原本发生在农民个体与村干部之间的回应过程放置到更大的网络公共空间，一方面使干部回应全过程信息得以留痕，使问责更有实操性和凭据性；另一方面会吸引更多群众的关注和议论，扩大问责规模和问责气势。
有效的民众问责以掌握整个回应链条上所有信息为基础。“社会拥有加强行政问责的巨大潜力，但是这种力量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并体现在各种问责机制中。”“互助问答”平台的最大优势是全景可视化的回应发生空间。网络技术制造了一个虚拟的线上村庄，最大程度地还原和增强了回应行为的公共性，突破现实村庄的地理因素障碍，增强信息传递速度。线上的农民诉求表达与干部回应完全发生在一个公共性更强的空间中，不仅激活民众问责，同时给民众问责赋能。借助“互助问答”平台，民众不仅可以掌握充分而有论证性的问责凭据，还可以进行全过程问责。一是问责回应过程，包括有无回应、回应及时性、回应态度等；二是问责回应结果，包括问题解决度、利益吻合度等。同时，后台技术的控制权和管理权在县里而不在村里，也有效规避了村干部主导回应的风险。由民众掌握问责回应行为的主导权，有助于消除民众的问责顾虑，最大程度地激活民众问责。
3.3 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是生成民众问责压力的条件
民众问责能够驱动有效回应的关键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参与问责是实践问责权的基础。但仅仅只有诉求表达者的单一性参与，难以形成较强的问责压力，也不足以刺激村干部的回应行为。只有多元化的群体共同参与问责，才能形成较大压力，才足以驱动村干部做出积极回应的行为。参与问责的民众数量越多，群体越是多元化，越是能够产生强大的问责压力，并在一致性的问责方向下形成强大的问责合力。“互助问答”平台的开放性和透明性设计为多元化群体参与问责提供了技术支撑。一是当事人问责。诉求表达者在得不到回应时，可以跟帖、追问、催促村干部，形成直接压力。二是直接相关者、间接相关者群体的问责。这部分人群主要指没有提出同类诉求但也存在或可能存在同样诉求的村民。他们在线看到诉求没有回应或回应得不好，会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进而做出跟帖、催促、差评等行为，进一步责问干部，形成间接的群体性压力。三是非利益相关者群体，以在线围观、看热闹的方式发表冷嘲热讽式的跟帖，活跃问责氛围，助燃问责，推进问责力量的聚集。以上三类群体在线上的质问行为有一个共同的诱因，即村干部的低效回应、无效回应或欠缺回应；后两类群体参与问责在于诉求表达者线上问责的情境渲染而产生的舆论聚集和情感共鸣。因此，在网络环境下，当诉求表达者进行在线质询时，村干部面临的绝非仅仅只是一股问责压力，其他在线群体也是隐形的问责群体。隐形的民众问责会随着诉求表达者质询力度的增强而随时演变为显性问责，并聚合成村干部无法承受的问责压力。三类群体的线上参与式问责形成问责压力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方向是一致的，最终会形成聚合性的问责压力，而消解问责压力的唯一途径是及时有效地回应诉求。
3.4 评价、选票与舆论是提升民众问责效度的三重凭借机制
民众可问责(或能问责)只能让村干部感知到压力，民众能够实践问责权才是回应的强大驱动力。“互助问答”平台能够驱动有效回应的核心在于为民众问责提供了三种有效且实用的凭借机制。
一是最直接的线上评价。以往对政府回应性进行考评往往缺乏社会力量支持和民众参与，“只有政府单方面的主动性评价，没有将公民的意愿和能动性纳入考量”，导致政府回应的动力不足。“互助问答”平台则建立了一种以民众为中心的回应评价机制。“在线评价”持续开放，农民可以随时查看回应情况，并进行满意度评价、点赞或跟帖质问，使民众的考评问责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压力。“在线评价”也是弹性化的，村干部修正了回应行动，群众也可修改评价结果，对村干部回应形成正向激励。
二是选票。村干部的公共权力来源于村民选举。村民利用手中的选票进行问责是民众问责的重要内容。卡特莉娜(Catalina)等人发现，投票是一种分散的战略行动，如果公民不能协调他们的投票方向，作为控制机制的投票权就会消失。个体农民的选票问责是一种回溯性审思问责，对村干部回应行为的问责压力较小，是一种弥散的问责。当个体农民以村干部的回应实态为基准，往前回溯和审视自己的投票行为时，会产生一种“选你无用”的心理判定。熟人社会和技术条件则使这种心理行为成为一种实践行为。村民个体会直接在“互助问答”平台上以选票问责村干部，并在线下以社交话题的方式将选票问责效应持续发酵，最终会使数量较多的村民进行情境的自模拟，将选票与村干部回应不作为进行有效关联，从而不断削弱村干部的群众基础和公信力。这种因选票问责产生的群体性问责压力是村干部无法控制的，出于获得选票和连任的动机，必然会选择积极回应。
三是线上与线下的公共舆论。“互助问答”平台的开放性和实名化的技术设计制造了一个实名化的“线上村庄”，将全体村民紧密地联结在网上，村干部的不力回应很容易引发线上公共讨论话题，引爆线上公共舆论。作为回应主体的村干部与作为回应客体的村民生活在同一个地理空间，熟人社会性质以及自成体系的社会关系网络使线上公共讨论极容易转换成线下的社交话题，进一步引燃线下的公共舆论问责；反过来，线下舆论问责的扩散又会助力线上舆论问责。在H村，线上与线下的公共舆论以农民的冷嘲热讽、吐槽等负面情感宣泄为主，极易传染，形成群体问责效应。由民众掌控的公共舆论问责机制可以形成一种持久力更强的压力，驱动村干部履行回应责任。
4 理解基层干部有效回应的模式及类型
“互助问答”平台利用信息技术为农民诉求表达与问责回应行为提供了便捷的载体，其核心是有民众参与的问责。这是理解“互助问答”回应机制的理论基点。
4.1 有效的民众问责决定有效的回应
干部有没有回应以及回应效果如何，民众的体验和感受最真切。从公共权力来源和回应对象的角度看，民众都应当是问责回应行为的主体，拥有问责权。民众问责是有效回应的外部驱动力，也是直接驱动力。问责的压力越大，干部能够感知到回应压力的可能性就越大，越能做出有效的回应行为。回到乡村社会的现实看，虽然存在诸如道德问责、舆论问责等民众问责形式，但对于基层干部的回应行为并没有多大的驱动力，其根本原因是民众问责的低效。只有有效的民众问责才能驱动有效回应。有效的民众问责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有呈持续增长态势的农民参与；二是有问责的工具和凭借；三是具备生长力和关联力，可以衍生出多种民众问责形式，在彼此联结中形成同向问责压力。从H村看，技术条件使民众问责成为可能，赋予了民众问责的实践平台以及凭借工具，使民众参与问责呈现出一种积极的、有序的发展状态。既有线上的评价、点赞以及公共舆论质问，也能衍生出线下的公共舆论问责、选票问责以及熟人社会的道德问责。如果村干部对“互助问答”平台上的诉求没有回应，未得到回应的时间越久，线上跟帖、讨论和质问的村民就越多，评价也就越差，甚至会激起线下的公共舆论和道德谴责，诸多形式的质问犹如潮水一般向村干部涌来。这种基于良性参与的多种民众问责形式是一种有效问责，必然在实践中会产生强大的问责压力和驱动力，促使村干部采取有效性较高的回应行动。
4.2 民众问责驱动回应的影响因素
从H村“互助问答”平台的创新实践来看，驱动干部有效回应的关键在于农民参与式问责。有效的民众问责可以产生高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驱动干部做出治理性回应行为。从案例看，有效的民众问责受到两个核心因素的影响。
一是主体性。民众问责的参与数量、群体多样性直接决定着问责的效度与强度。参与问责的数量决定着问责的规模性压力，问责的人数越多，形成的问责势能越大，问责强度也就越大，村干部迫于压力做出回应的可能性自然越大。参与问责的群体多样性决定问责的延展性压力，参与问责的民众越是多元化，表明关注干部回应行为的群众越广泛、越多样，问责的声势也就越大，村干部对问责的可控性就越小，越容易选择积极性回应策略。H村“互助问答”平台通过技术手段把诉求当事人、直接或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以及非利益相关者群体联结在网络平台上，共同参与到监督和问责回应行为的公共行动之中。参与问责的人数多、参与问责的群体多样化，对村干部形成方向一致的压力，使村干部完全没有逃避回应的空间，唯一的选择便是积极回应。正如村干部所说：“注册了APP的村民都喜欢去互助问答里面看看，好几百人在上面讨论、留言，我们压力很大。”
二是能力性。可问责与能问责是民众问责有效性的两个维度。可问责是指民众问责权的实践；能问责是指民众拥有问责的能力和手段。来自民众的非正式问责可以推进负责任治理，但必须满足问责能力性这个条件。问责的能力性越强，说明民众拥有较多的问责手段、问责资源和问责凭据，问责的自主性和自觉性也高，也就越能产生较强的问责压力，从而驱动回应。从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来看，技术条件赋予了民众问责的参与能力、触发能力和关联能力。便捷而低成本的线上参与激活了村民的参与意愿，回应全过程的可视化与留痕化又赋予了村民的参与信心和参与能力，多元化村民的参与性聚集可以很容易触发线上和线下的公共舆论问责，同时与选举、道德进行关联，衍生出选票问责或道德谴责。最重要的是，参与能力、触发能力和关联能力因技术纽带形成有机联系，彼此可以朝着一个方向，在问责能力的互补中增进问责的强度。恰如案例所呈现的，一旦有村民发起线上质询，尤其是紧迫性诉求，很快就聚集起讨论和评价，并会迅速成为社交主题，掀起线下讨论和舆论。在民众编织的问责网络下，村干部没有逃避回应的“缝隙”。
总之，民众问责的强度和效度与主体性、能力性紧密相关。民众问责的主体性越高，民众问责的能力性越强，民众问责的有效性程度越高，越能形成高强度的问责压力。民众问责的有效性程度越高，会对基层干部的回应行为形成最直接、最有力的驱动力，自然也就越能驱动出有效性较高的回应行为。
4.3 民众问责与有效回应的互动模型
主体性、能力性共同决定着民众问责回应的有效性。在实践中，民众问责的主体性、能力性存在一定的差异，是动态变化的。如图1所示，主体性与能力性两个变量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强度、不同效度的问责，进而驱动不同效度的回应性。具体来说有四种路径：路径Ⅰ，较高的问责主体性与较强的问责能力下产生高效的民众问责，驱动高度有效的回应；路径Ⅱ，较高的问责主体性与较弱的问责能力下产生高主体参与的民众问责，驱动中度有效的回应；路径Ⅲ，较低的问责主体性与较弱的问责能力下产生低效的民众问责，驱动低度有效的回应；路径Ⅳ，较强的问责能力与较低的问责主体性下产生高能力的民众问责，驱动中高度有效的回应。当然，在现实中，民众问责的主体性、能力性会随着问责情境的变化而变化，Ⅰ、Ⅱ、Ⅲ、Ⅳ四种路径之间也会动态转换。当参与问责的人数越多、越趋于多元，民众问责的主体性变强，Ⅲ会向Ⅱ转换，Ⅳ会向Ⅰ转换；当民众具有越来越多的问责工具，民众问责的能力性变强，Ⅱ会向Ⅰ转换，Ⅲ会向Ⅳ转换；反之亦然。当民众问责的能力性、主体性都变强，到达一定的临界点，Ⅱ、Ⅲ、Ⅳ都会向Ⅰ转换；反之亦然。从基层政府善治的角度看，比较理想的路径是Ⅰ。因此，在实践中可以考虑将更多的民众纳入政府回应的问责主体范围，并赋予其问责能力，在有序、有理的参与式问责中提高回应性。
图1民众问责与有效回应的动态模型
4.4 民众问责提升基层回应有效性的基本类型
从回应模式上看，H村“互助问答”平台形塑的是一种民众问责式回应。它是政府或干部基于有效的民众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性较高的回应行动来解决民众诉求的一种回应模式。
民众问责式回应的核心是民众参与式问责。在表现形式上，民众问责具有弹性和隐性特征。既体现为一种可预见的可能性问责，民众问责隐藏于干部行为背后，随时可能会被触发；也体现为一种实践性问责，民众随时可能将问责付诸实践。前者体现为隐性的“预见性问责”，后者体现为显性的“实践性问责”，二者共同构成民众问责式回应的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预见性民众问责下的主动型问责式回应。在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民众拥有较强的问责能力和手段，基层干部亦能感知到这种问责压力，主动对民众诉求做出积极回应。这是一种较为积极的、主动的问责式回应。民众问责作为一种随时可能诱发的激励机制，隐藏在基层干部回应行为之前，有效回应带有更多的自觉性色彩。如H村村干部可以明显预见到自己的线上回应态度或内容可能面临着村民的在线问责和线下舆论问责，因而一般都会积极而慎重地回应。
第二种是实践性民众问责下的被动型问责式回应。民众问责是一种基于社会力量的潜在问责，当这一力量转化为切实的问责行动时，可以推动政府提供更优质和更均等的公共服务。因此，不管是已经做出的回应还是将要做出的回应，只要民众问责成为一种行为实践，就会生成强大的压力场，迫使村干部必须选择有效性高的回应策略或者对之前的回应行为进行有质量的矫正，使回应结果符合民众期盼。这是一种消极的、被动的问责式回应。民众问责发生于回应行为之后，有效回应是一种矫正后的结果呈现。如H村村干部没有回复诉求或应付式回应，当面临线上强大的公共讨论、较差的评价等情况时，村干部就会对先前的回应行为进行纠正或者经过村委协商后做出审慎的回应。
5 结论与启示
责任意义上的回应要求政府或干部始终站在民众角度考量自己的回应行动或策略。尤其是距离群众最近的基层政府，更需要有效履行回应责任。这不仅决定着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基层的社会稳定。政府或干部的有效回应行为既依赖于干部的自我激励，更依赖于外部问责。问责是政府履责的关键。从回应对象来看，回应是一种向下的责任，强调对民众负责。民众是回应行为的受体，也是问责主体。本文基于H村的调查和分析发现，“互助问答”平台借助网络技术既为民众有序表达诉求提供了便利，也为民众跟踪和观察村干部的回应行为提供了载体。以民众为中心的回应平台激活了民众参与问责的意愿和积极性，为民众问责创造了条件，形成线上问责、线上与线下舆论问责、选票问责、道德谴责等多样化的问责形式，有力驱动了基层干部的有效回应行为。从回应机制上看，“互助问答”平台形塑了一种民众问责式回应模式。基层干部基于民众问责的压力而做出有效回应。在“民众问责式回应”模式下，民众问责是有效回应的关键变量。民众问责的强度越高，基层干部回应的有效性就越高。但是，在实践中，只有有效的民众问责才能驱动有效回应。民众问责受到主体性和能力性两个因素的影响。参与问责的民众主体数量越多、群体越多元，民众拥有的问责能力越强，民众问责的有效性越高，产生的问责压力越大，就越容易驱动有效回应。在实践中，不同程度的问责主体性和不同强度的问责能力性也会组合成不同效度的民众问责，进而催生出不同路径的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回应性。因此，在考虑以问责提高基层政府回应性时，民众问责不失为一种可行路径。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探索乡村善治体系必然要求提高基层干部的回应能力。一个善治的体系也必然具有较高的回应性。如何在实践上有效驱动回应性，是建立回应性治理体系的关键。问责式回应模式从民众角度提供了一个较为有效且可行的借鉴路径。首先，要培育民众的问责意识和权利观念，塑造能够有序、有理参与问责的积极公民，以监督基层政府或干部做出积极回应。其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探索和构建民众诉求表达和干部回应的开放式平台，为民众创造问责的外部条件，以参与式问责提高回应性。再次，利用好乡村社会内部的道德体系，发挥德治的正向效应，激活熟人社会的公共舆论问责、道德问责等问责形式，以低成本且有效的民众问责驱动有效回应。最后，结合农村实际，探索多层次、多形式的民众问责形式，建构弹性化的民众参与问责机制以及规则体系，以有序、有效、有度的民众问责驱动有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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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回顾
张师伟|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功能：农村协商民主的规范完善与规则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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