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女性如何处理工作与家庭的关系？作家安珂·施特林专访
© 纳内·蒂尔
安珂·施特林（Anke Stelling），1971年生于乌尔姆，在斯图加特长大。1997年至2001年就读于莱比锡文学研究院。从事小说、影视及戏剧剧本创作，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目前，安珂·施特林（Anke Stelling）和她的家人居住在柏林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我们有幸聊到她的写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两个话题。但见面地点却是她位于朋友住处的工作室。一间狭小的客房，一张迷你书桌。简陋，但却安静。远离家人和日常琐屑。我们讨论的话题很多是有关照顾家人。即便在今天，无论是居家生活还是职业领域，大多数照顾家人的角色仍然是由女性来承担，且通常都是无偿的。她们给予他人陪伴，照料，看护或教育；照顾他人的饮食起居，呵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 | © wikipedia.org
施特林女士，《落地窗》讲述了母亲和她们的失败。主人公“我”最终身心俱疲，不堪重负；书中的每个女人都在为自己的丈夫和子女当牛做马，甚至连一份像样的工作也没有。而你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却写出了非常成功的小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小说《落地窗》| © amazon.de
……非常成功的小说？
没错，事实如此。或者我们就简单地叫做小说吧，这一点不重要。
不，这一点很重要，尤其当你开始谈到失败这个话题。其实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只是一种表象。我是怎么做到既当母亲又写小说？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么说是不是很怪？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有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话是怎么说的？……对，比如所谓的“家庭与事业”，仿佛一个人可以三头六臂无所不能，我就是被这种想法给害了。我母亲当年也曾经试图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发展事业，我亲眼见证了她的失败，如今我又亲眼见证了自己和周围其他女性的失败……
你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这一点恐怕我不能苟同。
之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兼顾，这和我生活在柏林有很大关系。这里的孩子一岁就可以入托，所以孩子一岁时我就把他们送进托儿所。而且由于我丈夫也是艺术家，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放弃工作，完全靠他养活。
不要孩子？
您的小说里其中一个主题：在养育行为的背后隐藏着许多看不见的深渊。在《关切》里，通过母子乱伦的情节这个观点被推向极致。
《关切》是一部签约作品，里面的人物关系是出版方事先给定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不得不思考，这种关系有什么耐人寻味之处？它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于是故事便开始围绕女性的操劳、付出，以及她们的自我关切展开。我庆幸这是个委托创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打破那些禁忌，更不会意识到，这种人物关系的设定对于始终困扰着我的问题极具启发意义，那就是：身为人母和照顾家人不仅有辛苦操劳的一方面，而且也潜藏着许多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性的阴暗面：干涉、专断、暴力。所以我试图通过写作对这些现象加以刻画。但与此同时我也并不自认为负有探寻答案的社会使命。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不要生孩子？搞集体主义那一套？让孩子天生天养？把一切交给国家？还是通过私有化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
你认为不存在一种理想的家庭共处模式？
事实上《落地窗》的故事背景本身已经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那就是摒弃“小家庭”，选择多人一起生活的合作公寓。我在小说里便描述了这样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形式。我自己也生活在一个几代人同住的合作公寓，我认为这是种不错的选择，但也并不抱有太多幻想。
小家庭并非理想模式
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不，事实上比这还要可怕！（笑）但这也正是我想表达的：我无法给出答案，我只作描述。在我看来小家庭并不是一种理想模式，它会带来很多痛苦。但如果以为合作公寓便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听不进任何批评意见，那是不行的。有一点想必大家都很清楚：为了维护某种理念的权威性而禁止发表不同意见，这样做的后果只会适得其反，使原本很好的构想陷入僵化，以至于走向毁灭。
也就是说不要搞合作公寓？
可以搞，但不要把它当做一剂万能良药。在萨拉·迪尔（Sarah Diehl）为她的《停摆的钟》（Die Uhr, die nicht tickt）一书举办的一次活动上，她说，那种认为“只有身为母亲的女人才懂得如何扮演母亲这一角色”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在未来，教育子女的责任将由几个成年人共同分担。因此她对合作公寓这种形式颇为推崇。我当时忍不住说：“对那些未经验证的方案还是小心为妙！”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合作公寓没有好的一面，比如我的孩子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成年看护者，对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有更多选择，而这与小家庭的生活模式截然相反。合作公寓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自由，使我们可以更合理地分配家务劳动，而不需要额外聘请保姆。
大家庭里，谁来负责照顾家人？
这听上去很好啊！
是挺不错。但随之而来的是照顾家庭成员的工作被摊派给个人，这让我对合作公寓重新产生了疑虑。这和幼儿园的情形类似：先是让家长轮流采买配餐食材，下一步是解雇厨师，再然后是家长轮流打扫卫生……我是经历过体制转型的人，当时 ，东德的幼儿园一律按照西德标准实行改制，只保留一名清洁工，不配厨师，不配洗衣工和缝纫工。终于有一天，洗床单的任务也落到了家长的头上，托儿所甚至问我能不能帮忙缝制三十个围兜。我要说的是，那是个国家出钱办的托儿所，并不是家长自发组织的民间托儿所。
1956年的东德托儿所 | © wikipedia.org
所以说，如果作为一种替代方式的合作公寓完全是效仿“大家庭”模式的话，我不太能接受。因为大家庭里负责照顾家人的是谁呢？——是免费的女性劳力。“代理祖父”一时兴起或许会陪孩子们下下棋；可到了真正需要别人替我照看孩子的时候，我能指望他吗？不能。我宁肯去会找隔壁的女人帮忙，而她多半也和我有着相同的处境，换句话说，已经被各种家务事搞得筋疲力尽，不堪重负。虽然这样问题也能得到解决，但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解决方式。
不能把孩子交给父亲吗？
在做家务和陪伴孩子方面，我相信父亲们的意识和愿望还是有的。但这也意味着要作出自我牺牲，事实上很少会有当爸爸的为了照顾家庭而牺牲自己在社会上的工作，父亲在这方面缺乏的榜样。正如很少会有当妈妈的牺牲家庭，牺牲那些依赖与她的家人的利益去成就自己的事业。
文学领域里的成功意味着什么？
女作家在发展文学事业方面能得到某些支持吗？
既然有成功的女作家，那么请问她们是谁？她们有着怎样的经历？她们有孩子吗？靠什么谋生？她们怎么写？写什么？一句话：文学领域里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是商业上的成功，还是艺术上的成功？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能为《落地窗》一书找到一家出版社，当时差一点就要去报名参加再就业培训。最后，我作为一个母亲在事业方面又峰回路转。但事情也可能沿着另外一种轨迹发展，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人读到这本书了。我很难把自己看做一个例子，也不希望自己被当成一个例子，来证明“身为三个孩子的妈妈还能轻松写小说，完全不成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样。
作者：本文由萨宾娜·鲁尔夫（Sabine Rohlf）撰写。萨宾娜·鲁尔弗，自由记者，现居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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